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三反運動”，認識與評說毛澤東經濟思想
不管你是否同意，歷史仍然會告訴你：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是當今世界最先進的經濟理論；是以新中國各級黨政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示范作用，帶動和引導全國人民為快速發展國家經濟而忘我勞動與無私奉獻的現代經濟理論；
不管你是否同意，歷史仍然會告訴你：“評說毛澤東，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論定的事；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決不是一些胡說八道所能夠扭曲的！”
在今天，我們在評說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時候，可以先從毛澤東的“三反”開始聊，先圍繞這個“主題”，然后逐步展開。參與者都可以依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轉發你認為能夠支持自己的文章和論述；我同樣可以依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在必要時引用自己所贊同的觀點，來說明：毛澤東提出的“三反”、“整風”……等政治運動，目的都是要在新中國推行自己的“建國思想”和“經濟理論”的一種準備、一種措施、一種力求共產黨員都能繼續“艱苦奮斗、奮發圖強、勤儉建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忘我拼搏！
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無一不反映特定時期的經濟狀況；毛澤東要搞的政治運動，無一不反映毛澤東在特定時期的經濟需要與經濟目的。——這是歷史能夠證實的客觀存在，這也是不應受到人為的歪曲、攻擊、否定與篡改的歷史事實，歷史遲早會證實這些事實！
在今天，凡是在舊中國生活過十幾年、又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二十多年，并在毛澤東逝世以后又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算來都是七十歲左右的人了。漫長的人生歷程，種種喜怒哀樂，無數恩恩怨怨，能不作些實事求是的回顧和反思？難道還要為了個人恩怨去反對和否定毛澤東？難道還要不顧歷史事實去任意胡說八道?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在1951年提出：為了加快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有必要在中國共產黨內大張旗鼓搞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政治運動。這就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以“三反”為名的，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內第一次“整風運動”。毛澤東的“三反”，只用了極短時間就為我們的中國和當今世界，奉獻出一個沒有貪污、沒有腐敗、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毛澤東的“三反”，只用了極短時間，就為億萬中國人民奉獻出一個雖然不富裕、卻能使人念念不忘和肅然起敬的嶄新社會！
在我們的中國和當今世界，還有誰能像毛澤東一樣能夠在極短的時期創造出如此偉大的成果？
在我們的中國和當今世界，只有親身感受過“三反”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國老百姓為什么會在今天念念不忘毛澤東？
為什么會在今天念念不忘毛澤東的“三反”？只有親身經歷過“三反”的人，才會對“三反”后一度呈現在神州大地的美好歲月念念不忘，正是毛澤東的“三反”為中國人民展示出一種空前廉潔的嶄新社會，使大多老百姓堅信作為“人”的毛澤東，必然名入青史，光照千秋！
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是黨政官員,只是一個已經退休多年的高級技工；現在既不想入黨，更不想當官，無須用歪曲歷史的手法來謀求個人私利，更沒有要把歷史拉回毛澤東時代的欲望和能力；我只想在自己將要走完人生之路的最后歲月，利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時光理性地認認真真回顧自己一生中的見聞和感受，不帶個人恩怨地評說一些“往事”和歷史人物，問心無愧地走完自己一生中的最后歷程……
在今天，只要是一個正常的人，只要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就不會去做那些“自不量力”的蠢事。
在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使中國的歷史倒退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已經逝世多年，“毛澤東時代”隨著毛澤東的逝世，已經成為中國歷史客觀存在的“過去”；正因為“毛澤東時代”已經成為中國歷史客觀存在的“過去”，任何人在今天都不可能從中國歷史上抹掉毛澤東為中國經濟發展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因為已經成為客觀存在的中國歷史事實，人民只能對它進行回顧與評說，而不可能進行抹殺。
“毛澤東時代”已經成為中國的歷史！沒有毛澤東就不會再有中國的“毛澤東時代”，這是必須看到的客觀存在。奇怪的是，在毛澤東逝世的二十多年里，一些人仍在害怕毛澤東，仍然擔心毛澤東會在中國“復活”，仍然害怕中國老百姓念念不忘毛澤東活著時沒有貪污和腐敗的中國……
其實，這些人大可放心，大可不用害怕；歷史既然不能倒退，毛澤東也不可能復活。
在現實社會中，凡是正常的人、思想沒有病的人，都不會害怕沒有毛澤東的中國曾經有過毛澤東時代；都不會害怕、嫉妒、忌恨和仇視那些曾經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億萬民眾對毛澤東的崇敬、熱愛和懷念；就像印有“毛澤東頭像”的人民幣，現在的中國人喜歡，誰也無法阻止，誰也不會無視其存在與合理。——這就是現實生活中已經存在的事實，這就是民心所系！
在今天，大多數人民群眾不是“阿斗”，不是用幾頂“反改革、反開放、反現任國家領導人”的“帽子”所能嚇唬住的；在老百姓的眼里：那些自以為是和不惜花大力氣歪曲歷史的人，那些別有用心一再污蔑和漫罵毛澤東的人、那些一再用胡說八道對毛澤東亂加罪名的人、那些一再為著個人私利去攻擊、漫罵和中傷毛澤東的人，無疑都是十分幼稚可笑的狂妄！
凡是在毛澤東時代為新中國經濟發展做出過無私奉獻的勞動者，最看不起那些敢于在毛澤東逝世以后一再漫罵毛澤東的“英雄好漢”們，最看不起那些能在毛澤東逝世后不敢正視歷史、只會不顧客觀事實漫罵毛澤東的“豪杰”們，他們當中沒有人能像毛澤東那樣能夠在極短時期內為中國人民奉獻一個沒有貪污和腐敗的政府，他們當中沒有人能像毛澤東那樣敢于在極短時期內為中國人民創造出一個由衷滿意的嶄新社會！如此的“英雄、好漢、豪杰”們，除了敢罵罵已經逝世的毛澤東，還能為中國做出一些能夠值得廣大人民群眾“由衷歌贊”的事么？還能在貪污和腐敗現象嚴重的今天為老百姓提出可以救國救民的主張或有效的辦法么？還能提出比毛澤東更有效的途徑來消除當今社會中的貪官污吏么？事實上，這些“英雄、好漢、豪杰”們，只會閉著自己的眼睛大罵已經逝世了的毛澤東，不會睜著自己的眼睛去正視歷史，更不會認認真真地依據歷史的客觀事實對毛澤東清除貪污腐敗的有效途徑進行理性的研究……
在今天，那些一再攻擊與污蔑“毛澤東不懂經濟”的人，為什么不敢正視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客觀存在？為什么不敢正視毛澤東經濟思想曾經一再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并獲得空前的輝煌成果？為什么不敢對毛澤東經濟思想進行科學分析和正確的“揚棄”？他們要么不敢對毛澤東經濟思想進行真正的理性認識；要么不敢說明現今社會不能運用毛澤東經濟思想主導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原因和理由。因為毛澤東經濟思想，恰恰是與“金錢掛帥，物質刺激”爭鋒相對的經濟理論：是以“政治掛帥，人的因素第一”為“核心”，是以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基礎”，是以各級黨政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示范作用和廣大人民群眾忘我勞動和無私奉獻為“靈魂”的經濟理論，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不折不扣的“以人為本”的經濟理論。
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就在國民黨重重包圍下的延安，運用自己的經濟思想在貧窮的陜北進行了“快速發展解放區經濟”的早期實踐，并獲得許多愛國人士和外國友人一致贊揚的輝煌成果。這些歷史事實，一度震驚世界；這些成果，曾經有力地說明：解放區能在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正是由于有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有效推動！
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正處于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共勢力的包圍與封鎖之中，必須面對全世界“反共頭目”圖謀迅速摧毀剛剛在中國建立起來人民政權的種種壓力，必須正視逃到臺灣的國民黨天天高喊“反攻大陸”的叫囂聲，必須警惕國民黨殘余武裝和部分土匪武裝在躲入深山老林后又伺機反撲的破壞活動……
在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都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在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物資十分匱乏的情況下，如果不能迅速恢復并發展新中國的經濟，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就可能崩潰，舊中國的存在的種種丑惡現象和人間悲劇就會在神州大地重演……
從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到1951年10月，毛澤東運用自己的經濟思想主導和推動中國進行戰后經濟的恢復工作，迅速使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到舊中國的最高水平，并在某些方面超過了舊中國的最高水平。這些成功的實踐和輝煌的成果，不僅證明毛澤東經濟思想能夠有效地推動新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還能夠在中國社會中“移風易俗”，加快老百姓生活環境和社會風氣的迅速好轉。
在“三反”之前，中國經濟的快速復蘇，促使毛澤東決定在1953年開始實施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此，毛澤東在1951年10月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再用一年的時間，在中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促進經濟建設，力爭在1952年為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更加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經濟基礎。
毛澤東在新中國建國兩周年之際，提出以黨內“整風”為動力的“增產節約運動”，很快就曝露與揭發出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內部已經存在矚目驚心的貪污、盜竊、嚴重官僚主義現象。致使歷來就痛恨貪污和浪費的毛澤東，立即提議由黨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發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這就是毛澤東在共產黨內大搞“三反運動”的由來。
(二)“三反”是毛澤東以“政治運動”推動新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次“實踐”
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要在1953年開始實施！在當時，黨內外有一些人提出：在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經濟基礎貧弱，人民生活物資匱乏，內戰留下的經濟創傷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相當艱巨的努力才能得到恢復，應當先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有了一定基礎時，再向社會主義經濟過度。毛澤東不同意這種提議，不同意新中國走他們所主張的經濟發展之路！毛澤東主張：新中國要快速發展經濟，決不能搞“金錢掛帥，物質刺激”，決不能跟在資本主義國家后面慢慢的爬，決不能鼓勵私有化、決不能激勵個人致富、決不能容忍用資本主義經濟手段來推動新中國經濟的發展，決不能任憑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在新中國生根發芽。
毛澤東認為：新中國發展經濟既然不能走英美西歐等國發展經濟的“老路”，就必須走一條既要合乎中國國情、又不完全照搬蘇聯經濟模式的“新路”。
毛澤東認為：對于黨政領導人和共產黨員來講，要在新中國發展經濟，必須充分發動群眾，必須認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必須不斷向人民群眾宣傳共產黨的革命路線和革命主張，必須不斷地努力工作、以身作則、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激發和引導人民群眾為新中國快速發展經濟而忘我勞動。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剛剛建立，“萬里長征僅僅走完第一步”，要在貧窮落后的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就需要堅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無私奉獻、奮發圖強”的建國方針，就需要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干部和每一個共產黨員繼續發揚革命傳統，繼續發揚“吃苦在前，享樂在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革命精神，在各條戰線和各個領域帶動人民群眾、引導人民群眾為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進行忘我勞動、做出無私奉獻。毛澤東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新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
事實上，對于共產黨員來說，要在新中國發展經濟，毛澤東為他們所確定的新路，遠不如“金錢掛帥，物質刺激”的“老路”簡單易行，確實可稱為需要極大的革命勇氣和犧牲自我的精神，才能獲取勝利的“新長征”；在當時，一些跟隨毛澤東在血與火中奮力拼爭與搏殺過多年的共產黨員，在成為革命斗爭“勝利者”之后，已經希望好好品嘗一下“來自不易”的勝利成果，他們不想也不愿再走毛澤東為快速發展新中國經濟所選定、對于“勝利者”來說無疑是十分辛苦難行的“新路”。在這些“勝利者”眼里，在當時的中國實行以“金錢掛帥，物質刺激”為核心的“市場經濟”，無疑是一種最為省力的、所需要的條件最為簡單的、無須再花大力氣就能讓老百姓看到“成果”，無須“勝利者”們放棄已經到手的“特權”，就能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就能為各級黨政部門十分容易地做出發展地方經濟的“成績”；在他們看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采用“市場經濟”來推動國家經濟的發展，國家的統治階級無須放棄個人享樂，無須進行艱苦辛勞的“長征”，只需要“為個人欲望的實現，創造一種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讓選民們較快地看到城市面貌改觀、社會生活條件改善、社會消費水平提高……；在他們看來，只要能夠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夸大金錢的作用，只要能夠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以不同方式刺激人們的種種私欲，只要能夠在人們的心目中注入“惟利是圖”的激素，就可以推動人們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去競爭和拼命的競爭；就可以在驅使人們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識與智力，自覺自愿地變成可以出售的“商品”，變成與其它生產資料一樣具有“資本價值”，成為生產成本的一部分，成為可以用貨幣進行買賣的社會“資源”；搞市場經濟，既能夠驅使人們“惟利是圖”，又能夠在人們“惟利是圖”的拼搏與競爭的過程中，逐步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搞市場經濟，無須國家的黨政領導人和各級政府花很大力氣去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無須國家黨政領導人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崇高的威望……
相比之下，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人”，強調“人的因素”，把人民視為創造歷史的動力，“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沒有人民，我們這個隊伍就不能存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來加快新中國經濟發展；為此，毛澤東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以身作則，吃苦在前，享樂在后，艱苦奮斗，勤儉建國，不怕犧牲，奮發圖強！
毛澤東認為：要在新中國實現快速發展經濟的目標，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各級黨政領導集體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就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為國家忘我勞動的無私奉獻精神，這就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基礎”；毛澤東提出在共產黨內搞“三反”，提出在共產黨內搞“整風”，提出在共產黨內搞“四清運動”來清除“共產黨內”積極推行“資產階級經濟路線”的極少數人。這一切能夠說明：毛澤東要搞“政治運動”，首先是毛澤東經濟思想在推進新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表現。
但是，毛澤東畢竟是“人”，畢竟有他的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局限性；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主席，畢竟不是“神”，不管他是否情愿，作為一個正常人，必須權衡利弊。毛澤東的局限性，必然造成他具有正常人所難免的缺陷，造成他只能眼看著“三反”迅速演變成“五反”，“整風”迅速演變成“反右”，要整“共產黨內”極少數人的“四清運動”，迅速演變成“人人過關”、“火燒百分之百”、大整群眾的“四清運動”……
在“三反”演變為“五反”，“整風”演變成“反右”時期，作為“人”的毛澤東，就表現出了“人”局限性：他面對黨內的大多數，權衡利弊，較為寬容地順應了黨內多數人的需要；直到毛澤東要搞的“四清運動”，再一次迅速演變成“人人過關”、“火燒百分之百”、大整群眾的“四清運動”時，作為“人”的毛澤東，再也不能容忍，再也不能驅散心中的憤怒之火，終于下定決心，不顧黨內多數人的反對，“不怕下臺，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殺頭，不怕粉身碎骨”，悍然發動自己也難于控制的“文化大革命”。——這就說明：毛澤東直到晚年，仍然力圖用“政治運動”為新中國快速發展經濟掃除障礙、排除阻力，實現他一心要在中國貫徹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目的。這就說明：毛澤東畢竟是人，畢竟不能超越他的歷史環境為自己造成的局限性；正是這種局限性，必然造成作為正常人的毛澤東難免要發生失誤，甚至導致毛澤東錯誤地選定林彪為“助手”，把發動難于控制的文化大革命作為實現自己的經濟目標的、不顧一切的最后拼搏……
在毛澤東時期，毛澤東面對強大的“仇共”勢力和當時存在的國際環境，為了使新中國獲得“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不得不將中國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特別是對那個時期的貧窮落后的中國來講，要“獨立自主”就不能向外國“乞討”，要“富民強國”就不能出賣國家的主權和尊嚴，貧窮的經濟狀況不容許當時的中國“依賴進口”來解決眾多的中國人的溫飽……
在當時毛澤東作為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的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必須進行選擇：如果不“選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會使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變色”；
要在“抗美援朝”的條件下努力爭取使當時的中國早日走出貧窮落后狀態，根本不可能對外乞討，更沒有條件完全依賴進口來發展經濟……
事實上，我們中國要是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后來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要是沒有毛澤東獨立自主發展經濟和維護國家主權的強國路線，“印巴分治”的現象就會在中國發生：我們今天的地圖上就會缺少西藏、新疆、內蒙……
令人遺憾的是，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不計個人酬勞奉獻精神、廢寢忘食地忘我勞動、無私地造成毛澤東時代的“國家高積累”，用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在經濟落后、人口眾多的神州大地，創造出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為今日出現消費品供應豐富的局面，提供了必須的雄厚基礎。
——HZR注：本文原名《從“三反運動”看“毛澤東經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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