凡是在舊中國生活過十幾年的人，只要還活著，大多是七十歲左右了，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是是非非，應能拋開個人恩怨來評說自己所感知的客觀事物。
今天的年輕人,并未在舊中國生活過，對舊中國的真實情景沒有親身感受與觀察；
今天的年輕人,對外國列強、特別是日本人曾經在中國的土地上任意凌辱與屠殺中國人，沒有親身的感受；
今天的年輕人,即使知道外國人曾經在中國的土地上強暴中國的女大學生，也不會像事發當時的年輕人那樣悲憤,那樣義憤填膺……
在今天，能有多少年輕的中國人知道“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告牌”曾經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
在今天,能有多少年輕的中國人知道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狀況究竟是什么樣子？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社會上處處可見舊社會遺留下惡果，人民生活必需物資相當匱乏，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仍然處于十分貧窮的狀態；那時的中國，仍然是“豪門廣廈高洋樓”與“破房漏屋貧民窟”共存，仍然是“朱門酒肉臭”與“貧民豬狗食”對映，貧富差距是那樣的巨大，已經為當時的中國造成很難消除的尖銳矛盾：社會中日益加劇貧富對立，已經促使當時社會中極為嚴重的“仇富心理”和“仇窮心理”，演變成人與人之間難以化解的相互仇視與對立。那時的中國，這種貧富對立與仇視，已經到了隨時都可能引起社會劇烈動蕩的危險……；是人民解放軍的快速進攻和勝利，是新中國的成立，才使當時已經十分嚴峻的社會矛盾發生轉化，使人民群眾心中的難以撲滅怒火，能夠在有序的、有一定節制的、有一定范圍的“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和“民主改革”中得到相對緩解的、相當有限的、能夠避免社會動蕩的釋放；如果沒有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方針、如果沒有毛澤東提出“我們不能靠殺人來統治”，“我們只打擊民憤極大的極少數，一定要教育極大多數”的政策制約、如果沒有毛澤東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規定，如果沒有十分嚴厲的有力措施及時公開處理那些違反規定殺人的黨政干部，那時的“貧富對立”所形成“仇富情緒”，難免會造成無數“有產者”的大規模流血與傷亡……
在今天，年輕中國人不可能想象出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態！也不可能理解在廣大人民群眾歡欣鼓舞喜慶解放的感受……
在新中國剛剛建立兩周年的時候，在人們剛剛慶幸自己終于盼來一個值得信任的政府時，一些黨政干部露出了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苗頭，人民群眾看在眼里，心里會怎樣想？
毛澤東為了避免李自成進入北京后迅速滅亡的悲劇重演，及時在1951年12月１日以黨中央名義發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毅然發動震驚世界的“三反運動”！——毛澤東的“三反”，目的就在于促使共產黨員能在入城以后，繼續保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工作作風，繼續發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切實避免重犯李自成入城后的嚴重錯誤。
在今天，年輕的中國人，誰能像我們一樣，能夠依據自己親眼目睹和親身感知的事實，對“三反”之后的中國社會面貌進行實事求是的表述？只有我們能夠借助自己對舊中國和舊社會中的真實情景的回顧，聯系自己在建國初期的親身經歷，比較如實地評說毛澤東在那時發動的“三反”！
凡是在舊中國生活過至少十幾年的人，如果現在還活著，大都會像我一樣，終身難忘毛澤東的“三反”曾經為新中國開創了一個空前穩定祥和的社會新貌：“三反”后的中國，是老百姓十分滿意的中國，黨政部門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擺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各級黨政干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視為自己必須堅持的言行準則；“三反”后的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沒有貪官污吏、沒有腐敗現象、沒有花天酒地的場面、沒有賭博、沒有吸毒賣淫、沒有棄嬰、沒有乞丐、沒有流氓團伙、沒有車匪路霸、沒有搶劫偷盜、沒有拐賣婦女兒童、沒有性病、沒有包二奶、沒有假冒偽劣的商品、沒有惟利是圖的坑人……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廉潔社會，這是中國老百姓在物質生活條件雖然很不富裕仍然十分滿意的嶄新社會！
凡是在舊中國生活過至少十幾年的人，如果現在還活著，大都會像我一樣依據親身的觀察和感受，實事求是來對比新舊中國的不同，首先就在于 “三反”后的新中國，確實有一個很好的“黨風”：那時的黨政領導干部能夠“吃苦在前”，以身作則，既沒有“官味”，也沒有“官架子”，極少坐小汽車，即使趕時間也是騎自行車……；那時的中國，衣食住行的條件很差，一些領導“三反”的大干部，都能同一般工作人員一樣吃最簡單的“工作餐”，穿一般的舊軍服或普通的干部服；那時的廣大老百姓的生活，雖然比舊中國好一些，事實上仍然貧窮，但是老百姓心里確實很高興、很喜悅、很滿意毛澤東的“三反”之后的政府，很滿意自己能夠挺起胸堂面對世界，昂起頭面對世界列強，能夠感受到新中國的中國人可以不再受外國人欺負和壓迫，特別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把武裝到牙齒的美國軍隊和聯合國軍隊從中國邊界線趕回“三八線”的時候，確實使眾多的人民群眾興高采烈，無比振奮，深受鼓舞……
那時中國的年輕人誰不振奮？我剛參加“產業工會”，曾經看到過一個“逃難”到成都教書的知識分子，流著熱淚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金條捐獻出來支持自愿軍抗美援朝，他不留姓名，只說自己是“不愿做亡國奴的東北人”；我曾經和“工會”中的“南下干部”一起，為剛剛站起來中國人就敢于在抗美援朝初期同美國和聯合國軍隊進行較量而感到自豪；我曾經分享過那時期的成年人興高采烈談論中國人可以不再受外國人蔑視的喜悅與興奮；我曾經同一些來自山東的工人和工程師一起狂熱地高呼過“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經過毛澤東“三反”以后的中國，可以說是中國廣大人民群眾最最舒心的時期！老百姓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喜歡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真喜歡……”，喜歡唱“咱們工人有力量”，喜歡唱“萬眾一心，打敗美國野心狼！”……；那時候的中國，社會中的生活必需品仍然匱乏，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簡樸；但是整個精神的面貌確實空前的好，老百姓的心中確實有了一種近百年來從未有過的自豪感，一種從今以后可以不受外國人蔑視與凌辱的自豪感！一種從此可以不怕“官府”、不受“三座大山”壓迫的自豪感！
在今天，在毛澤東逝世以后，我已經看了不少有關毛澤東的書，也看了一些“反毛”的書，已經能夠比較理性地回顧自己在毛澤東時代的生活感受與歷程，已經能夠不以自己個人恩怨出發去認識和評說我所經歷的一些歷史事件，以及我所感知的一些歷史人物……
在今天，我們誰也不會無視毛澤東時代的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有無辜受害者，都有當時歷史條件和環境形成的局限性，都有當時難以避免的失誤與誤傷無辜的人。特別是在“三反”以后的“五反”、“反右”、“反右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確實有不少人無辜受害。——客觀的講，一些人在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并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能造成的，應當說那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在“肅反”時期，毛澤東就特別強調對查出的反革命份子，“能夠不抓的，就不抓；能夠不殺的，一定不殺”！這樣的原則，為什么未能很好的貫徹？因為毛澤東不是神，因為他必然要像世界上眾多偉人一樣，有歷史和環境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之處、也有他作為一個“人”所難免會有的失察與失誤……
毛澤東在提出搞“三反”之前，沒有人說過他還想搞“五反”；在毛澤東提出要在共產黨內搞“整風”的時候，沒有人說過他還要大搞“反右”。正因為毛澤東是人，正因為毛澤東難免會有自身的歷史和環境的局限性，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主席，難免會有一人之力難以抗拒的壓力，難免會有他個人之力難以控制的“因素”；毛澤東畢竟不是無所不能的神，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只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最重要的成員，他還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能夠說話管用的“偉大領袖”。
我有過參加“毛時代政治運動”的經歷，在“三反”時期，我很年輕、很單純、很容易受環境影響，很自然地會把毛澤東“神化”，很情愿跟著別人狂熱地高呼“毛主席萬歲”……，這也是那個時期“人”所難免的局限性。事實上，我是最近幾年，六十多歲以后，經過反復思索，才逐漸學會不帶個人恩怨地去認識毛澤東，理性和客觀地去分析與理解毛澤東，并把毛澤東作為人，作為有歷史和環境局限性的人來研究……
我直到最近幾年，才完全理解梁漱溟先生在1980年回答美國作家艾愷提問時的誠摯與真情——
艾愷問問梁漱溟先生：“中國歷史上偉人很多，你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是誰？”
梁漱溟說：“毛澤東!”
梁漱溟先生是唯一敢在1953年同毛澤東面對面進行爭辯的中國知識份子，他敢于當面批評毛澤東，敢于在毛澤東面前堅持自己的觀點，也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最嚴厲的批評，由此還引起一場“批判梁漱溟反動思想”的政治斗爭，并導致梁漱溟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挨整。梁漱溟先生在思想上與毛澤東有諸多不同認識，是一位熟諳中國歷史、獨立性很強的學者,能夠在中國社會上反毛澤東厲害的時期依據客觀存在歷史環境和條件對待毛澤東，這是梁漱溟先生能夠拋開個人恩怨，能夠尊重客觀存在歷史事實，能夠理性地對已經成為歷史的毛澤東進行實事求是的評說來評價，這是一個著名學者難能可貴的崇高品德的具體展示。
梁漱溟先生對美國作家艾愷說：“毛澤東是世界性的偉大人物,實在了不起。”這也是梁漱溟先生一生中最后一次評說毛澤東。他說:“沒有毛澤東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
我由衷的尊敬這樣的學者，因為梁漱溟先生尊重歷史事實，才能受到歷史的肯定！——相比之下，我們更應該依據歷史的事實來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更應該理性地依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去認識和評說作為“人”的毛澤東。
在今天，在毛澤東走下“神壇”之后，在我已經進入老年的最后歲月，我才從心底里十分贊賞作為“人”的毛澤東對中國所做出的偉大奉獻！我才從毛澤東的“三反”中理解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可貴精神實質……
在今天，在貪污與腐敗現象已經相當嚴重的今日中國，我們確實需要認真地回顧一下毛澤東的“三反”，正確地評說一下“三反”時期的經驗和教訓。
我個人認為：只要能夠作到盡可能排除個人恩怨，就比較能夠以一種實事求是的觀念、以一種尊重歷史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去認識與評說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在今天，正確的認識與評說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無論是對黨、對國家、對黨政官員、對廣大人民群眾，都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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