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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國家向外國出售國有企業的沉痛教訓

張 帆 · 2005-11-28 · 來源: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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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國家向外國出售國有企業的沉痛教訓(修改稿)


張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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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張帆教授這篇很有見地的文章,是值得大家一讀的。這篇文章的原題目是《東歐國家向“外國戰略投資者”出售國有企業的原因和教訓》(修改稿)。
    東歐國家的改革已經成為歷史。它們走過的路,它們的教訓,今天讀來,依然是那么驚心動魄,那么令人感嘆。當年在東歐國家那些打著改革旗號的“精英”們,是那樣的信誓旦旦:“外國投資者是不可能將工廠和銀行拆散,將它們運往國外的”,在本國領土上的工廠就是本民族的工廠,“不會產生什么可以讓人多慮的后果”;“外國買主所接受的那些資產并不是民族的資產,而是無主資產”……這與我國的“精英”們正在鼓吹的所謂“只求所在,不求所有”;“全民所有是人人所有,人人所無”的彌天大謊是何等相似乃爾。十幾年前,東歐國家在這么一些謬論的引導下,喪失了社會主義,淪落為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的“附屬國”。今天,如果我們的改革也讓這些人引路,那么,我國人民的災難不會比東歐國家好到哪去。這種危險絕非是危言聳聽或庸人自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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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國家也發生了劇變。資產階級一旦奪取了政權便采取了“ 休克療法”,急速地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轉型為資本主義制度。所謂“轉型”并不僅僅是把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而更加本質地是把社會主義公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進一步地,東歐國家由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附屬資本主義”國家。
    一,被“外國戰略投資者”奴役的國家
    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大規模私有化導致了遠較1929—1933年大危機更大的災難性后果。如果把1989年的GDP定為100 ,則1999年的GDP分別是:俄羅斯57.6,烏克蘭39.3,保加利亞70.7,捷克95.3,匈牙利99.4,波蘭121.8,羅馬尼亞75.5。(波茲南斯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5月,第257—258頁。以下同書引文只注明頁碼)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并非是這些國家經濟衰退最嚴重的一年,例如波蘭1991年低點為82.2,匈牙利1993年低點為81.9。它們的轉型制造出龐大的失業隊伍和把勞動人民畢生儲蓄洗劫一空的兩位數、三位數通貨膨脹。廣大勞動人民的絕對貧困化提高了死亡率,降低了出生率,進而引發了這些國家人口增長停滯、甚至絕對下降的民族危機。對于這一空前浩劫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弗里蘭寫道:“經過十年的經濟衰退后,下層社會陷入日益貧寒的掙扎之中,少數權貴則過著豪華奢侈的寄生生活,俄羅斯已經變成了一種資本主義的地獄。……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克里斯蒂婭•弗里蘭:《世紀大拍賣》,中信出版社,2004年 10月,第14頁)。
    東歐國家的大規模私有化不僅消滅了社會主義,而且也消滅了民族主義,不僅勞動人民的生產資料被剝奪,而且民族資本也被剝奪。由薩克斯發動的“休克療法”一舉把東歐國家帶入“附屬資本主義”(波茲南斯基語)的深淵。而這一切是在把國有企業賣給“外國戰略投資者”的口號下進行的。到2000年,外國在東歐國家的工業和銀行中的所有權比重分別是:波蘭35—40(工業),75(銀行),克羅地亞(工業無統計),85,捷克35,65(外國資本購買居民的私有化證券),愛沙尼亞60,80,匈牙利75,70 ,斯洛伐克25,40(74頁)。以波蘭為例,1991—1992年第一輪股票公開上市,為了首戰告捷,當局拿出十多家經濟效益最好的大型國有企業上市拍賣,結果沒有一家落入本國人手中,全部被外國人買去。1999年是波蘭大規模拍賣大型國企的高潮年。其后法國公司收購了電信公司,德國公司收購了發電、煤炭、鋼鐵公司,意大利菲亞特收購了蒂黑汽車公司。到2003年“外國人在波蘭擁有的工業資產比重可能不需很費力氣就超過60%—70%”(18頁)。按照波蘭法律,銀行不得出賣給外國人,但是當局在1995年把西里西亞銀行與鋼鐵和煤炭公司捆綁在一起出賣給一家荷蘭大銀行。從此,當局違背了銀行不得賣給外國人的法律條款。到2000年末,外國人占有了波蘭銀行資產的75%(18-19頁)。
    東歐國家為了迅速實現私有化(例如匈牙利僅用了5年),竟把國有企業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給外國人。波茲南斯基寫道:“我對匈牙利和波蘭的情況作過一個估算,根據我的估算,這兩個國家的工廠和銀行資產被僅以相當于其實際市場價值10%或20%的價格賣了出去。因此在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邁進的道路上,它們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本約有90%左右蒙受損失,這流失的90%的財產已化作那些主要來自西歐國家的買主們的利潤”。(第5頁 )不僅如此,買主們還獲得了本地殘留企業所不能享受的超國民待遇,例如,波蘭給外國買主們10年免稅、關稅豁免優惠(第108頁)。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外國買主主要是西歐的壟斷型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美國買主是次角。美國獲得的主要是政治紅利。通過東歐國家的轉軌,美國把它的北約東擴到俄羅斯的大門口。
    把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戰略投資者”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后果。東歐國家不僅喪失了現有財富,制造了嚴重的兩極分化,而且也喪失了未來民族的獨立發展。對此波茲南斯基說:“沿著這條路前行,人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但資本主義就是不平等的”(第64頁),“在東歐國家的情況下,當地人民就像外來移民一樣在自己的國土上給外國人打工謀生”(第7頁),“外國強權不僅從東歐國家手中奪走了它們對民族資產的經濟控制權,還奪走了它們的政治控制權,東歐國家現在是兩手空空,既無資產又無選票”(第248頁),這是“另一種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第10頁,波茲南斯基曾獲得波蘭華沙大學經濟系博士學位,1980年離開波蘭,現任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里他默然了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的污蔑—“通往奴役之路”)。被外國控制的民族自然是被奴役的民族。
    二,把國有企業主要出售給“外國戰略投資者”的原因
    早在1990—1992年波蘭實行私有化時,改革決策者就提出“戰略投資者”這一概念,并且規定:“只有那些所謂戰略投資者,即能夠出錢購買至少一個企業50%資產的投資人才可以進入交易市場”(第106頁)。在當時,波蘭的民族資本家還沒來得及積累大量資本購買國有企業(其它東歐國家也如此),所以“戰略投資者”就等同外國“戰略投資者”。至晚在1998年俄羅斯發生金融危機時,俄羅斯也出現過“外國戰略投資者”概念。著名俄羅斯經濟學家、政治家、愛國主義者(但并非馬克思主義者)格拉季耶夫在批判“華盛頓共識”時寫道:“俄羅斯銀行體系的控制權以及由此實現的對整個經濟的控制權轉讓給外國資本。……俄羅斯有問題銀行的控制股份會以象征性價格(一個美元)出讓給外國的戰略投資商。”(謝•格拉濟耶夫著:《俄羅斯改革的悲劇與出路》,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90—91頁)。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代,西方跨國公司的全球并購是屢見不鮮的,然而,可悲的是,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最主要途徑竟然是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
    “外國戰略投資者”控制東歐國家經濟命脈的根本原因是這些國家的黨內走資派所選擇的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道路。關于蘇聯崩潰的根本原因,美國著名激進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大衛•科茲和《印度時報》記者弗雷德•威爾寫道:“我們認為‘來自上層的革命’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就是說,在由戈爾巴喬夫改革產生的新的政治條件下,大部分位居國家要職的蘇聯黨—國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組織,從擁戴社會主義轉向擁戴資本主義。……由于他們認識到從社會主義轉成資本主義能使他們變得更加富有。……蘇聯制度是由其領導層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蘇聯體制走向了終結,并不是因為經濟停止了運行。”(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來自上層的革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2月,第4頁,306頁)大衛•科茲的這一分析也完全適用于東歐國家的情況。東歐國家的黨—國精英被波茲南斯基稱作“政治資本主義”精英。把國有企業主要出售給“外國戰略投資者”是由他們決定和推行的。他們不僅進行了階級投降,也進行了民族投降。
    美帝國主義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是最大的外部原因。指導蘇聯和東歐國家改革的綱領是美國人薩克斯炮制的“休克療法”,而“休克療法”的核心內容是來源于美國的“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的主要內容是:“1,價格自由化,2,宏觀經濟穩定(緊縮性的財政貨幣政策)3,國營企業私有化,4,消除中央資源配置的殘余因素,5,拆除國際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壁壘。”(科茲以上同書,第215頁)這些內容正是“華盛頓共識”的基本內容,但“休克療法”的特點是強調轉軌的“從快從速”,以便使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休克后不再醒來。“休克療法”是“‘華盛頓共識’的最野蠻形式,……由外國人來管理國家經濟政策,……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銀行以相關經濟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準形式。”(謝•格拉濟耶夫著:《俄羅斯改革的悲劇與出路》,第83頁)。“由外國人管理國家經濟政策”的局面在東歐那些小國中更顯突出,幾乎沒有遇到抵抗力量。早在1989年薩克斯就擔任波蘭新政府的顧問,經過精心策劃,1990年波蘭政府迅速推出他的“休克療法” (俄羅斯在1992年1月2日,即蘇聯正式宣布解體后的第二天才開始推行“休克療法”)。美國及其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志是迅速摧毀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而在短期內用現金買得起這些國家的國有企業的“戰略投資者”非外國的大公司莫屬,于是東歐國家的某些代理人便把大量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人。對此波茲南斯基有這樣一段評論:“東歐國家并沒有采取這樣一些可以有助于本國投資者的限定政策,它們甚至沒有打算幫助本國投資者在稍晚的時候去取得國有資產,相反它們決定去扶持外國利益,或者說要奉行一套‘反產業政策’”(第112頁)。
    把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戰略投資者”還受到一些其它因素的驅動。這些因素或者是以上兩項主要原因的派生因素,或者是相關因素。
    1,私人資本不足,小國政府軟弱。在東歐國家的長年改革中,私人資本已經有一定的積累,但還不足以購買大量國有企業。假設私有化是一個較長時期的漸進過程,政府積極培植私人資本,把它喂肥喂大,再貸給必要的收購款額,那么,私人企業完全可以購買大量國有企業。然而新建的東歐政府多由親西方人士組成,沒能力、也沒必要去抗衡西方壟斷資本,于是把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戰略投資者”。俄羅斯的國情與東歐國家不同。俄羅斯也是在薩克斯指導下搞休克療法,但俄羅斯是一個大國,葉利欽政府只想通過休克療法快速埋葬社會主義,并不想把俄羅斯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屬國,于是在私人資本不足的情況下,以極低的價格主要賣給前官僚,或與官僚有緊密聯系的人士,賣給投機鉆營的暴發戶。這些新統治者被格拉季耶夫稱作金融“金字塔”、“寡頭統治集團”。誠然,俄羅斯也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外國資本購買了不少國有企業,而且寡頭們與西方國家有密切的聯系,但是沒有資料證明,外國資本操縱了俄羅斯的經濟命脈。在休克療法之前,“俄羅斯并不存在能夠買下國有大型企業的合法的富有階層,在這種環境下,想匆匆忙忙地將國有經濟財富交到個人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種結果,即大部分財富將轉移到在原來的上層集團中居于有利職務的官員手中。”(科茲以上同書,第251頁)當然,以上分析并不能說,小國必然被外國統治。從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斯洛文尼亞在2000年,外國資本在工業和銀行中的比重分別為15%,10%,國家還控制銀行資本的60%(第74頁),該國把國有企業主要賣給本國企業的經理和職工。看來,民族主義者掌權還是買辦們掌權對于一個國家的獨立與否具有重大意義。
    2,盡快加入歐盟的沖動。東歐國家脫離經互會體系以后,急欲盡快實行私有化,并滿足資本跨國自由流動的要求,以便盡快加入歐盟。這種沖動驅使他們走捷徑,把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人。然而這種置民族利益于不顧的行徑還是由有關官員的買辦特性所決定的,歐盟并沒有要求其新成員國必須把自己的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人。
    3,償還外債的動機。東歐國家在轉軌前已經積累了大量外債。在大規模私有化時,決策者們把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人的理由之一就是獲得外匯,以便還債。然而這種犧牲民族長遠利益去還債的決定是非常不明智的,是一種殺雞取蛋的行為。以后的事實證明,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的外債不減反增。現在東歐國家的企業利潤主要被外國人拿走,它們失去積累和發展的源泉,很難逃出債務陷阱。其處境日益與南美國家趨同。
    4,官員撈取好處,“腐敗已經成為帶動私有化的火車頭”(第130頁)。在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國家內,“先前的管理人員大多數都被排斥在私有化進程之外”(第136頁)。這樣,管理層收購便落空。那么為什么官員自己不賤價收購呢?據波茲南斯基的研究,“這條路對于腐敗官員們來說是走不通的”,因為國家的政策不能保證官員們能獲得便宜的銀行貸款,更不能保證官員們收購的企業今后能夠贏利(133—134頁)。所以,官員們只想盡快撈到現金而不惜將國有企業廉價賣給外國人。他們通常與外國人簽訂秘密協定,外國人給予買價的一個很小比例的回扣并保證兌現、不告密。據波茲南斯基估計,波蘭私有化的全部收入約180—280億美元,而收購者獲利2160億美元,賄賂費4—8億美元,只占收益的0.2%—0.5%(第140頁)。這些事實證明,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官僚買辦都是禍國殃民,賣國求榮的階層。
    這里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列出的上述作家無一不特別提到,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鼓吹和推動“休克療法”中的先鋒作用。格拉濟耶夫說他們“都比較年輕,雄心勃勃”,“在國外接受過某種形式的培訓……參加過進修”,“新一代國家領導人的侯選人的頭腦里被灌滿了對激進自由主義思想的迷信”(格拉濟耶夫同書,第145頁)。科茲說:“絕大部分蘇聯經濟學家都成了自由市場和私有制的狂熱鼓吹者”,“凡是在發生社會危機、暴動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進的人”,“知識分子在用資本主義取代蘇聯體制的事業中,成了黨—國精英最為寶貴的同盟軍”。(科茲同書,第93,89,306頁,科茲所指知識分子是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波茲南斯基說:“知識階層的精英……變成了正在東歐地區興起的另一種病態制度的最狂熱的支持者”,“他們妖言惑眾,讓民眾相信新興的、沒有本地所有者階級的‘不完善的’資本主義制度要比任何其它制度都優越”,“‘休克療法’的鼓吹者們在波蘭是巴爾策羅維奇,在俄羅斯是蓋達爾,在捷克共和國是克勞斯”(波茲南斯基同書,第141,172,111頁)。蓋達爾曾是蘇聯《真理報》的編輯,是青年改革派的領袖,1991年11月初即他35歲時被葉利欽任命為領導私有化的副總理。克里斯蒂婭•弗里蘭是這樣評價蓋達爾的:“從中學時代起,蓋達爾就仔細研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蓋達爾這個忠實的資本主義信徒,哈耶克與弗里德曼的追隨者,……會對里根投贊成票的人,現在卻在決定著蘇聯政黨的經濟思想。”(弗里蘭同書,第23,26頁)以上這些論述正好說明, 那些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和知識精英把美國貨幣學派和新制度學派的著作當作圣經,把“華盛頓共識”及其野蠻形式“休克療法”當作圣旨,把埋葬社會主義、建立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當作使命,把自己和家族的致富作為目的。他們怎樣妖言惑眾,宣揚把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人的謬論呢?下面筆者將作一簡要述評。
    他們說,“外國投資者是不可能將工廠和銀行拆散,將它們運往國外的”,在本國領土上的工廠就是本民族的工廠,“不會產生什么可以讓人多慮的后果。”(第13—14頁)這種謬論是故意把資本所有權和剩余索取權混同于領土主權。買辦們的利益與外國資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外國資本主宰本國經濟也不使他們“多慮”;他們“為所謂的全球化大唱贊歌,以為在這股力量的作用下,國家已經失去了意義”(第224頁),“全球化就是用市場取代國家”(第240頁)。這種論調正是美帝國主義用“華盛頓共識”向全球侵略擴張的遁詞。當代全球化的本質正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壟斷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自由剝削。全球根本不存在沒有國籍的跨國公司。所謂“市場取代國家”就是美國等發達國家自由剝削和奴役發展中國家;他們說,“最具有說服力的還是要看通過把國家機關所擁有的資產轉化為外國所有人的資產后這些資產在效益上是否有提高”(第52頁)。可是,即使效益提高了,其產出的利潤被外國人拿去了,使本國失去了發展的源泉,更何況,外資提高效益的主要手段是大量裁減本地工人;他們說,“外國買主所接受的那些資產并不是民族的資產,而是無主資產”(第71頁)。簡單說,這是“全民所有是人人所有,人人所無”這一濫調的東歐說法;“在知識階層的全力支持下,一些媒體欲把東歐地區的經濟體描繪成垃圾站或者廢品庫……應該按照破爛兒的價格,即不收費地全部賣給外國投資者”(第151頁)。簡單說,知識精英們的這種謬論就是要故意貶低國有資產價值,把國有企業以極低的價格賣給外國人,然而外國人首先以極低價格買下的卻是利潤豐厚的大型國有企業。
    三,教訓 (修改稿)
    東歐國家不僅喪失了社會主義,而且進一步淪落為“附屬資本主義”國家。這是由“走資本主義道路”(克里斯蒂婭•弗里蘭語)的官僚買辦和美帝國主義共謀、內外夾擊而成的。這一歷史教訓是非常沉重的。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及其發展形式“華盛頓共識”是美帝國主義分化、西化、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兵不血刃,不戰而勝的武器,是美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推行新殖民主義,稱霸全球的武器。美國激進派學者諾姆•喬姆斯基指出,美國制定“華盛頓共識”,“意欲籌劃如何運用這一強國地位及影響去建立一個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體系”。(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頁)現在全世界人民日益認識到“華盛頓共識”的侵略本質,紛紛起來批判和反對。所以,接受蘇聯、東歐國家劇變的歷史教訓,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不懈地抵制、反對新自由主義,粉碎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這既是保持民族獨立的需要,也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需要。
    近年來美帝國主義在東歐和中亞不斷策劃了“顏色革命”,而且連連得手。這些事件充分說明,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目的是統治全球,而不是讓這些國家獨立發展。即使這些國家搞了資本主義,但如果不俯首聽命于美國,美國也要顛覆它們。其實,這并不是新鮮事,只不過是故伎重演罷了。美國在南美洲已經多次顛覆過民族主義國家。眾所周知,俄羅斯已經在悲慘中搞了資本主義,但是美國生怕它再度復蘇,與美國分庭抗禮,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對此,格拉濟耶夫早已警告說:“他們還是非常害怕俄羅斯從一片廢墟上神話般地死灰復燃,……患有恐俄癥的意識形態專家竟歇斯底里地要求消滅俄羅斯”,“與那種‘倒地之后不再踏上一只腳’的君子間決斗不同,在世界政治中,弱者或者倒地者一般總要碎尸萬段的。”(同書,第210,211頁)美國是否能在俄羅斯搞成“顏色革命”,我們將拭目以待。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東歐國家一些領導人的可悲下場。謝瓦爾德納澤與哥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是蘇聯解體的最高責任人,但是美國全不顧謝氏的昔日“功勞”,通過“顏色革命”一舉將他趕下臺,換上親美的人馬。“顏色革命”的主要教訓是,相關國家搞了資本主義,使勞動大眾空前貧困,不受群眾擁戴,于是美國趁機唆使和雇傭的一些人竟然能掀起了大浪。“顏色革命”是政治手段,“華盛頓共識”是經濟手段。美國將這兩種手段配合使用,以便鞏固它的全球霸權。當然,這兩種手段都包含著美國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批判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社會主義國家思想和理論戰線的重大戰略任務。
    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是利用外資的一種形式。以我為主,為我所用,適度地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是必要的,有益的。所以,我們不能無條件地反對一切“外國戰略投資者”。而東歐國家的教訓是經濟結構的改革和重組和未來國民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外國戰略投資者”,結果陷入災難性深淵。這個教訓對于一切發展中國家都是值得記取的。對“外國戰略投資者”的投資總量和投資的部門分布設定一個界限是完全必要的。
   (《環球視野》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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