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國與問

--- 南方周末
 
　　為什么“大”中國被“小”日本侵略？

　　——中日文化縱橫談

　　2005年8月24日，迄今發現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日本天皇親臨參觀。這位遣唐使叫井真成。墓志的發現不僅再次證實了日本國號與中國的淵源，而且傳達出復雜深遠的歷史情感。銘文記載，在聽聞天資聰慧的井真成忽然英年病逝的消息后，“皇上哀傷”，并葬以官禮。

　　這一考古發現并不能掩抑近代以來中日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糾結。中日之間，一衣帶水，以大歷史的眼光檢視，很多無邊的苦難與仇恨，或許不過是未來千年中的小小注腳。千年眼光，百年思索，逢十而念，留下的或許只有幾張紙，但不該忘卻、不該一筆帶過。我們試圖進行認真的審視。

　　李冬君 南開大學日本歷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研究方向：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文化史，中日近代文化比較。著作有《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生活底色》等，譯著《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作者，松本三之介)等。

　　□李冬君

　　日本文化里有“兩個日本”

　　問：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環顧東瀛，漢化之深者，無逾日本，為什么侵略中國的反而是日本？

　　答：日本文化里面，有兩個日本，一個是“唐化”的日本，另一個是“歐化”的日本。這兩個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而土生土長的日本，在文化方面雖然覺醒，但還沒有獲得主體性。

　　日本有過兩次文明開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謂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維新”，謂之“歐化”。“唐化”，為中國唐朝文化所化；“歐化”，為西方文化所化。

　　唐朝是中國國力強盛時期，文化里有尚武的精神，“唐化”的日本，自然也就得了這樣的文化基因。但日本“唐化”吸收的是盛唐氣象的表象，因為中華文明缺乏侵略擴張的基因。近代歐洲，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文化則極具擴張性。

　　這兩種文化，特別是后者的擴張性，在日本文化里膨脹起來，使“小日本”承載了過分沉重的“大和魂”。

　　“唐化”的日本

　　問：請簡要介紹一下日本“唐化”的過程。

　　答：日本第一次文明開化是“唐化”，由圣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開了先河，憲法第一條就是“以和為貴”，顯然受了儒家思想影響；第二條是“敬崇佛教”。這兩條都是倡導中國文化。第三條才是“服從天皇”，可見當時天皇的權威還不行，需要借助中國文化的影響。

　　派遣唐使也是由圣德太子開始。不過，那時唐朝還沒有建立，應該叫做“遣隋使”才對，但日本人認同唐朝，所以統稱為遣唐使。他四次遣使訪隋，帶來了“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問候。后來，又派留學生、留學僧赴隋，國書中有“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語，在日本歷史上首次出現“天皇”稱號。

　　可以說，日本“大化改新”是由遣唐使來推動的。太子死了以后，“和為貴”行不通，皇室發動了一次政變，由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策劃，滅了飛揚跋扈的外戚權貴蘇我氏。剛好遣唐使陸續回國，他們就用遣唐使，推行中央集權的“大化改新”，從制度上進行“唐化”，官制、兵制、田制、戶籍制、賦役制都“唐化”——中央集權了。一旦天皇集權了，國力有所增強，日本就要對外擴張，出兵朝鮮半島，干預朝鮮三國紛爭的局面，結果與唐朝發生沖突。唐朝支持新羅，日本扶植百濟。百濟聯合高句麗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于是，唐朝出兵滅了百濟，學生跟老師也打了一仗，結果一戰而潰，退回國內，遣唐使因此一度中斷。

　　后來中大兄皇子繼位，為天智天皇。他死后，弟弟與他兒子之間又發生戰爭，兒子兵敗而死，弟弟爭得了皇位。不久，恢復了遣唐使。日本“唐化”，經歷了約一個世紀。

　　“唐化”的轉折

　　問：日本“唐化”的動因是什么？

　　答：日本敗出朝鮮半島，輸得心服口服，雖然暫停了遣唐使，可不久便已恢復。唐朝的戰略重心在西域，那里有絲綢之路，財源滾滾。而日本是個窮國，戰敗時連貨幣都沒有，唐朝沒有給它施壓。

　　后來，諸侯獻銅，朝廷改元，年號“和銅”，并仿唐幣造“和同開王爾”錢，前后造了12種錢，為“本朝十二錢”。恰好唐商滾滾而來，錢的出現，可謂適逢其時。本來，唐朝的商道在西域，唐朝強盛時，西域一片繁榮，可“安史之亂”一起，唐朝自顧不暇，勢力退出西域，絲綢之路便荒蕪了，這反而給了日本一個商業機會。

　　陸上絲綢之路停了，但貿易不能停，于是，海上絲綢之路興起。陸上絲綢之路，日本很難分一杯羹。可海上絲綢之路，日本為終端，原來陸路屬于朝鮮的位置，在海路被日本取代了。

　　問：唐朝衰落對日本除了經濟上的好處，還有其他影響嗎？

　　答：主要是大唐的衰落，給了日本反思中國文化的機會，那個如日中天的唐朝衰落了，還要盲目追隨嗎？這有點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主張“歐化”的東方人對西方文化的失望。

　　問：反思過后，日本文化開始轉折了嗎？

　　答：這種轉折是一點一滴、潛移默化的。奈良朝，對唐朝文化無限推崇，可到了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挑剔是從日常的裝飾意識開始的。例如，奈良時代的“花食鳥”，花和鳥都是理想化的，被賦予了道德觀念，這是唐風。可平安時代的花食鳥，則變成了自然主義的完全寫實的花和鳥，其裝飾紋樣，表現了近于自然原型的紋章風。

　　后來，才慢慢地從觀念上根本轉變，出現了“神道為根本，儒教為枝葉，佛教為花實”的觀念，從花鳥意識到神道觀念，花了很長的時間。自以為找到了文化的根，其實是個誤會，因為在《古事記》里，神話是日本的，而神道則是“唐化”的，如果還要追究，我們就會發現，連神話也是混合的。

　　從歷史上看，神道的核心天皇，多半像漢獻帝那樣，被曹操那樣的權臣挾持著，沒有多少尊嚴，被殺死的不少，被廢掉的不少，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所謂忠君不過是謊言。

　　問：“唐化”給日本最深刻的影響是什么？

　　答：日本最早的古文獻《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就是“唐化”的產物。

　　在這兩本書中，日本民族的神話，形成了以天皇為中心的統一的理念，而且歷史意識也開始覺醒。近代以來，日本學者大凡倡導國粹，弘揚民族精神，都要回到這兩本書，以之為文化根、民族魂。

　　這方面，可以舉一個現代學者的例子。二戰期間，日本哲學界出了一個人物，名叫高山巖男，他1905年生于日本山形縣，這一年，正值日俄戰爭，他把這場戰爭，當做世界史的轉折點，日本命運的新起點，而他應運而生。

　　他從《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尋找土生土長的日本精神，結果找到了國家神話。他認為，日本的神話故事，多講建國的由來、皇室的起源、國家的發展等，自然神話和文化神話，都從屬于國家神話。而以國家神話為根柢的日本文化，經過“唐化”和“歐化”后，已經成為“世界的世界”文化，在他看來，中國文化早已過時，西方文化也正在衰落，惟有國家神話推動日本崛起。

　　結果呢？戰爭的結局自不必說了，國家神話也成了畫餅充饑。

　　問：據說，日本文化對于儒家思想并未全盤接受，甚至對于孔子也有保留。

　　答：是這樣的。中國文化從“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來完成的，其歷史性的標志就是“湯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時卻沒有接受革命觀，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與“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雙軌并行，神道與儒教互補。對于孔子周游列國，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時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陰、福澤諭吉等，將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從此打開儒教的缺口，推動“歐化”。

　　日本的“尊王攘夷”

　　問：回顧歷史，不能不提到元朝對日本的入侵，對此次入侵你怎么看？

　　答：對于此次入侵而招致的失敗，我同意徐繼畬在《瀛寰志略》里說的：“倭人自是遂有輕中國之心。”可倭人為什么會“輕中國”呢？原因還不是由于他們僥幸打敗了元軍，而是因為看不起蒙古人。

　　元與南宋交戰，欲借道日本，多次遣使來，都被拒絕；南宋滅亡時，元又遣使來，日本竟殺之。因此，元軍入侵，并非高麗人唆使，而是由來已久，履霜堅冰至。

　　問：日本為什么看不起蒙古人？

　　答：理由還是華夷之辨。日本以蒙古為夷，元為夷朝而據有中國，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日本心目中的中國是唐朝，唐朝亡于內亂，日本還能接受，可宋朝亡于夷，它就不能接受了。日本也有內亂，但日本從來沒有亡于夷。宋朝可以亡，而中國不能亡，這樣，它就以中國自居了。

　　問：日本與宋朝友好，卻從未建立朝貢關系，是不是就是因為對宋朝有些看不起？

　　答：春秋大義，尊王攘夷。而宋朝不僅未能尊王，王反而被夷人擄走；不僅未能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遼，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國于元，它當然看不起。日與宋友好，好在利上，不在義上。南宋不圖中原，卻開發海域，推動海上貿易，日本一衣帶水，自然跟著獲利。

　　問：有人認為，元的入侵，其后果之一就是導致了倭寇，是這樣嗎？

　　答：徐繼畬也是這樣認為的，其實是誤會，南宋時便有倭寇，而有明一代的倭患，則另有其因，并非出于“輕中國之心”。當時，日本處于南北朝時期，北朝與明建立了朝貢關系，搞勘合貿易。南朝沒有這項利權，就鼓動浪人武裝走私，破壞北朝的勘合貿易，因其混入海盜中，沒有實據。

　　而所謂倭寇，主要還是那些習慣了海上自由貿易的商人。由于海禁，自由貿易變成了走私，其中有日本商人，而更多的是中國商人，他們有家難回，就做了海盜，雇浪人來做保鏢，就成了倭寇。

　　浪人的由來，緣于日本的長子繼承制，財產被長子繼承了，其他兄弟沒有財產，要自己去謀生，他們浪跡天涯，尋求活路，就變成了浪人。中國是財產分家制，兄弟每人一份，所以沒有浪人。

　　問：到了明朝，日本似乎又恢復了對中國的文化認同。

　　答：是的。日本人對于明朝還是佩服的，因為明朝能“尊王攘夷”，將蒙古人趕到大漠了。

　　我們試舉一例。明成化年間，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自稱日本國王，兩次遣使入貢，貢物有刀、槍、馬匹等，還致書中國皇帝，先歌功頌德，然后提出請求，求什么呢？一是錢，二是書，“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錢連數目都有，“愿得壹拾萬貫”；書也開了書單。

　　宮崎滔天有代表性

　　問：日本后來也不與清朝往來，為什么？

　　答：這一點，徐繼畬也談到了，他說，200年間，日本與清朝沒有往來，可原因是什么，他沒有說清楚。其實，日本對待清朝的態度，就像對待元朝一樣，不把清朝當中國，反而要以中國自居了。

　　因此，他們收留中國抗清志士，支持鄭成功抗清，直至近代，還支持孫中山革命。

　　問：據說，日本人很佩服孫中山，有不少浪人追隨孫中山革命。

　　答：就因為孫中山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

　　孫的追隨者中，有個著名人物，名叫宮崎滔天，他將自己追隨孫中山的經歷寫了一本書，名為《三十三年落花夢》，此書至今讀來，仍令人感動。他的個性很像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經綸問答》中的“豪杰君”，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可以說，他在孫中山身上，找到了對中國的文化認同。

　　　在他看來，孫中山的革命綱領，符合明治時代的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國”。可中國沒有王，根據儒家革命論，惟革命者為王，追隨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滿就是“攘夷”。

　　“歐化”救了日本

　　問：你怎么看近代日本侵略性的一面？

　　答：日本歷史好像有個慣性，一旦集權，就要征韓(入侵朝鮮半島。——編者注)。“大化改新”時曾征韓，結果與唐朝一戰；豐臣秀吉剛結束戰國時代便來征韓，結果與明朝一戰，這兩次征韓，都以失敗告終。

　　德川幕府也想征韓，可想一想前車之鑒，便隱忍不發。啟蒙思想家，如吉田松陰等，都曾議過征韓，提出“失之于歐、美者，要從韓、滿補回來”，明治當局定國策，首當其沖，便議征韓。

　　西鄉隆盛力主征韓，而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反對，他們主張“內治優先”，并勸說天皇傳旨，迫使西鄉等人辭職，史稱“明治六年政變”。而其時中國，國勢中興，曾(國藩)、左(宗棠)還在，湘、淮之軍能戰，左宗棠率老湘軍西征，連俄國也退避三舍。左與西鄉，皆一時之名將，能于此時一戰，肯定壯觀。

　　可惜，我們在歷史上看不到這一筆。此時，日本國力不足，一戰，必然重蹈覆轍。而且此戰一開，歷史的主動權便握在了士族的手里。如一戰而敗，日本又要回到歷史的老路去循環。

　　恰于此時，日本使團歐游歸來，促使國策從征韓轉入內治，“歐化”從此開始。

　　不久，西南戰爭爆發，明治當局還從清政府那里得到了10萬發子彈，此乃天佑日本！

　　甲午戰爭后，李鴻章在簽訂《馬關條約》時，對伊藤博文說：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利害攸關，應互相提攜，共同進步，以防止白人東侵。這番話，說給談判對手聽，真是自作多情！

　　他不知此時的日本，早已“脫亞入歐”，以緊跟列強、入侵中國為目標。

　　明治政府并未放棄征韓，而是跟著列強來瓜分。因此，征韓成了“歐化”的一部分。

　　日本人的天下觀

　　問：在列強入侵中國方面，日本竟后來居上，是什么原因？

　　答：因為列強相互制衡，只好適可而止，而且他們將清朝作為主權國家來對待，所以還要按國際法辦事。只有日本還在用天下觀的眼光來看中國，認定中國是個天下，不是主權國家。

　　天下是個開放的世界，誰的武力強，誰就可以去打天下；誰的德性好，誰就可以坐天下。

　　既然同文同種的蒙古人、滿洲人都能去打天下、坐天下，為什么同樣同文同種，而且在武和德兩方面比他們更好的日本人，不去打天下、坐天下，反而要等著西方列強來瓜分呢？

　　問：日本人是不是還有自己一套天下觀？

　　答：是的。日本人的天下觀是：征韓、取滿洲、入主中原，然后稱霸世界。開始的時候，還是一種戰略觀念，后來便有以神道為中心的文化哲學和歷史觀參與進來，使其在理論上更為豐滿。

　　問：日本人這一套天下觀念，何時開始形成？

　　答：征韓的念頭由來已久，“唐化”以前就有，可日本“唐化”的天下觀，還是以中國為中心。元朝據中國，日本不承認；明朝“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日本又回到中國天下觀；清兵入關，占有中國，日本又不承認，遂以中國自居；到了明治時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觀。

　　問：天下觀與“歐化”豈不互相沖突？

　　答：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像橢圓，可以有兩個中心，明治時代的日本，用“歐化”對待西方，用天下觀處理東方，并行不悖，各得其所。

　　可是在處理國際事務時還是會發生沖突。這一點，在甲午戰爭后的三國干涉還遼一事中表現得極為明顯。日本人不懂得中世紀的天下觀必然要與近代化的國際觀念相沖突，而李鴻章卻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本來，日本人以為他們“歐化”了，列強應該支持他們，可沒想到列強反過來限制日本，日本只好將中國東北三省換了3000萬賠款。

　　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滿洲，就這樣失手了，日本人痛心疾首，開始對“歐化”反思。

　　反思的結果，使明治時代的一批“歐化”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從思想上發生了急劇轉化。

　　以宮崎滔天的老師德富蘇峰為例，戰前，他是一個“以平等為堡壘，以自由為槍炮”的“文明紳士”，以為“理之所向，天下無敵”，可還遼一事，使他受到“創深痛巨的感化”，痛感“公理”虛弱。因此他決心“皈依于實力之福音”，從此以“帝國主義急先鋒自命”。

　　走出天下觀？

　　問：日本人說，近代以來，有兩場戰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是哪兩場戰爭？

　　答：一場是日清戰爭，這是日本人的說法，我們稱之為甲午戰爭；另一場是日俄戰爭。

　　日本人認為，經過日清戰爭，“唐化”便告終結了。因此，他們不僅不稱清朝為中國，甚至也不稱“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中華民國為中國，而是根據梵文和英語，改稱中國為“支那”。起初，算是國際慣例，中國人還能接受，后來受了神道天下觀的影響，就轉化為蔑視了，因此，“支那”和“China”有區別。

　　日本在“二戰”戰敗以后，還稱中國為“支那”，引起中國人民反感，中國政府曾要求它改稱“中華”。日本人說，稱你們為“華”，那我們不就是“夷”了？這里面既可見他們的思想上還有“華夷之辨”的陰影，也從另一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其民族心結。

　　問：日俄戰爭對日本文化有什么影響？其影響是不是導致日本發動“二戰”？

　　答：日本人認為，日俄戰爭的勝利，帶來了日本文化的主體性的覺醒。“三國干涉”還遼以后，日本人開始對“歐化”進行反思，那還只是從合理性和正義性方面進行反思，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識尚未覺醒。可是，日俄戰爭的勝利，激發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識，他們認為，“唐化”不行，“歐化”也不行，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軍國主義大旗下，日本文化“神道化”了，形成了一種“神道天下觀”的文化。

　　這樣的文化主體性，使“短小性”的日本文化迅速膨脹為八紘一宇的“世界的世界”文化，以高山巖男等人為代表的“文化類型學”，將粗俗的“神道天下觀”，提升為一種精致的文化哲學。

　　問：精致的文化哲學能掩蓋粗俗的軍國主義的本質，但它卻極其危險，毀人亦自毀。

　　答：是這樣的。當日本沿著“神道天下觀”的道路逐步邁進時，中國也早已開始了國際化和民主化的歷程，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天下了，像元朝和清朝那樣，到中國來打天下、坐天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國際化的現代中國能在抗日戰爭中取得最終勝利。國際化的當代日本，只要能從王權主義的天下觀里徹底走出來，就能在中日友好中，共同維持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問：日本戰后民主改革，從天下觀里走出來了嗎？

　　答：客觀而言，部分走出來了，因為天皇聲稱：他是人，而不是神。但日本文化還留著神道的尾巴，參拜靖國神社就是一例。神道根柢，在于《古事記》的神話，那是一種神性的文化，而非人性的文化，是一種反人文主義的文化。神話中的神，沒有經過道德的洗禮，是超是非、超善惡、超人性的。二戰中，日軍嗜殺成性，以殺為美，就是這種神性文化帶來的惡果。近些年來，日本政要拿宗教與文化上的理由來為參拜靖國神社、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護，其依據的東西本身就是荒唐的。

　　神性文化帶來神權國家，而神權國家就要擁有天下。日本文化要從“神道天下觀”中走出來，就要用人性文化取代神性文化，用民權國家取代神權國家，建立一種真正的市民化的“小日本”文化。

    反思日本的現代化過程
　　□袁偉時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報記者 柴子文 采訪整理

　　問：一百多年的中日戰爭有三次：甲午海戰、八國聯軍和“九一八”以后歷時十四年的戰爭。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您如何看待百年來中日的三次戰爭？

　　答：必須從文明進展和制度選擇的角度，才能看清這些歷史現象。日本明治維新以后，是半現代化國家。而中國的現代化老是上不了路，這樣當然要吃虧。

　　問：為什么日本能在現代化的進程里走在中國的前頭？

　　答：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上，中日對比，經濟上很明顯。日本的“殖產興業”，最初跟洋務運動一樣，走國營、官辦的路子。但是到了1870年代，它發現此路不通，日本人就走私有化的道路；到1880年代，開始大規模出賣官辦企業。結果甩掉了沉重的財政包袱，推動了私人企業發展。清政府一條死路走到底。當時好多人提出反對意見。說得最尖銳的是鄭觀應，在1870年代就指出，產權屬于商人，產品“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必然會想法設法降低成本提高質量。這些話清政府聽不進去。1894年完工的漢陽鐵廠號稱“東亞第一”，但從設備購買開始，張之洞就瞎指揮，一開始投產就虧本。后來不得不交給商辦，讓盛宣懷來辦。但即使商辦，那種官僚企業的架構還在起作用。后來也發揮了作用，但始終不是很徹底的現代化企業。總的來講，大清帝國是走官督商辦、官辦企業的道路。官督商辦企業帶有私有性質，但是很多官辦的烙印在里面，效果很壞。

　　中日對比最明顯的還是教育制度。現代化過程沒有人才不行。中國是死死抱住科舉制，到1905年才廢除。青少年把最寶貴的年華用來讀四書五經，對管理和建設現代化國家急需的知識一無所知！日本沒有學中國的科舉制度，很容易就建立起新的國民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它所需要的人才。20世紀初成了中國學子留學的首選地。

　　在政治制度上，日本廢藩設縣，廢除封建制度，推行地方自治，建立了現代的地方管理制度。在這方面也比大清帝國強。

　　問：日本現代化走在中國前頭，但卻最終走向自我滅亡，二戰后不得不重新開始。這其中有什么教訓可為史鑒？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還有兩個方面沒有現代化，留下了侵略別國、兇狠殺戮別國人民和殘害本國人民的禍根。

　　第一是政治體制方面。它有憲法，但沒有真正實行憲政制度，整個政治體制非常的奇特。它有民選的議會，也有內閣，20世紀20年代大體上實行國會支配下的內閣政治、政黨政治。但是，軍隊不是完全在內閣統帥下，并且不斷干政；元老也不斷干政；整個政治制度以天皇為核心，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專制的體制，沒有真正建立憲政民主制度。這是造成它向外侵略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大問題是思想理念沒有現代化，搞極端民族主義。當然它有啟蒙運動，對推動國家的半現代化起到很大作用。但從17世紀開始，就有人鼓吹“日本主義”，從18世紀末19世紀初變本加厲，搞“國學”，跟提倡神道結合，就是要排除儒家、佛家的影響，排除中國的影響，因為中國和佛教的影響是最大的。他們要排除佛心、唐心，要樹立大和心、大和魂。在明治維新前后，提倡“和魂洋才”、“日本精神”，把原來屬于地方性的民間信仰的神道，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國家神道。還提倡“祭政合一”，神道思想、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籠罩全國。崇拜天皇、信仰神道，在各個地方都建立神社，然后在各地毀寺廟。后來將佛寺利用起來，但是把神道擺在第一位，也利用儒學教育臣民成為天皇的馴服工具。啟蒙思想家也受到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把朝鮮和中國說成是日本人的生存空間，要在日本領導下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把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看成是文明跟野蠻的戰爭。

　　極端民族主義對任何國家都是禍國殃民的大禍害，應該以日本軍國主義為鑒。

　　經濟上基本現代化、政治上半現代化，思想上極端民族主義，三者結合起來，日本變成一個軍國主義國家。這樣情況下發動侵略戰爭是必然的。這是日本傳統意識形態沒有經過認真改造的惡果。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我國政府的正式文件和聲明，都是譴責日本軍國主義而沒有用法西斯的字眼。這是國際學術界多數學者的共識。
　

日本軍國主義是怎樣形成的？

　　□本報駐京記者 石 巖

　　1715年到1718年的3年間，20萬日本觀眾為一出戲而傾倒。這出名為《國姓爺合戰》的戲劇的主角——日本武士和藤內，完全以中國民族英雄鄭成功為原型。在戲中，和藤內是在“天照大神德威”庇護下所向披靡的一個猛男。

　　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鄭成功是福建商人兼海盜和日本女子的后代，7歲回到中國；戲中的和藤內在日本長大、娶日本人為妻，二十幾歲回到中國，為揚日本國威和韃靼人(入關的清兵)作戰，戰勝之后，摸著老虎的脊背對被他打敗的中國士兵說：“縱然你們人多勢眾，也沒什么了不起，我的生國是大日本……你們污蔑日本是小國，可是你們看看日本人的本領！連老虎都害怕我們！”

　　《國姓爺合戰》的作者近松門左衛門，本是下層武士兼業余作家，因“國姓爺”聲名大噪，被他的后人稱作“日本的莎士比亞”。直到今天，《國姓爺合戰》在東京還偶有上演；2001年吳子牛導演的電影《英雄鄭成功》，不知道為什么又名《國姓爺合戰》。該片由中國大陸、香港和日本三方合作，趙文卓、蔣勤勤等主演。目前在網絡上搜索《國姓爺合戰》，依然能找到很多下載該片的鏈接。

　　“(早期)日本對華侵略的思想、方略的設計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員，而是在野的學者、文化人。”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向遠在其新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中如是說。在書中，王向遠將自17世紀開始，散見于日本文藝、文化作品及報章雜志上的反華侵華野心梳理成一條綿延300余年的河流。開始是小水，分布散亂不成氣候，到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已經在各種民間反華思潮中浸淫了近200年，細流擴展成狂瀾。

　　日本的軍國主義，正是手握槍炮屠刀的“皇軍”和這些終日做著侵華迷夢的文人所產下的怪胎。

　　師夷之長技以制鄰

　　1875年11月，李鴻章因“牡丹社事件”與日本外交公使森有禮議和。向對方賠款50萬兩銀子，承認日本攻陷石門、登陸臺灣屬“義舉”，之后，李鴻章扯閑篇一樣和森有禮聊起了日本的服裝。

　　李鴻章：“貴國祖先采用我國服裝乃賢明之舉，我國服裝紡織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制作，如今卻要模仿歐服，實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費。閣下對貴國舍舊服而仿歐俗，拋棄本國獨立精神而甘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都不感到羞恥？”

　　森有禮：“毫無羞恥之處，相反，我們對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對不是受外力強迫，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長處就要取之用于我國。我國舊服寬大而不輕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愿意慢慢致貧，想要勤勞致富，所以舍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得到無限回報。”

　　這段交談被日本外務省的官方文件記錄在案，記錄的文字是英文。

　　李鴻章不知道，不獨是服裝，當時的日本正在嘗試在一切領域和“亞洲”劃清界線。

　　19世紀前葉，在歐美各國用炮艦撬開中國國門的時候，偏于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旁觀者。1838年，幕府的統治者之一德川齊昭曾經悲觀地預測，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因為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大小。然而，事實并非如德川齊昭所料，僥幸之余，日本人并未松懈。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日本廣為流傳，幾乎成了日本的一切知識分子都能讀到的著作。

　　到了19世紀中葉，在幕府和日本知識階層中間流傳的關于中國的新聞日益增多，但信息來源五花八門，很多是一知半解的傳說。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日本向上海派駐了第一艘輪船“千歲號”。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雜的武士、商人組成，他們的共同使命是向當局匯報在中國的見聞。

　　“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檣如林的外國船只令人信服地證明，要繼續搞閉關鎖國是不可能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馬里烏斯·詹森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上海不僅成了日本購進西洋軍火的中轉站，也成了日本人眺望西方的橋頭堡。在購買軍火的同一條航線上，一批批日本留學生經過中國洋行輸送到西方去游學。

　　所有的見識和經歷讓日本人得出一個結論：日本應該與西方而不是東方站在一起。1885年，民間報人和私塾老師福澤諭吉把這種當時流布于日本知識階層的觀點總結進《脫亞論》。

　　福澤諭吉把漸進的西方文明比喻為麻疹，其傳播勢不可擋，與其阻擋，不如“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盡快沐浴文明的風氣”。在這股西風的淘瀝下，鄰近的“支那”和朝鮮是兩個不思進取的“壞鄰居”，“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

　　1885年是明治維新開始后的第17年。這一年，日本通過了專利法，使日本的國力迅速增強；軍部的10年擴軍計劃正在實施中，現代化的陸海軍已初現輪廓；羅馬學會、英吉利法律學校、法國學會等機構相繼建立起來。鹿鳴館的權貴名媛們正以說英語、聽歌劇、喝咖啡、吃西餐、與歐美人士通婚為驕傲。就是在這個時候，福澤諭吉替他的同胞清楚地表達了揪著頭發離開亞洲的決心。

　　福澤諭吉一生著述甚豐，被后世的日本主流輿論稱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家”，他穿和服的頭像至今還清晰地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萬元大鈔上。

　　夢囈、現實一起抓，兩手都很硬

　　如果“脫亞”只是一種文化的選擇，那是日本的自由，但“脫亞”當中已經蘊含著“吞亞”的野心。福澤諭吉曾明言“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而他對待“支那”、朝鮮的“方略”——“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里，已經變成明白無誤的“并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國中如有反對我并吞中國者，是反對人類之幸福也，亦反對世界之利益也”。

　　這一切并不僅僅是文人的紙上癡夢，其背后有一整套野心勃勃的變革作為支撐。

　　1868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現代化的開端。這場變革涉及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于主導的是國家軍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1869年，明治上臺的第二年，日本開始建軍。當時的重臣、被稱作“明治維新三杰”之一的木戶孝允，積極主張建軍與擴張同時進行：“遣使朝鮮，責其無禮，如不服時，則興問罪之師，借以大振神州之威。”在建軍的同時，以擴展日本邊境線為宗旨的“大陸政策”也在積極謀劃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計劃：第一期征服中國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中國滿蒙地區，第四期征服中國內地和西伯利亞，第五期征服整個亞洲乃至于世界。

　　螞蟻吞大象式的“大陸政策”并不是明治時代突發的奇想。私塾先生德藤信淵在幕末時代就發表過“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皇國最易攻取之地，非支那的滿洲莫屬”，“既已取得韃靼，朝鮮、支那，隨后可圖”的企圖。明治時代日本把這些前朝遺訓接過來，一點點擴充，一步步變為現實。

　　為配合建軍，1870年，日本設置工部省，把兵工廠、造船廠、鐵路建設等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1871年，頒布征兵令，修改戶籍法。在等級分明的幕府時代，日本的農民、賤民是沒有姓氏的。一個村子可能有3個三郎，這給征兵帶來困難。新戶籍法讓農民和賤民有了姓氏，這等于每個國民都有了符號，征兵和納糧有了依據。由此可見，日本的現代工業乃至國民的身份都是在戰車的推動下建立起來的。

　　與這些動作同時進行的，是官方對佛教的極端限制和對本國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神道教認為，統治世間萬物和天上眾神的天照大神是“萬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間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國家則是神創造日本時濺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這種以神話傳說為根基、對于本民族優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見。日本的特殊之處，是在1880年由政府頒布“詔書”中，把傳說拜為國教，并在隨后把“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寫進憲法。從此，佛的忍讓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義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日本人將神道教轉化為國教這件事，讓人聯想起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從先人那里尋找變革的合法性依據是改制者常循的法門；渲染先人的輝煌卓越往往是在面臨外來生存壓力時，重拾民族自信心的利器。在日本，傳統勢力和現代戰爭機器的另一個成功的嫁接品種是武士道的擴展。

　　這方面的兩個重要文獻是《軍人赦諭》和《教育赦諭》。1882年，明治天皇親自向陸軍卿頒授《軍人敕諭》，強調自神武天皇以來的日本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帥”，“朕為汝等軍人之大元帥，故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腦”，這就把武士對豢養自己的大名(將軍)盡忠兌換成軍隊對天皇的盡忠。

　　1890頒布的《教育赦諭》把武士道精神從武士擴展至全體國民。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種禮儀道德規范，“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這等于規定了對內對外的雙重道德標準，對內恭儉禮讓，有仁愛之心，對外則只需“長刀殺敵人、短刀毀自己”的非人類的決絕。

　　短不過200余字的《教育赦諭》對后世產生了極重要的影響，從頒布之日起到二戰結束，對其進行闡述的文本有六七百種之多。從1891年到1907年，從國家主義的角度解釋《教育赦諭》的《敕語衍義》重印了31次，成為各種演繹的正典。

　　至此，向戰的國家機器已經初具輪廓，這架機器基于對于自己優越性的泡沫一般虛妄的想象。

　　“戰爭可以發財”

　　機器雛形已具的時候，日本人對其功效進行了一次小心翼翼的嘗試。

　　1871年冬天，太平洋上兩個小島宮古島和八重山島的居民到琉球進貢，途中遇到風暴，一船人漂流擱淺到臺灣的八瑤灣，因語言習俗不通，被當地的土著居民誤殺，史稱“牡丹社事件”。這起由臺風引起的偶然事件成為日本試劍的絕好機會。

　　出手之前，日本人做了周密的準備。先是派人將臺灣地形物產偵察清楚，3年之后派出一支3000余人組成的“臺灣土藩探險隊”攻陷石門，進駐臺灣。

　　當時的宮古島和八重山島島民都是琉球的屬民，而琉球又是清朝的屬國，按照道理，“牡丹社事件”跟日本并無關系，但武力駐軍已成事實之后，就有了向清朝開價的籌碼。談判的結果不僅是50萬兩銀子進賬，也迫使中國間接承認了琉球改屬日本。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從中國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對“大陸政策”第一期計劃的預演習。蓄勢20年之后，更具野心的進攻開始了，那便是中日甲午之戰。

　　甲午一役使日本一舉實現了“大陸政策”的前三期計劃，臺灣、朝鮮、遼東半島都收進囊中。而2.3億兩的戰爭賠款則相當于當時日本4年的財政收入。這筆意外之財，讓日本上下喜出望外。當時的外務大臣井上馨說：“這筆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廳從未談到數萬萬元的大數位。國庫收入僅達8000萬日元。因此3.5億日元巨款流入國內，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國營也好，私營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實行大大的擴張了。”

　　日本政府用戰爭賠款主要做了3件事：擴充軍備、確立金本位制、推行義務教育。擴軍開支占去了賠款的62.8%。在擴軍計劃下，日本成為繼英、法、俄之后的第四海軍大國。金本位的建立，使日本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謀劃將銀本位改為金本位，但因資金匱乏難以啟動，7600余萬日元的甲午戰爭賠款“及時”地彌補了資金缺口。

　　日本的企業是甲午戰爭的另一個大贏家。迫于日益提升的生產能力和本國狹小市場之間矛盾的大企業主是日后策動日本政府發動對外戰爭的主力軍。

　　“在日本產生了‘戰爭可以發財’的思想。”日本歷史學家依田熹家在總結甲午戰爭對日本的影響時說。

　　把國家架在戰爭機器之上，結果真靠戰爭發了財，日本人的得意之色立刻漾上眉梢。當時的日本《女學雜志》曾沾沾自喜地寫道：“全國同胞，如乘鐵甲之艦，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為大日本之現狀也！”

　　對于這種國民心態，歷史學家唐德剛曾點評道：“大和民族沒有和其他民族共存亡、共同生活的經驗，一旦接受西方的優秀文化，變成新的帝國主義，民族優越感就表現得特別強烈，變成比帝國主義更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

　　恃強凌弱，天經地義？

　　屠夫們小試牛刀的時候，那些已經寂寞研究“支那”、論證侵略合理性150余年的文化人也沒閑著。“欲掃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臥幽窗，可憐半夜瀟瀟雨，殘夢猶迷鴨綠江”。這份最初只在紙上操練“分裂支那”而未及將其付諸實施的惆悵心態一掃而光。在甲午戰爭之后短短20余年的時間里，“大日本膨脹論”、“支那分割論”、“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新秩序”相繼出臺，“東洋史”、“支那史”、“支那國民性研究”相繼出爐。

　　“高山下有深谷，閉關后有開放，今天我們已經走過了封閉的隧道，進入開放的天地。維新開國二十余年來，我們的國民正如脫韁的悍馬，出籠的猛鷲，嘗試大膽運動”，日本人本來就是“天孫人種的子孫”，“天孫人種”的命運就注定了要踏著波濤，在北洋南極之間尋求新的故鄉，這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鮭魚、像鱒魚，各自在進行著本能的運動”——“大日本膨脹論”的理論。

　　“日本冒著極大的危險，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在滿洲的原野上與俄國開戰。當時，俄國以銳不可擋之勢南下，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東亞的和平遭到威脅。日本雖然在自衛上有很大壓力，但鑒于支那沒有實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來對抗俄國南下的勢力。”——“大東亞主義”炮制者小寺謙吉對日俄戰爭的“解讀”。他在日本和其他入侵中國的列強之間劃一道線，自動站隊站到黃種人一邊：“對白種人分割支那、顯現其白人統治世界的理想，(日本)決不能坐視不管。”

　　“支那人有句俗話，‘常山之蛇，打頭而尾來掃，打尾而頭來咬’，日本國民就是這樣具有非常敏銳的感覺……然而支那的情況卻與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能沒有感覺，仍然能夠繼續活著”——《支那論》把中國比喻成沒有靈魂的腔腸類動物。類似的看法還有：“支那人從來不試圖把人生世界的各個部分結合起來達到全體的統一……支那人的世界復雜而散亂，各個部分可以發出美妙的音樂，而整體卻沒有和諧的旋律。”

　　從文學角度研究“支那國民性”的安岡秀福，更是別出心裁地從《金瓶梅》、《水滸傳》、《聊齋志異》里搜集對中國人負面性格的描寫，并以煌煌十章的篇幅將中國人定性為“過度重視體面儀容”、“安于命運，遇事容易喪氣斷念”、“缺乏同情，富于殘忍性”、“個人主義、事大主義”、“拘泥于虛禮，流于虛文”、“迷信很重”、“耽于享樂”。

　　“‘缺乏國家觀念’，是日本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通行看法。”王向遠在《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一書中總結說，“例如加藤虎之亮認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和下層民眾的關系很淡薄，作為國家組織的朝廷，實際是君主和百官結為一體，休戚與共，而他們的‘國家’卻與下層民眾沒有關系，‘就好比海水，君與臣是表面的波瀾，雖然波浪起伏，但底層卻是什么動靜也沒有。這就是支那的歷史，也是現在支那人的思想。’”

　　熟悉近代西方思潮的人一眼即可看出，日本文人論證侵略合理性的“學術方法”，已經與西方列強迅速接軌：合理性中摻雜進扭曲、偏狹和侮蔑，將特殊情境下人類共通的心理和行為模式悄然論定為弱勢民族與生俱來的、特有的卑劣。

　　但當軍國主義文人以《金瓶梅》為分析母本，羅列中國人劣根性的時候，中國的“地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價值30萬的奏折，透著對“中國民族性”的坐立不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上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曾讓蘇聯人出價30萬日元，美國出價25萬日元的《田中奏折》被中國的報紙免費公之于眾。

　　這背后有一個頗有傳奇色彩的故事：20世紀20年代末，東京有一位華人富商叫蔡智堪，蔡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早年曾參加過同盟會，曾多次把自己在與日本上層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過好友、張學良的秘書王家禎傳達給張學良。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禎的密信，希望能設法弄到《田中奏折》。蔡智堪從日本政壇少壯派政友會與元老派民政黨的矛盾入手，了解到元老派對少壯派的囂張氣焰十分不滿，有意通過向外泄露少壯派政府的計劃來挫一挫他們的銳氣。蔡便向元老派代表人物宮內大臣牧野仲顯提議，由自己把這份絕密材料向外公布。在一個深夜，蔡化裝成一個補冊工人，潛入皇宮書庫，用透明的繪圖紙蒙在《田中奏折》上，將長達67頁的奏折描摹下來，送給王家禎。王家禎接到奏折后立即找人翻譯并呈報給張學良，張指示印制200本分給東北軍政要員，并給南京政府送去4本。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田中奏折》繼承了明治時代大陸政策的基調，但更為狂妄，“使世界知東亞為我之東亞而不敢向我侵犯”，因為此時，日本已經在“滿蒙”經營了十幾年。

　　1905年結束的日俄戰爭鞏固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既得利益，也是日本人有步驟向中國東北和內蒙古輸入移民和殖民經濟的開始。最初輸入到中國東北的日本移民以退伍軍人和武裝農民為主，其目的是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為關東軍提供情報和后援，操縱地方勢力，抵擋蘇聯的南進。后來擴展到普通的農民。到“九一八事件”前夕，東北的日本移民數量已達23萬。投資方面，據《田中奏折》自曝，日本通過設立“南滿洲鐵道會社”，“借日、支共存共榮之名”，在東北投資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達4.4億日元。

　　這些到別的國家開疆擴土、積累財富的日本移民從一開始就麻煩不斷。最初是不適應東北的寒冷氣候，加之物資匱乏，移民的動搖和抵制事件時有發生。“當滿洲的日本人發現自己正在成為中國愛國主義的靶子時，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到1931年，滿洲的對外事務已經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東三省成立了新的運輸委員會，計劃建立一個統一的鐵路和電訊系統……中國人熱心于修筑自己的鐵路以削弱南滿鐵路，開發葫蘆島港與大連抗衡，并通過拒絕延長租借地或阻止本國勞工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礦業和林業。”——《劍橋中華民國史》對于當時東北形勢的描述與《田中奏折》流露出的緊張情緒是吻合的：

　　“無奈歐戰以后，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入我后塵，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有得寸進尺之勢。進展迅速實令人驚異。”

　　“日俄戰爭所得之南滿利益，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國人民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追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余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

　　“支那人日就覺醒，雖內亂大正之時，其民眾尚能精勤不息，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阻我國貿易之進展。”

　　1927年，發生在千里之外南京北伐革命軍武力回收英國租界的“南京事件”催生了《田中奏折》。日本人為“南京事件”專門召開了11天的“東方會議”。“東方”即中國，這種地理方位錯亂的稱呼基于這樣的觀念：“日本在地理上屬于東方，但在政治上屬于西方；日本人在外表上看屬于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是屬于西方的。”日本人把“南京事件”和自己在“滿蒙”的殖民經營受阻聯系在一起，他們將這視為一個危險的信號。

　　“東方會議”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是日后直呈日本天皇的秘密奏章《田中奏折》的藍本。

　　退出國聯，不瘋不罷休

　　4年之后，《田中奏折》中早已被披露于天下的陰謀被關東軍先斬后奏，變成了事實。“九一八事變”給當時的國際社會出了一道難題：該如何應對身為國際聯盟成員而悍然武力入侵別國的日本？

　　事件爆發的初期，國聯派出了調查團。“日本蔑視為繼續保持其國際主義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議”，1932年1月，關東軍占領了錦州，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登陸，3月宣布“滿洲獨立”。日本大言不慚地宣稱，滿洲是“世界上沒有分裂和剝削的地方”。

　　這種說法和日本國內日漸聒噪的“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遙相呼應。“日本為積極發展自己而發動的戰爭是正義行為，并非單為私利私欲，如同其他民族為促進覺醒、沖破現狀、排斥占據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動被視為正義的行動一樣。正如國家內部的階級斗爭是因這種非正義的差別才發生的一樣，國際間屬于正義的戰爭也都是為了改變非正義的差別才發生的。英國是跨越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國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對于以散沙般的島嶼為國界，在世界上屬于無產者的日本而言，難道沒有在正義的名義之下，為奪取由它們所獨占的土地而發動戰爭的權力嗎？”做出這番驚人之語的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狂人北一輝。

　　當年鹿鳴館里緊隨歐美老師之后的謙卑小學生之所以變得這么強硬，在法西斯意識不斷膨脹之外，也有其經濟基礎：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建立在金本位以及商品、資本自由流通基礎上的國際經濟體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看別人的臉色，1933年，緊隨德國之后退出國聯。

　　在另一條戰線上，軍國主義文人們繼續繁殖他們的理論。日本國內宣傳進入“非常時期”，純文學作品被視為有閑文學急劇壓縮；報紙常因為違反“戰時宣傳條例”而“開天窗”；電臺里連篇累牘地通報“皇軍”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國也廣為人知的作家和藝術家，諸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黑澤明都曾是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吹鼓手。

　　至此，軍國主義已經在日本的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中完全占了上風，軍國主義的日本走上了不歸路。

“攘外必先安內”走到盡頭

　　-戰爭爆發前的中國是怎樣一種狀況？

　　□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下，蔣介石試圖通過推行“安內攘外”政策，維護和鞏固國民黨的統治，然而國民黨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著的巨大的障礙性因素，使蔣介石無法達成這一目標。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在這10年間發生了一連串的變化：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西安事變后，內戰結束。經過國共雙方多次談判，在1937年9月23日，蔣終于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高華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論文《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1932-1945)》、《論孫科革新國民黨的努力及其失敗》、《關于國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問題》等。

　　□本報記者 戴敦峰

　　記者：在抗戰開始前的10年里，國民黨一直堅持“黨治國家”。那么這種黨治國家結構的基本情況是怎么樣的？

　　高華：國民黨創設的“黨治國家”結構有著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無法整合1930年代國內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證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落后的后發展國家，實現社會變革，應對外部危機難以躍過一個由國家對人力與物力資源進行快速積累的階段。從這個角度看，“以黨治國”不失為一種加強中央權力、穩定社會秩序的方法。

　　但是實行“以黨治國”有賴于一些基本條件的支持。首先，這個執政黨應是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動員型的政黨，它必須有一個符合時代潮流的政綱來吸引黨員和公眾，應兼顧社會發展與維護政府權威兩方面的關系，通過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來對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進行整合和調節，以發展經濟，增加國力。更重要的，它還有賴于國內政局的相對安定，和有一個有利于國家經濟建設的和平的外部環境。

　　1927年后，由于國民黨頑固堅持反共和“剿共”戰爭，引致國內政局的長期動蕩。國民黨各實力派之間的混戰、對抗和日本對華不斷的侵略，更加劇了政局的動蕩，嚴重消耗了國民黨，使其領導的國家政權機構長期處于虛弱的地位。

　　達成“以黨治國”的另一關鍵是執政黨必須在政治、組織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統一。1927年后盡管蔣介石一再鼓吹國民黨黨員“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必須無條件服從領袖和組織，但是國民黨無法真正成為紀律嚴明、富有效率的黨。長期以來，國民黨內派系林立，黨紀松懈，內訌不斷。比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以鄒魯、謝持為首的西山會議派；以胡漢民、鄧澤如、古應芬為首的胡漢民派；和以孫科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

　　在蔣介石集團內，又有政學系與C.C系、黃埔系與C.C系的明爭暗斗。1930-1931年兩年內，國民黨兩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與以胡漢民為精神領袖的半獨立的粵、桂等省的對立。黨內派系不斷沖突和演合，使國民黨的黨紀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組織上始終難以真正統一。

　　國民黨的思想“統一”更是建立在沙灘上。由于國民黨在對待孫中山遺教上表現的嚴重的隨意性，三民主義已喪失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所必須具備的嚴肅性和內涵的規定性。在理論層面，國民黨無法繞開孫中山，解釋清楚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關系、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等深層次的問題。

　　在現實層面，國民黨不能解釋，為何要在國難日亟的關頭繼續內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問題。蔣介石只能有意不顧共產黨、紅軍是有理論、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裝力量的事實，把中共與紅軍誣為“土匪”，他只能用“服從命令”的訓斥來回答蔡廷鍇、張學良等對其繼續內戰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懷疑。

　　在國民黨的黨組織與政府機構及社會的關系上，國民黨只是在中央一級實行“以黨統政”，省以下則實行黨政的完全分開，在省以下的基層，其黨務機構形同虛設。

　　1930年代后的國民黨逐漸出現“空殼化”。搞黨務的人得不到“實惠”，當官的人都要當政府的官。據陳立夫晚年的回憶，當時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長每個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黨務的都忙著要找兼職。下面的省、縣也是這樣。

　　國民黨在1927年把共產黨員排除后成了單一的執政黨，迅速惡質化，在其執政的頭幾年，不少人抱升官發財的目的入黨，使國民黨流品復雜，黨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會輿論批評，一般的黨員也毫無“黨員”榮譽感可言。以后，國民黨更是在軍公教人員、大學生中“拉伕入黨”，“集體入黨”，黨員人數雖大為膨脹黨的作用卻不見增長。

　　南京10年，國民黨一直試圖借助民族主義的若干符號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但是國民黨在黨治原則下推行的“安內攘外”政策卻加劇了民族危機，同時也暴露出國民黨政治結構所存在的嚴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斷擴大侵華的壓力下和社會各界強烈要求下，國民黨開始對“安內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調整，但仍然拒絕對其政治結構作任何實質性的重大改革，這也是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政權在處理國內問題上長期陷入政治危機的主要癥結。

　　記者：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效果如何？

　　高華：1928-1937年，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下，蔣介石試圖以黨治國家的形式，通過推行“安內攘外”政策，維護和鞏固國民黨的統治，然而國民黨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著的巨大的障礙性因素，使蔣介石無法達成這一目標。

　　在這10年間，“攘外必先安內”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安內“的對象是地方實力派和中國共產黨。

　　1928年后，蔣介石試圖以國民黨和中央軍來整合中國。如前所述，國民黨在1930年代后已經走向“空殼化”，因此蔣介石要重建小核心。 1932年，在蔣的授意下，成立了 “三民主義力行社”，這是一個由蔣的黃埔親信學生組成的秘密組織，主要由軍方人員組成，社員包括賀衷寒、鄧文儀、康澤等。他們標榜“崇拜領袖”，“服從命令”，羨慕德、蘇，帶有濃厚的法西斯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色彩。其外圍組織是“復興社”，又被稱為“藍衣社”。“三民主義力行社”提出的口號是“民族復興、反共、反日”，要求實行“統制經濟”，也提出“反對腐敗”的口號。蔣介石手上還有另一個秘密組織，這就是黨方的秘密小組織“青白團”，專門吸收青年，由陳立夫控制，也是聽命于蔣。

　　中央軍是蔣手中的王牌，蔣對中央軍加以新式訓練，不斷對中央軍高中級軍官進行“精神訓話”，蔣把其主要用于內戰，而置日本擴大對華北侵略而不顧。

　　蔣的政府是以軍事強人為主導的，威權式的弱勢的政府。蔣介石也要發展中國經濟，1930年代國民黨征用了不少專家參加政府，但蔣介石更迷信武力，他企圖用中央軍和秘密組織來整合社會都是不成功的，秘密組織所普遍施用的暴力、恐怖手段根本得不到社會大眾的認同。

　　為什么說蔣的政府是“弱勢”的呢？因為國民黨內沒有實現完全的統一，國內也沒有實現完全的統一，兩廣、四川、新疆、山西、云、貴等只是名義上聽從南京國民政府。

　　更關鍵的是，國民黨沒有能夠有力地回應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要求，國民黨一再對日本作“最大的忍讓”，“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極大地損害了它作為一個中央政權的政治形象，造成國人對國民政府的嚴重疏離。“安內”在翦滅地方實力派方面雖有效果，但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經過長征，到達了陜北，蔣介石企圖消滅紅軍的計劃完全落空。到了1935年底，世人都可以看到，蔣的“攘外必先安內”已經走到盡頭， “攘外”是徹底失敗的，日本不斷擴大侵略，蔣若再不抵抗，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將全面流失，地方將以“抗日”而起，取南京國民政府而代之。1936年“兩廣事變”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

　　1937-1938年舉國一致共赴國難，是抗戰使中國形成了新的統一。

　　記者：在抗戰開始前的10年里，國民黨是如何調整和中共的關系？又如何改善和蘇聯的關系？

　　高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最早旗幟鮮明地提出反日，但國民黨大軍對共產黨領導的各個蘇區發動持續圍剿，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自然談不上和蔣的合作，生存才是第一要務。

　　1935年10月1日，中共通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發表“八一宣言”，明確提出中共愿和一切黨派合作抗日。圣誕節前夕，陳立夫、張沖奉蔣介石命去蘇聯秘密交涉，其意也是希望和中共打開關系。陳立夫一行經海路到歐洲，秘密到達德國，準備前往蘇聯。后來因為消息走漏，蘇聯擔心日本有所反應，蔣只得命令陳立夫等人從歐洲回國。

　　1936年，蔣的親信、國民黨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也向中共駐蘇代表團聯絡，王明的回答是：國共兩黨的中央都在中國國內，談判也應該在國內進行。中共代表團隨即派潘漢年回國，國共雙方開始秘密接觸。

　　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在這10年間發生了一連串的變化：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西安事變后，內戰結束。經過國共雙方多次談判，在1937年9月23日，蔣終于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變”后，中蘇加快了因“中東路事件”而中斷的兩國邦交的復交談判。1933年初，中蘇復交。1935年，梅蘭芳訪蘇，這是當時兩國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但雙方實質性關系進展緩慢。

　　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后，蘇聯也感覺到了日本的侵略威脅，這使得蘇聯感到與中國合作的必要。1936年，陳立夫奉蔣之命和蘇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接觸，希望與蘇結成軍事同盟，“使日本知難而退”。蔣的這一舉動還有另一考量：“使蘇俄不要乘中日戰爭而幫助中共”。但蘇不愿和中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1937年春，經鮑大使和王寵惠外長多次談判，雙方于8月21日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條約的實際意義是蘇聯愿向中國提供軍援。

　　1937-1939年是蘇聯援華的高潮。蘇聯是這一階段最大的援華國家。抗戰爆發后，立法院院長孫科三次赴蘇，獲得了2.5億美元的軍事貸款，楊杰將軍任駐蘇大使，專門接洽軍火來華問題。蘇空軍援華計1000架飛機，2000名飛行員，500名蘇聯軍事顧問活躍在中國幾個戰區參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下冊)頁60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并通過從阿拉木圖-迪化(烏魯木齊)-蘭州的戰略公路，援助中國大量的軍火。1939年，蔣通過孫科向斯大林請求，再派北伐時期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來華。加倫將軍又名勃留赫爾，1930年代初升任蘇聯元帥，是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但孫科被告知：加倫是日本間諜，已被處死。當然，被強加在加倫將軍頭上的罪名是子虛烏有的。二戰爆發后，蘇聯對華援助逐漸減少， 1940年后，蘇空軍飛行員和顧問陸續回國，對華軍援停止。

因抗戰而崛起的，不僅僅是民族精神

　　楊奎松 歷任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上海華東師大特聘教授。著有《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研究》、《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等十余部，學術論文百余篇和大量的書評、譯著等。

　　□受訪者：楊奎松 中共黨史專家

　　采訪：本報駐京記者 ／ 夏 榆

　　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空前高漲

　　記者：在抗戰勝利過去60周年的時刻，再回頭看這場戰爭，它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楊奎松：在抗戰以前的將近100年時間里，中國的國民基本上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盡管發生過很多外交的問題，出現過很多受列強欺辱的情況，但是，除了城市里的一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以外，一般的國人還是很少關心國家的命運。

　　抗戰為什么把中國人團結起來了？因為日本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侵害到了幾乎所有的老百姓。這迫使他們在對待日本的問題上不可避免地要有一種態度：究竟是認同中國還是認同日本，是認同日本的政府，還是認同中國的政府？所有受到日本侵略的地方，被日本占領過的地區，基本都面臨著這個問題。它直接導致了包括農民在內的中國最大多數的基本群眾在國家和民族問題上的覺醒。也就是說，抗戰使中國最普通的百姓獲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識的啟蒙。

　　記者：對中國這樣一個在當時還處在貧弱中的國家，抗戰的勝利對中國時局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楊奎松：對中國人來說，抗戰的勝利最大的一個刺激，就是它是中國近百年來在對外國列強的戰爭中，第一次能夠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的一次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中國是作為一個直接的參加國，參加了這場戰爭，最終取得了勝利，它對提升國家的形象、凝聚國民的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抗日戰爭，中國取消了不平等條約，消除了中國長期以來的屈辱感，這些都對中國的國民，特別對中國人在民族自尊心方面有一種非常強的激勵作用。中國后來在國際上的地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國力的提升，中國很多的老百姓都會直接把它們和抗日戰爭這段歷史聯系起來。中國一步一步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逐步地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甚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這都和抗戰有一種因果的關系。

　　中國一舉名列“四大國”

　　記者：我們如何評價中國的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意義？

　　楊奎松：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由歐洲、亞洲等許多不同的戰場組成的，中國戰場就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爭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就逐漸開始了，雖然那只是一個局部抗戰的過程，但是中國實際上已經通過日本侵略的事實，開始向國際社會提出警告了。它向國聯的申訴和控告等等，在當時雖然沒有起很大的作用，但它對推動世界各國對法西斯國家和軍國主義國家提高警惕是有作用的。這是因為，像埃塞俄比亞那樣的一些小國，受到侵略，也有過抵抗，列強也有過干涉，但是由于這些國家很快地滅亡了或者被殖民化了，因此大家很快就平靜下來，默然接受了。因為過去帝國主義戰爭或殖民主義戰爭條件下，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所以多數國家并沒有把這些問題看成一個可能會引起世界大戰的重大事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落后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不僅在國際社會抗議和抵制日本，而且在實際行動上和強大的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進行抗衡，這無疑是對世界上所有贊同反對侵略的國家的一種激勵。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后，中國在世界上打響了舉國反抗侵略的第一槍，這對整個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無疑是有力的鼓舞。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戰場的出現，中國的作用就更加清楚和重要了。因為，如果沒有中國的抵抗，那么，日本對美國的戰爭，包括對英法在東南亞和南亞殖民地的戰爭，都可能要提前好幾年。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的抗戰無疑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性作用。

　　記者：中國的抗戰勝利也刷新了中國人的民族形像。

　　楊奎松：不錯。中國過去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大國，從來都是受人欺凌的對象。中國人的民族形象毫無疑問也是一種病態的和不被人尊重的形象。但是，自從中國抗戰以來，中國的國際形象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世界各國有很多記者和志愿人員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抗戰，就是因為他們被中國人不畏強暴所感動，愿意來了解和幫助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中國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也使得美英等國不能不高度重視中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主動地和中國結盟，提供援助，派出它的軍事人員來華幫助中國抗戰，包括訓練和裝備中國軍隊在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展開大規模的作戰，這都說明美國需要中國這樣一個戰場。美國政府在1941年、1942年以后，逐漸把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到聯合國創始國那樣一種地位上去，把中國列入四大國的行列之中，推動英國一起公開宣告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國對中國作用的重視。中國在戰時，包括在戰后，作為一個落后國家，同時卻在亞太地區具有很重要的影響力，這和抗日戰爭及其勝利有密切的關系。

　　共產黨改變了歷史

　　記者：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怎樣從弱勢地位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

　　楊奎松：在抗戰期間，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共產黨在抗戰爆發初期只有不足4萬兵力，然而經過八年抗戰，到抗戰結束時，它竟發展到100萬正規軍，260萬民兵，占據著華北和華中的大片根據地，成為中國當時第二大政治勢力，一舉手一投足，都極大地影響著中國的政治前途和發展方向。共產黨之所以會取得如此迅速的發展，明顯地與它的政策適合于當時抗戰條件下的形勢有關，一是鮮明的抗日主張與行動，二是統一戰線政策，使它能夠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系，包括跟友黨——國民黨的關系，特別是跟農民的關系，和跟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中間勢力——民主黨派的關系，關系很大。在所有這些關系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共產黨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歷史，中共從建黨以后，一直到抗日戰爭之前，經歷了兩次大的革命。第一次就是國民革命，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二次就是蘇維埃革命，也就是所謂土地革命。第一次它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黨員的數量，包括在群眾中的影響曾經有過一段很快的發展，從1922年100人左右，5年之后，到1927年，就變成了5萬人。應該說發展得不錯，在群眾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響，特別是在南方幾個省的工人農民中有不小的影響。在蘇維埃時期，它也曾經有過發展得不錯的時期，創造了根據地，創造了紅軍。但是，這兩次革命都失敗了。第一次在1927年，它發動的工農運動遭遇到國民黨的鎮壓，自己也被迫轉入地下。第二次，到1931年之后，它的城市工作就基本上垮掉了，它的根據地，它的紅軍，到1934年也基本上失敗了。用毛澤東的話講，就是白區損失了100%，紅軍損失了90%。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根據地時，8萬人只剩下了五六千人。

　　從這兩次失敗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它兩次的政策都是有問題的。至少是沒有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系，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抗日戰爭中的共產黨，政策有了非常大的調整。一個最大的調整就是它放棄了激烈的土地革命的方針，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的改良政策。減租減息，既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貧苦農民的生活，又團結了相當多數抗日的地主階層和農村中的富裕階層。這就使得共產黨在農村建立起了廣泛的統一戰線，使自己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而在另一方面，它在整個根據地推行民主政治，比如在農民中間推行選舉制度，村鎮甚至鄉區都嘗試著進行選舉，最有意思的是創造了教不識字的農民用丟豆子的辦法選舉自己擁護的干部的辦法。再比如實行“三三制”，在政權中共產黨占三分之一，其他的先進分子占三分之一，同時包括國民黨或者其他黨派也可以占三分之一。這樣做的結果，其民主、開明的形象廣為人知，有口皆碑，受人擁護。不僅使它在整個敵后農村能站住腳，而且對包括大后方廣大中間勢力和民主派，也都極具吸引力。有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八路軍、新四軍就不愁沒有兵源，沒有糧食；有了廣大中間勢力和民主派的同情支持，共產黨就不怕和國民黨沖突。

　　記者：黨在自我發展和壯大中創造了哪些值得探究的運作方式模式？

　　楊奎松：我想，最重要的應當是統一戰線的政策。雖然在跟國民黨的關系上抗戰中發生了很多波折，但是它團結國民黨的基本方針沒有變過，說它變，主要是指它對蔣介石等少數領導層的態度根據形勢不同而有所不同。它千方百計地聯合國民黨的大多數人，特別是爭取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更不要說對民主黨派等中間勢力了，這種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策略，無疑是一種極其成功的運作方式。而這種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策略，也不可避免地要求黨在社會政策方面采取靈活和適宜的手法，如前面提到的減租減息、“三三制”，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政策的提出，抗戰結束時聯合政府主張的提出，等等，無一不是基于這樣一種考慮。共產黨所以能夠在戰后很快取代國民黨，它在這方面的靈活運作方式毫無疑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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