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老八路  愧談當年勇

烏有之鄉是我想說幾句心里話的地方,在這里說些可能大家可能無興趣的話,希望大家不要見笑

父親叫習換章，前幾天剛過81周歲生日，他1939年參加八路軍，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才因頭部中彈回到老家革命老區河北省行唐縣一個貧困的山區農村回鄉務農。前幾天，父親度過了自己81周歲的生日，看到父親大病一場后健康狀況逐步好轉起來，我們兄妹五人從不同地方匯集到一起為他祝壽。父親一生只吸煙不喝酒，包括啤酒，過生日那天也只是坐在旁邊看著我們兄妹吃喝聊天。父親給我們看了中央下發給他的中國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紀念章，但從父親臉上到看到的卻是少有的冷漠與平靜，再也沒有我們童年時所見到的拿著一枚枚各種勝利紀念章講述他們那一代人的自豪。

父親15歲那年離家參加了八路軍359旅，先后在部隊呆了十一個年頭，走遍了大半個中國。父親說他剛進部隊時由于年齡小，只能被人稱作“紅小鬼”，他最初的武器是一尺多長的小馬刀。父親一生沒有立過大的戰功，因為他先是在南泥灣從事大生產運動，后來曾從事警衛工作，當過王震的警衛排長，回鄉前也只是一個副連長，他曾經給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高崗等等許多的老一輩革命家站過崗放哨，聽過他們作各種各樣的動員報告。父親頭部的傷是在1948年陜南戰役中受的。父親說那一仗打了三天三夜，當他用一支繳獲日本人經過改造后的能發射手榴彈的三八大桿向敵方的機槍發射時，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頭部，使他失去了知覺。當他醒來時，已經在一個農家的地窯洞了。后來父親知道，那一仗結束后，頭部傷重傷的父親是在死人堆中被發現的，一個農村的民婦救了他。父親一直在地窯里躺了十多天，靠老鄉的小米飯度過了危險期。戰勢逐步平穩后，父親被轉到了后方醫院，當時的醫院缺醫少藥，只能用草藥涂摸在傷口，然后用一支小碗扣到頭上再包扎起來。他們傷員用的病床就是用大麻包裝上柔軟人柴草，然后讓傷病員躺上去。父親在后方醫院一直住了半年多，傷情并不見好轉。父親說，那時傷口已經化膿，這樣下去自己覺得也很危險，但又沒有條件進行手術。沒有辦法，他一個人偷偷找了個沒人的地方，將包扎著的傷口慢慢打開，然后自己用手指將膿擠出，將里面破碎的骨頭取出來，然后又胡亂的包扎起來。父親的冒險卻帶來了自己傷口較好的痊愈。至今父親頭上，還留有一公分多深的彈坑。1949年5月前后，父親一條軍用毛毯等簡單隨身物品回到了老家，此后和我的母親結婚成家。那家的家鄉已經解放，縣政府要安排父親到相關部門工作，但由于父親傷勢并未徹底好轉，腦袋天天耷拉著立不起來，便回村務農了，回到了兩元化極其貧困的大單元——農村。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父親是村里鄉親們眼中的好人。我知道除了他提起過的在村里擔任大隊長的事外，還在生產隊當過會計、在村委會擔任調解員，在村里過集市時幫助收稅掙幾塊錢的補貼等。或許是父親從生死線上走過的原因，他很少與人爭什么，與人相處吃了虧他也并不計較。在鄉親之間發生矛盾時，他擔任村調解員，總是兩方都要數落一頓，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難評出誰是誰非，因此村里人說他是“大泥板”，只找平，不求光。在貧困的農村，農民有了病就是抗著，一般不到要命的時候是不會去醫院的。父親是公費醫療，便常常在家里準備祛痛、止瀉、退燒的簡單普通的藥片或膏藥，誰有了病便可以隨意來取用。在兒時的記憶中，跟在父親的身后走在村里的街道上，總是能迎來善意敬重的目光。每到大小節日，學校的孩子們便到家里給我們家打掃院里，開始擁軍擁屬，父親在家便每人給塊糖。學校還要請父親他們幾個革命傷殘軍人作報告，鄉村的干部還要到家里慰問他們。那時的日子并不富裕，但父親總是很快樂，因為有無數尊敬的目光望著他，因為父親是他們現實生活中能親眼目睹的英雄。父親說他在南泥灣大生產時，曾經交過十幾擔的公糧，那時的旅長王震曾告訴他們，當革命勝利后國家是要還你們的。在文革初期，父親的撫恤金一年只能一百多元，由于家里人口多、生活比較困難，父親曾給當時任農墾部部長的王震寫信，說明家里的困難情況，王震給父親來了信，告訴父親如果家里實在困難你就和家人到新疆的兵軍團去吧。那時的父親在村里的生產大隊任大隊長，帶領著全村人從事農業生產自救，便打消了自己一家人奔活路的念頭。文革后期，父親看到同村的革命傷殘人員到原來的部隊拿回了一些舊軍衣、軍鞋和少量的現金糧票等，父親便決心到北京找王震討要他當時答應革命勝利后歸還他在南泥灣開荒時交納的十幾擔公糧。父親到了中南海住了十多年，由于文革的原因也沒有見到王震，在北京居住的二叔便給父親買了張火車票將父親送回了老家。

進入七十年代末期，農村開展了包產到戶，生產隊村委會基本上癱瘓了。每家每戶開展守著自己的幾畝地過自己的小日子，有本事的人開始作些小生意日子一天天好了起來，一些村干部利用職務便利貸款搞著自己家庭的付業。或許是父親在南泥灣呆過的緣故，記憶中的父親會將羊毛紡成毛線織成毛衣，那件毛衣我們兄妹五人都曾經穿過，中間曾修補過無數次。記得農村剛包產到的時候，大哥、二哥在縣工作，三哥出外打工了，家里只有十四歲的我和小我二歲的小妹妹了，父親和我們一道從事收秋種麥，由于那時的農機具全部到了一家一戶，多數人家只能回到原始的簡單耕種時代。我和小妹妹將農家肥拉到地里，近六十歲的父親便讓我們簡單地用镢頭將地翻了一下，就用南泥灣的方式將種子直接撒到了地里，鄉親們說父親“懶省事”，不過那一年家里的麥子長得還不錯。進入八十年代，父親徹底回到了家里，村里的各項活動也便沒人再找父親了。父親還好有一年幾百元的撫恤金，但已經算不上什么了。國家在此外實行工資改革，各行各業工資大幅上漲，但父親的撫恤金并沒有漲多少，至今，一些國家公務員的月工資長到一、二千元甚至更多的時候，父親的撫恤金也只有一年二千多元。近十多年，父親只有依靠少的可憐的撫恤金和在家務農的兩個哥哥給他一年幾百斤的糧食過活。從那時開始，父親開始逐步感到了失落。我作為家庭中唯一一個考上大學的最小的兒子，1990年從山西的一家礦業學院來到了石家莊附近的一個即將關閉的煤礦工作。那時的父親已經十分的衰老，在幫助兩個哥哥蓋了房成了家后，開展過自己平淡溫飽的日子。城市的各項改革在進行，父親已經沒有任何能力關注我這個最小的兒子了。在上大學前我告訴父親，我的將來靠我自己來解決。我沒有多少人際關系，覺得不能永遠留在一個即將關閉的礦區生活一生。我在煤礦停薪留職后，來到石家莊自己謀求工作，先后在雜志社、電視臺、報社打工，前后換了十多項工作，1998年我調入石家莊省直機關某單位工作并于當年結婚，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我開始有能力盡可能自己少吃少用一點，多給父母一點錢讓他們的日子過得好一點。2000年前后，當彩電價格便宜一些時，父親在村里成了最早幾個看彩電的人，我還為父親在家里的水井里裝上了潛水泵，省得他們為吃水發愁。父親在村子里的日子，相對一般老人要好一些，但卻很少有人聽他講他從前的故事，也很少有人關心他從前的故事，父親時常在我回家時向我發一些讓我也無法安慰無法向他解釋的嘮叨。

——天下是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為什么社會對他們的關心越來越少，莫非共產黨忘記了他們？父親這樣的革命傷殘軍人在我們村原有他們四個人，現在只剩下了父親一個人。或許是因為行唐縣是個革命老區、貧困縣的緣故，前幾年，一位二野的斷了一條腳的老同志在年底到鄉里領取一千多元的可憐的撫恤金和報銷幾千元的醫藥費，但費用卻遲遲發不下來。老人一趟趟的找，鄉里的辦事人員煩了，“你找什么找，你不就是當兵打過仗，又不是我讓你當兵打仗的？光找我干什么？”老人火了，舉著拐杖非要打那個鄉干部。最后，在別人的規勸下老人忿忿地離開了，邊走邊罵：“你們這些當官的動不動貪污幾十萬上百萬，一個鄉長都要坐小汽車，我們一年幾千元的撫恤金、藥費卻無人管， 你們明白不明白這天下是共產黨領導我們打的，現在這天下還是不是共產黨的？”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后，上級民政部門要給他們這些革命傷殘軍人發個優待證，要求鄉里給他們一定補貼。我們所在的鄉經濟條件不太好，鄉政府怕提包袱，便不給他們發證，自然也就不用發補貼了。直到十多年后，合鄉并鎮，其它鄉的革命傷殘軍人到合并后的鄉要求領取補貼時，老父親他們才知道了政府的優待政策。父親多年對此耿耿于懷，為什么共產黨的政策，一個地方還要處處不一樣？城市和農村不一樣，縣與縣不一樣，鄉與鄉不一樣，村與村更不一樣。一個被國民黨俘虜的八路軍戰士被押到了臺灣，現在已經在那里安家，每年的政府救濟也要合十多萬人民幣，生活條件相對較優越。然而，他看到父親他們的生活條件，十分為他們感到委曲。

——現在的藥全是假的，花錢多卻治不了病。父親一生有病就是吃普通的祛痛片、安乃近、四環素之類的便宜藥，一次用不了幾元錢，很少打針，更別說住院了。父親一生至少只輸過兩次液，一次是三四年前，父親得了膽囊炎，吃不下東西了，覺得自己不行了，便讓我們弟兄幾個回去想見我們最后一面。我們弟兄生拖硬拉將他帶到縣醫院檢查了一下，花了一千多元，病好了，父親覺得錢花得太冤枉。前段時間，父親由于吸煙太多，得了肺炎，又覺得自己不行了，但堅決不進醫院，只是在鄉衛生所拿點藥自己吃，杜絕打針，最后還是兄妹全體回家，一齊出動將其帶到縣醫院開了藥方取了藥回來輸了幾天液病基本好了。父親經常說打針輸液全是騙人的，藥是假藥，為什么呢？我推斷，父親二十多年前一年的撫恤金是一、二百元，現在是一、二千元，相比長了十多倍，可是原來看病一次多是拿點藥花上幾塊錢病就治了，現在經常是要花幾百塊錢病卻不一定能好，藥價卻長了上百倍。父親得病藥費盡管可以全額報銷，但要自己先將錢墊上。父親一年只有二千多元的撫恤金，卻在年老多病的晚年光需吃藥無需打針住院一年至少也要三幾千元，如果住院則更多，他覺得自己墊付不起。父親一生性格剛強，在我們兄弟成家之前就說了，我將來生活費用不要你們管，你們管好自己就行了。其實，在老家務農的二位兄長只能給予父親一年幾百斤的糧食，平常支付子女上學的費用都十分吃力，生活上尚不及父母。盡管我們和父親說，有了大病需要用錢由我們其它弟兄解決，但父親卻一直堅持一般不進醫院。或許讓父親感到不安的不光是什么藥效的問題，更主要的是藥費問題吧！

——電視上看到國家發展如此之快、變化如此之大，而我們所在的農村為何解放至今也只能是解決了溫飽問題，卻要說什么小康。父親說，電視上當官的坐的都是高級小汽車，人家說一輛要幾十萬，城市里到處是高樓大廈，而農村卻解放五十多年了，我們這里老百姓不過剛夠填飽肚子。鄉里說，農民人均收入二千多，什么都小康了，騙鬼吧！農民種的地除了打的糧食夠自己吃飯，如果將自己投入的人工算上幾乎要賠錢？哪來那么多的收入。聽說農村一家養幾頭豬、幾只雞買了多少錢，打多長時間工掙的錢都要算進去得出來的。但養豬、養雞得喂糧食吧，卻不給你算投入；到外邊打工，卻不管你拿沒拿到錢，也不管你在外吃住花不花錢。現在的農民看不起病，鄉衛生院幾乎要倒閉了，連工資都幾乎發不出來。學校越辦越差，條件稍好的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縣里的私校讀書去了。行唐縣作為一個建國以來的貧困縣，其私立學校是整個石家莊市屬各縣市區最發達的縣，全縣的教育實力都體現在私立學校，國辦學校都處在半癱瘓半倒閉狀態。

對于父親的無奈，我無法給他們老人家解釋。如果我將我了解到的社會現實告訴他，那么父親感到的還僅僅是失落的問題嗎？父親認為他們鬧革命、打天下的目的決不是這樣的。父親老了，讓他在社會的角落安度晚年吧，我不能讓現實的東西過多打擾他了。現在的父親已經沒有了原有的英雄氣概，就像一個老玩童動不動想發火數落別人幾句。當有人對父親說，你看誰誰是你的戰友當了多大的官時，父親往往淡淡地笑一笑說：他們早都死了，雖然官做得大，命卻沒有我活得長久。這次搞戰勝利六十周年，有關的領導將中央下屬的一枚鍍金的紀念送給了父親。父親告訴我：我問那些當官的，叫我們來就為這個牌牌？領導們又給了我一百元錢。說到這里，父親笑了，像占了天大的便宜。父親說，國家要給他們長錢了，報上說他每年的撫恤金要提高到一萬多元。父親說要好好看病，要多活幾年。小妹告訴我，父親越來越小氣了。或許是吧。

像父親和母親一樣雙雙健在的80歲以上的老人，在我們近三千人村里，只有我父母這對老夫妻了。這一點是我最感榮幸的，愿我們父母親能夠在偏遠的鄉村長命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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