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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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在蘇聯共產黨第19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選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宣
布：1952年蘇聯小麥產量比1940年增長48%，以前認為是最尖銳、最嚴重的糧食問
題，依靠農業集體化“順利地解決了，徹底而永遠地解決了?！瘪R林科夫的這段
話在聯共19大贏得了“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也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顯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都必須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
。中國的人口更多，耕地更少，糧食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比蘇聯更尖銳、更嚴重。
蘇聯的經驗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與成功地解決糧食問題聯系起來了，一箭雙雕地
既克服了糧食困難，又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毛澤東在蘇聯的經驗中看到
了一舉而解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兩大問題的希望，不禁深受鼓舞。1953年10
土改完成之后，中共領導層在搞不搞農業集體化的問題上沒有分歧，這是一
種可以稱為信仰的東西。問題在于什么時候搞集體化更有利，是立即動手還是數
年之后。一場圍繞著步子問題的爭論爆發了。先后卷入爭論的一方是毛澤東、高
崗和山西省委，另一方是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張聞天和鄧子恢。
按照建國初期的設想，中國農村在土改完成之后將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
，這個歷史階段尊重農村的個體經濟，也允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和發展。話雖是這
么說，一旦新富農真地露了頭，許多共產黨員便坐不住了。
1950年春，東北地區的領導人高崗發現自己的管區出現了兩極分化，一些農
民開始賣地，另一些農民開始買地、雇工。一些共產黨員也雇了長工。高崗立即
宣布了五條獎勵互助合作，歧視單干的經濟政策，在貸款、新式農具、優良品種
和勞模評選等方面壓制單干戶。他要求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實質就是主張
土改后跨過新民主主義階段立即向社會主義進軍。
高崗的講話在《東北日報》刊出，同時東北局向中央寫了關于黨員雇工問題
的請示報告。劉少奇在20天之后簽發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答復東北局的信，信中說
：“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
，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么辦的提法，是
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復信的當天晚上，劉少奇又找安子文談了此事，他
說：“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
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
高崗見到劉少奇的講話記錄，跑到北京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讀后滿臉不高
興，又批給陳伯達看。于是高崗以為有機可乘，便拿這個講話當武器開始整劉少
奇，大有取而代之之勢。后來高崗因權欲薰心整人過頭，反而遭到批評，最終于
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周恩來在批評高崗時說：“少奇同志的談話，可能
有個別話走了火，但本質上還是對的。”
東北挑起的爭論尚未了結，山西又鬧了起來。1951年山西也搞開了“把老區
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并以此為題向中央和華北局寫了報告。以薄一波為首的華
北局派調查組去山西長治地區了解情況，正趕上長治地委召開的十個互助組轉為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議。地委認為，為了防止兩極分化，必須提高互助組，試辦
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山西省委也支持地委的主張，認為適當動搖和否定
私有制沒有什么不可以。調查組不同意山西方面的觀點，爭執起來，找到薄一波
頭上讓他表態。薄一波出于慎重又找到劉少奇，劉少奇明確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
的意見，并說要批評山西省委。事后劉少奇果真在幾個場合點名批評了山西，說
他們存有“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北∫徊ㄒ苍凇度嗣袢?BR>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在互助組內削弱私有財產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毛澤東知道此事后，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他不支持他
們，而支持山西省委。毛澤東以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手工業工場為例，證明簡單
的勞動合作本身也是生產力的進步，不必非得等待生產工具全面變革之后再改變
生產關系。他說得很有道理，劉少奇等人就收回了自己的觀點，后來還做過自我
批評。如果把東北合作化問題引發的爭論叫作第一回合的話，這就是合作化之爭
的第二回合，山西回合。
第三個回合可以叫浙江回合，起于1955年6月，契機是砍掉1.5萬個浙江的合
作社。在這個回合里，毛澤東把自己的論爭對手描繪成一個“小腳女人”，“東
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
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
眾運動的正確方針。”不幸被毛澤東譏為“小腳女人”的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
鄧子恢認為合作化發展不可太急太快，必須注意客觀條件是否成熟。按他的
指示，浙江的5.5萬個合作社中一下子砍去了1.5萬個社，砍得毛澤東心痛不已。
1955年7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鄧子恢、廖魯言、劉建勛、杜潤生等
人，嚴厲批評了鄧子恢。
鄧子恢為人頗有豪氣，盛夏時節在農村工作部作報告，常常旁若無人地穿著
大背心大褲衩，搖著大蒲扇侃侃而談。面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厲聲厲色，鄧
子恢仍然堅持己見，談了五個小時，也沒有退讓。毛澤東道：“你的思想要用大
炮轟?！?
當時鄧子恢的部下有人勸他別為了幾十萬個合作社與毛主席爭論，鄧子恢道
：“不是幾十萬個社的問題了，要緊的是他認為辦合作社的那些條件都不必要。
這怎能不講清楚！”
關鍵就在于這個“條件”。劉少奇、薄一波等曾認為生產力水平、工業化程
度是農業集體化的條件，離開這些客觀條件談合作化只能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
義”。鄧子恢也認為發展新社必須考慮客觀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譬如已有的社
辦得如何，是否增了產，是否鞏固，干部力量的強弱，作為合作社的基礎的互助
組規模如何，原有的工作基礎怎樣等等。而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條件在人的心里
，在于億萬農民群眾所蘊藏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他斷定土改之后農民有
這種積極性，對此若不及時利用，等到農民不那么窮了，新富農大批出現了，這
種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就要錯過。那時再讓農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將成為一件極
其困難的任務。
毛澤東對農民的內心世界的這種判斷由來已久。1951年9月，山西的合作化之
爭尚未平息，毛澤東倡議召開了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會后起草了《關于農
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初稿寫成后，毛澤東讓陳伯達向熟悉農民的作
家征求意見。陳伯達找到山西作家趙樹理，趙樹理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當時的
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陳伯達向毛主席匯報了趙
樹理的看法，毛澤東說趙樹理的意見很好。但是他并不肯改變自己的信念，只是
稍稍調整了自己的見解，讓那份草案不要光肯定農民的互助合作積極性，也要肯
定農民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
四年之后，毛澤東主席的判斷更加樂觀了，他在《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
一文的按語中寫道：“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緊接著他
又指責那些看不到這種積極性的人：“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
們，對于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
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痹谶@個問題上，毛澤東不折
不扣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農民的這種認識和推崇是毛澤東的獨創，也是
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理論根據之所在。至于這種理論的正確與否，只能由即將
開始的一場波瀾壯闊的歷史性實踐來回答了。我們將會看到，在這場巨大的歷史
實踐中，陳永貴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他的所作所為將對毛澤東主席的判斷和
決策發揮影響，他本人的命運也與這場大試驗密切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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