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簽訂的《馬關條約》，對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痛苦的回憶。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再度復興，所有的炎黃子孫切莫好了傷疤忘了痛，一定要牢記這一奇恥大辱。而我們的近鄰日本，對待歷史理應向德國學習！德國和日本在二戰期間犯下同樣的罪行，態度卻迥異。戰后，日本卻以不斷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美化侵略歷史等舉動向受害國的傷口上撒鹽。這是值得深思和警惕的。

　　這是110年前震驚世界的一幕。
　　1895年3月24日，日本廣島春帆樓附近。
　　這天下午4時15分，中國的全權議和代表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結束第三輪談判，自春帆樓乘轎返回寓所途中的4時30分，一名暴徒突然沖到轎前，“砰”的一聲，一粒子彈擊中了李鴻章的左頰。李鴻章頓時血流滿面，一度不省人事。
　　一個外國使臣被所在國的國民刺傷，實在是一件丑聞。國際輿論為之嘩然，日本政府也極為擔心。按理說，清政府和李鴻章本人應充分利用這一事件，爭取外援，以“釀成國際異變”?？墒?，清政府沒有這樣做。清廷害怕甲午戰爭繼續打下去，迫切希望早日停戰，一切回到談判桌上來。
　　行刺李鴻章的事件發生后，日本顧及歐美列強干涉而以退為進。首相和外務大臣親臨病榻慰問李鴻章于前，天皇降詔嚴懲兇手于后。盡管李鴻章看出日本的做法是“敷衍外面”，卻壓根兒沒打算中途退出談判。3月28日，當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再次親至李鴻章寓所，通知日方已允諾停戰時，“繃帶外面僅露一眼”的李鴻章，“露出十分高興的神情”。
　　就這樣，日本擔心的一場風波化險為夷了。那么，日本人為什么要行刺中國的首席代表李鴻章呢？兇手小山豐太郎在供詞中宣稱：“日本放棄占領北京是日本的恥辱，目前同中國簽訂和約為時尚早。”看來，他刺殺李鴻章，旨在阻止和談，使戰爭繼續打下去。
　　小山豐太郎的這種歇斯底里癥在日本決非孤例。當時，日本國內希望把戰爭繼續打下去的人相當多。尤其是在軍隊內部，主戰的空氣甚濃，有人狂言非占領北京不可言和。
　　一個罪惡的里程碑
　　4月1日，伊藤亮出“和約”的底稿。李鴻章看后為之愕然，他沒想到日本竟這般貪婪：“要求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主”；要求中國割讓奉天南部、臺灣、澎湖列島；要求中國賠償日本軍費銀3萬萬兩；要求締結新的通商行船條約，開放重慶、杭州等7處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國設廠從事各種制造，并能輸入機器等等。
　　盡管是全權大臣，李鴻章也不敢做主吞下這個苦果。他明白，簽訂后的條約不是李鴻章的條約而是皇帝的條約了。為了使每一個字都讓皇帝知道，李鴻章當晚將條約稿電達北京。
　　面對日方的條約稿，清廷決策層一時尋不到應對良策。皇室要員、各國總理事務衙門的主管恭親王奕訢和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孫毓汶主張割讓臺灣，保住奉天，盡快議和。帝師翁同龢立陳“臺不可棄”。光緒皇帝從感情上雖傾向翁同龢，但也難以做出抉擇。4月7日，只好命總理衙門電告李鴻章：奉天和臺灣，“朝廷視為并重，非至不得已，極盡駁論而不能得，何忍輕言割棄？”
　　明眼人看出：這封語義含糊的電旨，暗寓“極盡駁論而不能得”時，可以棄地。日方截獲了這份密電，完全摸清了中國的底牌。
　　4月10日，中日全權代表開始第五輪談判。伊藤拿出對中國修正案的復文，要求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賠款2萬萬兩白銀，并蠻橫地告訴李鴻章：“日本已讓至盡頭”，中國“只有同意不同意這兩句話！”中國若不同意，日方決議再戰，眼下廣島已有60只船艦做好了出征的準備。
　　會談結束后，李鴻章再次急電北京，聲言自己“力竭計窮”，切盼皇帝降旨明示。4月12日，李鴻章盼來回電。光緒皇帝指示他繼續與伊藤“磋磨”，爭取減少賠款，“允其割臺之半”，但遼東半島的“牛莊營口在所必爭”，倘若實在無法商改，同意“即與定約”。
　　4月13日，李鴻章又連復三電，強調日方“詞氣極迫”（伊藤于11日致函李鴻章，聲稱“和約”條款“實為盡頭”，“中國或同意或不同意，務于四日內告明”），已沒有回旋余地，要是不按時訂約，京師難保。
　　到此刻，清廷徹底打消了討價還價的念頭。4月14日，光緒皇帝回電李鴻章，說原希冀爭得一分之益算一分，現在既然難以商改，就遵旨定約吧。15日，中日雙方進行了第六輪談判，李鴻章不惜費盡唇舌，向伊藤哀求將賠款減至1.5萬萬兩，并希望以“少許之減額，贈作回國的旅費。”作為一個全權外交官，李鴻章的這種舉動，不免有點失態。
　　4月17日上午10時整，中日和議第七輪會談開始。實際上，這次會議“不過是舉行一種簽字儀式而已”。11時40分，當李鴻章和伊藤分別代表本國在“和約”上簽字時，伊藤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根據這個11款的“和約”，中國付出了如下的代價：
　　割讓遼東半島（后以3000萬兩銀贖回）、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銀2萬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船可以沿內河駛入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通商口岸設廠制造工業品，并得免征一切雜稅……
　　這就是割我沃土、索我巨款、毀我經濟的《馬關條約》（也稱《馬關新約》或《春帆樓條約》）。僅就賠款一項而言，就給中國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當時清政府的年收入不過7000萬兩，即使全部用于償付賠款，也需要好幾年。據日本前外務大臣井上馨透露：“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日元的收入。日本一年全部收入只有8000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5億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頓覺無比的富裕?！?BR>　　《馬關條約》是一個罪惡的里程碑！從此以后，中華民族進一步墮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
　　慈禧是“乞和”的總后臺
　　事到如此，李鴻章作何感想呢？他會認為這一災難是由他造成的嗎？還在赴日前，李鴻章就意識到這是一項屈辱的差事，是一項“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務，不但為全國人所唾罵，也許還要受到政府的公開譴責”。果然，這次交涉使李鴻章“一生事業，掃地無余”。當畫押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內至宗室王公、部院、諫垣，外到直省督撫、一般士大夫，“莫不交章諫阻”，把一腔怨憤傾灑在李鴻章身上，形成一種“國人皆曰可殺，萬口一詞”的局面。李鴻章馬上失寵了。沒過多久，他就失去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寶座。他的門生故吏也紛紛離他而去。以往“一路扶搖”的李鴻章飽嘗了失勢的苦澀味。
　　時人指責李鴻章是可以理解的。李鴻章確是罪有應得。但要是理性地分析，也應看到，他是戰敗國的使臣，在談判中幾乎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資本。他的屈辱就是戰敗國的屈辱。他是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才被迫吞下這個苦果的。如果能夠正視腐朽的封建制度是萬惡之源的話，那么，受到重點抨擊的應該是慈禧太后，因為她是“乞和”的總后臺，是她扮演了這一不光彩事件中的首要角色。
　　不是嗎？清政府于1894年8月1日對日宣戰就是出于無奈。當時，慈禧太后的六旬大壽即將臨近。還在兩年前，她就指派首席軍機大臣世鐸“總辦萬壽慶典”。世鐸把慶壽活動視為高于一切的頭等大事，派出大批人馬采辦壽品。據記載，“萬壽慶典”的耗資相當驚人。僅給慈禧備辦龍袍、龍褂、氅衣、襯衣、各色蟒緞、大小卷緞綢等衣物面料一項就耗銀23.2萬兩。有人統計，這次“萬壽慶典”，共揮霍白銀不下1000萬兩，相當于清政府歲收的1/6，而這些銀兩有的是挪自“邊防經費”和“鐵路經費”。當甲午戰爭打響后，慈禧雖假惺惺地發布懿旨停辦“頤和園受賀禮”，但僅僅是官樣文章?！皯c辰典禮”的活動一直在鋪張中進行。11月7日，也就是日軍攻陷大連的當天，迎來了慈禧的六旬“整壽”。于是，一幕咄咄怪事出現了：當國土淪陷，人民遭難之際，慈禧卻在禁宮中升殿受賀，大宴群臣，并連續放假3天賞戲。
　　戰爭進行了一個多月，慈禧太后就急于求和。9月29日，她和光緒皇帝召見翁同龢，派翁赴天津去見李鴻章，命其托俄國駐華公使從中調停。10月初，軍機大臣孫毓汶和徐用儀又把視線轉向英國人赫德。當時，主持總理衙門工作的是慶親王奕劻，不少樞臣感到他平庸無能，要求重新起用10年前被慈禧太后罷免的恭親王奕訢。按慈禧的本意，是不情愿起用這位小叔子的。她曾對人講：“我一聽到他的名字就頭痛。”但考慮到恭親王的國際影響，只得批準讓他再度出山，并使其得到軍事和外交上的最高指揮權。不過，閑居了10年的恭親王，早已失去了當年的銳氣。何況奕訢心里也明白，慈禧太后讓他復出，并不是要他把戰爭繼續打下去，而是旨在利用他的影響進行外交上的聯合工作。所以，奕訢一旦大權在握，便把全部精力用于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即使割地賠款也在所不惜。
　　為了扭轉前線頹勢，奕訢采納了軍務處建議，調湘軍將領劉坤一主持戰事，李鴻章遂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遭到降職的處分。然而，湘軍和淮軍沒有什么兩樣，劉坤一也并非安邦定國之才。到1894年歲末，慈禧太后感到打了將近5個月的戰爭已威脅到王朝的安全，便做出了派遣張蔭桓、邵友濂赴日“乞和”的決定。后來，只是因為日方在張、邵兩位議和代表的“全權”問題上大玩淫威，慈禧太后才重新起用了剛被撤職但卻受到日方歡迎的李鴻章出任全權議和大臣。
　　2月25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要求各省將軍督撫電陳割地賠款的意見。8個總督中有5人，16個巡撫中有7人，21個布政使中有6人電陳主和主賠款，不割地。其余的裝聾作啞。由于實在找不到良策以對，總理衙門只得于26日通告日方：李鴻章具有割地及執行全權。由此可見，早在李鴻章赴日前，清廷已做好了割地的準備。
　　按照國際慣例，李鴻章赴日后雖在《馬關條約》上簽了字，但正式生效，還須清廷最后批準施行換約手續。對于要不要批準換約，清政府最高決策人士在御前會議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光緒皇帝“因和約事徘徊不能決，天顏憔悴”。軟弱的他命大臣們向慈禧太后討主意。沒想到，慈禧太后把球又踢給了光緒皇帝。她以患感冒為由，不僅不接見軍機大臣，還讓太監傳旨：“一切請皇帝決斷?！笔碌饺缃?，連平時主戰的翁同龢、王文韶、劉坤一等也開始退縮了。光緒遂派伍廷芳和聯芳赴煙臺完成批準換約手續。


    《人民論壇》 (2005年 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