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抗日斗爭的教育，我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

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何東昌

我的家鄉在浙江諸暨。1937年我14歲時，“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了。我們學校整個搬遷，我就沒再上學。后來，我和家人流浪到四川，但到重慶就分開了。我在位于重慶以北的合川縣的國立二中念書。當時，學校挨過轟炸，炸彈扔在合川的江東碼頭，死了好多人。我們念書時經常跑警報。

1941年高中畢業后，我考取了西南聯大。我是在重慶考的聯大。我的一個同學家在重慶，我們說好去重慶住他家，然后一起考試。但我們從合川坐船到重慶的時候，船剛到碼頭就響起了空襲警報。警報過去后扛起行李找到他家，發現他家被炸了。我只好睡在重慶大學一個教學樓的走廊里，這樣考的大學。

考完大學，我就想辦法籌措路費從重慶走到昆明。當時沒有正規的交通，只有搭國民黨軍隊的“黃魚車”（所謂“黃魚車”，就是當時國民黨為了出口鎢砂，換取軍火，通過西南，經云南、貴州、廣西的出路，將大量的鎢砂運出去，運貨的卡車司機載客撈取外快，謂“帶黃魚”，大車則被稱為“黃魚車”），經常開一段就不走了，我只好在路邊找地方住下，碰到下次機會再走。這樣子到了昆明，聯大已經開學了。我選課時，指導老師劉仙洲先生很嚴格，說你遲到了，要少選幾個學分。他怕我趕不上課程，沒有讓我選滿學分。那時，大一沒選的課程要到大四才能補。

進入西南聯大后，一開始我是在電機系學習，后來轉到航空系，因為空軍很重要。那時條件很艱苦，我們住的是會館，當時學校把鹽行宿舍——滇西會館租下來，學生們在這里住宿、上課。

大一結束后的暑假，我找了份兼職勤工儉學，維持生計。經老同學介紹，我找到基督教青年會學生救濟處。這里有些進步人士，他們介紹我到滇軍去做文化教員。當時滇軍有個營長叫朱家碧，是共產黨員（解放戰爭中，他還當過廣西、云南、貴州邊境縱隊的司令員），在抗大學習過，被黨派回去，當時在云南開遠訓練一個營的軍隊。這時，滇西已被日軍占領，他的老家在滕沖，他就訓練軍隊準備到滕沖去打游擊。我和鐘泉周同志被派到他那個營做文化教員。他讓我講《帝國主義論》。這是個理論性很強的課，給士兵們比較難講，我想他是在考驗我們。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聽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歌詞與現在略有不同，主要是抗日的內容。這樣過了1942年的暑假。

　　當時，美國已正式對日宣戰，中美互相配合，很多聯大的44屆學生都被動員利用自己英語好的特長去做翻譯官。我的同學中做翻譯官的比較多，也有參軍的。清華的總務長張儆也參加過空軍。有的同學參加美國空軍做副駕駛員。當時，他們飛的是中國唯一的外援通道“駝峰航線”（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的陸路、海路交通全被切斷，而于1942年開辟的“駝峰航線”，成為中國抗戰接受國際援助的唯一通道。據悉，從中國到印度的航線途經幾乎全是海拔數千米的山峰，由于飛機飛行高度的限制，飛機只能在峽谷中穿行，整個航線宛如駝背，所以取名“駝峰航線”）。飛機從印度阿薩姆邦汀江起飛，向東橫跨喜馬拉雅山脈、橫斷山、薩爾溫江、怒江，到達中國昆明。航線全長800多公里，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非常危險。他們中有的就犧牲在路上，我有個姓沈的同學當時做副駕駛，在飛機失事中犧牲了。

聯大的日子雖然比較艱苦，但我的功課中除了體育都完成了。在聯大，體育課缺課8節就不及格。我的體育課選在早上7點，是不能睡過的，一不小心遲到了就算曠課。當時我已經參加了地下組織。到1945年畢業那年的“五四”，我的體育課已經缺了7節了，由于“五四”前一天晚上刻蠟版、搞宣傳品，沒有睡好覺，所以就缺了第8節課，我的體育課也就不及格了。系主任說我成績不錯，很照顧，表示我可以做半時助教。這是一個好差使，有利于準備留美考試。但我當時已下決心走上革命的路，沒有接受。

到1944年，昆明的民主運動又高漲起來。七七抗戰紀念、雙十節、云南護國紀念這些活動我都參加了。那時國際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蘇美聯合反法西斯，蘇聯紅軍打得非常漂亮。但是中國的形勢令人焦慮。日本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日本人占領了東南亞，但從日本本土到東南亞的治海權、治空權都受到美國的威脅，所以他們要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交通線。而阻礙就是國民黨軍隊占領的河南、湖南、廣西。那時，因法國投降，越南由日本控制，所以要打通從河北經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到越南的交通線。云南南面是越南，西面中緬邊境也被日本人占領，云南的滕沖也被占領了。東面是貴州，日軍一度進攻到貴州獨山。云南的形勢一下子緊張起來。

當時，我們幾個國立二中的老同學在一起商議，覺得云南的局勢已經擺不下書桌了，必須考慮該怎么辦，總之一條：不能當亡國奴！當時有個姓邱的同學，他的叔叔是國民黨雜牌軍軍長，一位同學告訴我從他那里可能搞到槍枝，我們商議要搞武裝，打游擊，但后來沒有成事，因為日本只是要打通交通線，保證緬甸、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地區的后勤保障，他們的目的并不是打昆明、重慶。這件事雖然沒有成為事實，但卻給了我們一個教育，就是“安安心心地念書，將來戰后建設國家”的夢不能做了，所以我們決定想辦法組織起來。除了我們幾個國立二中出來的同學外，還有幾個湖南同學（其中有一個曾在新四軍做過教導員，皖南事變中被俘后越獄跑出來，來到昆明）也想組織起來。這樣我們就團結起來，組成地下組織。

當時找共產黨找不到，我們就只好自己想辦法。我們嘗試通過聞一多、吳晗等幾位進步的教授間接地找共產黨。1944年底，我們醞釀先成立“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綱領就是“實現新民主主義，反帝、反封建，接受中國最先進政黨的領導”。1945年2月，召開了代表會議，正式選舉產生領導機構。這樣成立了組織，我算發起人之一，是五個執行委員中的一員。1945年6月，我們找到了共產黨，正式成為黨的外圍組織。

后來，這個組織在解放戰爭中起了很大作用。當時通過競選，我們掌握了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民青”的主任委員和齊亮做了學生自治會的常務理事（共三人），接著發表了《西南聯大國是宣言》，宣言的起草人叫李曦沐（當時叫李曉）。宣言經學生代表大會通過后，向全國高等學校發出。當時，全球范圍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呼聲很高，但是國統區仍然危機深重。我們號召大家起來反獨裁、講民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動員群眾抗日，爭取勝利，以后中國才有一個光明前途。然后開展了紀念“五四”的活動，在昆明舉行了游行。皖南事變后聯大表面上沉寂的局面打破了，地下黨發現“民青”這個組織形式很適合斗爭的需要。聯大的地下黨支部決定再搞一個并列的“民青”，口頭就叫“老二”，我們先成立的“民青”稱“老大”。從此，黨的民主勢立迅速壯大起來。1945年底發生了“一二·一”運動，這個活動實際上為“一二·一”運動做了準備。

1945年的“五四”紀念活動搞得很好。“五四”游行隊伍集合，由聞一多先生動員，聽得出來，他接受唯物史觀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講話里也常引用。我們在云南大學的操場上集合隊伍，天下起雨來，有些同學就躲到屋檐或樹蔭底下。他就講，大家不要怕雨，要堅持，周武王伐紂王的時候也是下雨。他講“天洗兵”這個典故，說天洗干凈士兵的身體，可以更加意氣風發地向前。大家嘩嘩地鼓掌。

日本投降前夕，我在去大理南邊的蒙化縣（現云南省巍山縣）的路上。當時《新華日報》號召進步青年到農村去。這個縣里有一戶姓徐的人家，兄弟姐妹中除一人外先后都參加了共產黨。我們借這個關系到了蒙化，基本上控制了一所中學。我們白天上課，晚上講革命道理，使學生中一些人后來參加了革命。原子彈爆炸后，我們還講了怎樣看原子彈。我還講過介紹原子彈的課。半年后聯大搬遷，我們就撤退了，由其他人接替我們的工作。后來巍山發展成游擊區。

抗日戰爭對我們這些人來講，受到的教育非常大。好多幻想都不存在了。中國貧弱，老受欺負，那真是氣死人。1931年我8歲時，東北就丟了，接著是熱河失守，長城抗戰失敗，察哈爾抗戰也失敗了，日本人要求華北自治（實際上是由日本人控制），這樣就到了七七抗戰。歷史課上講的盡是一連串的國恥，這個國家怎么救？開始有很多幻想。抗日斗爭的現實教育了我。沒有抗日斗爭的教育，我不可能走上現在這條路。日本有700萬噸鋼，我們只有10萬噸，當時中國大半個領土被日本人占領，但我們以中國共產黨為中流砥柱堅持斗爭，勝利了，但犧牲的人力、物力不計其數。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我們不要忘記抗日這段歷史！更深刻一點是不要忘記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鴉片戰爭中國被迫打開帝國主義主導的門戶，從此開始，簽訂了無數條不平等條約。為了拯救中國，中國人民發動多次斗爭高潮，到抗日戰爭才取得勝利。作為有志振興中華的青年，這個歷史要知道，要記住。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記者盧小兵、張莞昀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