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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貧富差距的11年觀察 來源: 商務周刊 《商務周刊》雜志 主筆 吳金勇 記者 商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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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唯一真正值得寶貴的，是自然資源和人民大眾。”這是70多年前富蘭克林-羅斯福對變革中的美國的理解。如今自然資源和人民大眾對中國來說也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正是未來5年中國發展和變革的核心。但空前的社會斷裂，引發了更多的人思考26年來中國改革發展走過的路 收入差距加大是社會不公平的一個直接結果。在一個10多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的波動數據和故事總是顯得復雜多變。而趙人偉和李實的眼中看到的一切是最接近真實的。在他們看來，伴隨改革開放每一個重要進程，收入差距都在相應做出變化，其中折射出太多令人深思的問題。 20年沒有漲工資，他決定探個究竟 1977年，改革開放還沒來。但對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趙人偉來說，發生了一件令人激動的事情——他漲了7塊錢的工資。 與趙人偉一樣，全國企事業單位的職工都漲了工資，最高漲幅不得超過7元。據說當時有很多單位出現了2個人共享7元錢指標的故事，一人漲4元，另一人漲3元，甚至還有三個人、四個人共享這7元錢的。 這是自1957年之后的20年里，全國范圍內第一次普調工資。 20年的最好青春伴隨著工資的基本被凍結成為歷史，這次漲工資讓趙人偉感慨萬千。幾年后，一部叫《人到中年》的電影風行中國。劇中潘虹扮演的陸文婷大夫雖然醫術精湛，但奈何在她大學畢業后就和趙人偉一樣遭遇了20年工資"凍結"，以至人到中年的她因為工資低而被一位高級干部病人的家屬——一名馬列主義老太太瞧不起。這位老太太丈夫的工資也被"凍結"了20年，不過凍結時這個級別的工資已經達到了數百元。 "按說陸文婷這樣的技術骨干經過20年奮斗，收入應該和快退休的人差不多啊。"一個是幾十元錢拿20年，一個是數百元錢拿20年，趙人偉聯系到自己的經歷，感到其中必有不公。與收入凍結伴隨的是企事業單位職稱評比的停滯。據說當時有一所大學，一家三代教師，爺爺是助教，兒子是助教，孫子也是助教。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決定探個究竟。 趙人偉深入研究了工資和物價20年不變的"雙凍結"現象，指出這種貌似平均主義的背后被人忽視的問題：對年輕人不公，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積極性不足。為此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1985年第5期《經濟研究》雜志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因為這篇文章，他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 "這是我研究收入分配不公的起點。"20年后的一個上午，趙人偉的家里。初秋的陽光打在這位70多歲依舊神采奕奕的老人臉上，他慢慢回憶起長達20多年對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生涯。 由"平均主義背后的不平等"思路出發，趙人偉進一步認識到"大鍋飯"時代中的另外兩個不公平。 一個是城鄉之間由于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選擇——壓低農產品價格，抬高工業品價格產生的價格扭曲造成巨大的城鄉差距。他援引改革開放初期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是2.5∶1，而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超過1.5倍。趙人偉還發現，雖然農村也有一定的補貼，但扣除政策的剪刀差和其他稅收，國家對農村是"凈稅收"；與此相對應，計劃時期城鎮居民則享受各種實物補貼，并且沒有任何稅，國家對城市實行的是"凈補貼"；按照一般經濟規律國家財政應該"抽肥補瘦"，而事實上當時是"抽瘦補肥"的逆向再分配。 另一個不公平是更隱蔽的問題。在城市里，因為房子、教育、醫療等補貼按照職位來實行分配，趙人偉在90年代中期的研究數據表明，正是以公房改革為代表的實物補貼貨幣化，加速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大家公認的大鍋飯平均主義時代，尚存在這些不平等現象，趙人偉愈發對收入分配問題感興趣。 此時，改革開放大閘已啟。趙人偉在1985年之前的幾年里曾搞過經濟轉型研究。與此同時，收入分配領域正在發生著第一次深刻變革。先是農村聯產承包制實施，農村按人頭分土地，極大激發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農民收入迅速提高，并進一步縮小了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而在城市也開始出現分化：一些跑到外企和自己擺攤賣烤地瓜的體制外人迅速鼓起的錢包，讓體制內依然一潭死水的人感到抬不起頭。 趙人偉當時有一趟蘇聯之行，考察了蘇聯紅色無產者機床廠，廠里工人的磨洋工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這同他以往在國內看到的吃大鍋飯的企業情況驚人相似。趙人偉感到，這樣的情況肯定不會長久。 一個關鍵機遇的到來，使趙人偉開始了長達18年的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18年的三次調查 1987年，美國福特基金會開始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并計劃資助國內的一些經濟研究。福特基金會的辦事處掛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駐華首席代表彼特·蓋斯納主動找到趙人偉所在的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詢問有沒有好的課題。當時的經濟所所長是董輔，趙人偉擔任副所長。董感興趣的是國企改革，趙人偉則提出了自己思考很久的題目：收入分配。 福特基金會認為這兩個題目非常好，雙方很快就達成合作協議,由董輔和趙人偉分別成立課題組。福特基金會表示希望中國的研究水平應該和國際接軌，這個項目最好和國外的研究機構一起進行。 "蓋斯納說，我們出錢，你們去找國外合作機構。"隨后加入居民收入分配課題組并成為課題組主力的李實回憶到。趙人偉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做過兩年的訪問學者，與牛津大學的經濟學院院長基斯·格里芬(Keith Griffin)關系很好，雙方一拍即合。 1988年的一個春天，社科院經濟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課題組正式成立。剛成立的時候，課題組召集國內外專家在北京懷柔開了一個研討會。當時提出的很多話題讓李實至今記憶深刻，最典型的就是"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 在討論這些讓教授們"寒心"的現象后，大家開始商量怎樣做這件事情。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要按照國際標準來做，不僅要判斷性研究，還要作一個經驗性的實證研究。 "一開始，國內經濟學者對現代經濟學實證性經驗研究的過程、方法都不清楚，所以一些都需從頭開始，磨合了很長時間。"李實說。 首先是按國際標準設計調查問卷。1980年代，中國城市居民尚有很多實物性收入，這些由單位發放的東西必須按照國外的可支配性收入估算，而要準確估算就必須了解足夠的信息。 經過李實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思勤(Carl Riskin)教授討論，整整花了半年的時間，才把調查問卷設計成功。最后成型的調查問卷中，關于實物收入的問題具體到了幾十個，發了幾斤水果、幾斤糧油，市場價是多少等等盡在其中。 調查問卷確定后，趙人偉等人的第一次調查開始。福特基金會一共贊助了20萬美金，有了這筆錢，趙人偉開始中國研究機構最大的一次付費入戶調查。調查樣本包括了28個省市的農村地區和10個省市的城鎮地區，農村有1萬戶，城市9000戶，付給每一戶被調查人30-40元錢費用。 李實當時整天忙著和各個地方的統計局溝通，由于第一次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詳細調查，很多時候李實不得不為調查問卷的填寫不當而督促其反工。 "上百個問題，動輒1個多小時的連續問答，有些問題常常讓調查對象坐立不安。"統計局的官員們對這樣的調查也感到新鮮，國家統計局城調司王有捐處長說，讓他感到驚訝的是即使調查對象是60多歲的老人，趙人偉他們也要求對方詳細回答父母的學歷、成分、身體健康情況、親屬關系等。李實對此解釋說，上一代的個人背景對下一代收入影響重大，每一個因素都要詳加詢問才能確保精確。 大量的樣本數據需要進行量化的數據處理。當時經濟所只有一臺286計算機，1萬個樣本隨便算一個平均值就需要半小時。課題組里的年輕人為了一些稍微復雜的數據模型常常徹夜在辦公室等待。李實回憶說："我們住在辦公室，把一個程序放進去就等，聊聊天啊，等到半夜。啪，那邊才出來。"后來福特基金會也看出這個困難，就花了1萬美元，從香港買回一臺386。 隨后課題組在1989年遇到了很多困難。在一心搞研究的所長趙人偉全力呵護下，大部分課題組成員都幾乎不受影響地將精力投入了課題中。但課題的完成時間被拖后了。 好在大家都堅持下來了。1992年，課題組終于回到正常狀態。1993年年底，課題的英文版論文集出版，1994年又出版了中文版的論文集。 論文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從一誕生就被視為研究中國收入分配的經典之作。"現在幾乎所有研究當代中國的論文都要引用課題組的數據。"李實介紹，他們的數據在國際上甚至有了一個專有名詞：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 趙人偉等人的調查顯示，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在1980年代初期有所縮小，但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呈擴大的趨勢。城鄉之間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的比率1983年為2.15：1，到了1987年，其比率已恢復到改革前夕1978年的水平。 趙人偉認為，城鄉收入差距短暫縮小，緣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當時城市還沒有進行改革，農村收入提高而城市收入不變，差距自然縮小。但不久隨著城市價格雙軌制以及體制外企業的興起，這一差距開始拉大。 區別于國家統計局籠統的收入統計，趙人偉他們第一次把實物收入做了一個大致的估計，并基于此用基尼系數(該系數值在0-1之間，0是絕對平均，1是差距絕對最大化)，給出了中國收入差距的具體數字。據他們估計，1988年中國農村的基尼系數達到0.325，城市為0.233，全國基尼系數為0.382。按照國際通行的理論，一個國家基尼系數超過0.4，就步入貧富差距拉大的黃燈區。當時國家統計局還沒有進行過基尼系數統計，趙人偉、李實給出的這個數據令政府和學術界都大吃一驚。 至此，歷時6年的第一次調查結束，而其在國內外帶來的全新觀念，包括實物收入，基尼系數等的量化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正是基于這種影響，課題的贊助者福特基金會和趙人偉產生了做第二次調查的想法。 "正好當時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宏觀環境也很好，中國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李實回憶說，1992年后，各方改革速度加快，分配體制和勞動力市場變化迅速。 1995年，趙人偉帶領課題組做了第二次居民收入差距調查。此次調查問卷添加了一些新的東西，比如失業問題，始于1990中期的下崗失業已經比較普遍。他們也把財產問題加進去，事實證明他們對財產問題的研究恰逢其時，并得出了驚人的結論。趙人偉此時對上次調查城鄉差距拉大的解決之道有些想法，為此，課題組特意調查了農村人口自由流動的問題。 經歷了第一次長達6年的調查分析，趙人偉已經培養出以李實為代表的一批實證學者，而且在長達10幾年的國際合作中，趙人偉的課題組在國際上獲得了專業尊重。 1999年，由趙人偉、李實、李思勤主編的《中國居民收入問題再研究》一書出版。在隨后的幾年中，國內外大量學者以這次調查數據為基礎撰寫了大量論文。而趙李二人得出的結論同樣令人深思。 第二次調查顯示，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基尼系數的上升、收入差距擴大這樣一個中國社會總的趨勢愈發明晰。其中農村的基尼系數從1988年的0.335上升到1995年的0.429，同期城鎮的基尼系數從0.233上升到0.286，全國的基尼系數從0.382上升到0.445，接近了國際上0.45的紅燈警戒線。 趙人偉還援引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指出，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之間收入的比率超過2：1的極為罕見；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實物性福利，就會使1995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72%，其中住房占了增加數的大約60%。按世界銀行這份報告的估計推算，我國1995年城鄉收入的比率應為4.3：1。 2002年，趙人偉退居二線。在福特基金和瑞典國際開發署的贊助下，由李實主持完成了第三次大規模居民收入調查。此次調查聚集了包括美、英、日、瑞典、加拿大等地研究收入問題的權威專家。調查的周期困此大大縮短。此次調查運用了很多國際學術界19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使用的分析工具，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進行了進一步細化分析。調查顯示，城鄉收入差距還在拉大，越是窮的地區收入差距就越大，高收入階層占有的財富速度加快。 這次調查，李實特意選擇了2000戶城市流動人口作為樣本。調查結果同樣讓他感到不安。無論從收入還是從制度保障方面，這些外來人口都明顯低于同類城市居民，有的甚至不如低保人群，成為城市中的第三類人。 而后，趙人偉和李實在2004年又專門針對財產分配差距做了專項研究。其中關于住房改革所造成的事實不公，正好印證了世界銀行關于城市住房改革加大城鎮內部收入差距的報告。 "按照國際慣例，你擁有住房產生的租金算作財產收入。"趙人偉假定這前提。那么根據他的研究，自有住房估算租金的不平等系數已經超過了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住房補貼(暗補)的不平等系數，而住房補貼的不平等系數又超過了城鎮居民總體的不平等系數。趙人偉和李實認為，住房改革中把原來隱形收入(暗補)的不平等加以顯形化，并在這一過程中追加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是因公有住房的實際出售價格同市場價格之間的巨大差額所引起的。 "住房的雙軌價格的差別，遠比一般商品的雙軌價格的差別要大。"趙人偉認為，如果說1980年代后期開始盛行的"尋租"活動是利用既有的價差來謀取利益的話，那么1990年代后期出現的"設租"活動則是通過設置價差來謀取利益了。 趙人偉和李實之所以如此關注以住房為代表的財產分配不公，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財產積累不公，已經達到了不得不令人警覺的地步。 據他們調查，2002年，全國總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5，既高于同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0.454)，又高于同年城鄉分別計算的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城市為0.475，農村為0.399)。 趙人偉介紹，21個發達國家在1990年代中期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大約為0.3，但這些國家在20世紀后半葉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為0.52和0.93之間。按照國際標準，我國現階段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還不算很高。但如果考慮到以下兩點，仍然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第一，發達國家個人財產的積累已經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而我國從1980年代初算起，只經歷了大約20年的時間。"可以說，中國個人財產積累的這種速度和勢頭都是超常的"。第二，我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已經顯著地超過上述發達國家，而如上所述，當今收入分配的分化必然會影響今后財產分布的分化，因此今后一段時間財產分布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可以說將是難以避免的現實。 "20多年以前，世界銀行認為，當時的中國居民除了可以略去不計的極少量利息收入以外，幾乎沒有什么財產收入。然而現在和今后的情況就不可同日而語了。"趙人偉在其一篇論文中感嘆到。 收入差距的政策歸因 18年的調查中，趙人偉和李實多次到樣本地進行實際考察。數據顯示的收入差距遠不如他們親眼所見來得震撼。 "我們到福建晉江一個村子里，遠遠就看到有幾棟住宅樓，像宮殿一樣，高級的不得了。當地人講，這些樓都要花四五百萬。緊挨樓，就有很多五保戶貧民房。"李實最近一次去農村考察是今年6月份，眼前如此強烈的對比，讓這個"見多識廣"專門研究收入差距的人都感到吃驚。李實走進豪華宮殿旁邊的破房子，發現房頂還漏著大縫，只用塑料布勉強蓋住。 而在他們經常去的陜南農村，李實至今記得一個3口之家的場景：老頭躺在床上，躺了半年多，只能吃點飯，也不知道什么病，因為看不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老太太要照顧老頭，還有一個兒子，40多了，呆傻，成不了家，只能是帶著到地里撿點柴火。 "整個家庭感覺不到一點希望。"李實沉重地說，"那房子還是解放前的，房頂上的灰塵都成穗狀吹下來，屋子里黑得不得了。" 收入差距尤其是城鄉差距，是引導趙人偉進入收入分配研究領域的重要原因，令趙人偉感到不安的是他的研究已經過去了20年，城鄉差距呈現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在各個層次上的差距越來越大，甚至一而再沖破國際通行的警戒線？ 國際上一般用西蒙·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收入差距的擴大。該理論大體可概括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收入差距會迅速擴大，爾后是短暫的穩定期，然后在增長的后期階段會逐漸縮小，整個過程就是一個倒U型。 除了經濟增長外，趙人偉和李實認為還有兩點原因：經濟改革或體制的變遷，經濟政策的變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財產分配改革、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以及伴隨而生的各種尋租行為都屬于此列。"李實說，"但這些還是局限于一般的經濟學理論分析，對于轉型期的中國尚有很多問題看不清楚。" 在李實與約翰·奈特、宋麗娜合著的《城鄉收入差距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闡述了一個理論：在計劃經濟期間，政策的制定是外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著一切；在經濟改革期間，政府不得不對各種經濟問題承擔責任，而且需要尊重不同經濟利益集團的潛在利益。盡管目前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經濟利益集團式的政治，在政策制定方面，政府仍舊起著主導作用，但經濟政策已經變得越來越內生化。 趙人偉則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分配差距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都伴隨著國家政策的改變。 1978-1985年，中國農村首先進行了改革，擯棄公社制度，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度減少。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86：1。 1985年后，中國政府的注意力從農村改革轉向了城市經濟改革。在整個城市改革期間，城市居民的真實工資水平一直在提高。這主要是政府對城市企業進行放權以及對城市居民進行保護，避免農村居民進城與城市居民進行競爭所造成的。這一時期，雖然農產品的價格有所提高，但城市各種實物補助提高的幅度更高，因此這一時期城鄉收入差距反轉增大。到1994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達到2.9：1。 最后一個時期開始于1990年代中期啟動的國有企業改革，被很多人認為是國家保護城市居民時代的結束。而李實則指出，由于國有企業的利潤不斷下降，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時也阻礙了經濟增長，政府情愿冒著損失城市居民利益的政治風險采取國企改革政策。 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中，再次強調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構建和諧社會。趙人偉認為："這是與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特別是收入差距的明顯擴大這一背景分不開的。" "必須改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逆向再分配'問題。"趙人偉指出，這種分配思路違背了收入再分配的初衷，通過再分配，不是縮小收入和財產的差距，而是擴大了這種差距。 "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不僅影響公平，更會影響效率，尤其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轉型的關鍵時刻。"趙人偉總結其20年的研究經驗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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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奔騰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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