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與中國政治進程的根本性轉折
李麗娜

抗日戰爭是一場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戰爭。為抵御外侮，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民國初年即開始形成的政黨分裂、地方勢力爭斗、國共兩黨勢不兩立的局勢，一變而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戰全面爆發前，國民黨以"黨國"體制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主導力量，然而全民抗戰的局勢打破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形成了國民黨、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勢力多元力量的并行角逐。這一態勢的發展，決定了當時中國政治力量的興衰消長，對未來中國政治的走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抗戰救國"旗幟下各種政治力量的"共御外侮"
竊國大盜袁世凱死后，中國政治即陷入一個動蕩不安、戰亂頻仍的局面，擁兵自重的軍閥們輪番執政，相互間戰亂不已，政府首領走馬燈般地更替。直到1928年，經過"二次北伐"和"東北易幟"，執政的國民黨方才初步統一了中國，但東南部之外的各省實質上仍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國民黨內部派系爭斗不已，矛盾重重，中央與地方實力派對抗不減反增，甚至于1930年爆發了中原大戰；各民主黨派、各社會團體對于蔣介石的專制與獨裁頗為不滿；1927年，慘遭國民黨"清黨"運動殺戮的中國共產黨人，先后在南昌、湘贛邊界、廣州等地舉起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大旗，星星之火顯現出燎原之勢。此時的中國政治格局，呈現出四分五裂的狀態。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擴大侵略中國戰爭的危險日益加劇，在輿論與民意的強大壓力下，各種政治力量的政治態度開始出現了明顯變化。抗戰全面爆發后，深重的民族危機激發起全國人民的抗戰救國熱情，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得到極大的增強，各民族、各階級、各政黨、各團體紛紛拋棄前嫌，呼吁以民族利益為重，共同團結御侮，民國初年即開始形成的政黨分裂、地方勢力爭斗、國共兩黨勢不兩立的局勢，一變而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新局面。在中華民族可能"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各種政治勢力奇跡般地團結在了"抗戰救國"的旗幟下，民國政治格局前所未有地進入了暫時統一的形態。
在這一新的格局中，最為關鍵的是擁有軍隊的國共兩黨成功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西安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執行建立更為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積極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執政的國民黨也迫于內外壓力，停止了"剿共"的內戰政策，轉而采取積極備戰抗日的方針。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頒布《抗戰建國綱領》，設立國民參政會，制定懲戒漢奸條例，釋放政治犯，承認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等一系列旨在推動抗戰的舉措，產生了積極影響，受到全國普遍的贊同。中國共產黨也充分肯定了抗戰初期國民黨政權的一系列戰時措施以及國民黨軍隊的英勇表現，認為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和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應"堅決贊助其實現"，明確表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于領導與基干地位"，并重申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承認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和蔣介石的領袖地位。
在國民黨內部，戰前一直因政治利益糾紛不已的各派系及地方勢力，均在抗戰救國的大勢下，紛紛宣稱放棄個人及地方利益，服從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領導，表示要盡全力抵御日本侵略。如1937年8月7日，劉湘、閻錫山、龍云、李宗仁等在南京國防聯席會議上一致表示："今后軍事、外交各方之態度均聽從中央之指揮與處置。"地方實力派的目的和動機較為復雜，既有基于愛國情感和民族義憤的考慮，又有出于自保的政治考慮。挽救民族危機，是各種地方勢力所不能不順應的時代趨勢；日本的侵略，也和戰前蔣介石削弱和吞并地方實力派的作法一樣，對地方實力派的利益帶來了嚴重的損害和威脅，也不得不起而抗戰。這種愛國主義情感與利益自保心態的相互交織，使得各派系、各地方實力派紛紛做出順應時代潮流、舉起抗日旗幟的舉動，不僅獲得了政治聲望，也大大加重了其在黨內和政治上與蔣介石抗衡的砝碼。
全國其它黨派和社團，此時也紛紛表示支持國民黨政權進行抗戰。與國民黨有良好關系的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其積極的表態自不待言。奉行"政治中立"的中華職業教育社表示"擁護政府及最高領袖"、"服從領袖命令"。剛剛獲釋的救國會"七君子"，不計前嫌地呼吁"國民應為赤誠擁護政府抗戰，務使政府無內顧之憂，由此能盡其全力對外"。第三黨認為，國民黨制定的《抗戰建國綱領》，其價值可與1924年國民黨"一大"宣言相媲美，對國民黨領導抗戰寄予了"新希望'。李濟深、陳銘樞等甚至解散了所領導的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認為"國民黨已經居于惟一領導地位"，呼吁國內各黨派應該"一心一德擁護政府擁護領袖"。
抗戰初期，國民黨的聲望如日中天，達到了其統治中國22年間的頂峰。然而，這種前所未有的"政治統一"，并不是國民黨依靠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為獲得的，而是由共產黨一直推動和致力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戰以及愛國主義熱潮的產物。

諸種政治勢力打破國民黨"一黨獨大"局面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得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在"抗戰建國"的旗幟下達到了空前的統一。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及國民黨借抗戰鞏固"一黨獨大"格局種種政策的出臺，各種政治勢力的態度發生了復雜的動態變化。
抗戰初始，雖然國民黨某些軍隊在戰場上進行過英勇的抵抗，但在整體上由于國民黨堅持執行片面抗戰的路線，注重于政府和軍隊的行為，忽略對民眾的發動和依靠，加上戰略戰術的錯誤、國力及軍隊實力與日本有較大差距，其正面戰場的抗戰基本可謂屢戰屢敗、節節敗退。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日軍無力前行及整體對華方針的轉變，國民黨的國內政策也發生相應變化，對日消極抵抗，而對共產黨則實行"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國民黨軍隊在一些地方不斷制造與共產黨軍隊間的"磨擦"，1941年初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就是這一政策演變的邏輯結果。
國民黨對其它黨派、團體采取了又拉又打的方針，為爭取各黨派、團體的支持，抗戰初期國民黨宣稱"對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允許民主黨派合法出版報刊，并在經過修改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中，取消了專門對付異黨的條款；為滿足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要求，國民政府設立了政治咨詢機構國民參政會，吸納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參與其間。對于不斷批評國民黨政策、保持政治民主追求原則的救國會，不僅其領導人鄒韜奮、李公樸等受到嚴密監視，其成員也被全部取消參政員資格。民盟成立之初，國民黨命令各報刊不準發表消息和評論，策動香港殖民當局搜查民盟的機關刊物《光明報》。國民黨對于第三黨同樣嚴加控制，蔣介石稱："鄧演達被殺了，第三黨已不存在"，對其活動百般刁難。
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實力派，利用掌控中央政治權力資源的優勢，采取旨在殲滅各地方實力派的策略，有時以抗戰為名，把地方實力派的軍隊調到最前線與日軍死拼，以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或令地方實力派與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搞"磨擦"，使其兩敗俱傷；有時以統一軍令政令為借口，分割其軍隊，兼并其地盤，侵欺其財政，甚而以收買分化、制造矛盾等手段，削弱瓦解地方實力派。由此，不少地方實力派迅速被瓦解，宋哲元被瓦解、川軍四分五裂、東北軍流散四方、滇軍支離破碎。中央軍進入山西，結束了閻錫山一統山西的局面。張群入主四川，武裝綁架龍云，國民黨終于得以控制大西南。對青海"馬家軍"矛盾的利用，對新疆盛世才的威脅利誘，又使國民黨在西北的影響大大加強。
對于國民黨專制獨裁、拒絕民主的倒行逆施，中國共產黨展開了嚴厲的輿論抨擊和堅決的軍事斗爭，國共"磨擦"時有發生。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也對國民黨深感失望。1939年，國統區爆發了被視為"晴天霹靂"的憲政運動。民主黨派群情激昂，強烈要求結束國民黨黨治，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大后方。他們聯合起來，相繼建立"統一建國同志會"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獨樹一幟，與國民黨展開了爭民主、要憲政的斗爭。同年11月，民盟參政員張瀾、張君勱等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議案，矛頭直指國民黨一黨專政。民主黨派與國民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1942年，民盟參政員拒絕出席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的舉動，表明各民主黨派實際上已經站到了國民黨的對立面。與此同時，國統區內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暴動事件相繼發生，加之1944年發生"豫湘桂戰役"的軍事大潰敗，國民黨的威信一落千丈。
與此相反，戰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和地位迅速上升。中共堅決執行著一條與國民黨全然不同的抗戰路線，即放手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大力發展抗日力量，實行全面抗戰的路線。8年中，中共依靠自身的努力，在華北建立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晉西北等大面積的根據地，在華中、華南等地建立起了一批穩定的根據地和游擊區，吸引和抗擊了數量龐大的侵華日軍和偽軍，戰績輝煌。中共在其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制定和實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民生政策，諸如廢除束縛人民的舊法令，"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建立民選的"三三制"政權；成立民主選舉的各級參議會；提高各級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注重改善人民生活，實行"有利于廣大抗日民眾的經濟改革和政策"，"實行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與改良工人生活"等。各項政策行之有效的推行，使得抗日根據地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被贊譽為"新中國的雛形"，是"真正進步、真正民主的政權"。
此外，中國共產黨注重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加強聯系，以黨的正確的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多數民主黨派逐漸為中共的方針、政策和行動所折服，逐漸向其靠攏，成為中共與國民黨斗爭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對地方實力派的策略也與國民黨迥然不同，把它們視為中間勢力加以爭取，以實現共同抗日的目標。如中共與四川地方實力派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長期保持聯系，常常相互交換時局意見，鼓勵他們堅持抗戰；對有"山西王"之稱的閻錫山，抗戰初期中共便與其建立了直接的統戰關系；對新疆軍閥盛世才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統一戰線關系。
1944年，中國共產黨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引起國內各黨派的強烈共鳴，憲政民主運動波瀾壯闊，形成新的高潮。
抗戰后期，實力日益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團結各民主黨派，政治影響力得到極大提高，開始成為沖擊國民黨"一黨獨大"局面、決定中國政治走向的主導因素。
至抗戰結束，國內政治格局根本轉變，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不復存在。中國共產黨威望空前提高，實力也大增，中共擁有正規軍隊13l萬，民兵220多萬，黨員120多萬，是戰前的30倍。尤其重要的是，歷經8年抗戰的錘煉，中共在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同時，摸索出了一條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正確道路，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集體。而國民黨與生俱來的派系問題及中央與地方勢力間的爭斗，并沒有隨抗戰的進行和結束而消除，政學系、黃埔系軍人、CC派分子各自為政，閻錫山、桂系等擁兵自重、各霸一方，國民黨內的政治腐敗日益嚴重，組織體系更加渙散，革命斗志早已不存，中央權威日益流失，黨組織的活動能量大大下降。從雙方的政權看，中國共產黨以陜甘寧邊區為基地，向廣大的華北、華中敵后展開，到抗戰結束時建立起19塊抗日根據地，各地的民主政權控制著近1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人口近l億。中共的力量生成及與執政的國民黨并存的態勢，成為沖決國民黨"一黨獨大"政治格局的根本因素，形成了中國特定環境下無名有實的"一國兩制"格局。
另一支不可小覷的政治勢力--介于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勢力，也在抗戰期間得到了長足發展。在強敵入侵、國內維系一致對外的時候，中間民主勢力有機會從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集權體制下獲得較大的活動空間，亦有了正面表現的舞臺。借助國民參政會這一合法的政治舞臺，中間勢力各黨派議論時政，參與國是，自身力量逐漸壯大并走向團結，從呼吁抗戰到兩度掀起的民主憲政運動，中間勢力聯合加強，力量凸顯，黨派意識增強，社會政治影響持續擴大。這為戰后參與國民大會的選舉，催生一批新生的黨派，奠定了政黨活動的基礎。其中，中國民主同盟（原稱民主政團同盟）在戰時與戰后中國政壇無疑是影響最大、發展最快的中間黨派。1945年，它已擁有3000多名黨員，大多為知識界人士，遍布全國主要城市。自稱堅持"獨立性和中立性"，口號是"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民主黨派不斷發展與壯大，使得中間政治力量在戰時及戰后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
隨著全民族抗戰的演進和發展，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開始被打破，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了國民黨、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勢力三大力量并行角逐的局面，其對中國政治進程的影響至關重要。
抗戰對中國政治進程的深遠影響
抗日戰爭不僅造成了新的中國政治格局，而且對中國的政治進程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經過抗戰的洗禮，戰爭后期的中國政壇，形成了國共兩黨和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勢力三大力量并立、民主力量與集權勢力相對峙的政治格局，這是8年抗戰中各階層民主政治意識不斷高漲的碩果。由此，戰后國民黨不可能重新恢復其"一黨獨大"的獨裁統治，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即建立中國人民近代以來一直謀求的、中國特色的民主共和國制度。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均贊成的"聯合政府"主張，正是適應這一歷史性機遇的產物。
此時，國民黨集團惟一可行的選擇，就是放棄舊有的專制集權的政治文化，正視政治現實，順應民意與世界潮流，主動選擇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然而執政的國民黨集團，過低估計了中共與中間民主勢力的力量，無視經歷抗戰洗禮的國民對于民主政治的熱烈追求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做出了背離時代與脫離現實的錯誤抉擇：以內戰維護獨裁集權體制。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全面撕毀了令人矚目的政協決議；擴大內戰，毀滅了抗戰后中國所取得的和平民主成果，使全國民眾認清了其真內戰、假和平、真獨裁、假民主的面目，國民黨也終于走進了集權政治的死胡同。
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等15人被迫由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1月，馬歇爾發表離華聲明，宣布調停失敗，隨即返美；1月29日，美國宣布退出軍事調處執行部；2月21日，國民黨當局迫使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回延安；3月初，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代表全部撤回延安，重慶《新華日報》被封閉。此后，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也紛紛與國民黨決裂。至此，以國民黨政權為軸心的聯合政府運動劃上了句號，中國政治重心及民心所向開始向中國共產黨轉移，實際上也為國民黨大陸政治統治終結埋下了伏筆。
其次，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率先在各根據地實踐了以"三三制"為特征的抗日民主政權，即在根據地政權人員構成上規定："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們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只有反共分子才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政權"。這一政權的創制，與國民黨一黨專政形成了鮮明對照，也與西方的多黨制不同，它既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又堅持各階級、階層的團結合作。盡管"三三制"僅在各根據地區域推行，但卻是中國共產黨探索新型政權體制的偉大嘗試，有推動全國民主化的重大模范作用，帶著推動全國建立統一戰線政權的性質，是新中國政權體制的雛形。
抗戰時期，各黨派遇事協商的特殊組織形式，也為新中國多黨合作的方式形成提供了借鑒經驗。而戰時國共兩黨松散的"黨外合作"制，使兩黨形成了"沒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協商，解決兩黨有關之問題"的特殊方式，在特殊復雜的情形下，中共審時度勢、因勢利導、顧全大局、相忍為國，靈活成功地利用了這一方式，不僅鞏固了國共合作的成果，而且加強了與各民主黨派的聯系，為新中國政治協商制度的產生提供了寶貴經驗。此外，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推行的參議會制度也頗有特色，參議會制度嚴格有效地保證了多階級成分的政權組合和各階級人士共同管理政權，在實施廣泛民主的基礎上，加強并改善中共的領導地位，參議會制也是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型。由此可見，1949年后新中國在政治體制方面的諸多創造，多源于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民主政治體制的創造與發明。
此外，1949年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誕生，極大地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有效遏制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帝國主義勢力在亞洲的擴張，成為影響"二戰"后世界政治格局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這一切，顯然是源于全面抗戰時期的政治局勢為中國共產黨的全面崛起所提供的歷史性機遇。
抗日戰爭不僅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而且是中國政治制度演進史上具有奠基意義的重要歷史階段。它根本改變了舊中國的政治格局，也決定了新中國的政治走向。
（原載山西《黨史文匯》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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