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前30年生產建設的偉大成就

丁冰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走過了她光輝的50年。5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人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無比自豪的空前的巨大成就。其中，改革開放20年來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為國人所熟知。但前30年的成就，由于距今已稍久遠，易為人們所淡忘或忽視，尤其對年輕一些的同志來說，他們對許多情況或許還不大了解，因此，有必要著重談談前30年的情況。本文擬對這個時期生產建設方面的偉大成就談一點自己的感受，以熱烈慶祝建國50周年。

新中國是在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破爛攤子的基礎上開始進行恢復和建設的，到1952年在基本完成國民經濟恢復和民主改革任務之后，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到1956年勝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上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生產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征程中，全國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沖天干勁，盡管有曲折，但總的來看取得的成就是極其輝煌的。從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間，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望塵莫及的速度，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一、國民經濟總量的大幅度增長
國民經濟生產總量的價值指標，依核算方法的不同可以有社會總產值、國民生產總值(GNP)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等。其中，國民生產總值是指本國國民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而國內生產總值是以國土為界來確定的全國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在1978年以前，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很少有境外來華的直接投資，國內也很少向外直接投資，所以GDP和GNP兩個指標在數量上大體相當，因而二者可以互相替代。我們即以社會總產值和國內生產總值(GDP)兩個主要指標來說明我國經濟在30年間的大幅度增長。

1．社會總產值的大幅度增長。我國過去國民經濟統計一直沿用以國民經濟平衡為目的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即MPS。按照MPS的核算方法，社會總產值包括農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和商業五大部門所生產的產品價值。其中商業部門雖然屬于流通領域，但由于包括有創造價值的倉儲、運輸等環節，實際又很難計算其價值，所以為便于統計，把商業部門的收入都納入社會總產值之中。在這一含義下，以人民幣計算(下同)，我國從1949年到1978年的社會總產值從557億元增加到6846億元，即29年間增長11.29倍，年均增長9％。若以可比價格計算，社會總產值的指數以1952年為100，到1978年則為725.8，即由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基本完成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26年之間，增長了6.26倍，年均增長7.3％。其中1958～1962年的“二五”時期，前兩年是大躍進，后三年是困難時期，生產一度下滑，以致年均負增長0.4％，除此之外，其余各個時期每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長速度。在1953～1957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沒的“一五”時期，年均增長11．3％；1963～1965年在克服嚴重困難之后的恢復時期，年均增長15.5％，達到了最快的速度；在“文革”前期，即1966-1970年的“三五”時期，年均增長9.3％；“文革”后期即1971-1975年的“四五”時期，也達到了年均增長7.3％的水平。在社會總產值快速增長中，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尤為迅速。工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466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569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12.82倍，年均增長9.5％。

2．國內生產總值的大幅度增長。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SNA核算方法中的重要指標。我國改革開放后，為便于進行國際比較也使用這一指標，對過去的GDP則從國民生產凈值中推算出來。根據張風波主編的《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與政策》一書推算的結果，我國的GDPl952年為680.9億元，到1978年增加為3488.6億元，增長4.12倍，年均增長6.5％。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在我國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見，遠遠超出了戰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長的速度。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表明，GDP世界年均增長速度在五六十年代為4.8％，70年代為3.4％，80年代為2.9％，其中屬于發達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增長率60年代為4.9％，70年代為3.2％，80年代為2.6％，都比我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增長速度低得多。而且我國在那30年還包括了3年困難時期生產一度絕對下降的情況，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長速度就更高，即按可比價格計算我國GDP的年均增長速度，1953—1957年的“一五”時期為8.88％，1958—1960年大躍進時期為9.19％，1963～1965年經濟調整時期為14.5％，1966～1978年的“文革”及其后的兩年為6.6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期間，由于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和其對經濟的干擾，GDP的年均增長速度只有6.62％，但仍比同期世界各發達國家的發展速度高出許多，如同期美國為3.4％、西德為3.4％、加拿大為4.6％，只有日本稍高．為7.3％。

二、工業生產的快速增長
解放前，我國工業非常落后，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機器制造業，連一個螺絲釘也要從外國進口。建國后，經過30年的努力，建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種成就的取得，主要應歸功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帶基礎上，全國工業建設獲得了快速發展。1952—1980年，工業投資累計達395519億元，工業新增固定資產達到2734.5億元，年均新增94.29億元。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工業生產也得到迅速發展。1952年工業生產總值為343.3億元，1980年增至499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在28年間增長17.9倍，年均增長11％。從各個時期的工業生產總指數來看，以1952年為100，到1957年為228.6，年均增長18％；到1965年為452.6，年均增長12.3％；到1978年為1598.6，年均增長11.2％。

從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增長中，更可看出我國工業的發展是極為迅速的。各種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年均增長速度，鋼在1953～1957年間為31.7％，1958—1965年的困難和調整時期也有10.9％，1966～1978年間為7.6％；同期發電量的增長分別為21.5％，17％，10.8％；同期原油的增長分別為27.1％，29.2％，18.6％；金屬切削機床的增長分別為15.4％，4.4％，12.5％；內燃機(商品量)的增長分別為76.7％，19.1％，19.5％；紡織品的增長分別為17.4％，11.3％，4.6％；自行車的增長分別為58.7％，10.9％，12.5％等等。許多產品產量在世界的位次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如鋼從1949年的第26位升至1982年的第4位，發電量從1949年的第25位升至1982年的第6位，原油從1950年的第27位升至1982年的第5位等。

在1949—1978年間，我國工業建沒的偉大成就還突出表現在一大批重點工程陸續建成投產上。首先是從“一五”時期開始的以156項重點工程為中心，由限額694個項目組成的大規模建設工程陸續建成投產；后來一大批舉世聞名的項目，如大慶油田，萬噸水壓機，萬噸級遠洋貨輪及5萬噸遠洋油輪，10萬噸水力發電機組，百萬伏高壓標準電容器，武漢、南京長江大橋和三門峽等水利工程，以及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批世界高科技產品都是在那個時候，甚至是在3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和“文革”時期相繼問世的。這一系列驚人的偉大成就，不僅在當時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起了巨大作用，而且為改革開放的建設積累了重要經驗和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

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60年代中期開始的“大三線”建設的成就。所謂“大三線”，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到70年代擴大到一般指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的廣大地區。具體講是指西南的四川、貴州、云南，西北的陜西、青海和甘肅的大部分地區，中原的豫西、鄂西，華南的湘西、粵北、桂西北，華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區，都屬大三線的范圍。這既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工業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帶的畸形片面發展的不合理布局，積極開發內地老、少、邊、窮地區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也是根據當時國際形勢，為鞏固國防需要而提出的偉大戰略決策。它充分顯示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高瞻遠矚和非凡膽略。啟動這一工程正在“文革”期間。在當年，大批英雄的建設者們，滿懷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的熱情，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聞風而動，迅速奔赴艱苦的大三線。大批建設人員從生活比較優裕的沿海大城市，遠去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生活艱苦、施工困難、物資匱乏的“不毛之地”去建設、工作與生活。經過十幾年艱苦奮斗，到70年代已大體建成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三線工業體系，僅以四川的情況來看，在十幾年之間，即建起了以攀枝花鋼鐵廠為代表的300多個大中型企業，它們已成為四川省工業的主干。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基地，以川南為中心的鹽化工和天然氣化工生產基地，及以成都、德陽、綿陽、廣元為中心的電子、重型機械、發電設備制造工業基地的建設，為四川省以后整個的工業布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至今還在繼續發揮其工業建設和工農業生產的骨干作用。大三線建設在改善我國工業布局，促進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加強各族人民團結等經濟政治各方面具有重大意義，對國防建設的意義尤為重大。從最近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侵略南斯拉夫和轟炸我駐南使館可以進一步看出，帝國主義侵略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因此，對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必須防患于未然，這樣才不會吃大虧。如果沒有當年大三線的戰略決策，誰敢說帝國主義一定不會對我們動武呢?何況當年我們正處于兩個超級大國的夾擊之中，并已爆發過“珍寶島”事件呢!因此，當我們已經安穩地享受了幾十年和平生活的時侯，不能忘記其中有大三線建設的一份功勞。

三、農業生產的巨大成就
農業生產的發展是通過土改和互助合作運動，不斷調整改善農業經濟制度和生產關系來推動的。新中國建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領導與推動下，全國農民經過3年在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的基礎上，趁熱打鐵，隨即走上了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到1957年，全國已有97.5％的農戶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有高級農業合作社75萬個，入社農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6.2％。

應當肯定，農業合作化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在開始的幾年進行得也比較慎重，步驟也比較穩妥，滿足了絕大多數農民熱切期望依靠集體的力量，盡快脫貧致富的迫切要求，因而大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發展。原來估計，到1958年春季農村人口只有約一半加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60年可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改造；1960年以后，再逐步分批分期地由半社會主義發展到全社會主義。但在實際上，這個計劃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由于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過快，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當時的實際，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刮起了“共產風”，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使農業生產在1960～1961年嚴重減產。然而，即使遇到這種挫折，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1959年以后及時不斷調整政策，上下一心，迅速戰勝困難，扭轉了局面。1960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總結公社經驗，加強公社建設》的社論指出，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其他一系列關于人民公社的批示中，進一步確定人民公社目前階段要實行“分級管理、分級核算、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規定公社的生產資料要實行“三級所有，生產隊一級的所有權是基本的，公社一級所有權是部分的，而生產小隊也應該設有一小部分的所有權”。1962年9月24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又通過了新修改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并確定這種制度至少30年不變；實行一鄉一社，人民公社的組織可以是公社和生產隊兩級，也可以是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為了減輕社員負擔，要求在今后若干年內，公社和大隊一般不要從生產隊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生產隊干部的補貼工分要減少到占生產隊工分總值的1％以內；強調人民公社的體制、規模及工作條例中的各項重大規定長期不變。人民公社組織在1958年產生之后，在實踐中又不斷進行調整，最后確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這一基本框架上，實際是穩定在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規模，大體相當于一個村的范圍。全國平均每個生產隊約有30戶，140多人，50多個勞動力。這比公社初建時的“一大二公”的特點顯然已有很大改變，相當程度上適應了農業生產發展的要求，因而對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迅速戰勝困難，促進農業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國解放后，按可比價格計算，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的速度，以1952年為100，則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間增至原來的2.3倍，年均增長3.25％。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通過農產品產量的增長情況也可以說明我國在那幾十年中農業的發展是十分迅速的，現分別從種植業和畜牧業兩大類的增長情況來說明。

1．種植業的迅速發展。種植業是中國農業最主要的部門，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種植業包括糧食、棉花、油料、麻類、煙葉、糖料、瓜類、飼料、綠肥等的生產；廣義的種植業還包括果樹、桑葉、茶葉、林木等等的生產。改革開放前30年間狹義種植業各主要農產品產量都是成倍甚至幾十倍的增長。如糧食從1949年的11320萬噸增至1979年的33212萬噸，增長1.93倍以上，年均增長3.78％；同期棉花從44.5萬噸增至220.7萬噸，增長3．96倍，年均增長5.68％；油料從256.4萬噸增至643.5噸，增長7.14倍，年均增長7.5％；紅黃麻從3.7萬噸增至108.9萬噸，增長28.43倍，年均增長12.37％。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寶中寶”的糧食，即使在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期間也是年年豐收，產量從1965年的19445萬噸增至1976年的2863l萬噸，年均增長3.94％。

2．畜牧業的迅速發展。畜畜牧業是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后畜牧業恢復很快，到1952年牲畜總頭數已恢復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達到2.28億頭；“一五”時期結束時的1957年達32829.9萬頭，即“一五”時期年均增長7.6％。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增長速度。后來雖經歷3年困難時期和10年“文革”，但總的來說發展還是比較快的。從1962年到1978年期間，牲畜存欄數從30481.9萬頭增至56511.9萬頭，即16年之間增長85％以上，年均增長3.9％以上。
四、其他生產建設的巨大成就
除工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外，其他如建筑、交通運輸、商業、科教文衛等等各條戰線在建國后的前30年間都在同步地蓬勃發展，成就輝煌。如交通運輸業已從建國初期的極端落后狀態發展成陸運、水運、空運、管道等多種運輸方式組成的初具規模的綜合運輸體系，其l}J鐵路通車里程從1949年的2.2萬公里增至1980年的5.19萬公里，增長了1.36倍；同期公路從8.07萬里增至88.82萬里，增長了10倍，民航里程增長15.82倍；商業的發展雖然在當時因為未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而受到一定限制，但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其成就依然是很可觀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從1952年的277億元，增到1981年的2350億元，共增長7．5倍。科學技術、教育、文化、體育、衛生事業方面的成就也十分顯著，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的極其落后的面貌。剛解放時，全國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不超過500人，各種新技術的研究幾乎都是空白，全國大多數人都處于文盲、半文盲狀態，而到70年代我國已建立起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和龐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并掌握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定的先進科學技術。“文革”前的17年中全國培養了正規的大學和專科畢業生155萬人，另有函授、業余大學畢業生近20萬人；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296萬人，基本上滿足了各方面的需要，其中絕大多數現在都已成為各方面的業務、技術骨干。

以上鐵一般的事實充分說明，新中國前30年生產建設的巨大成就及其展現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是再明顯不過的、足以令國人自豪的。

五、對幾種不同評價的看法
上述鐵一般的事實充分說明，新中國前30年的生產建設的巨大成就及其折射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是再明顯不過的了。但社會是復雜的，由于各人的地位與處境不同，認識也不盡相同，因此，對上述成就難免有不同的觀點，有的甚至持完全相反的評價，也就不足為奇了。現在談談對幾種不同評價的看法。

⒈“民粹主義”論。
學界有人說毛澤東“染上民粹主義色彩”，認為毛澤東在1952年后犯了民粹主義錯誤。什么是民粹主義，是19世紀中葉到世紀末流行于俄國社會政治舞臺上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潮和派別，他們與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第一樣，
偏愛個體小生產，認為俄國只要在個體農民小生產的基礎上就能建立起社會主義，被列寧斥之為西斯蒙第式的偏愛小生產的“經濟浪漫主義”，是“俄國的西斯蒙第主義者”。因此，用“民粹主義”丑化和否定毛澤東，無非是說我國在生產力落后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下不能搞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搞早了”、“搞糟了”。

誠然，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系決定于生產力，社會主義公有制要以社會化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但絕不是說只有在世界上生產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因為社會歷史的發展雖然生產力是最終的決定因素，卻不是惟一的決定因素，它還要受政治、文化諸多因素的影響，因而社會主義革命是在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的統治相對薄弱的環節取得勝利。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預言當時生產力并不很發達的“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⑼。所以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及其成功與否，不在于該國生產力的發達程度，而是要看是否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所造就的成熟的工人階級及其無產階級政黨。

無疑，我國1952年時經濟雖然相對說來比較落后，但也不是沒有社會化生產的基礎，而是已有了相當的大工業和現代化的無產階級隊伍，特別是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堅強而正確的共產黨的領導，所以就能在取得民主革命勝利之后，及時提出正確的“一化三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并在1956年基本上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在改造過程中，雖然稍有過急的缺陷，但總的方向是正確的，成就是偉大的，在“一五”期間，即在三大改造期間，工業總產值增長128.3%，年均增長18%，農業年均增長4.5%，其中糧食增長3.5%，都是相當快的增長速度，這難道還能說是社會主義搞糟了嗎？同時，“一化三改造”路線的本身就意味著黨的指導思想是要把社會主義建設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之上的。而這也正是毛澤東所一貫堅持的觀點。

早在1944年，毛澤東給秦邦憲的信中就說過，“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⑽。其后毛澤東同志在指導中國革命運動中還一再重申反對小資產階級意識和民粹派思想，并積極主張工業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和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建國后全國人民在這思想指導下，經過30年的努力，便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不是停滯或退回到小生產的社會狀態。從革命到建設的一系列成就表明，
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遏制了俄國民粹主義在中國滋生。企圖用本本上的俄國民粹主義概念來丑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并為資本主義招魂，是徒勞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⒉社會主義早產論。
有人說，我國建國后經過三年恢復時期，1953年就走上了不成樣子的社會主義道路，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早產兒，接著是經濟停滯，直到改革開放。

這里說的“社會主義早產”論，與前述社會主義“搞早了”，“搞糟了”，是一個意思。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前面對“民粹主義”論的批評在這里也是適用的。但這里說的“早產”論，把我國1952年以后直到改革開放前的整個歷史階段都說得一無是處，就走得更遠了。

前述，我們黨在1952年基本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之后，立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總路線，這是完全合乎客觀規律要求的，到1956年基本上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巨大的。1958年秋季，在“左”思潮影響下，一度在全國范圍刮起的“浮夸風”、“共產風”，也及時得到糾正。早在195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在武漢舉行擴大會議就著重討論了糾正“浮夸風”、“共產風”及相關的高指標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會上明確要求，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并提醒大家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要相信假話。接著1959年2月鄭州會議上，毛澤東針對農村“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強調指出，等價交換在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不能違反的經濟法則。1959年3月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又說，“價值法則是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盡管廬山會議“反右傾”。但會后，毛澤東在1959年11月29日“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中仍強調，要糾正“浮夸風”、“共產風”的問題，提倡講真話。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結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根據這一系列會議和講話的精神。1959年以后，黨在政策措施上逐步作了一系列調整，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做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以及其后一系列對公社的整頓措施，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斷得到完善、鞏固和發展，從而迅速地克服了經濟困難，推動生產力迅速發展，1965年經濟得到恢復。盡管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使生產受到相當影響和損失，但因為有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保證，經濟依然以比資本主義國家高得多的速度向前發展。

如前所述，社會總產值在“文革”期間（1966-1976年），前半期（1966-1970年）年均增長9.3%，后半期（1971-1976）年均增長7.3%；國內生產總值（GDP）1966-1978年間，年均增長6.62%；在整個1952-1978年間，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7.3%，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5%，都遠遠高出資本主義世界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年均增長速度，絲毫談不上“經濟停滯”。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當然，如果我們沒有“大躍進”和“文革”中政策失誤，經濟發展還會更快。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請看，我們黨對那段歷史是怎樣評價的吧。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江澤民同志在1991年慶祝“七·一”的講話中說：在經過三年經濟恢復的基礎上，“我們采取符合中國特色的步驟和措施，不失時機地創造性地實現了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幾千年來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在黨的十五大的政治報告中，江澤民同志又重申了這一精神。

可見，“社會主義早產兒”論與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⒊國有企業低效率論
近些年來，國有企業低效率論頗為流行。說什么國企“勞動效率普遍過低，勞動者工作積極性和工作努力程度普遍過低”。有的斷言，國企是注定要虧損的，污蔑國企職工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始終在“消極怠工和化公為私”。

對這種觀點，我們暫且不論它是否符合實際，考其理論本身，不外是來源于科斯定理。該定理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明晰，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通過自由交易就不影響效率。科斯的所謂產權界定明晰的實質則是要產權的徹底私有化，要把產權量化到個人。非常熟識科斯和科斯定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張五常說的很清楚：“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屬誰，只要是清楚界定是私有，市場的運作能力便應運而起；權利的買賣者互定合約，使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凈值。”在他們看來，私有制之所以能提高效率，就是因為它的“產權明晰”，從而有饑餓紀律的強制。一位迷信私有企業優越的作者說得很直率。他說，私企優越性之一就在于，“干得好晉級加工資，干不好的炒魷魚，前有晉升的胡蘿卜，后有失業的大棒，效率就在其中了”⑾。然而他們卻不愿，也不敢說出失業大棒的背后，不過是使工人重新淪為資本的奴隸。作為雇傭勞動者的工人在資本的強制奴役下，不得不為資本家賣命，被逼出來的所謂生產“積極性”，也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在他們眼里，國有企業是“人人皆有，人人皆無”的“產權不明晰”的企業，因而勢必會普遍出現“白搭車”的“懶漢”，所以“勞動效率普遍過低”，人人都想“化公為私”等等。他們不了解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職工是企業主人的這一根本屬性。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里，廣大職工正由于不是人人都擁有企業的某一部分財產，即沒有把產權量化到個人（私有化），存在所謂“人人皆無”，才使人人真正切實地共同平等地擁有企業的財產，實現了“人人皆有”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從而才能使人人成為企業的主人，人人都能自覺地充分發揮主人翁的生產積極性。這也就是國有企業有可能產生高效率和優于私營企業的秘密所在。此外，在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以及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逐步建立，而創造出了為提高經濟效率所必不可少的良好社會環境，它的促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誰都不否認，在毛澤東時代，在我國歷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廉潔的社會，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以權欺壓百姓的現象微乎其微；吸毒、販毒、娼妓、賭博等等丑惡現象已經絕跡；人人都以勞動為榮，搞封建迷信、坑蒙拐騙之徒已被一掃而光；崇洋媚外、崇美恐美的軟骨頭現象已消失，中國人民真正站了起來，與外國人平起平坐；而且那時基本上沒有失業，沒有下崗，人人有工作，沒有兩極分化，家家無鐵門，也不擔心被偷盜搶劫，人人安居樂業，沒有后顧之憂。不用多說，這一切良好的社會條件都極大地激發和鼓舞了人們社會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生產積極性。社會主義制度在客觀上已為國有企業提高經濟效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可能性。這就是前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謂“低效率”論在那里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有的人或許認為，那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是粗放型的，外延擴大的增長不等于經濟效率就高。這表明他們不了解世界經濟史和經濟增長轉變的規律。須知，粗放型的工業發展總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和基礎，沒有前者的一定程度數量積累，就不會發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那是一個必然的階段。

的確，我國那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至今也還如此），即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要素投入的增長來實現的，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由于國企職工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加之國有企業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和較先進的技術裝備，擁有較高水平的技術和經營管理人才等優勢，就會使經濟效率相對較高而不是較低。例如反映經濟效率的兩個主要指標：資金利稅率、勞動生產率，在改革開放前都已達到相當的水平。據統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按每百元資金實現的利潤和稅金計算）1952年為25.4%、1957年為34.7%、1965年為29.8%、1975年為22.7%⑿。這就等于說，國家每建一個工廠，大約只需3-5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資，再重建一個同樣規模的新廠。即使除去稅金而實現的純資金利潤率。同期也分別達到19.2%、24%、20.9%、14.19%⒀。再從勞動生產率看，據統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指數，以1952年為100，到1975年增至239.8，⒁即23年間增長1.47倍，年均增長3.9%。這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見的增長速度。例如美國在1990至1996年間私營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只增長1.1%，⒂不及中國改革前的1/3。其中的“一五”時期和“大躍進”時期的勞動生產率就更高，即在1952年到1957年間的增長指數由100升至152.1，年均增長8.7%以上。1958-1959年大躍進中，高效率生產的事例，更比比皆是，據《人民日報》1958年4月19日報導，重慶國有大型建設機床廠“生產大增、工人大減”的事跡，指出該廠從1958年2月開始著手整頓生產車間的勞動組織，將原來1人看1臺機床，逐步改為看管多臺機床，到5月已有300多臺機床實現了多機床管理，節約了200多名看管機床技工。同時又由原來1人看管兩道工序逐步改為看管多道工序，最多的看管12道工序，從而大大節省了工人，提高了勞動效率。再如，展現北京風貌的莊嚴宏偉，質量一流的十大建筑，也只不過約一年的時間就竣工落成，為建國10周年獻上了一份厚禮，等等。如此高速度、高效率的生產都無一不顯示出國企高效率，而不是低效率的特點。

這里有必要談一下“大躍進”的問題。筆者認為，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鼓舞下，迸發出來的空前高漲的建設熱情和偉大的建設運動。它充分體現了黨在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后，就立即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的決心，也體現了廣大人民與黨一心，崇尚科學，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高尚品質，是十分可貴的；所取得的建設成就也是偉大的，前面已屢有論及，它所建設起來的許多工程和企業至今都還在發揮著骨干作用。誠然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在指導思想上有急于求成的情緒，提出了要爭取15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超英國的要求，以致在實踐中出現只顧多快，忽視好省的偏向，沒有全面貫徹多、快、好、省總路線的精神。當然，“浮夸風”往往與上面“左”的思想影響分不開，正如毛澤東在1959年11月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樣：“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但這一切缺點歸結到一點，都不過是屬于經濟建設經驗不足的問題，也可以說是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征途上所付出的難以避免的學費。而它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和偉大成就是不能抹殺的；對于黨決心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堅強意志以及群眾的建設熱情也是不能否定的。它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能激發出人們無窮無盡的生產積極性和國企高效率的特點。

我們從各方面充分論證了國企是高效率而不是低效率，國企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很高，而不是懶漢。然而這并不等于說每一個職工都有高度的積極性。國企職工由于各人的覺悟程度不同和具體處境的差異，或由于政治思想工作沒有跟上，個別人偷閑的情況確實存在，但這在當時絕不是普遍的現象。如果我們遵循實事求是的方法，就不能以一概全；也不能以目前某些國有企業虧損，職工消極效率低的現象去概括或代替前30年國企的實際情況。

國有企業大面積嚴重虧損的現象并非從來就存在，而是近些年，特別是1992年以后才出現的特有的情況。如四川省企業調查隊對60戶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的多項調查結果：這些企業出現虧損的時間有80%始于1993年以后，其中40%的企業始于1993－1995年。有40%始于1996－1998年。出現虧損起始年份最集中的是1995年。虧損最為嚴重的年份是1998年。全國情況也與此大體類似。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國企直到1996年1―4月才首次出現凈虧25億元，整個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都是凈虧損，虧損面40%以上，直到1999年1―2月，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中，虧損面還高達45.7%，就全國國企中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來看，在1992年尚有25.4%，而到1997年卻下降為6.27%，不僅大大低于1992年的水平，也大大低于“文革”末期1975年的22.7%。

至于這個時候這些國企為什么會虧損，效率低下，原因很復雜，需另外作專題分析，這里只可以肯定一點的是：那決不反映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本質，也不是國企國有的特征，因而我們絕不能以此為據，得出國企不如私企，進而取消或削弱國企的結論。

再提醒一句，“國退民進”（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讓民營即私營企業進去取而代之）的私有化之聲不絕于耳，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所謂國企效率低。至此，國企低效率論究竟為誰服務，難道還需再多加一個字來解釋嗎？

 原載《高校理論戰線》 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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