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中流砥柱

　　延安特區：新中國的試驗田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當然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并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 僅是倡導建立并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前提，也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礎。

　　鑒于日本帝國主義全面入侵、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不失時機地調整內政外交，進行了其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延安特區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據地——名為“邊區”，亦稱“特區”，鄧小平命名深圳為特區即取義于此——“特”就特在思想解放、與時俱進，其成果集中體現為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從而為中國人民指出了新希望。

　　特區延安因此具有強大感召力。

　　知識青年接踵而來，帶著熱愛，帶著夢想，有如朝圣。延河之濱，寶塔山下，聚集了千千萬萬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

　　國際友人慕名而來，把延安的美名傳遍四面八方。

　　民主黨派聯袂而來，與中國共產黨結為親密盟友，同進退，共患難。

　　所有這些，無疑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強大，更鞏固；“團結就是力量，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這成了四萬萬中國人民共有的心聲，也成了日本法西斯蒂和中國法西斯蒂的催命曲。

　　中國的新力量匯聚延安，中國的新世紀孕育于延安。“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最終，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從延安噴薄而出，延安當之無愧地成了新中國的精神故鄉。

　　多少個年頭過去，今天傾聽歷史的回聲，那回聲其實并不遙遠，依然真切和親切，給我們諸多啟示……

　　笑 蜀

　　“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于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

　　1935年8月1日，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確立的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以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名義草擬《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史稱“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國時報》上正式發表，不久輾轉傳入國內。

　　時為燕京大學教授的著名哲學家張東蓀，以其驚人敏感注意到了這個動向，而在《自由評論》雜志率先發表文章，響應“八一宣言”。他在文章中對中共在此前后的主張作了比較，斷言“八一宣言”是中共政策轉向的標志。

　　張東蓀為此熱情洋溢地歡呼：

　　“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于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

　　確實，因應著全面抗戰即將爆發，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戰略轉折至此揭開了序幕。

　　“執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抗戰以前，中國社會的主流話語，是占據執政地位的國民黨的獨裁話語。

　　1928年10月，國民黨政府頒布《訓政綱領》。1931年，又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規定訓政時間為6年，到1935年結束。訓政期間，由國民黨獨攬政權。

　　國民黨的獨裁話語，遭到國統區知識階層的強烈抵制。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的結果，顯然是失敗的。

　　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反省，把內憂外患完全歸結為它的敵人即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雙重破壞的結果。舉起右手打倒共產主義，舉起左手遏制自由主義，成了國民黨當局壓倒一切的最優先的目標。為此，從1930年代起，蔣介石就開始求助于法西斯主義，把法西斯主義看作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有著國民黨背景的一家上海媒體就這樣吶喊：

　　“執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法西斯主義主張，無論在政治、法律、經濟領域，還是在精神、道德領域，都要居于領導地位，“法西斯主義主張國家應給予一種具體的意志和權利，以便制裁一切，統治一切。”

　　政治方面，他們主張”實行組織堅強、行動活潑的民族獨裁政治，即實行國民黨的法西斯化，強力執行三民主義”。

　　經濟方面，他們主張統制經濟，即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國家主導經濟發展。

　　文化方面，他們主張文化統制政策。他們認為，應該反對和撲滅的文化，不僅包括赤色的共產主義文化，還有黃色的社會民主主義、虛偽的德謨克西以及天賦人權、自由平等一類“陳詞濫調”。甚至還包括“個人團體觀念”、“鄉土觀念”、“家庭觀念”。

　　總之，將中國變成國民黨獨占的中國，只能有法西斯大一統，不容一絲一毫的異質，但凡拒絕為法西斯所同化，必為異己，必予斬草除根。他們露骨地揚言：“凡有主張一切反動文化的人和物，當不惜代價使之破壞消滅”。“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政治理念，至此呼之欲出。

　　“民主共和國”是一個比蘇維埃體制更適宜的選擇

　　與國民黨的趨向相反，到達延安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推動從工農專政的蘇維埃體制向新民主主義體制轉型。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宣告：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正如決議所指出的，“這些政策的改變，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蘇維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這是黨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

　　次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更是通過《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決議認為，“民主共和國”是一個比蘇維埃體制更適宜的選擇。它不僅出于抗日救亡的需要，而且“也是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蘇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決議鄭重宣布：中國共產黨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并且宣布：

　　“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權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將成為它的一部分，蘇區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并將在蘇區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進一步承諾：

　　1.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

　　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啟動，持續十年的蘇維埃工農專政體制正式終結，陜甘寧邊區政治體制改革進入實踐階段。

　　毛澤東說，“邊區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地方呢？一句話說完，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15歲投奔延安，16歲入黨的何方，親歷了1941年的第二屆邊區參議員競選。那次競選，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魯藝、自然科學院3個單位為一個選區，產生一個參議員。抗大提的候選人是校長郭化若，魯藝提的是周揚，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退出競選。因此參與競選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揚。郭、周互不相讓，各有短長——

　　郭化若因參加軍委會議，委托俄文隊隊長曹慕岳替他競選。周揚則是親自出馬，除談了自己的施政意見外，還批評郭化若缺席，說明他對選舉不夠重視，將來還能保證負起參議員的責任嗎？雙方的啦啦隊也是嚷成一片。我只記得魯藝的拉拉隊長是我的老鄉劉熾(著名音樂家)。他能出洋相，花樣翻新。他大喊一聲：“《安娜·卡列尼娜》是誰翻譯的？”魯藝齊聲答曰：“周揚！”相形之下，曹慕岳的名堂就不多。但選舉結果，由于抗大人數大大超過魯藝，結果還是郭化若當選。周揚上臺講話說：其實他和郭化若都是共產黨員，不論誰當選，也都得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徐老最后上臺說：他是鼓勵搞競選的，這也是將來和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競選時的預演和操練。過了一陣，第二屆參議會開完了，郭化若迅速向3個單位的選民作了傳達，其間還回敬周揚兩句，但周揚那次沒參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說他上次請假是不重視參議會工作，其實他是很重視這一工作的，而且保證一定做好，請大家監督，云云。

　　這是何方平生第一次嘗到民主的味道。民主的味道不賴，讓何方回味不已。

　　從1937年底開始，陜甘寧邊區就實行了選舉制度，并制定《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保證選舉能依法正常進行。考慮到大多數選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識字，邊區還從實際情況出發，創造了多種投票方法：識字多的選民用票選法，識字不多的選民用畫圈法、畫杠法，完全不識字的選民用投豆法。選民熱情很高，邊區的投票率總能維持在80%以上。

　　國民黨當局對此很不服氣，由此引發一場論戰。國統區一家官辦報紙斷言：共產黨的“普選”是作秀——“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簡直就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激怒了《新華日報》。《新華日報》立予反擊，撰文介紹邊區選舉制尤其是投豆法的變遷，以此證明“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

　　《新華日報》特別強調：

　　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于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地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于選舉的技術問題并不是無法解決的。

　　顯然，真理在《新華日報》一邊。

　　邊區的普選，后來推行到所有抗日民主根據地。據統計，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據地人口共達9000萬，都建立了人民普選出來的地方各級政府。

　　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權，建立健全參議會制度，都是邊區民主建設的重要元素，一直為史家所稱道。

　　對邊區民主建設，毛澤東有過最好的概括。1938年7月2日，毛澤東告訴到訪的世界學聯代表團：

　　“邊區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地方呢？一句話說完，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毛澤東說：此乃邊區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戰爭與民主制度結合起來。只要做到了這一點，總能有很大效果。“在這個制度之下，無論哪一種職業的人，無論從事什么活動，都能發揮他們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現出來。”毛澤東指出：邊區這些政治改革，有一個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陜甘寧邊區成為民主政治的模范區，成為民主共和國的標本。他說：

　　全中國也應采取這個制度，應把抗日戰爭與民主制度結合起來，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實行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果全國人民都有言論集會結社的充分自由，全國軍隊中官兵打成一片，軍民又打成一片，全國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實行之，全國的經濟建設發動了人民的力量，并與改良人民生活相連結，全國各級政府都實行選舉制度，并有各級人民的代議機關，而一切這些都是為了抗戰的勝利，那戰勝日本就指日可待了。民主制度在外國已是歷史上的東西，中國則現在還未實行。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惟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的意義與作用。

　　抗日與民主不可分割，必須把抗戰與民主結合起來，這其實也是國統區廣大的中間階級的心聲。

　　1939年9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案》。以此為發端，憲政運動平地而起。兌現承諾，結束一黨專政，實施民主憲政，甚至成了街談巷議的主題，憲政意識大覺醒，大普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這類抗戰之前屬于禁忌范疇的詞匯，從此浮出水面，成了流行的關鍵詞。救亡并未淹沒啟蒙，救亡反而激活了啟蒙，提升了啟蒙，救亡運動同時構成了空前規模的啟蒙運動。

　　而邊區的政治體制改革則使邊區成了抗戰與民主結合的典范，成了憲政的雛形，因而備受矚目，仿佛一顆璀璨的晨星。

　　“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政策”

　　民主是邊區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但邊區政治的特色不僅僅在于民主。民主而外，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邊區政治頗為可觀的一景。

　　這種政策的調整，來源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體察。1941年，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對此有過闡述。他說：

　　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就“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黨的社會政策、經濟政策、文化政策等一切公共政策，都要具有均衡性，都要盡可能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一體保護。

　　這種政策調整，跟政治體制改革同步甚至更早。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決議已經宣布：“改變對富農的政策”。富農的財產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除封建剝削以外，不問自耕的與雇人耕的，均不沒收。鄉村中平分土地時，富農有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之權。同時宣布，要“用比較過去更寬大的政策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

　　邊區大門向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其他工商業者敞開，是一個嶄新的實驗。在實驗的基礎上，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正式發布。“決定”強調，“于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之后，又須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在適當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之下，同時獎勵資本主義與聯合資產階級，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

　　“決定”并且不厭其煩地具體指示：

　　——在處理農村糾紛中，黨與政府的工作人員，不是站在農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據上述基本原則，采取調節雙方利益的方針。

　　——政府法令應有兩方面的規定，不應畸輕畸重。一方面，要規定地主應該普遍的減租減息，不得抗不實行。另一方面，又要規定農民有交租交息的義務，不得抗不繳納。一方面要規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與財產所有權仍屬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對自己土地出賣、出典、抵押、及做其他處置之權。另一方面，又要規定當地主作這些處置時，必須顧及農民的生活。

　　——抗日經費，除赤貧者外，一切階級的人民均須按照累進的原則向政府交納，不得畸輕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導向，至此完全確立下來。這在法制上亦有體現，作為邊區基本法律的《保障人權財權條例》，即為例證。

　　在對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毛澤東對這種政策導向，有過精彩說明。他說：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系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系上，我們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

　　1940年1月，毛澤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論述：“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這個新中國，就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就是被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正是新民主主義，最終使延安成為圣地，成為當時中國的精神高地。

　　社會主義者當然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鄉。

　　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延安則是專制大一統格局下的民主奇葩。

　　對民族主義者來說，延安始終高舉抗日旗幟，對他們也不乏吸引力。

　　就連抗戰前一直親蔣反共的美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司徒雷登，這時也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立場，認為共產黨人首先是民族主義者，是愛國者。他因此開始接近共產黨，為根據地輸送了大量的人員和物資。

　　新民主主義也賦予共產黨人以強大自信。毛澤東曾自豪地對美國外交官說：“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國企業家，也不能從我們的綱領中找到可反對的東西。”

　　正是基于強大自信，毛澤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鄭重地指出：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不同的路徑導致不同的命運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使國民黨當局極為尷尬。既然中國可以有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既然中國人民可以有自由，有人權，有尊嚴，為什么還要容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呢？

　　國民黨執政集團的合法性資源因此面臨著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嚴峻挑戰。

　　國民黨當局不敢掉以輕心。其最高領袖蔣介石親自出馬，向全國人民交出了他的答卷，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國之命運》。

　　其實，早在抗戰之前，國民黨當局就試圖要給全國人民一個答卷。既然昭告天下訓政6年，那么時限將至，究竟如何打算，多少得有個說法吧。為應對壓力，國民黨當局給出了一個說法：法西斯主義。畢竟，三民主義不可能構成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思想基礎，只有引進法西斯主義，才能為他們繼續獨步天下提供合法性資源。墨索里尼、希特勒因此相繼成為國民黨當局的精神導師。

　　但是，風水輪流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一招玩不轉了，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質上就是世界范圍的反法西斯戰爭，法西斯主義這時已完全破產，即便在中國也是人所不齒了。國民黨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思想基礎差不多淘空了。

　　本來就弱不禁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更給國民黨當局以致命一擊。

　　國民黨當局必須應對，無可逃避。

　　這種情況下推出的《中國之命運》，自然舉世矚目。但可惜，它并沒有能夠享受它的主人所期待的榮光——它實在是乏善可陳。

　　《中國之命運》的核心主題就一個，即用中國傳統的儒教文明，來置換國民黨當局昨天所推崇的法西斯主義，以此為國民黨注入一黨專政、領袖獨裁所急需的新的合法性資源。

　　因此，《中國之命運》用了很長篇幅來描述中國傳統的儒教文明的偉大光榮。在蔣介石筆下，中國傳統的儒教文明真是美比天仙，艷若桃花，但他無法解釋一個問題：既然中國傳統的儒教文明如此偉大光榮，那么在西方文明東漸之后，它為什么那樣的不堪一擊，而使中國和中國人民蒙受了整整一個多世紀的苦難和屈辱呢？

　　接下來，《中國之命運》對中國近代歷史作了通盤解說。把近代中國的一切成就、一切光榮歸于國民黨，而把一切罪惡、一切苦難歸于帝國主義列強、歸于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則是其鮮明特色。用意很清楚，“述我國家民族百年的經歷”，是為了“指出我國家民族今后的方向”，并挖空心思為國民黨臉上貼金。果不其然，在總結中國近代歷史的基礎上，蔣介石宣稱：

　　自國家有機體的生命上說，沒有了三民主義，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指導的原理。所以三民主義是國家的靈魂。自國家有機體的活動上說，沒有了中國國民黨，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發動的樞紐。所以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

　　龍身至此揮就。下面這段話，就屬于畫龍點睛了——

　　中國國民黨如能存在一天，則中國國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簡單地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托，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

　　這篇文章如果出在國民黨南京開府之初，還不至于令人吃驚——那時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低潮期，也是其它思潮在中國的低潮期。那時出這么一篇文章，跟周遭的話語環境，落差并不太大。但現在是什么時候？現在就國際環境而言，民主因著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而越來越洶涌，已經成了公認的世界潮流。就國內環境而言，則有國統區憲政運動的迭次高漲，尤其有了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示范。這種情況下，公然以一國最高元首和一黨最高領袖之尊，出而為一黨專政辯護，出而與自由民主對抗，其顢頇，其狂妄，其昧于天下大勢，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也就因此，《中國之命運》甫一出世，即成炮靶，而遭中國共產黨和所有民主黨派及有關人士痛批。

　　更可怕的是現實的批判。在蔣介石筆下，國民黨一黨專政簡直就是中國人民之福。事實卻印證著他的荒謬。就在《中國之命運》出世前夜，即1942年冬到1943年春，一場大饑荒席卷河南、廣東，由于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無能，河南人餓死了300萬，廣東人也餓死了300萬，都占當時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中國之命運》出世不久的1944年，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國民黨軍隊一瀉千里的湘桂大潰退，讓日本人一直打到貴州。“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當時《新華日報》的這個社論標題可說是對當時中國現實極為精當的寫照。

　　國際環境也是雪上加霜。蔣介石欣欣然于外交勝利，比如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比如聯合國創始國地位的奠定。但他不知道，這些勝利其實國民黨并無資格貪功，而是幾千萬同胞的流血犧牲換來的。就在他洋洋自得之時，高層次的腐敗鬧劇在他身邊不斷發生，而他莫不一籌莫展。國民黨當局的貪婪和無能成了國際笑話，以至于丘吉爾總是用鄙夷的目光迎接他，羅斯福甚至打算以史迪威取代蔣出任東方戰場最高統帥；越來越多的美國記者、美國外交官對國民黨當局失望乃至絕望，反復呼吁美國政府不再主要援助國民黨。

　　所有這些，無疑最大限度地打擊了國民黨當局的形象，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國民黨當局的合法性資源。盡管國民黨當局在硬力量上暫時處于強勢，但在軟力量上，即道義上，已接近破產。“民主的才是合法的”，這是《新華日報》1945年2月的一個社論標題。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及其實踐，實在是國家和時代的進步。

　　基于同樣原因，抗戰勝利前夜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指出：

　　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1937年9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

　　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民主的標桿。黔驢技窮的國民黨當局，這時已無詞以對，處于絕對下風了。

　　一個是與時俱進，從工農專政的蘇維埃體制轉向開放的、多元的、包容的、融通的新民主主義體制，最終形成聯合政府的主張，因之迅速崛起，在精神上道義上砥柱中流。

　　一個是專制獨裁，固守特權，固守既得利益，固守獨占、單一、排他的傳統政治格局，最終從所謂三民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而為天下所側目。

　　這就是抗戰期間，國共兩黨不同的路徑。不同的路徑導致不同的命運。至此，大局定矣。

圣地洪流：知識分子在延安

------------------ 南方周末
 
　　

　　“一二九”運動后，一批批對國民黨消極抗日感到失望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奔赴延安。據兩位美國學者統計，1938年末，等待批準進入陜甘寧邊區的青年學生有2萬人。投奔延安的人中，有來時帶著鉆石首飾的華僑，有上海灘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鄒韜奮、丁玲、艾青、茅盾、蕭軍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詩、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這樣的愛國軍人。為了抗日，他們走到了一起。“理由很簡單，延安沒有盯梢的，延安吃飯不要錢，延安是自由、民主之地，抗日不受管束。”全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同情和向往延安。到1940年代初，延安已經形成一個約4萬人的知識分子群體。

　　□本報駐京記者 石 巖

　　1940年早春，從重慶到寶雞的公路上顛簸著一輛敞篷車。車上的乘客看上去跟普通乘客沒有什么不同，但實際上，他們每個人都有不止一種身份。

　　駕駛室里坐著一位穿西裝戴禮帽的先生，同行者只知道，他是車子的主人、陜西褒城酒精廠的老板、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留德回來的洋學生，實際上，他的不為人知的身份是邊區的統戰對象。車斗里放著另外十來名乘客的行李，人坐在行李上面。攜妻帶小的東北口音的敦實漢子，是知名作家蕭軍，而總是親切喚他“三郎”的則是另一位東北作家蘇群。兩位穿旗袍、高跟鞋的“銀行小姐”則是重慶青年運動的風云人物馮蘭瑞和南開中學的地下黨員尹錫康。

　　車子是輛老爺車，不時拋錨，一行人且走且停，從重慶到寶雞走了一個月。從寶雞到西安轉乘火車，“銀行小姐”擺派頭坐進包廂，她們哼唱《何日君再來》的聲音不時從包廂里傳出來。到了西安，兩人低頭疾走，連車站什么樣子都沒看清楚，就上了一輛黃包車，直奔位于七賢莊一號的八路軍辦事處。在七賢莊，她們驚訝地陸續碰到跟她們坐同一輛敞篷車的人，一個也不少。原來一車人都是去延安的。

　　從1935年到1947年，在通往延安的公開或隱秘的大路小徑上，這樣的際遇不計其數。

　　“一二九”運動之后，一批批對國民黨消極抗日感到失望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奔赴延安。根據美國學者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Ｗ·克萊因的統計，1938年末，等待批準進入陜甘寧邊區的青年學生有2萬人。到1940年代初期，延安已經形成一個約4萬人的知識分子群體。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延安，見證了共產黨人和知識分子的第一個“蜜月期”。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

　　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

　　背著行李，

　　燃燒著希望，

　　走進這城門。

　　學習、歌唱，

　　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

　　詩人何其芳用熱情洋溢的筆墨描繪那時的延安。詩歌所表達的浪漫情懷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在到達延安之前，對延安并無特別形象具體的了解，光是“自由”、“民主”、“抗日”這3個抽象的詞語，就足以讓他們熱血沸騰。

　　在重慶躲避追捕的馮蘭瑞，接到南方局青委書記蔣南翔轉達的組織有意讓她去延安的消息時，高興地跳起來，理由相當樸素：延安沒有盯梢的，延安吃飯不要錢，延安是自由、民主之地，抗日不受管束。在重慶，馮蘭瑞看到日機轟炸之后鮮血順著山城的斜坡街道往下流，國民黨暴戾地鎮壓青年的愛國運動，甚至到了見到有人讀紅色封皮的書和《馬氏文通》(編者注：近人馬建忠所著漢語語法書)都要抓的地步。當時的燕京大學學生張定與馮蘭瑞有類似的感受。他目睹了上千人在躲避轟炸時活活憋死在防空洞里。國民黨腐敗黑暗，軍隊且戰且退，卻動用精銳兵力對付共產黨。“‘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這就是我們當時的想法。”張定說。

　　也有一些人是在對延安有了較為真切的了解之后才投奔之。1937年春，柯華作為“燕大學生延安參觀團”的一員，第一次來到延安，那時他已經在校園里讀過了斯諾的《西行漫記》，看到了那時和日后都沒有公映的斯諾在邊區拍攝的記錄片，“很感動。”今年90歲高齡的柯華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另外，大家也得到消息，知道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朱毛和幾個將軍的名字都熟得很，就想著親自去延安看看。去延安是地下黨組織起來的，當時燕大有社會科學聯盟、民族解放先鋒隊，這些都是黨的外圍組織。”曾在延安給斯諾作過翻譯的燕大學生黃華擔當延安方面的聯絡人。

　　“人數不能太多，人太多了引起國民黨的注意，所以限定10個人。”1937年3月，由兩名女生8名男生組成的“燕大學生延安參觀團”，以旅行的名義從北京出發，“一路上我們都是漂漂亮亮的洋學生打扮，國民黨根本沒有想到我們要去延安。”

　　“這是全國第一次有一個代表團去延安，受到的歡迎非常熱烈。除了周總理在重慶談判，少奇在山西，其他人都見了，毛主席接見了兩次。到的那天，他接見我們，從下午四點談到晚上八九點鐘。他首先表示熱烈歡迎我們，這不是客套，是他真實的心情。”

　　毛澤東對燕大學生積極參與的“一二九”運動給予極高的評價：“一二九運動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這一下子拉近了學生們跟他、跟共產黨人的距離。

　　學生們向毛澤東提了幾個問題，戰爭打得起來打不起來？我們能不能跟日本人打？國民黨那么腐敗，統一戰線搞得成搞不成？前兩個問題，毛澤東給了令他們信服的答案，這些答案跟他日后在《論持久戰》中的系統表述是一致的。統一戰線，毛澤東當時沒做明確答復，而是說，統一戰線先不講了，過兩天有個報告，你們去聽。

　　因為不允許做記錄，這次接見更詳細的內容，年事已高的柯華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但毛澤東的預見性給他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我們去的時候是3月份，他那時就說，不久，日本人就要打進來了。北平將成為抗日的前線。”

　　這次會面，毛澤東的魅力征服了從小在富裕家庭長大、在美國人辦的大學里受到批判精神和自由思想熏陶的燕大才子們。告別的時候，學生們想給毛澤東照張相，但他沒同意，理由是，這樣的照片被國民黨搜到，對他們不利。

　　10名參觀團的成員后來都投奔了延安。

　　黃金歲月

　　抗戰爆發之后，800名燕大學生中，像柯華一樣先后投奔延安的有200多人。張定回憶，那時燕大的校長、教授們經常為投奔延安的學生提供方便。校長陸志韋告訴學生：如果沿途受到國民黨的盤查，就說你們因為轉學到山東的齊魯大學，要經過陜西。如果國民黨到學校來查，我給你們出證明。

　　“當時，全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是同情和向往延安的。”馮蘭瑞說。

　　如果說，國難當頭、執政黨腐敗是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的外因，更為重要的內因是當時共產黨自身的狀況。

　　從一誕生就歷經腥風血雨的中國共產黨，在到達延安的最初幾年里，迎來一段“黃金歲月”。沒有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遠離日本侵略者，生活安定，衣食有保障。大生產、減租減息、靈活的混合經濟對根據地的鞏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領導人的毛澤東，“從日復一日的重壓下解放出來”，“有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和思考，寫出許多最富有洞察力的文章。正是從這時起，人們開始越來越經常地聽到‘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萊曼·范斯萊克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中這樣評價延安歲月對共產黨的重要。

　　寫作《論持久戰》這樣大文章的同時，毛澤東也關心知識分子的“小事情”，多次發表關于“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而要大力培養干部就必須大力吸收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青年”的觀點，并于1939年12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于是出現這樣的情況：1938年8月下旬至9月的《新華日報》曾同時刊登共產黨辦的“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和國民黨辦的“陸軍通訊兵學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招生廣告。國民黨軍校學員入學后一切由學校供給，每月有8.5元至12元不等的津貼。共產黨的“抗大”除了負責入學后的吃穿外，沒有津貼，且需“來時自備旅費及被服”，但報考的人仍然絡繹不絕。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延安的青年人中，有來時帶著鉆石首飾的華僑，有上海灘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鄒韜奮、丁玲、艾青、茅盾、蕭軍等著名知識分子，也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詩、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這樣的愛國軍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他筆名為尼姆·威爾斯的妻子是延安好奇、活躍的客人。他們在延安度過了一段自由快樂的時光。周末開舞會，夜晚看星星、辦沙龍。青年溝的禮堂里輪番上演《玉堂春》、《蘇三起解》、《打漁殺家》、《林沖夜奔》、《帶槍的人》(編者注：蘇聯作家包戈廷歌頌列寧的戲劇)。自辦的刊物、壁報層出不窮，可以歌頌，也可以大膽地批評。

　　“有沒有什么別的學校，由于‘紙荒’而不得不把敵人的傳單反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或者每個學員的教育經費包括伙食、衣著等一切在校開支每月不到15元？或者那些鼎鼎大名的學員首級賞格加起來總共超過200萬元？紅軍大學就是這樣。他們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墻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只有這一家。”

　　這是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繪的“紅軍大學”。

　　在斯諾的筆下，“紅軍大學”泛指延安大大小小的抗日軍民學校，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這樣的學校有17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等。

　　泰籍華人馬松曾這樣回憶1938年到1940年間，他在抗大的生活 “衣服只發一套，無換洗的，只好在星期天到河邊脫光衣服，一面在河里洗澡，一面洗衣服，等衣服干后穿上才返校。每月只發一元錢零花錢。住的窯洞要自己挖，吃的糧食和燒的柴火到幾十里地以外去背扛，吃的多數是小米飯和山藥蛋。每個學員都要剃光頭，有的知識分子還為剃光頭而哭鼻子。”

　　即便這樣簡陋的辦學條件，也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才換來的。早在1937年，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為這些學校網羅師資的努力。先后抽調艾思奇、何干之，安排張仲實、茅盾等人到延安任教。

　　社論、黨史、毛澤東政治軍事理論是這些學校最重要的教學內容，高級班的學員要逐字逐句地學習馬恩列的著作。王若飛、和培元、郭沫若、王學文、張如心等人兼講一些文史知識。

　　抗日根據地辦起一所所“黨校”，把馬列主義的政治教導、毛澤東的政治軍事智慧、抗日愛國的熱情、“邊勞動邊生產”、“與工農結合，向工農學習”的信念，一齊灌輸進學員的大腦。

　　這些學校真正地實現了“有教無類”。據1938年抗大第4期統計，學員文化程度分別為文盲152人小學594人初中1417人高中1440人專門學校145人大學428人研究院11人留學生25人其他57人，共4269人。文獻稱，“這是抗大歷史上學員人數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識分子比例最多的一期”。

　　在革命思想的武裝之下，剛剛參加完識字班的紅小鬼可能是知識分子的“老師”。對于剛到延安的馮蘭瑞來說，最堪苦惱的事情是延安的雨天。雨水把一道道黃土坎坎模糊成一片。一個下雨天，在去食堂吃飯的路上，馮蘭瑞隨口的一句抱怨“下雨真麻煩”，立刻引來在食堂工作的紅小鬼的批評：“你只有走路的意識，沒有吃飯的意識”——意思是，不下雨莊稼就不能生長。馮蘭瑞不再做聲。

　　初到延安，馮蘭瑞的工作是寫10年內戰時期的青年運動史。因為寫書的緣故，馮蘭瑞經常到楊家嶺徐特立的住處去，每次徐老都要留她吃飯：大米飯、西紅柿炒雞蛋。這是特別的款待，延安普通工作人員的伙食是小米飯加土豆、 白菜湯，有級別的老同志才會配給一些大米。115師的師長林彪幾次請戰地記者柯華吃飯，每次也不過是燉一只老母雞。

　　“延安的生活是艱苦的，但是大家在精神上是快樂的。”柯華說。快樂包括每個周末到毗鄰女大的桃園去打撲克或者下班之后把辦公桌湊在一起打麻將；老百姓殺豬的時候去幫忙，然后把習慣被北方人扔掉的豬大腸收起來煉油，朋友來的時候，小米飯拌豬油是無上的美味。

　　皖南事變后，國民政府停止向延安供給軍費并實施物資封鎖。邊區政府征調軍隊和馬匹備戰，然而偏遇自然災害，糧食極其緊張。

　　為了扭轉危機，1941年，邊區政府組織起“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中，柯華到南泥灣的“自留地”里種大米、西紅柿和蘆筍，收成歸自己。馮蘭瑞“紡線線”：去合作社領棉花紡線，或者領毛線打毛衣，將成品上交，領加工費。“像我們手巧，織的毛衣有花，加工費就高一點。”今年85歲的老人對自己當年的技藝很自豪。

　　當時，很多搞活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嘗試都被寬容地允許。柯華曾和幾位同事到邊區和內蒙古交界的地方買馬、騾子，牽回延安來賣，掙一點錢。

　　范斯萊克曾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這樣評價大生產：“在1937年到1944年間，糧食產量幾乎增加了40%。棉花產量在戰爭開始時為零，1939年還微不足道，到1944年已達到300萬斤皮棉以及1倍于此的籽棉。家畜的增加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考慮到陜甘寧惡劣的自然條件，以及非常低的技術的投入，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對于邊區軍民來說，大生產最切實的好處是改善了生活。在柯華的記憶中，大生產之后的伙食標準是四菜一湯。馮蘭瑞回憶，大生產以后，每周末可以用羊肉湯和饅頭打一次牙祭。

　　就這樣，延安一次次克服了一個個難以想象的困難，一路打著腰鼓，扭著熱情奔放的大秧歌走向新的征程。

轉折年代：民主黨派的抉擇

　　中國共產黨建立和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民族抗戰最強大的思想武器，為愛國情殷的民主黨派所傾心擁戴；中國共產黨關于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的主張，也為一直苦于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民主黨派指明了新方向。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下，民主黨派紛紛聚集到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與中國共產黨結為親密的政治盟友，同進退，共患難，共同為抗戰的最后勝利，為新中國的誕生而努力。

　　□本報駐京記者 夏 榆

　　對救國會在抗戰中的貢獻，毛澤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毛澤東注意到章乃器，是在1932年的延安。

　　章乃器發表了很多號召團結抗日的文章，毛澤東看到了，認為章乃器的文章寫得好。這時的章乃器，是上海灘著名的銀行家、經濟學家。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后，章乃器不斷發表文章，公開批評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并與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周新民等組成了一個十人小組，以聚餐會的方式定期討論救國方策，這個聚餐會成為后來救國會的前身。

　　救國會是在日本加緊侵略中國的危急時刻，由社會各階層中主張抗日的群眾組成的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救亡團體。“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各界民眾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國民黨政府罔顧民意，繼續對日妥協。在這種情況下，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等280余知名人士聯合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堅持領土主權完整等八項政治主張。隨之，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各大學教授救國會以及學生救國會等組織相繼成立。

　　為了團結全國民眾，發起救亡運動，1938年5月，以上海文化界救國聯合會為骨干，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為基礎，聯合全國18個省60多個救亡團體，在上海成立了中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陶行知等被推選為救國會負責人。在救國會成立的宣言中，他們提出“停止內戰”、“開放民眾組織”、“保護救國運動”、“迅速建立起民族統一戰線”和“釋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國難”等主張。

　　救國會雖非政黨，但表現出極高的組織性。在上海，救國會數次領導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和示威活動。作為抗日民眾最大的團體，救國會承擔了抗日救亡的啟蒙工作，它參與創辦和出版發行的刊物與圖書，在全國中下層民眾中擁有廣泛的讀者。救國會日益擴大的社會影響，給國民黨政府造成強大壓力，國民黨不得不對其采取招撫策略，蔣介石約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提出救國會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救國會的領導層表現了堅定的原則性，他們明確表示，只要停止內戰，發動民眾抗日，不領導也等于領導了。

　　救國會的興起，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注意。章乃器之子、近代史學者章立凡說：“1936年春，毛澤東派馮雪峰到上海恢復黨的工作時，交給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找到章乃器，與救國會建立聯系。不久潘漢年奉命從蘇聯回國，加強與救國會的聯系。同年7月15日，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重要的救亡文獻《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全面闡述救國會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張。”

　　中共很快做出回應，8月10日，毛澤東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及救國會全體會員，稱贊救國會的主張“代表全國大多數不愿意做亡國奴的人們的意見與要求”，他在闡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張后，表示愿在中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綱領上加入簽名。9月18日，毛澤東再次致函章、陶、沈、鄒，熱情地表示：“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動，已經引起全國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使我們全體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生無限的敬意。”他希望與救國會領袖們“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并委派潘漢年與他們經常交換意見。

　　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當局迫于日本政府的壓力，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沙千里，制造了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這一政治事件激起全國人民和國內外進步人士的義憤，紛紛奮起營救，中共中央也發表宣言抗議。20天后，“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扣留蔣介石，并把“釋放上海愛國領袖”作為和談的八項條件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親赴西安調停，并在與宋子文等談判時，提名宋慶齡、杜重遠和尚在獄中的沈鈞儒、章乃器在未來的抗日聯合政府中擔任職務。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我們推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杜、沈、章等可為次長。”1937年4月，國民黨當局羅織罪狀，對“七君子”提起公訴，毛澤東于4月11日致電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的潘漢年，指出審判“七君子”完全違反民意和兩黨團結對外的主旨，要求他入南京向陳立夫、張沖提出抗議；同日，周恩來先后致電張沖、蔣介石，中共中央又發表《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中共代表潘漢年還親自到獄中探望“七君子”。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舉國一致的抗戰局面終于形成，“七君子”在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下勝利出獄。對于救國會對抗戰的貢獻，毛澤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中國的抗戰是兩種力量打出來的：一、紅軍北上——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運動——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運動中，救國會起了中心作用。”

　　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讓蔣介石大發雷霆，共產黨卻給予了熱情的支持

　　1939年10月3日梁漱溟結束華北考察由西安飛抵成都。

　　當時蔣介石正在成都參加自兼四川省主席的就職典禮，梁漱溟前往晉謁報告見聞甚久，他本想向蔣提出解決黨派問題，由于蔣介石答應回重慶后接著談，故當時未便提及。

　　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梁漱溟心里。“黨派問題近則妨礙抗戰遠則重演內戰非想解決辦法不可。第三者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為當前第一事。”

　　梁漱溟10月23日返回重慶，可蔣又飛到桂林、湖南去了。急不可待的梁漱溟于26日晚赴重慶曾家巖50號，找到因出席參政會尚未離渝的中共參政員秦邦憲、吳玉章、董必武等，講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團結統一”才是急務，主張國家應“從統一到憲政”。對于統一的步驟他主張“先謀第三者之聯合”，其理由是：“在當前危機下，所有兩大黨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務，就是不許內戰起來妨害抗戰。”

　　1939年11月23日國民參政會中除國民黨以外的在野黨派參政員及個別無黨派參政員集會于重慶青年會餐廳正式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出席成立會的人有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章伯鈞，國社黨的羅隆基、羅文干，職教社的黃炎培、江恒源，鄉村建設派的梁漱溟，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章乃器，以及無黨派的張瀾等。

　　統一建國會的成立動機梁漱溟明白地說是“鑒于國共不協隱憂實大”，故結合國共以外之各黨派暨在野人物“進以求全國之團結抗敵退亦將抑制內戰。”

　　然而，作為國民參政會中以中間黨派為主要成員的統一建國同志會除了在1940年4月的一屆五次國民參政會上對調解國共關系有所努力外實際上也沒有起到多大作用。這使統一建國同志會感到自身渺小從而產生了加強組織的念頭。不久皖南事變發生急劇惡化的形勢為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提供了契機。

　　1941年3月19日，民主政團同盟第一次全體盟員大會暨正式成立大會召開。

　　民盟在重慶秘密成立，當時的名稱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為一個團體會員制的黨派結合體。公推黃炎培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后黃炎培出于政治原因辭去主席職務，推舉張瀾任主席。當時的秘書長左舜生是青年黨領袖；組織部長由第三黨領袖章伯鈞出任；羅隆基代表國社黨出面擔任民盟宣傳部長。

　　民盟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地方活動沒有開展。受惠于西南聯大高質量的教員和(云南軍閥)龍云提供的政治保護，羅隆基在云南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支部，建立時一共6個人。其中，羅隆基是民盟中央委員、國社黨黨員、西南聯大教授，周新民是上海救國會領導機構成員、中共地下黨員，由董必武派到云南和羅隆基一起建立支部，在西南聯大的盟員主要是國社黨的成員，如潘光旦、曾昭倫等。

　　近代史學者聞黎明介紹祖父聞一多加入民盟的情景時說：“那時候他說了一句話：‘現在火都上房了，誰來救火都可以，因此我愿意參加民盟。’”

　　早在1944年春天，吳晗就動員聞一多加入民盟，聞一多沒有答應，他對吳晗說：“我要參加就參加共產黨，參加你民盟做什么？”聞一多信奉“君子群而不黨”的觀念，一直專心學問，跟黨派保持著距離。他認為按照西方對黨派的定義，結黨就是為了參加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知識分子可以成立各種團體但是不應該結黨參與政治。但1944年秋天發生了震動西南的豫湘桂大潰敗后，大批難民疏散到昆明，貴州獨山已經失守，重慶一時又有遷都之議，在這種情況下，大家覺得如果昆明不保將無路可退，后方空氣非常緊張。形勢的發展把每一個人都拽到政治的漩渦中去，聞一多就在這一背景之下入盟。

　　民主政團聯盟的誕生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還不曾有過有這么大力量和影響的中間性政黨。對于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蔣介石大發雷霆，聲稱“不能讓一個以國民黨、共產黨以外自命仲裁的政團成立”，但面對既成事實也無可奈何。

　　民主政團聯盟在中國政治舞臺的崛起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注意。中共首先對它表示了熱情的支持，稱贊它的綱領強調了“抗戰到底、加強團結、保障人權、結束黨治、革新內政的必要”，指出這是對抗戰期間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新的推動。這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訓令各報不準刊登有關消息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雖是秘密進行的，但對中共來說，卻是“公開的秘密”。梁漱溟在1941年3月28日就已經知會周恩來。5月20日，梁到香港后，即與中共在港的負責人廖承志接上頭，以后常常得到中共駐港辦事處的具體幫助。廖承志派《華商報》社長范長江與梁漱溟聯系，當范長江了解到梁漱溟要辦《光明報》但經費困難時，立即說起南洋華僑愿意資助，第二天就送來5000元港幣。梁漱溟馬上意識到，“這筆款是中共給的。”

　　“李聞事件”激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譴責，倒行逆施的國民黨，終為人民拋棄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和夫人外出回家路上，被特務尾隨槍擊，當即倒在地上，抬到醫院緊急搶救無效，于12日凌晨5時20分逝世。

　　7月15日，聞一多在云南大學至公堂李公樸殉難經過報告會上，發表了正義凜然的講話，嚴厲正告國民黨：“廣大人民是打不盡，殺不完的！你們殺死一個李公樸，會有千百個李公樸站起來！你們將失去千百萬的人民！”這篇講話成為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講》。

　　是日下午5時，聞一多參加記者招待會之后，回到寓所門口，也被特務連擊數槍，倒在血泊之中，當即殞命。

　　國民黨的暴行受到社會各界民眾的強烈譴責。許多地方成立李聞血案后援會，對國民黨當局進行控訴和聲討。美國53名著名大學教授聯名上書杜魯門總統和美國國會對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提出嚴重抗議。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鄧穎超、李維漢等對李、聞遭暗殺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1946年7月18日，周恩來在上海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嚴正地指出，國民黨特務暗殺李公樸、聞一多的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運動中一種反動的逆流，想以這種最卑鄙的手段來嚇退民主人士。7月26日，延安舉行反內戰反特務，追悼李公樸、聞一多等烈士大會，朱德總司令在大會上講話。7月28日，重慶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大會，到會者有張群、張篤倫、吳玉章、胡子昂、周炳琳、許德珩、史良、張友漁等各界知名人士和文化教育界教師、學生、職業青年、工人、機關公務人員、家庭主婦、在職軍人等6000余人。

　　國民黨的暴行，激起全世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憤怒。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推進新民主主義，贏得了民心，為解放全中國打下了民眾基礎。

當驚寶塔殊：國際友人在延安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延安在10年左右的時間里，先后有美、英、蘇、德、加、波、印、朝、日、新西蘭等10多個國家，100余位國際友人到延安及陜甘寧邊區訪問或工作。他們中有記者、學者、作家、醫生、技術人員、軍事顧問和社會活動家等。就對中國抗戰的貢獻和國際文化交流，以及其個人命運浮沉來說，最富傳奇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新聞記者和作家。
 
 
  
 
 
 
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職的援華醫生。規格最高、能量最大、對歷史格局形成最有影響的是美軍觀察組及美國政府要員。

　　□朱鴻召

　　遠來的朋友都是客

　　1935年10月，中國共產黨率領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參與解決“西安事變”，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雖然取得了立足存身之地，并獲得政治合法性和一定的軍事裝備，但處境仍然困難，迫切需要道義的支持和輿論的伸張，以拓展生存空間，贏得力量的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黨對于有朋友內線介紹來的境外新聞記者就格外器重，敞開大門，禮遇有加。朋友介紹的客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多個能對外界發聲說話的朋友就多了一條通往前途的生路。經宋慶齡引薦，在中共北方局的周密安排下，1936年7月，斯諾與馬海德一起穿越東北軍防地，經延安到達當時紅軍總部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馬海德是醫學博士，此后10年一直在延安當醫生，并與漂亮的魯藝學員周蘇菲喜結良緣。埃德加·斯諾成為采訪紅軍、報道現代中國革命的第一人。

　　中共中央對斯諾到訪非常重視。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早在5月15日就專門召集會議討論并布置有關事宜。當時在保安的外國人只有李德，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曾隨同紅軍長征，時任紅軍大學軍事教員。斯諾和馬海德的到來，使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部的招待所第一次名副其實地接待了下榻的國際友人。

　　斯諾到來的當天晚飯后，毛澤東來到招待所。這位名震遐邇的“赤匪”、國民黨政府懸賞25萬元銀洋予以緝拿的第一號人物，立刻引起斯諾的興趣。斯諾此后將他在延安采訪到的內容，撰寫成在海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的《西行漫記》。

　　但是為什么選擇了斯諾﹖因為他的國籍和他的獨立性格。當然有可能的話，也可以找一名中國記者，但他得不到治外法權的保障。如果找英國、法國或德國記者，他們國家的治外法權已給他們帶來極壞的名聲。如果找俄國記者則會引起各國的懷疑，這是毛澤東和那些不同意莫斯科意見的中國領導所不能接受的。這樣就只有考慮找美國記者，其中斯諾是最理想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和中國左翼的聯系比斯諾密切，但聯系太緊會變成一個黨派人物的形象，發表作品的領域就有限。(美約翰·漢密爾頓《埃德加·斯諾傳》，第70頁。)

　　毛澤東先用幾個晚上向斯諾介紹中央的政策，說明在中國產生的共產黨力量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以后又打破了共產黨領導人不談個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習慣。毛澤東對自己的家庭和經歷作了僅此一次、以后再也沒有過的詳細敘述。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其他領導人以及普通士兵，都坦露情懷地接受了客人的采訪。

　　延安感動了國際友人

　　接客以禮，待客以誠。延安條件艱苦，國際友人的生活卻都被安排得比較好。1937年1月，史沫特萊以記者和作家的身份到延安，在“外交部招待所”住過很短的時間后，就搬到鳳凰山東麓的兩間窯洞里，出行有馬，使喚有“小鬼”，做伴有翻譯吳光偉，生活很是滿足。同年7月，她致朋友信中稱：

　　在戰爭和戰爭的各種流言中，我在這里有了一個美國式的花園。……清晨我在山間漫步，穿過峽谷，一路采摘野花——燕草、桔紅色的大百合、鳶尾花等等，在這里它們顯得漂亮極了。然后，我騎上心愛的“云南”——賀龍在云南繳獲的小馬，朱德送給我的。一陣風似的馳過峽谷，翻過小山。

　　延安寧靜溫馨的客居生活，深深地感染著這位生活中的流浪人、感情上的猛浪者。

　　史沫特萊生于美國西部，自稱有印第安血統，中學時就是“一個直言不諱，愛惹是非，激烈異常，帶著槍和匕首進進出出”、“想出各種辦法來消除身上任何一點女人氣”的人。她有詼諧而粗俗的談吐，以自己的精神和肉體去交往印度自由之友協會的領導人，在美國被捕入獄，偷渡去柏林參加第三國際，要“像一個男人一樣解決性欲”……極度的激烈和反抗，使她一度接近精神崩潰和徹底衰竭。直到1928年她從柏林到莫斯科見到宋慶齡，并來到中國，在上海接觸茅盾、魯迅、馮雪峰和新文學年輕作家蕭軍、蕭紅、周立波等人后，才逐漸收斂自己。所有這些被生活扭曲了的個性和自我的尊嚴，都在延安的客居禮遇中得到慰藉和補償，她感到“我過著一種從未夢想過的平靜而美好的生活。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美國，我都不能過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愜意”。(［美］簡·麥金龍等《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第19、198頁)她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受到拒絕。

　　她提出領養一名紅小鬼為子，又未成。殊不知，客只能是客。從冬到春，經夏至同年9月，她不無感傷地離開了延安。

　　在延安供給制條件下，八路軍津貼分為五等：士兵1.5元；排級2元；連級3元；營團級4元；師級以上，包括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均為5元。但新知識分子，如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等人，津貼費卻達到每月10元。1938年3月隨加拿大美國醫療隊來到延安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同年6月奔赴晉察冀前線，毛澤東致電聶榮臻，每月發給他生活津貼100元。白求恩謝絕了，他表示自己不需要錢，因為衣食住行等一切均已供給。

　　1944年7月美國軍事觀察組，又名“迪克西使團”抵達延安，其成員津貼每人每天7美元，即每月約200美元。“每天早晨，中國的勤務兵就會把每個窯洞門口的大陶甕里裝滿熱水。觀察員們再將水舀進他們的臉盆里。”“盡管除了早上的咖啡時間外，共產黨負責他們所有的起居飲食……包瑞德提出要對這些服務付費，但周恩來說共產黨人把為使團提供食宿當成他們的義務。”飲酒、打獵、跳舞、看電影，是消磨業余時間的主要方式。惟一遺憾的是，觀察組成員大多是身強體壯的光棍漢。有一次，瓦·格雷斯在舞會上對一位中國姑娘眉目傳情，延安方面非常嚴肅地對待之。也是周恩來告訴包瑞德，他們反對這種調情行為，除非兩個人是真心相愛。包瑞德馬上警告格雷斯，如果再發生這種事情，他就得離開使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觀察組成員說：“與重慶相比，延安簡直是地獄，因為在延安沒有妓女可帶回他的住所。”(美卡蘿爾·卡特《延安使命》，第53、54、62、290頁。)

　　換一雙眼睛看延安

　　兵荒馬亂的年代，雖然有治外法權為作客的洋人們作保障，但土匪、流彈、災禍、疾病是不認這個賬的。還有國民黨當局的檢查封鎖，更使國際友人到延安遇到重重困難。路途的艱險，延安的禮遇、共產黨的蓬勃朝氣、尤其是嚴密而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深深地吸引了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友人們。

　　1936年10月，海倫·斯諾以斯諾夫人的身份到西安，滯留了兩周，每天都急得要死，渴望次日清晨就能動身去陜北。由于西安事變前形勢危急，她只有折回北平。半年后，她才如愿進入延安。她出身高貴，美貌而有教養，帶有西方貴族氣質。她以自己特有的敏感，關注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婦女問題和生命問題。“現在1937年春夏之際，引者注，陜北是世上絕無僅有的一個依舊有鼠疫的地方。天花、傷寒、紅疹等病癥通常在延安按時流行，痢疾和諸如此類的小病更簡直是一種習慣。共產黨又如何敢帶領一支軍隊到這樣一個地方——也許是中國最容易死亡的地方來﹖”理想，崇高的理想，她發現這是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人在惡劣的環境中英勇奮斗的動力所在。“中國共產黨在許多方面，實現了歐文、傅立葉時期的原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夢想的公共社會生活，惟以英雄的主旨代替了村落的幽靜。”(《續西行漫記》第64頁)個人觀點難免偏頗，能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便增加了一份對復雜歷史的理解可能。

　　那些曾帶著挑剔眼光進入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在觀察延安、并深入華北前線考察后，寫給其上司的報告中，表達了他們的驚嘆：

　　在我到過的所有共產黨根據地，即使最漫不經心的人也會立即注意到，那里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氛和力量，一種與敵人交手的愿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毫無疑問，目前他們是中國最現實、組織最嚴密、意志最堅決的組織。

　　我們接觸到的他們所有政治理論工作者的基本前提都是：政府應當是為其治下的人民謀福利的。像樣的待遇、公正的稅收、基本民權、豐衣足食，這是把共產黨軍隊和政府真正與人民團結在一起的要素。

　　我們所目睹的華北共產黨得到民眾支持的證據是這樣廣泛和明顯，已經不能再認為這僅僅是為了欺騙外國來訪者的一場表演。在中國近代史上，頭一次有一個統治著廣大地區的完全由中國人治理的政府得到民眾積極支持，而且民眾的參與正在不斷擴大。(《美國外交文件集》，1945—Ⅶ，第204、200頁)

　　1944年6月，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赴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采訪的岡瑟·斯坦因，通過自己的觀察理解，發現：

　　做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和在英美屬于某一政黨，和做一個中國國民黨員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和做蘇聯共產黨員一樣，做中國共產黨員得要毫無保留地把一個人的生命貢獻于一件義務，這種義務凌駕于一切個人利益之上。這就是說，在個人的職業和住所的選擇上，也要服從黨的命令，服從黨的決定，不管這決定是由上面交下的，或是個人所屬的小組的多數的決定。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就像做一個職業士兵一樣。(《紅色中國的挑戰》，第59頁)

　　以近代個人主義民主思想的西方文化背景作為潛在的精神資源，使斯坦因將中國共產黨與英、美、蘇政黨相類比，從而得出他眼中“中國共產黨人驚人的特點”。所有這些，都深深地觸動了到訪的國際友人們，并影響到事態的走向。

　　斯諾的《西行漫記》最初在英國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幾星期就銷售10萬余冊。隨后的美國版，成為有關遠東時局的最暢銷書。總統內政秘書哈洛特·艾克斯連夜讀完此書，并推薦給羅斯福總統。較早讀過該書手稿的總統前侍衛長卡爾遜，在斯諾幫助下，到訪華北和延安。時任美駐華使館二等秘書，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統帥部政治顧問的謝偉思John S.Service，在該書出版前的一個晚上，認真聽取了斯諾的內容介紹。后來他參加美軍延安觀察組，對八路軍和中共都秉持比較公正的立場。

　　一波三折的使命

　　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體量和潛能，西方記者對延安的熱情報道，以及國民黨政府的政權腐敗與民主凋敝，使得美國政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格外關注中共在局勢發展變動中的作用。站在自己的全球利益立場上，美國援助中國抗日，希望出現一個和平統一、民主穩定的中國，借以穩定東亞局面，遏制蘇聯勢力的擴張。于是，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特使，試圖導演國共和談。

　　1944年11月7日，時年61歲的高個子赫爾利將軍，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應朱德的邀請，戴維斯的催促，從重慶飛抵延安。中共主要領導人全部到機場迎接。

　　正式會談一開始，赫爾利就聲明，美國不想卷入中國的國內沖突，他的目標是團結中國所有的軍事力量與美國合作以打敗日本。隨即，轉交給毛澤東一份聲明，說這代表了蔣介石愿意在此基礎上達成協議：

　　1.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為打敗日本和重建中國，將共同努力將中國的所有軍事力量都團結起來。2.中國共產黨的部隊將遵守和完成中央政府和它的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命令。3.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一個民有和民治的政府而支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兩黨都奉行旨在促進政府民主進程的政策。4.中國將只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所有軍官和士兵……都接受相同的報酬和津貼……在彈藥和供給上享有相同的待遇。5.中國政府承認并將使中國共產黨政黨地位合法化。所有的政黨都將給予合法地位。

　　毛澤東看罷，問這5點建議代表誰的觀點。特使說，主要是我的意見，但是我們大家都做過研究。休會后繼續會談，毛澤東告訴赫爾利，中國需要統一，但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最后特使問毛，需要什么條件才能加入聯合政府。9日，毛澤東提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討論與赫爾利談判問題。10日，毛澤東交給特使同樣5點建議，即《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草案)》：

　　1.中國政府，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為打敗日本和重建中國而共同努力將中國的所有政治和軍事力量都團結起來的聯合國民政府。2.目前的國民政府將并進聯合國民政府，該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反對日本的政黨團體和無黨派政治團體。要公布進行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的新的民主政策。同時，全國軍事委員會要并進由所有反日代表組成的全國聯合軍事委員會。3.聯合國民政府將支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原則，旨在奉行促進進步和民主的政策，建立公正、良知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上訴權、人身保護權和居住權之政策。聯合國民政府還要奉行使國民免于恐懼和物資匱乏之政策。4.所有反對日本的軍隊都遵守和完成聯合國民政府和全國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并將得到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承認。來自外國的所要求的供給都要平等分配。5.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所有抗日團體的合法性。

　　特使提議，他和毛澤東都在協議上簽字，并留下空間等待蔣介石簽字。但在送行的路上，特使提醒毛，他不能保證委員長都接受這些條件。

　　果然，蔣介石拒絕在中共提供的協議上簽字，赫爾利很生氣。這時，羅斯福總統任命赫爾利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作為回應，蔣介石又提出“三點反建議”：

　　1.為達到迅速擊敗日本和展望戰后中國重建之目的，國民政府期盼中國所有的軍事力量得到有效的統一和集中，并同意在重新組織后將中國共產黨軍隊并入國民軍，報酬、津貼、彈藥和其他供給與其他部隊一樣，它們將得到平等的待遇，并承認中國共產黨為合法的政黨。2.為進行抗戰和戰后中國重建，中國共產黨要給予國民政府以全部支持，并將其全部軍隊交由國民軍事委員會指揮，國民軍事委員會將吸收共軍高級將領參加。3.中國共產黨須承認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孫中山先生的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建國綱領，它將奉行促進民主進步發展的政策。按照抵抗和全國重建的計劃，保障實現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除了為有效進行抗日戰爭之特別安全需要外。

　　在重慶的周恩來表示，中共方面堅決不接受。周轉述毛澤東的話說，蔣是一個腐爛的軀殼，假如美國繼續扶持他的話，那是美國的權利，但蔣介石無論如何是注定要失敗的。至于中國共產黨，盡管美國拋棄我們也許讓我們感到失望，但我們不需要任何國家的扶持。我們的人民不會妥協投降，要是蔣介石在場的話，我會當面罵他是烏龜王八蛋。

　　未能成行的毛澤東訪美

　　實際上，這場和平談判一開始就錯了。作為特使，赫爾利太過自信，以為憑借美援就可以搞定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責成其政治改組，民主改革；共產黨是股新興的力量，可以吸收以促進國民政府煥發生機。殊不知國共兩黨的恩仇淵源，絕非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關系之可比擬。共產黨則甚至籌謀繞過赫爾利，直接訪美以獲得援助。

　　1944年12月初的一個子夜，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馬海德秘密會見美軍觀察組中的海軍中尉赫伯特·希契，要求他親自到華盛頓，送交海軍上將歐內斯特·Ｊ·金一封信。希契找借口從觀察組請假，搭乘飛機到重慶，幾經周折得見中國戰區司令威德邁將軍。12月23日，他抵達華盛頓，通過海軍部長，于12月29日會見國務院的約翰·卡特·文特森，轉呈毛澤東的信。希契告訴文特森，他在延安的經歷使他確信無疑，中國的農民是全心全意支持共產黨的，共產黨也是誠心誠意急于和重慶合作的，只要加強他們在中國的實力。

　　元旦過后的1月6日，希契受到聯席參謀長的接見，他們正式邀請他列席參謀長聯席會議。希契在發言中說，“無論我們花多少錢來幫助蔣介石的政權，最終中國共產黨都會取得全中國的。”因此，他建議“我們最好能重新審視一下我們的對華政策”。

　　幾天后，等待希契的是：我們不知道還會不會讓你返回中國。

　　延安沒有等到希契的回音，葉劍英向美軍觀察組直接表示：如果羅斯福總統愿意在白宮把我們當作中國的一個重要黨派來接見，毛澤東和周恩來愿意盡快單獨或同去華盛頓。可惜的是這個信息也只走到了重慶。

　　因為美國對華長期政策目標是，“使中國成為遠東一個主要穩定因素，作為該地區和平和安全的基本條件。……我們不偏袒任何政治派別，但我們繼續支持中國現政府。不過，我們尋求在它的現有格局內實現所需要的統一和有效率的政府。”有關中國的大量新聞報道和觀察報告，使得美國高層非常清楚，中國國民政府已經是扶不起的阿斗，轉而支持共產黨勢必加強蘇聯的社會主義東方聯盟，那是萬萬不可以的。

　　目前的趨勢如果不加制止，將導致國民政府的解體、中國共產黨決定性的軍事勝利、軍閥勢力的擴張、分裂和叛亂的趨勢急速加劇。這種四分五裂的局面十分可能導致共產黨統治中國。為了避免土崩瓦解，國民政府可能尋求妥協解決它與共產黨的斗爭，作為最后出路。不過，除非以在政府中占統治地位為條件，否則，要共產黨同意這樣一項解決辦法是不可想象的。不過，不論是瓦解，還是妥協，它所導致的嚴重的政治和經濟混亂多半會在若干年內，延緩一個共產黨中國的發展，使之不能成為蘇聯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國外交文件集》，1945—Ⅷ，第44頁。)

　　這是徹頭徹尾地在使壞！延長混亂，其結果只能是最后攤牌。

　　1945年8月26日，赫爾利以個人性命作擔保，再次飛往延安，與張治中一起接毛澤東到重慶去和平談判。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審時度勢，認真分析了時局；以一個革命家和戰略家的大無畏氣概，毅然飛抵重慶，最終簽署“雙十協定”。9月22日，赫爾利緊急返回華盛頓聽取訓令。他向國務院報告，中國的兩個政黨似乎在和解，關于內戰的謠言正在減少。甚至他也覺得，杜魯門總統應當親自接見蔣介石和毛澤東，讓他們捐棄前嫌。

　　11月6日，這位將軍大使提交一份詳盡的辭呈，不愿意再回中國。

　　夢縈魂繞是延安

　　生前死后都愿意再回中國的，是那些杰出的新聞記者們。

　　延安以其黃土地的深情和中國共產黨人的血肉精神，贏得了這些國際友人的傾心。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斗爭的熱化，當年那些對中共持友好態度的人士，如謝偉思、斯諾等人，都遭到“麥卡錫主義者”的瘋狂迫害。當這些國際友人因為延安而顛沛流離，為了延安而夢縈魂繞，新中國敞開胸懷，安頓了這些永遠的客人。

　　1947年1月底，國民黨軍隊開始向延安推進，中共中央正計劃撤離延安。斯特朗請求自己能被留下來，同延安人民一道撤離，過游擊生活。這個請求遭到婉言拒絕時，58歲的她禁不住哭了起來。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她急切盼望著到中國來。途經蘇聯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國政府刁難。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來到中國。1970年3月不幸病逝于北京，她最后的歸宿融入了心靈最溫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孑然一身，在英國牛津大學醫院因病與世長辭，留下一封“遺囑”般的信件，其中交代：

　　我的書所帶來的全部收益，不管從哪里來的，全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按他的意思處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遺體前舉行任何宗教儀式，絕對不要。我只有一種忠誠，一種信仰，那就是忠于貧窮和受壓迫者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忠于中國正在實現的革命。如果中國大使來到，只要在我的遺體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謝不盡了：那就是中國的國歌“起來”。因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國。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國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個英國“人民代表團”帶到中國，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當初與埃德加·斯諾最早進入陜北的美國醫生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遺愿，遺體獻給醫學事業，火化后，一部分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帶回美國，還有一部分撒在延河里。

　　埃德加·斯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別邀請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他又先后3次訪問中國。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內瓦留下遺言：

　　我熱愛中國。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貫做的那樣。美國撫育、培養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將匯入大西洋、流到歐洲和人類所有海岸去的地方。

　　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兩年后，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國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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