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廠委員會運動綜述——工人監督與無產階級政權
作者：李星編譯
2005/11/01

編譯者按：本文主要取材于戴·蒙代爾（加拿大）著《1917年的彼得格勒工人監督》（1995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擇》雜志），以及德·丘拉科夫（俄）著《工人國家與工人自治：1917-1918年間的辯論》（2003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擇》雜志）兩文。在此對二位作者表示謝意。

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與建立政權，是工人運動的戰略目標；但無產階級取勝的歷程，卻絕非按部就班的呆板過場。十月革命的內在階級動力，表現為工人自我組織程度越高、越團結和認清自身利益，越堅決捍衛乍看起來屬于「民主革命」的改良措施（8小時工作日、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政治自由和人身尊重），越發現急需建立自己的國家機器。本文試圖以1917年俄國工廠委員會運動的發展為主線，揭示下列方面——群眾運動如何走向高峰；有組織工人和其他勞動階層決心奪權的集體心理變化；左翼眾流派、有產階級與工農的互動關系。

1917年，深陷世界大戰、工業危機與上層密謀的沙俄暗流洶涌。首都彼得格勒工人與（農民出身的）士兵的春季起義，既推翻了帝制，又使俄羅斯一度成為「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1]（列寧）；群眾組織遍地開花，帝國及屬地的大型工業中心（從彼得堡、巴庫、赫爾辛基到哈爾濱）均出現蓬勃的工人士兵代表會（即蘇維埃），企業內部普遍建立工廠委員會。與1905年出現過的蘇維埃相比，工委會及其「監督生產」尚屬新鮮事物；工人們總結說「委員會誕生之初，既無行動綱領，又缺活動規章。但生活給我們寫出了綱領和章程，就是說，我們的最好老師是生活本身」[2]（1917年12月「普吉洛夫」工廠工委會報告）。與此同時，左翼各派對異軍突起的工人監督顯得懵頭轉向；一位列寧派干部坦率地表示「捫心自問，十月革命前我黨對工人監督的整體形式以及在何種經濟基礎上繼續它，心中無底」[3]（奧新茨基）。

1917年11月1日，首屆全俄工廠委員會代表會開幕。孟什維克派（以下簡稱孟派）指出「工人監督生產的前途，關鍵在于澄清（正在進行的）俄國革命是否等于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一再要求列寧分子把話談透，可他們一味回避」[4]（特維爾市工人代表林科夫）。對孟派來說事情很簡單：「它并非社會革命，而屬于攙雜著社會改造成分的政治革命，或者說社會改良被放到了極重要位置」[5]（林科夫），無政府主義派的看法相反——「我們支持社會革命」[6]（首都「施利塞堡」火藥廠工人代表茹克）。至于聚集了最多革命工人的列寧派，則忙于內部重組。

1917年春列寧發表《四月提綱》，拋棄第二國際多年指導俄國工運的「兩階段論」（首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過相當歷史階段后再談社會革命），呼吁無產大眾盡快奪權，導致部分干部憤而出走。更多同志作壁上觀：不公開譴責列寧的新路線，但未把領袖關于工人革命的號召當回事，而認真籌劃如何鞏固代議民主制，以完成廣泛社會改良。數月后，主張「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及其「區聯派」入伙；產業工人中列寧派的影響飛躍增長，但中央多數仍反對推翻資產階級政府，難怪著名左翼政論家蘇漢諾夫尖銳地質問「列寧分子到底想拿政權怎么辦呢？他們顯然欠缺清晰的計劃和主意，充其量只堆積了些新政治綱領的原始材料」[7]。

許多深陷政治惰性的「老革命」（從斯大林到加米涅夫）感覺不到工人起義的迫切需要，基層勞動者的情緒立場卻電閃雷鳴般裂變——「監督生產是所有工人會議的絕對主導話題」[8]（蘇漢諾夫）。盡管「監督（生產）并非社會主義。這僅是推動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9]（工委會中央理事會成員、列寧派干部帕·斯克雷泊尼克），而孟派忙于使工人監督化為資本主義市場的積極因素，以「調節和組織國民經濟與勞動力市場」[10]（首都工代會經濟綱領主筆格羅曼），大小老板如坐針氈。「列寧也好，托洛茨基也好，至今都沒提供完整經濟綱領；他們的工業主張從未超越（孟派制訂的）彼得堡工代會《五一六工業要點》的范疇。大資本——比如紡織巨頭、臨時政府工商部長卡納瓦洛夫——認定激進改良等同社會主義，其實遠著呢！」[11]（蘇漢諾夫），但有組織工人爆發的能量已讓有產者嚇破了膽。「工代會和其它工人組織有能力對政府施加巨大影響」[12]（銀行家列布申茨基），工廠委員會索要財政文件和生產信息的勁頭，讓資本家和高級主管們驚怒不已，很快鐵了心對抗到底。

那么，工人們到底推出過哪些經濟要求呢？首先是八小時工作日。

八小時工作日

二月起義喊出了「民主共和！無償分配土地！立即簽定無割地賠款條件的和平協議！」等政治口號，另外，工人們的社會經濟改良愿望也非常高漲（八小時工作日、「足以滿足自由公民尊嚴生活」的工資和「企業內部憲政制度」）。左翼認為上述要求屬于資產階級民主改良，但資本家及其國家機器另有意見。1905年革命時，八小時工作日即為工運中心目標，但雇主和政府唾罵這是「政治訛詐」。1917年帝制垮臺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命令彼得格勒工人結束政治總罷工，并得到工運多數領導層（孟派、社會革命黨）的支持；然而，市工代會的復工決議受到基層堅決抵制，形同廢紙。一位工人代表回憶說「當我把決議拿回廠后，就明白它毫無效力。得到自由后，我們必然借助它（即包括罷工權的政治自由——李星注）減輕剝削制度的壓迫，與資本更好地斗爭」[13]。3月7日，111家彼得堡工廠只有28家復工（首都工業家協會數據），復工企業多半（在工人壓力下）落實了八小時工作制[14]。3月24日，帝國炮兵管理總局下屬各大軍工廠舉行工人會議，氣勢如虹地宣言「我們必須得到八小時工作日和其他政治自由！」[15]。

增加工資

戰爭使工商界大發死人財，勞工卻得承擔收入下降、物價騰貴與征兵的苦難。皇室遜位后，工人異口同聲地要求「原封建帝俄時期的暴虐剝削條件，不應繼續在新俄羅斯存在下去」[16]（首都納爾弗區工代會聲明）。

3月10日，彼得格勒工代會討論了首都無產者的生活現狀，多數代表倡議立法確認最低工資制。與會的「普吉洛夫」船廠代表總結說：「工人與士兵代表會有責任站在窮人立場上觀察事物，更新薪金評估辦法，讓工人有更好生存條件。我們責成（本次大會即將選出的專門委員會）全面了解無產者生活，并與廠方開始談判。當主管的那幫吸血鬼跟雇主一個鼻孔出氣，打著愛國旗號讓大伙一貧如洗，吸干壓碎后就甩進垃圾堆。（執委會的）同志們，現在世道變了！工人要求公平的薪水，老板卻沖我們喊：‘完了！要動手搶啦’，同志們，你們大概不會跟著老板瞎叫喚吧？站在工人立場上，你們該告訴老板：‘錯了，財主讓工人累彎了腰，刮干了他們的財富，往后必須支付勞動應得的報酬’」[17]。

「企業憲政制度」

帝俄時期，企業內各級主管和小頭頭既專橫跋扈，又多與情報部門合作迫害工運分子——廠長定期向特務匯報工運動態，對政治罷工以歇業回應；作為回報，政府派兵鎮壓經濟罷工[18]。身為專制制度的基層環節，舊管理層充當著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活載體，且被職工視為以侮辱下屬人格為樂的奴才狗腿，恨得牙癢。二月起義后，末代皇帝的退位書墨跡未干，工人便呼喊著「廠內憲政萬歲！」著手清洗各級領導。為了泄憤，好多地方的工人把高級白領們用麻袋蒙頭塞進貨運推車，于大群人的哄笑中鏟到廠外；后來的清洗氣氛較平和，但更有組織性。

一般來說，工委會開除管理者有三大理由：

一．他是專制走狗、告密者，用政治迫害威脅工人。

二．他是土皇帝，侮辱工人自尊，把剝削程度推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波羅的海」船廠油漆車間工人揭露「這幾年工頭沃爾科夫讓我們吃了數不清的苦頭，1909年以后他就拼命把工資條件往下壓，根本不管勞動環境如何……大伙一直受這個王八蛋的氣，直到天翻過來」[19]。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1914年間，首都許多罷工都與「對工人保持禮貌」的要求有關，但當時的帝俄工商部長稱這一謙卑請愿「純屬政治挑釁」[20]。

三．不勝任本職工作。首都第一電站職工解雇了全部大小頭頭，因為他們既是「專制制度的追隨者」，又「從經濟角度看有害，從技術角度看無益」。在「波羅的海」船廠，一位車間主任被工人撤職，理由是「對本職工作狗屁不通」「每天在崗時間不超過兩三小時，對工人的任何請求都回答‘不老實就讓你下大獄’或‘再嚷嚷送你上前線等死！’」「在工人中間安插探子，除保皇黨外，防止任何工人組織露頭」[21]。

工廠委員會的誕生

工委會是「廠內憲政」的組成部分，早在1903年，帝俄政府就允許工人從事集體談判，但又立法限制職工代表的實權；廠主和官僚機構還竭力阻撓工人行使上述權利。二月起義后，工委會負責與廠方談判、聯絡其它群運組織、保護企業、監察生產和財政收入等工作，它的組織原則與工代會相仿（受工人大會監督，向后者定期報告，所有成員可以隨時撤換），但活動范圍局限于本企業。對上述活動，工會干部普遍批評工委會讓工人「多管閑事」；后者則反駁說在政治危機和經濟蕭條的嚴酷環境下，傳統斗爭手段（集體合同、罷工與請愿）已失去效力。

群眾邊試邊走，跌撞摸索地前行。對建立工人政權，他們和自己的先鋒黨（無論列寧派抑或孟派）沒什么思想準備。由于長期認為（所要完成的）俄國革命屬于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工人們有很多疑慮，生怕破壞私有產權（打擊同盟軍）。但每天面對的階級斗爭鐵硬現實，逼得無產者往前走。一年后，列寧派老干部、工運活動家伊·斯捷潘諾夫總結道：「工委會終于成了企業的全權主人，這是革命發展與階級斗爭不可避免的結果。與其說無產者有意識地往這方面走，不如說形勢所迫」[22]（小冊子《工農業：從工人監督到工人管理》）。

有產者的怠工·國家調控·工委會的反擊

二月起義后，有組織工人積極護廠、熱心提高（尤其是軍品的）生產率，視為保衛民主自由的必要措施[23]。主流資產階級政治家庫特萊爾（大工業家）留意到「工人表現出某些工作熱情」[24]。4月中旬，首都「施利塞堡」火藥廠廠長告訴工商部長「工人極富覺悟地接受了現有經濟形勢的一切后果，盡力保護企業不受騷擾，努力增加火藥和其他爆炸物的產量」[25]。早些時候，臨時政府工商部長報告說首都無產者「懷疑某些廠主有意怠工，拖延軍品的出廠期」[26]。

被壓迫者主動退讓和自我犧牲，老板們卻蹬鼻子上臉。從三月中旬到四月底，工商界開始有計劃地關廠、唆使管理層積極怠工；與此同時，主流輿論界筆桿齊飛，破口大罵「紅袖標新貴」統統是幫「貪婪與懶惰的豬」；職業寫手們煽情地高叫「前方將士七生報國之際，工人卻糾纏什么‘八小時工作日’沒完沒了地要漲工資！」。1917年4月底，雇主抵制和持續作戰造成的經濟惡化，使革命運動人心思變。5月10日，孟派《新生活報》報道「最近首都部分企業的生產下滑，暫時局限于中小企業，但危機陰影使群眾極度緊張」；5月13日，《發言》報（大資本主流喉舌）預言「兩三周后，所有（工廠）會接連關門」。

整個1917年，改良主義左翼（孟派、右翼社會革命黨和部分列寧派）一直進言有產政府借鑒德國和英法的戰時國家壟斷模式，緩解戰爭給經濟的戕害，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徹底改造舊俄。1917年4月鐵路工人全國會議上，社會革命黨代表首次提出國家要盡快接手工業[27]；5月16日，彼得格勒工代會執委會通過了下屬「經濟處」制訂的《反危機綱領》（主要作者——孟派經濟學家普·加爾維與格羅曼），設想在生產、分配和金融領域推行廣泛國家調控政策[28]。列寧派內部的類似觀點以尤·拉林為主要代表[29]，直至十月起義后，拉林仍積極鼓吹「生產資料的有限私有產權」理論，試圖保留大工業私人資本。對工廠委員會、工人代表會等「通向無政府狀態」的群眾自我組織形式，這批左翼始終抱有極大懷疑、冷淡乃至厭惡情緒，直至流亡時期仍恨恨不已（切爾諾夫《建設性的社會主義》）[30]。

然而，《加爾維計劃》出籠后，工商界紛紛搖頭，一口咬定該方案「不合國情」。到底大老板們想說什么？對此，莫斯科銀行家兼工業大王帕·列布申茨基做了更具體和坦誠的解釋——「歐洲國家對經濟的（戰時）干涉，受到（國家本身的）充分監控，（俄國）實業界不反對這類調節。但有益和必要的監督恐怕無法（在俄國）實現，因為現政府自己也處于受（工人組織）監管地位，它如何獨立處理巨大的調控工程？！」[31]。有產者害怕的并非加爾維等改良左翼活動家，而是數百萬充滿進攻意識的有組織工人及其士兵盟友；加爾維們（孟派、社會革命黨）拿資產階級沒轍，但仍控制著迅速覺醒的底層，充當著有產者與工人間的緩沖帶。

5月18日，工商部長卡納瓦洛夫威脅「只有恢復（勞動）紀律并堅決與極左分子填不完的胃口做斗爭，經濟危機才能被遏止」[32]「最近的將來，假設（工人）不學會冷靜的話，數百家企業要關閉！」。這是對改良主義領袖的政治壓力。5月20日，孟派《工人報》刊登題為 「進攻？」的社論，驚呼「工代會每天接到大量（關于資方怠工的）匯報，所有跡象表明工業界已有（反革命）綱領」。社論接著寫道：「經歷了短促慌亂后，工業界重新活躍起來。不久前的張皇失措與一味退讓已無蹤無影。三月里工業家們幾乎不還價地滿足工人要求，現已轉為堅決自衛并急匆匆地到處反撲。以缺少煤炭、金屬和訂貨以及進口貨競爭太甚為由，雇主想方設法地裁減工人降低生產。其實，這是資方新的斗爭手段——隱蔽歇業」。

工商精英圖謀以黑色鐵血手腕結束革命；半灰不白的「民主進步政府」口頭唱得好聽，實踐中幫老板的忙；領導群運的主流左翼寄希望于當局納諫落實廣泛改良，編織著粉紅色的夢，這便是1917年5月俄國主流政治調色板的主要元素。后來的半個多世紀里，這一幕不時重演——1927年的中國；1936年的西班牙；1958年的伊拉克；1972年的智利；半途而廢的革命結局慘淡：工運被碾碎，無產先鋒多遭屠戮，工農一蹶不振，有產者的秩序和財產得以延續。但1917年的俄國無產者選擇了另一個結局。他們的斗爭告訴我們，只要牢牢立足本階級利益和組織，貌似龐然大物的有產者和改良主義頭目并非不可戰勝。

4月10日，列寧派首都委員會首次號召工人自覺監督企業內部事務（「應部分工委會關于監督生產必要性的呼吁，我們號召工人同志建立相應的委員會」[33]），在此之前，左翼眾流派對這一底層倡議均無深入研究。5月底，首屆彼得格勒工委會代表大會把工人監督列為中心議題；與會代表列文（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介紹說「凡工委會能做的，正在做，但不理想；工人組織需要建立專門機構，與國家機器一起監督生產和分配，才能使現有工作變得富有成果、有組織性和穩定下來。……底層監督仍原始粗糙，局限于保護企業、防止機器被（雇主）零散賣掉和蓄意破壞等等。……革命工運的新形式——工委會扮演著（企業里的）主要角色，但在生產領域，沒有真正革命政權進行干涉，工委會無力解決如此巨大復雜的難題」[34]。

大會上，已受冷落的「務實左翼」撇嘴坐在角落里，暗罵代表們的決定是「俄國工人落后意識的表露」[35]（加爾維）。許多年后，流亡孟派領袖們仍自吹「當時局勢遠非無可救藥，工人立法領域取得巨大進展」，捶胸頓足地抱怨群眾盲動，「讓列寧和托洛茨基冒險小集團鉆了空子」[36]。不管怎樣，隨著工人監督的鋪開，從組織程度到意識領域，無產者的階級獨立向前邁了關鍵一步。

私企工人：你怠工，我監督

冷對主流輿論鋪天蓋地般惡意攻訐，革命工人更改了戰術——監督生產被廣泛提到私企工委會的議事日程上來。3月20日首都工代會舉行全會，金屬加工行業的一名代表報告說「盡管部分車間有活干，卻無法開工，經理也搪塞推委，結果大家無所事事。工委會碰過頭了，已成立三人調查組，提防廠方出于反革命動機破壞生產。如果調查表明那些車間可以立即運轉，就馬上要主管落實。今后廠里可能還會找碴怠工，所以請市蘇維埃牽頭成立工廠事務委員會，以便統籌全局。過去有個‘軍事-工業委員會’過問下面的生產，但那是資產階級小圈子機關，里頭的工人代表是陪襯。現在該成立以我為主的類似機關，巡查全市廠方怠工行為，特別要澄清關于金屬、煤、石油無一不缺的借口屬實與否」[37]。

由實際效果來看，工人監督負有三大責任——制止資方的惡意裁員、減產和關廠；鑒于生產的資本主義市場性質，假設管理層蓄意抵制，類似努力便成效甚微。這個階段的工業無產者對勞資矛盾有清醒認識，但同時準備與雇主達成階級妥協（「為了民主革命的階段性目標」），只要后者維持生產就行。然而，工運的嚇人威力使眾老板只剩一個念頭——魚死網破！任何長期協作都讓富豪們排除在外了。

1917年4月底，彼得格勒州工廠視察員報告說「‘蘭格吉平機械制造廠’工人懷疑廠方有意遲滯軍品生產」。4月27日，武裝工人禁止廠長回家；多方調停下，最終建立了聯合調查組（工代會、企業主協會、工程師協會和中央政府所屬軍事-工業委員會各派代表），但調研進展遲緩。6月2日，廠長以成本昂貴、燃料和原材料奇缺為由宣布停產，又叫罵八小時工作日導致生產率下降一半，「公司在軍事訂貨上虧了一千萬盧布」難以為繼云云。.向上級理事會求助后，工委會查出并追回雇主吞沒的45萬盧布（足夠維持一年制造開銷）[38]。事后，全廠工人決議立即推行監督生產制。

對事件的報道中，首都工委會機關報《消息報》指出「‘蘭格吉平沖突’符合諸多關廠風波的基本描述」，關廠的老套理由是虧損和周轉困難，「只要工人試圖澄清真偽，就發現一切無外是同盟歇業老把戲，但極為精細狡詐」[39]。

二月起義后「三角橡膠制品廠」工人提出增加傷殘補助，這項請求被交給政府下設的協調委員會；部分職工急于得到補償，難以再等。5月初，70名工人（無政府主義派）闖進廠長辦公室要求立即兌現許諾，否則就「把你扔河里」；暴怒的工人還與工委會大吵一架。當夜廠長帶著現款逃跑被職工抓獲。第二天，勞動部長斯科別寥夫接見該廠代表，警告后者「未經考慮的莽撞行動會把專家逼走，而你們自個沒法管理企業」；部長建議工人把經濟要求推遲至戰爭結束。作為折衷，工人、職員、車間班長和工程師代表成立聯合委員會，約束管理層[40]。

7月中旬，「波羅的海」車廂制造廠總經理公告全廠關閉「革命后連續巨虧」的汽車制造車間。當工委會證明「虧損」報表純屬弄虛作假后，總經理同意維持生產，工人必須保障一定的利潤。最讓人震驚的一幕就此發生——工委會表示接受，附加條件是「工人全面監督生產和所有的錢款往來帳目」，經理室打了退堂鼓[41]。

當群眾察覺廠方試圖搞破壞，就急忙引進工人監督；一旦類似威脅減退，職工的熱情便小得多。可以說，1917年夏季的監督生產潮帶有自發性和被動應付（資方壓力）的特征；直至7月，私企領域的底層監督仍較罕見。大量工委會忙于為企業采購燃料、原料和尋求訂貨，事實上履行著商業經理的職能。首都工委會大會組織過專門會議，討論生產危機和原料短缺現象；會議資料顯示系列企業的工人代表曾遠赴頓巴斯買煤，稍帶了解當地礦井的生產狀態[42]。

鑒于工委會的商業活動擴大了企業收入，資方對類似行為不太敵視，卻引起革命先鋒黨的憂慮。二月起義后，列寧派的一個主要領袖尼·布哈林斷言「生產領域沒工人監督絕對不行」[43]，并大膽地提出工人政權的前景；1917年6月莫斯科工代會大會上，布哈林號召工人成立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機構，「基層環節由單個企業的工委會和職員委員會構成」[44]。首屆彼得格勒工委會大會上，列寧批評工委會像「資本家的小伙計」瞎忙一氣，闡明工人組成具備行政權力的經濟協調機關，才可確保所有努力不會讓資本家單方得利。對列寧派的意見，運動主流暫時聽不進去；「新軍火」機械制造廠的工人代表認為「工委會弄到原料不等于為老板賣命。如果我們不支撐廠子，任何（壞）事都可能發生」[45]。

國企工人：嘗試接管生產受挫

帝制覆滅后，國企工人幾乎立即全盤接管廠內事務，或有選擇地保留個別舊主管（多數國企主管是現役軍官），共同行使管理職能。這比狹義地監督生產進了一步。工人們以為既然「民主革命」勝利了，而國企是政權的一部分，自然屬于人民；從這一邏輯出發，國企工人（尤其是鐵路、郵局和電報局職工）覺得參加管理天經地義。

僅一個月后，國企工人便正式放棄直接管理的努力，不再對生產負責，而自我局限于財政監督。4月15日，首都國企工代會賦予工委會廣泛授權（包括有權獲取全部信息、文件和解雇「無法與勞動集體保持正常工作關系」的管理者），但相關決議也申明「百分之百的生產資料社會化以前，（我們）不贊同對技術和行政-經濟組織活動負責，工委會派駐企業管理層的代表不應擁有投票權，他的意見（對生產決定）只具參考價值」[46]。

海軍部附屬企業工人的3月大會上，一位工委會主席如此概括自己的階段性工作：「困難很多，形勢很不確定，也由于（委員會）完全是新領域。工委會成立時太亂，嘗試著管理企業時遇到不少麻煩，讓我們進退兩難：如果事必躬親，就無法實施廣泛監督（本來就是自己決定的結果），也壓制了車間主管的倡議精神。此外，（直接干涉生產）打亂了管理環節的系統性。實踐和理性要求我們把管理權還給廠長，而委員會保留對后者全部活動（包括改變生產流程和裁員）的監督權」[47]。

積累若干經驗后，一位工人代表感慨地說「所有（左翼）黨都沒預見到資產階級統治下，工人階級會干涉經濟；如今都承認不如此就沒法控制危機。工人被迫這樣做，以免（因為關廠失業）流落街頭」[48]（列文）。八月首都工委會二大上，基層代表大聲疾呼「難道與財東一起開開會能解決困難？！如果老板真想好好搞生產，或許還能振興經濟，可他們壓根兒就沒這想法！通過清談會強迫老板干活，咱沒這個能力。老板一絲一毫都不讓步，所以跟他們也沒啥好商量的」（工人安吉泊夫）[49]。實踐鍛煉了群眾，使他們越來越清晰地懂得保衛民主改良的最佳途徑，在于結束資產階級政權。

新的一步：要工人政權，但保留生產資料私有制

1917年夏天，盡管主觀上革命無產者還不肯喊出「我們要百分之百的工人政權！」的口號，但監督生產已損害和限制了有產者對所屬財產的支配權。單個企業里，工人的監察讓雇主如茫刺在背；整個國家里，說一不二的工兵代表會站在臨時政府身后，敦促后者盡快履行承諾（「無條件和平、土改和民主共和」）。無論工廠抑或國家，雙重執政無法長久拖下去；要么強大工運徹底取得政權，要么舊統治者把犯上的奴隸打翻在地。就這樣，兩大對立階級高度動員起來了——資產階級冷靜地怠工關廠卷逃資金，積極籌備政變和內戰，工人熱騰騰監督生產逮捕雇主，也漸漸發覺奪取政權和建立紅軍是反危機措施的關鍵環節。五月，改良主義左翼公開入閣（出掌勞動部、土地部），狂亂地試圖調和階級決斗，但對工農的影響已漸削弱。

五月底，臨時政府借口「靠近原料和燃料產地」，提出把首都企業遷到外省「擺脫工業危機」。5月31日，工商部長帕里欽茨基和全俄蘇維埃執委會分別向首都工代會提交「疏散報告」，盡管（孟派把持的）執委會替疏散構想百般辯護，普通工人代表卻看透了背后的陰謀——把最富戰斗性的無產階級分子趕出首都「分而治之」，而無產階級的削弱和分散只會斷送革命。當日投票表決中，工代們駁回了遷移申請（173票反對/144票贊成），政府悻悻服從后又遭猛擊：工代會首次宣言「只有工兵農代表委員會獲取國家權力，對全部生產領域實施國家調節，才算真正的反危機斗爭！」[50]。

數日后，首屆全國工委會大會通過決議《反危機的經濟手段》，點明既要于國家水平上引入調節措施，也得擴大企業一級工人監督的范圍，并特別說明「只有把政權轉交給工兵代表委員會，才能系統地和順利地落實上述建議」[51]；以上決議草案由列寧派提出，得到297 票贊成（出席代表70%以上）。孟派草案抨擊底層監督純屬「無政府主義傾向」，呼吁保衛臨時政府的同時「從左面施加建設性壓力」「推動反危機措施早日出臺」，僅得85票。無政府主義派的草案光提工人監督，未講政權命運，得45 票。

工人不再相信資產階級政客，但自己設想的「工人政府」是否自動意味著剝奪有產者？并非如此。多數工人僅希望新政權能保障他們有效監督私企的生產。首都第二屆工委會大會上，有的工人抱怨老板太多心——「我們想趕緊把生產監督搞起來，部長們的反應慢得要死。工業界成天怕工人抄他們家，許多老板有意混淆‘監督’與‘占領工廠’；實際上，我們從未發動占領運動，偶爾有個把意外，不代表主流」[52]（列文）。與此同時，部分最先進的工人已表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把生活當成不斷向前的整體潮流；革命在繼續，或許，這是世界革命的先聲。工人監督生產不算社會主義，但它已走出了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極限。我們要求的不是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相反，取得政權后，要做完資本主義應做而無力做的事（即民主改良——李星注）……（通過）自下而上地監督，我們可望學會如何組織生產并逐漸地走向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國民經濟」[53]（「新帕爾維安」工廠代表、列寧派工人納烏莫夫）。

歸根到底，「對民族資本來說，制止工業衰退并非好事；相反，工業復蘇會鞏固革命的年輕軀干，天知道革命的盡頭是什么？資本家擔驚受怕呵！有組織工人明天也許會剝奪實業界的特權財產，也許更糟。誰敢保證俄國革命不會擴展為國際革命？」[54]（列文）。1917年夏季，這個問號沉重地敲擊著無數人的心，階級肉搏的白熱化格斗終于上場了。

從七月到十月：工人監督運動的危機

1917年7月 3 日至 4日，首都數萬工人士兵向全國蘇維埃執委會請愿，要求十位「資本家部長」下野；列寧派內部意見不一，倉促充當了請愿的技術領導者。請愿者與親政府部隊發生沖突，400人死傷。7月4日夜間大批部隊進城，按名單逮捕工人領袖查禁工人組織，列寧轉入地下。

七四事件暴露了工農組織的不平衡發展趨勢：首都工人和士兵多半是列寧派，已要求工代會奪取政權；外省工人和士兵仍普遍支持改良主義左翼，后者誓死保衛「民主革命領導中樞」——臨時政府。很多年里，一般工人對列寧派和孟派的撕打吵鬧不感興趣，革命使遙遠抽象的路線分歧鮮活具體起來——七四事件前，彼得格勒工人對孟派抱有一點殘留幻想（「大家都是社會主義者」），同志的鮮血（還好代價不大）使工農醒悟到底：「務實派」左翼決定站在有產者一邊，為此不惜屠戮工農和其他異議分子。

七月至九月，政府左右開弓彈壓群眾組織——前線恢復死刑（鎮壓革命士兵）；解散芬蘭議會（理由是議會的左派多數決定自治），企圖逮捕波羅的海艦隊中央委員會（即水兵代表會的執委機關——李星注）未遂。反革命的尸臭彌漫于俄羅斯大地， 7月11日，孟派《新生活報》壯著膽子評判「黑暗勢力猖獗反撲。‘整頓秩序’的資產階級青年士官生滿街抓人，帝俄秘密警察也不會像他們那樣粗野地動手！」，幾天后《新生活報》被封了。同日出版的孟派《工人報》厚顏無恥地擁護鎮壓「極左列寧分子」，自鳴得意地吹噓「臨時政府的獨裁體制已公告天下，但工兵代表委員會也是體制的一部分」。

資產階級抓緊時機反攻倒算——取消工人帶薪開會的權利，限制工委會監督雇傭解聘與廠內事務的權力等等。首都工委會大會的一份報告說「每天都面臨廠主對我們的威脅攻擊」，雇主協會則正式拒絕與工委會中央理事會有任何往來。七四事件前停產的多是中小企業[55]，七、八月份大型國家和私人企業紛紛關門[56]；首都金屬工會[57]報告說「行業協會決定關閉25家工廠并縮減137%的產量」[58]。工商界興奮地爭先預言「工業即將破產」，同時繼續反對國家干涉經濟；老板們幸災樂禍地盼望著「饑餓之手[59]到來得比工人醒悟的時刻更早」（帕·列布申茨基），自然而然地摧毀工人運動。

在上層，臨時政府兩次推遲制憲大會，為軍事獨裁爭取時間；在底層，布爾什維克們堅守工委會、工代會等合法機構；列寧開始撰寫《國家與革命》，悲觀地估計運動高潮已過去。

九月，該來的終于來了——保皇黨部隊進入首都妄圖政變，局面十萬火急。列寧派工人士兵的階級宣傳如水銀瀉地，瓦解了刺刀如林的敵軍；攻打街壘的裝甲車掛著「第三工人國際萬歲！」橫幅掉轉槍口；內定執行屠城任務的「野蠻師」（山地部族騎兵）逮捕了叛軍司令部，化為人民改寫歷史的精彩一刻。全俄各大工業中心隨后跟進，大批改選列寧派及其盟友（左翼社會革命黨和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進入工人士兵代表會。危機考驗了無產階級，覺悟的工農經受住了考驗。

未經殊死搏斗老爺們決不放棄每寸陣地；血洗京城的美夢落空后，資產階級靜下心來打出最后王牌——經濟崩潰。老板的全面抵制，使首都企業的工人監督陷于癱瘓；勞資攻守交錯互有勝負，總的工業形勢持續惡化。

1917年7月初，以生產率劇烈下降為由，「火山」機械制造廠宣布減產。廠工委會制訂了減少廢品和保障勞動紀律的系列措施（包括義務加班），并提出改良生產流程的建議；全廠工人大會通過了上述文件，廠方也表示接受，生產率很快大幅提高[60]。然而，經理拒絕接受生產改良的建議（「工人組織不該插手管理領域」），還宣布照原計劃解雇640名工人，并保證繼續裁員。工人立即宣布撤換廠長，和稀泥的官方調節員忙乎半天沒了下文[61]。八月，經理室正式停發工委會成員薪水。寫給中央理事會的信里，廠工委會描繪了一幅陰暗畫面——「在財政和生產率領域，我們多次幫企業解決難題，使它生存至今；但廠方繼續怠工，表現為主要車間的設備完全損壞、阻撓工委會統一工資評定表的努力、工資本來不高，上頭還威脅關廠。如今經理室又變出新花樣，完全停付11名委員會成員的工資。這些人分別是（委員會內部）技術監督組、工資組、調查組和協調組的成員。這個新動向是資方總反撲的一部分（廠方拿勞動部長講話做擋箭牌），而且威脅企業的生存。工人極度緊張憤怒！」[62]。

九月，以燃料不足為由，「新帕爾維安」炮彈廠經理威脅解雇一大批職工。借助中央理事會的幫助，廠工委會發現企業燃料使用不合理，提出節約30%能源的措施；掙扎一番后，經理被迫讓步。這次拉鋸戰保存了1630個工作崗位[63]。

同期，朝不保夕的中央政府用細微余力配合工業界的怠工，再度拾起「疏散計劃」。工委會全國大會揭露計劃「從經濟角度看很可疑并主要反對工人」，卻也同意轉移部分能在外省延續生產的企業，僅要求嚴格監督搬遷過程[64]。運動領導的讓步激起普通職工一片反對之聲；當工委會考察團達到預定疏散地以后，他們發現那里根本沒有支持生產的條件[65]！相視苦笑之余，列寧派工人（同期絕大多數工委會的核心）不再理睬各色「底線」與「禁區」，用各種臨時手段維持生產，同時公開討論起義的時機；10月召開的全俄工委會大會承認「我們被迫干涉生產決定，盡管這違背主觀意志，并與監督職能相矛盾」（列寧派干部、金屬工會領袖施密特）[66]。

起義前夜：工委會與管理生產

直至十月起義前夕，基層工委會已深深卷入對生產的規劃和管理，但不愿正式承擔領導企業的責任。工委會怕被資方騙作減產和裁員的替罪羊（同時無真正授權挽救企業），對獨擋一面更沒把握。此外，先進工人打心眼里不愿成為剝削工具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局中人所說， 「正式參加管理層等于給老板打下手，困難時期（比如現在）工人會把怨氣全撒到工委會頭上，埋怨我們無能，結果造成工人內部分裂」[67]（工人代表丘巴里）。即便如此，眾多先進工人仍對工委會與雇主的有限合作滿身不自在。10月全國金屬工會的工資討論會上，有人激烈批評（他眼中的）「工委會同廠方的勾結」[68]（工會執委會成員、列寧派工人阿·伽斯介夫）；有人甚至罵工委會「替老板作奸細」[69]（工會活動家、列寧派工人尼·里贊諾夫）。

與顧慮重重的核心骨干不同，失業壓力讓普通工人病急亂投醫；對經濟管理的復雜難度，他們也不如一線工委會成員親身體驗深。十月初，海軍造船廠廠長發現「工人壓力下，工委會逐漸偏離富有成效的監督工作，開始實施‘預先監督’，即直接管理企業」[70]。工人心煩意亂，使不談遠景、倡導「立即行動」的無政府主義一度擴大影響（特別在貧民區）。平定九月叛亂時，下層無產者（雜工、短工）首次積極介入政治生活，但迅速感到幻滅（工業破產近在眼前，蘇維埃沒有帶來具體改善）。10月16日，列寧派中央會議的一份報告承認「工人想看到實際效果，寫寫決議已不滿足了。工運領導層不能完全反應群眾的心理和需要，前者落后、保守于后者。首都幾個工人區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有抬頭」[71]（帕·斯克雷泊尼克）。

1917年秋冬，不僅無斗爭經驗的外圍群眾感到動搖，左翼工運的核心骨干也對現有監督生產模式喪失耐心；工委會的革命警惕和戰斗精神保持了首都工人階級的整體性，但遏止經濟破產他們無能為力。資方與高級職員拼命抵制，使卓有成效的監督（取得全部文件和信息）只在很少地方（國企或工人組織強大的私企為主）得以實現。十月召開的第四屆首都工委會大會上，代表們把話說得再明白不過：「工委會常常無能為力，明知如何解決生產困難，卻無法介入。……私企國企的管理層和業主都在怠工，后臺是工業家協會。（即將召開的）全國工委會大會有責任指出到底誰在妨礙我們拯救國家——它就是資產階級政權」[72]（「普吉洛夫」船廠工人代表葉戈洛夫）。10月16日，金屬工會領袖施米特（列寧派工人）如此概括群眾對起義的態度：「經濟崩潰很快會制造大量失業，工人普遍懷有期待心理，認為不奪權就沒希望。要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73]。

十月中旬，彼得堡工會、工委會、市議會左翼議員團和左翼政黨的代表們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失業和食品危機。會議通報了經濟崩潰的速度與政府怠工行為的新發展，描繪的畫面活似行將決口的水庫；會議發言提出系列反危機措施（全國企業工人監督制、八小時工作日立法、工業軍轉民、國家組織有償社會勞動緩解失業）。會后決議直截了當地呼吁起義——「每天增加的失業既來自資本主義經濟的總體環境，更被戰時嚴酷條件所激化。與此同時，拜政府的財政和經濟政策所賜，所有革命民主組織均有削弱，而經濟生活的主導權日益返還地主和工業家的手里。我們認為，與經濟崩潰和食品危機做斗爭的成功前提，就是一切權力歸工人、士兵和農民代表委員會」[74]。

起義前夕，列寧派內部意見紛紜。一批「老革命」對「輔佐」資產階級廣泛改良戀戀不舍，害怕為工人政權冒險；他們或與列寧拉開距離免受牽連（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或采取騎墻立場（斯大林），或主張無限期推遲起義（加里寧），或試探同資產階級或孟什維克達成妥協（納根、盧那察爾斯基）。此時，列寧派已在全國工代會、士兵代表會、工廠委員會內部占據主導地位；大批斗爭經驗豐富的年輕工人成為群運領袖[75]，最終使列寧力主的起義路線占了上風。

1917年11月7日，全俄工兵農代表會召開第二屆全體大會，決定了結雙重政權的僵局；彼得格勒工代會與工委會派出赤衛隊與革命士兵逮捕資產階級臨時政府；11月8日清晨，俄羅斯成為蘇維埃俄羅斯。有組織工人奪權的技術過程輕松無比，卻是20世紀工農革命史最長的一日。

十月起義之后：勞資對立與工業危機

十月起義后，帝俄軍官悄悄結隊潛往外省掀起叛亂；工商界對「老粗專政」虛與委蛇，暗中抽逃資金，應對即將到來的內戰。廣大工人尚存一線希望——或許，蘇維埃政權的威力能讓老板停止怠工，安心生產？改良主義左翼竭力勸告工人不要跨過私有產權的紅線；1917年12月5日，孟派《新生活報》（群運的重新高漲使它得以復刊，繼續散布勞資妥協的「務實主張」）社論奉勸蘇維埃好自為之，「目前唯一可行的反危機措施，是國家調節生產并依靠工人監督機制，同時保存生產工具和利潤的資本主義私有性質。或許，可以考慮限制（有產者的）利潤」。類似幻想在列寧派內部也大有市場。1918年1月，號稱列寧派中堅陣地的彼得格勒「艾利克森」電話器具廠工委會報告說，盡管廠方積極尋找原料和燃料，但堅拒公開帳目與其他文件，甚至以解雇相威脅。結果「為了不致造成停產，我們決定暫不使用合法的財政監督權」。在此之前，「津捷列夫」化工廠的工人與雇主達成協議承認老板有管理權，后者承認工人有「狹義監督權」（監督全部經濟活動，包括過問帳目）[76]。

工人想妥協，老板卻不吃這套。 「克里斯金」織布廠的主人操縱黑市隱瞞收入，遭工委會逮捕。此舉招致職員集體罷工抗議，市紡織工會也怪工人太冒失，責成大家妥協。全廠大會上，織布工人決議自己維持生產，但三天后就讓企業運行的復雜性害得暈頭轉向，被迫讓步（勞方的權利限于「狹義監督」，資方廢止「兩本帳」做法）。幾天后，廠主帶著四萬金盧布資金跑了[77]。

為了留住必需的專家，工人們有時懲罰冒進的同伴。首都「新紙漿廠」工委會主席（女工）的監督實踐（詳細了解每筆支出后，才肯在財政文件上簽字），使廠主兼經理成日價怒氣沖天。1917年底老板出走；女工主席提議接管企業，但立即被工委會其他成員責罵「你咋辦事的？廠里沒專家不行！」，撤了她的主席職務。幾年后，這位女工回憶說「大概那時太年輕吧，什么都不怕，我當時想反正沒啥好損失的」[78]。

不過，有產者的政治意志使工人一次次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或不敢做的事——管理社會生產。十月起義后，首都工業家協會允許會員只要工人決心監督，就扔下廠子出走[79]。到了這步田地，多數工人才徹底想通必須剝奪資產階級；正如 「基納摩」工廠一位代表所說：「監督監督，還督個什么呢？！老板留下光禿禿四面墻！」。1917年11月22日，某冶金廠工委會致信廠長，通報「由于資方決心消滅工廠，我們——工人和職員被迫保衛自由勞動生活的權利，并依照法律成立了工人管理委員會，與廠方共同經營企業」[80]。1918年1月，彼得格勒工委會六大通過決議，要求啟動工業國有化；不久蘇維埃政權通過了國有化法令。

與此同時，經濟崩潰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917年初首都（含近郊）工人總數406,312人，一年后降為339,641人；金屬加工企業職工總數從246,б67人下降到197,686人[81]，這些裁員多為十月起義后發生。「好些廠子明天關門，你們有啥盤算？」，一位工人代表當面詢問列寧派中央干部們[82]，而后者正就工人國家與基層工人組織的權限劃分面紅耳赤吵作一團。

列寧派的內部分歧：底層監督與國家控制

「工人監督是我黨革命前夕的戰斗口號。盡管它被所有政治決議引用，黨報很少談及具體內涵。結果，我們發現相同詞句下存在相反的理解」[83]（列寧派工會活動家阿·洛佐夫茨基）。十月起義后的首次公開演說中，列寧視工人監督為革命綱領重要一條[84]；同時黨內責成米柳金（列寧派中央委員）擬訂《工人監督法》草案[85]。大約在10月 26-27號，列寧起草了自己的《工人監督法》草案，打算與米氏方案一起送交全俄工兵農代表會二大審查。眾所周知，二大僅通過了《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 《工人監督法》石沉大海，大會甚至未對兩份草案進行討論。部分列寧派分子極為不滿（「和平給士兵，土地給農民，我們工人兩手空空！」[86]）。到底發生了什么？

原來，1917年11月9日首都市工會理事會討論了4個《工人監督法》草案，除列寧與米柳金的方案，全國金屬工會和工委會中央理事會各有提案[87]。列寧的設想受到米柳金猛烈批評，因為列寧主張給蘇維埃和工委會的基層以最大限度自主權，而米同志贊同黨內部分干部的觀點，即國家必須擁有監督控制經濟的專有權，工廠委員會只能附屬于國家機構或工會。十月革命前夕，米柳金就公開提出「工委會對經濟生活的主動干涉，無非是（短期內）不可避免的惡，絕不能把它變為一種穩定機制」[88]。

幾天后，就《工人監督法》的制訂，全俄蘇維埃下屬勞動委員會召開聯合聽證會，列寧、米柳金和一大批列寧派與孟派工會、工委會干部出席。米列二人做了基本報告，列寧主張「必須讓工人自己摸索出（工人監督所處）經濟條件的新基礎」[89]，底層倡議無論如何不能壓制。然而，其他人的發言說明列寧并未得到多數理解，「有的同志認為必須用國家管理取代自發的底層監督，因為群眾對工廠礦山的占領已失控」「也有人認為不必處處實行（工人監督），局限于大金屬加工廠和鐵路就夠了」[90]（列寧夫人克魯普茨卡婭）。11月14日，全俄蘇維埃執委會選擇修改后的米氏草案作為法令基礎（執委會內部24票贊成/10票反對）。在即席發言中，米柳金指出工委會的企業管理雜亂無章，缺乏中央計劃的指導，但可以理解（「生活要求立即行動起來，強迫委員會犧牲計劃性，以挽救企業」[91]），所以必須承認既成事實，現階段依靠工委會及其中央理事會，逐漸用工會和蘇維埃管理機構取代前者；「盡快建成中央集約的社會主義生產體系，最終完全擺脫底層的生產倡議」[92]，米同志總結道。列寧失望至極，當場表示米氏監督法「軟弱無力，純屬妥協拼湊」因而「不會存活太久」[93]。

工廠委員會且戰且退·內戰·官僚專斷趨勢初露

那些遠離現實階級斗爭的人，或許對上述列寧派內部紛爭感到不可思議。作為具體歷史環境的工人先鋒黨，列寧派的奮斗史即為內部多種政治趨勢此消彼長的過程；它的根基由各大工廠區里的無數工人小組構成，周圍聚集著工會、職工合作社與互助儲蓄社；海內外工人報刊既是黨的喇叭又像電話線——群眾、骨干與領袖們借此不停地在思想上互相影響。當局勢急變時，黨內的和諧互動可能演化為劇烈對抗和分化。典型的工人布爾什維克與后來衙門宣傳里「戰無不勝」的鐵打超人無關，而成長自20世紀初俄國工人區短兵相接的反剝削斗爭；1917年夏天舉行的列寧派全國大會（后被稱作俄共六大）上，革命工人群星薈萃——黨代表平均年齡29歲，平均黨齡14年[94]，半數以上來自大工廠；許多人曾在世界各地（從德國到澳大利亞）參加工運。

1917年，依托群眾性自我組織的高潮，這些「無產者大海最寶貴的珍珠」（高爾基語）得以掌握呼風喚雨般社會能量，但也無法擺脫剝削者灌輸的社會偏見、政治惰性與小集團利益糾葛。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日常勞資對話機構，工會干部們（即便革命者也難例外）習慣于「上下有序」的半官僚辦事原則，對工廠委員會的底層干涉很看不順眼。中央內部的「老革命」們（從斯大林到納根）無奈地隨著群運的浪頭跑，十月起義使他們掌握了國家權力，但某些「人民委員」們卻對帶來權力的有組織工人暗含敵視。隨著內戰的爆發，蘇俄工人階級承受的重負已超極限，蘇維埃機關里官僚專斷的趨勢悄然萌芽。

十月起義后，工委會中央理事會制訂了工人監督條例（草案），賦予工委會廣泛授權（包括長期參加管理）；草案宣布「工業領域的工人監督，是對經濟生活整體監督的一部分，它并非狹義的‘巡視督察’，而是對資產階級產業的積極干涉。屬于企業的所有資本、設備、原料和成品均在監督之列，這意味著積極而合理地利用能源和勞動力完成訂貨，在合理化基礎上直接干涉生產」[95]。工會活動家們（無論布派或孟派）紛紛起而反對，認為必須保持「狹義」工人監督，不能「積極」地干涉生產[96]。全俄工會理事會針鋒相對地通過了《工人監督問題指示信》，再次肯定「企業的管理屬于所有者」，工委會的監督職能限于「向國家反映情況」[97]。1918年全國首屆工會代表大會上，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梁贊諾夫把工委會罵得狗血噴頭——「不僅有無政府主義傾向，而且是莫名其妙的東西，毫無用處」[98]，這種敵視的態度，部分來自俄國社會主義者向西歐看齊的長期習慣，他們難以理解「聞所未聞的工廠委員會」夾在議會左派黨團、工會和工人黨之間能干什么！

革命陣營內部的裂痕，使有產者一度幻覺橫生，以為「國事尚可挽救」，1918年1月23日，全國皮革工業雇主協會首都分會召開緊急會議，報告人說「工人階級內部兩派斗爭尚未完結。一方面，存在無政府-共產主義流派的工廠委員會，另一派主張在現代資本主義基礎上，深思熟慮地逐步過渡到國家社會主義。許多工會活動家——無論所屬哪黨哪派——都在維護第二條道路……誰能拯救全面垮臺的工業？毫不夸張地說，這場無政府主義分子與覺悟工人的斗爭中，實業家的唯一盟友就是覺悟工人的組織（即工會——李星注）」[99]。

敵對陣營的歡呼聲，引起了工人的警惕。1918年1月底，首都工委會六大呼吁蘇維埃盡快把全部企業國有化；同年6月蘇維埃發布了國有化法令，法令責成已有的中央經濟機構「國民經濟理事會」成立管理企業的專門委員會，「其中三分之一為工人代表，其他由上級任命」，工人監督則被定義為「監察性質」。同期召開的第一屆全俄國民經濟理事會大會（252位代表出席）通過了重要決議《國有化企業的管理》，決議第二條規定「工廠管理機構三分之二成員由上級任命」「主席的職權在上級承認后生效」，對此條的注釋1解釋說「如有必要，上級經濟管理機構有權任命成員，該成員有最后裁判權和終止企業管理層決定的權力，如果上述決定違背社會利益」[100]。在此之后，工會下發《工人監督條例》，要求工委會「服從工會，向后者負責。職能在于對生產和財政管理從事監察而非介入后者的指令性范圍」[101]。

從1918年初至年中，工人監督（遑論參與管理）的地位受到有組織地排斥，而內戰和大饑荒已經開始。從1918年1月1日到5月1日，首都產業工人從 339,641人縮減到142,915人（1917年初總數為406,000人）；同期金屬工業從198,000 人下降到58,000 人（1917年初有250,000人）。反革命軍隊攻奪南方產糧地以后，饑荒的蔓延已不可遏止。1918年9月1日，首都只剩120,000工人，其中金屬工人46,000人[102]。內戰結束后，工業產量僅為1914年水平的14%，產業無產階級從根本上被削弱和分散了。20年代初，曾激烈反對工委會的工會干部們驚恐發現行政官僚的巨掌已「使工人組織喪失階級獨立性，官僚化、失去與基層的聯系」[103]（阿·洛佐夫茨基），這是后話。

1918年5月28日，蘇維埃共和國軍事委員會主席列·托洛茨基發表「勞動、紀律和秩序拯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演講，號召工人為了革命的存亡之戰「忍耐和自我限制」 (83)。大批舊專家返回企業掌握管理權，大批帝俄軍官進入紅軍，龐大的官僚機器迅速出現，以武力維持生產和供應最低限度的運轉。內戰使革命以軍事斗爭為軸心，現實鐵手的力量遠比各種墨水涂抹的「主義」來得強硬。在首都「米赫里松」工廠，饑荒使勞動力出現短缺，工委會認為「唯一的出路是勞動軍事化」；在黨內，就連堅定支持工人監督的干部（如奧新斯基），也力主「工人義務勞動制」（即強迫勞動），而這意味著軍事權威對社會生產生活的極大控制。

盡管國內外無政府主義運動后來都斷言說只有他們「準確理解了工人自治的全部含義」（如著名工運活動家格·馬克西莫夫）[104]，事實遠非如此：許多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保留市場機制；在馬合諾運動的控制區，無政府主義武裝與工委會的關系始終緊張，并濫用國家暴力（絕妙的諷刺！）對付不滿的工人（包括槍決工人代表）[105]。

1917年，最大膽的社會主義者也不敢想象落伍的俄羅斯可以很快建立社會主義，類似的設想只會引起革命工人的哄笑，因為道理似乎太淺顯了。然而生活比任何精妙的理論假設要復雜一千倍。確實，「社會主義者上臺執政，不等于社會革命」[106]（阿·洛佐夫茨基），因為「國民經濟的狀態無法為組織生產提供社會主義基礎」[107]。有鑒于此，數百萬有組織工人千方百計想與有產者達成妥協，換取激進社會改良。但無產者很快發現「激進改良」的全部本錢，有賴自己對社會生產生活的介入，這又讓老板極度恐慌而拒絕合作。放棄自我組織、回歸奴隸的舊時光，可打消資本家顧慮，但包括民主共和在內的改良亦會失去；堅持工代會、工委會等組織陣地，就得與整個資本世界正面交鋒。何去何從？

1917年的俄國工人階級并非沒有猶豫過，但最終選擇前進和戰斗。正如一位彼得格勒工人代表所說，「資產階級很清楚形勢，所以放話要耐心等待，等到饑荒的鐵手扼住工人脖子，消滅無產階級的勝利果實。但只要我們還沒給掐死，就有機會。假設我們犧牲，這會是公開和沒有遺憾的戰斗。我們絕不預先放棄戰斗！」。經歷數月的辯論、分化、背叛與新的結盟后，列寧為首的先鋒黨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并領導了這場驚天動地的階級戰爭——「俄國工人階級的確在消除資本主義，而把重建的國民經濟建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這不是‘狂想’不是‘自由意志’的結果，我們根本沒得選。……蘇俄是另一個巴黎公社？抑或會演變為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取決于國際形勢的發展。但我們別無選擇」 （1918年版《工農業：從工人監督到工人管理》）。

25/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