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侵華日軍蓄意摧毀中國的教育 |
| ■王春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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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第六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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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不久，國民政府就要求全國各學校及時上報遭受日本侵略軍破壞而蒙受損失的具體情況和數字。遭到日軍侵襲的學校大都能及時、認真地按統一的格式上報受損的情況和數字。歷史檔案館保存至今的這些報告，提供了侵華日軍摧殘中國教育的重要證據。以下擬就筆者看到的歷史檔案及有關文獻，揭露侵華日軍摧殘中國教育的擢發難數的罪行中的幾件。 上海學校的劫難 上海在民國時期就是大學集中的城市。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事爆發后，上海的大學均遭到空前浩劫。據上海各大學聯合會主席、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于4月10日致教育部的報告，這些大學，“或遭炮火轟擊而毀壞無余，或為敵軍所占領，雖房屋僅存，而書籍木器供其炊薪”。 具體情況是，同濟大學、持志學院及附屬中學、上海法學院、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中國公學、私立復旦大學等無不遭到毀滅性破壞。其中同濟大學15幢房屋多被日軍炮彈和炸彈轟毀。持志學院新建二層樓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三層樓宿舍，全被日軍機關槍隊縱火焚燒，3萬冊圖書化為灰燼。中學部也被日軍放火燒毀。上海法學院新建房屋被日軍縱火焚燒，經兩天兩夜全部燒毀，所有公私財產均焚毀無余。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新建教學樓、辦公樓及宿舍全部被毀，4萬冊圖書（內有珍貴的宋代、明代善本書）被焚。私立復旦大學約有1000名學生的行李被劫，書籍被焚，校舍被日軍長期侵占，附屬中學宿舍被改作馬廄。教育部將上海14所專科以上學校上報的在日軍侵滬之役中所受的損失制成表格，于6月3日報告了行政院秘書處。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災難又一次降臨上海各學校。日軍出動100余架飛機，對上海狂轟濫炸，有92所文教機關和學校遭日機瘋狂襲擊，其中被全部炸毀的占75%。 日機逞兇南京學校 據日本軍方公布的數字，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之前，日本海軍飛機襲擊南京50多次，出動飛機超過800架，投彈160多噸。 南京的中央大學成了日機攻擊的重要目標之一。1937年8月15日至26日，短短12天時間內，中央大學連續遭日機三次襲擊。據該校校長羅家倫致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函，第一次為8月15日下午，日機的機關槍掃射圖書館及實驗學校各一次。第二次為8月19日下午，在大學本部投250公斤炸彈7枚。第三次為8月26日深夜，在實驗學校投同樣炸彈一枚，炸死校工5人。 位于南京東郊中山陵園區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在日機對南京的轟炸中，也沒能幸免于難。這是一所比較特殊的學校。該校由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于1928年11月決議創辦，宋慶齡、蔣介石、蔡元培、何香凝、宋美齡等9人任籌備委員會委員，宋慶齡任校長。1929年10月，該校建成后，宋美齡任常務校董，實際主持學校工作。1937年8月，在日機對南京的一次空襲中，宋美齡在遺族學校親眼目睹了該校遭日機轟炸的慘烈景象。她在一篇文章（后收入《戰時婦女動員問題》一書）中寫道：遺族學校“在一道黃光與一縷灰煙之中燒毀了。”一些學生則“變成了滿身染了鮮血和污泥的小尸體，四肢扭曲地躺在路中。”教師們也受了傷。她因身邊沒有止痛藥可以減輕受傷者的痛苦而負疚。 侵華日軍不僅摧毀南京的學校，而且在攻占南京后大肆劫掠公私圖書。據日本《赤旗報》1986年8月17日的一篇文章揭露：“日本共動員特工人員3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卡車310輛次，計從南京劫去圖書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轉引自孫宅巍主編的《南京大屠殺》一書）這使筆者想起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中國東北后，大肆收繳、焚毀有關中國歷史、中國地理的教科書的罪行。僅1932年3月到7月的5個月中，日軍在東北焚燒的圖書即多達650余萬冊。由此不難看出，破壞中國的教育文化，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一貫政策。他們要讓中國的學生無書可讀，無校可上；他們企圖讓中國學生和中國人民忘掉本國文化，接受他們的奴化教育，成為他們的“順民”。 “文化惡魔”肆虐湖南大學 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38年8月的一年多時間內，遭到日軍破壞的中國高等學校有91所，占全國108所高等學校的85%。因破壞嚴重而無法恢復、不得不停辦的高校有25所。這個數字是觸目驚心的。 湖南大學就是遭到日軍破壞的91所高校中有代表性的一所。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機竄至湖南長沙，對岳麓山湖南大學肆意轟炸。時任湖南省主席的張治中當天在一封電報中這樣譴責日本侵略者：“今日十四時半，敵機二十七架侵襲長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學投彈卅余枚（內燃燒彈十余枚）。查湖大為本省最高學府，設備較善，敵人本其破壞文化機關及轟殺平民之一貫政策加以重大毀滅，此種暴行，實為文化惡魔，文（人）類公敵。” 4月12日，湖南大學自治會在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快郵代電”中對日機轟炸湖南大學的情況說得更具體、清晰：在中國軍隊臺兒莊大捷之后，日人“挾其報復心理，不問設防地帶與非設防地帶，文化慈善機關與非文化機關，肆意轟炸，罔惜人道。本大學既非軍事機關，亦無軍事機關，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時卅分，突有敵機二十七架，竄入本大學上空，……事后調查，共投燒夷彈五十余枚，爆炸彈三十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該校在這次空襲中，圖書館、第五學生宿舍全毀，科學館儀器損壞殆盡，學生死2人，工友死1人，員生傷約40人。不久，湖南大學遷至湘西辰溪，敵機又跟蹤而至，先后兩次轟炸該校，必欲徹底摧毀而后快。湖大校長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給教育部的電報稱：“本校西遷，費時九月，用款十萬，在辰開課。”可謂歷盡艱險。 對重慶學校的集中轟炸 1940年5月20日一天之內，日機襲擊了陜西南鄭，還轟炸了重慶。在位于南鄭的國立西北醫學院上空，日機投下炸彈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務主任楊其昌及兩名學生。對重慶，27架日軍飛機輪番轟炸，市區變成火海，大火燃燒七八天之久。 5月29日，日機又集中轟炸重慶的文教機構。向沙坪壩重慶大學周圍投彈70余枚；又炸北碚復旦大學，炸死教務長孫寒冰及職員、學生4人，傷4人；同日重慶沙磁區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被炸，死學生7人，傷數人。 重慶各校被炸的當天，重慶大學、復旦大學、中央大學聯合致電美國，揭露日軍轟炸中國的大學、摧殘中國教育文化的暴行，要求美國政府對日本實行禁運鋼鐵、石油等制裁手段。與此同時，復旦大學代理校長吳南軒、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天主教南京區主教于斌等人聯合致電美國《紐約時報》主筆。電文云：“敵機肆虐，轟炸后方不設防城市，殘殺無辜平民，即婦孺亦所難免，早為舉世所知。……本月廿六日，敵機飛襲渝郊，炸毀我復旦中學。廿七（九）日空襲北碚，復炸我復旦大學校舍，致學生膳宿之所及圖書、儀器，大半毀損。其摧殘文化荼毒平民，殊堪發指……” 吳南軒等人上述電報發出的當天，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根據最高當局的命令，以于斌等人的名義致電歐美各國文化界，向國際社會揭露日軍暴行。事后陳立夫致函于斌等人，內云：“敵人摧殘我文化機關愈演愈烈。最近敵機轟炸國立西北醫學院，該院教授兼教務主任及學生數人遇難，負傷員生甚多。又轟炸復旦大學，員生死傷甚慘。……似此殘暴行為，肆無忌憚，實與世界人類文化為敵，宜向國際宣傳，一致聲討。”并說明情況緊急，未及征求意見，已先將電報發出。 日軍明知教育機關故意襲擊 日本軍國主義肆虐中國各類學校，喪心病狂地破壞中國教育，為中國人民切齒憤恨，也遭到國內外一切主持正義的人們的同聲譴責。 1937年11月5日，102位中國文化界名人用英文發表聯合聲明，向國際社會揭露日本破壞中國教育機關的罪行。他們中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聲明說：“北自北平，南至廣州，東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國教育機關被日方破壞者，大學、專門學校有二十三處，中學、小學則不可勝數。……誠所謂中國三十年建設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毀之有余也。日方此種舉動，每以軍事必要為藉口，殊不知此種教育機關分布各地，往往距軍事區域非常遼遠，且絕與軍事無關。日人之蓄意破壞，殆即以其為教育機關而毀壞之，且毀壞之使其不能復興，此外皆屬遁辭耳。”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侵略者破壞這些學校是蓄意的，是明知其為教育機關而破壞。 日本歷史家石島紀之說：1937年7月29日，日機轟炸天津，“其轟炸的目標集中在南開大學。這是因為日本軍隊認為南開大學是抗日運動的據點”，日軍為報復而有意大肆轟炸南開大學。他又說，從1937年8月15日首次轟炸南京起，兩個多月中，日機對中國61座城市實施了轟炸。“大部分空襲都以無防備的城市為對象，特別是有意識地以大學等文化設施為破壞目標。” 1946年11月，中國代表團向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第一屆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召開）遞交的報告書，不僅指出日本侵華戰爭時期，我國教育文化所受損失極為驚人，而且說明，日本侵略者破壞中國教育文化有其險惡目的。指出：“八年抗戰期間，我國教育文化，曾受敵人之重大摧殘。日人認為各級學校均為反日集團，所有智識青年，均系危險分子。為欲達到其長期統治中國之目的，故極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毀我教育及文化機關，欲以消滅我固有之文化。”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各類學校和其他文化設施狂轟濫炸，目的不僅是為了報復他們認為的“反日集團”———學校，及他們認為的“危險分子”———學生，而且是為了毀滅中國的固有文化，以便對中國人民實行奴化教育和殖民統治。 《人民論壇》 (2005年 第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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