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改造知識分子的基本技術，就是實踐，是基于他的實踐論的基礎上的。

　　也就是說，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么？是天生就有的么？不是，是人在實踐中認識到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論壇上爭論，似乎對此并沒有多大的異議，但是當年的舊中國，在步入新社會的時候，相當多的被稱作知識分子的人，其實是中國的舊式文人，是對這一點有很大的異議的。實際上，即使是文革結束之后，這種否定實踐第一的觀點甚至滲透到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甚至仍然會出現兩個凡是這樣的唯心主義觀點，甚至仍然要展開一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就說明唯心主義的，否定實踐第一的思想，仍然在中國非常有市場。

　　我如果要強迫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我會怎樣進行呢？我會讓他們被迫同意一件事情，一個觀點？那是不可能的，我最多讓他們虛假地表示臣服，但這沒有用處。我當然是強迫他們實踐，把他們從書齋中趕出來，面對社會觀察社會。

　　我知道當年的著名物理學家伽利略，受到了宗教人士的迫害。那些宗教人士也是知識分子，也看過許多書，也通曉古代歷史，通曉亞里士多德的書。那么，如果我當時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我要改造這些知識分子，我會怎么辦？我會強迫他們做物理實驗，了解光線折射的原理，透鏡的原理，動手作一架望遠鏡，對天空望一望。我讓他們了解了實際情況之后，再看他們是怎樣堅持地心說的。當然，他們仍然可能還堅持地心說，但是，在了解了新的實際情況之后，他們堅持的辦法都有可能不同。

　　毛澤東要改造的知識分子，主要還是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分子，而正是在這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脫離實際。

　　你研究社會科學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改造中國嗎？那么，如果你連中國的實際情況都不了解，又談何改造中國呢？而要改造中國，首先就是要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因為農民現在也占中國的人口的大多數，如果不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就不能夠實現現代化。那么，你了解農村嗎？你了解農民嗎？如果你不了解，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大放厥詞，大談許多空中樓閣式的嚴重脫離實際的觀點，則要么沒有人搭理你，你覺得懷才不遇，要么你掌了權，或者騙取了統治者的信任，實施你的脫離實際的方案，則只能給社會帶來災難。

　　實際上，當年的許多知識青年，知識分子，來到農村，在來之前，他們也有一個書本上的，或者道聽途說的對農村和農民的認識，但是來之后，和農民生活在一起之后，他們的感覺就完全不同，所獲得的一些認識也不同，他們會知道“哦，原來中國的農民是這個樣子的”，這是第一手資料，是建立各種不同的思想的基礎。

　　真正的科學總是喜歡第一手資料的，比如一個美國人，為了研究大猩猩，就能夠深入到大猩猩中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因此而獲得了許多原來在書齋中的科學家所不知道的知識。當然，我這里似乎是把農民比做大猩猩了，似乎是不敬，但是，從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來講，確實如此，本人確實沒有多少道德觀念。

　　我看過許多當年下過鄉的知識分子寫的東西，我認為他們對農民和農村的認識，的確是和沒有下過鄉的人相比，要多很多的，雖然他們仍然要大罵毛澤東讓他們下鄉。其實，下鄉已經使他們受益匪淺。

　　所謂的“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并不是說讓農民給知識青年上課，而是學會農民的生活方式，知道這種生活方式，獲得新鮮的真實的知識。什么叫受教育？受教育就是獲得新知識，你獲得了新知識，你就受了教育。你了解了大猩猩，你就受了大猩猩的教育，你了解了農民，你就受了農民的教育。就這么回事。

　　此外，當年知識分子說是說被強迫改造，強迫的程度如何？對哪一些人實施了強迫？其實，真正被強迫的人是很少的，是那些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的知識分子。但文革期間，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又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實在是少而又少，少得不得了。

　　就說王蒙吧，去新疆農村生活了十幾年。王蒙在自傳式小說《狂歡的季節》里講他是怎樣去新疆的，是他在文革發動之前的1965年自愿申請去的。連去的地方是新疆，而不是青海，也不是西藏，也不是甘肅，也是他自己定的，并不是說有一個什么法官判他到新疆。而他的申請獲得了批準，辦理了各種手續，就和全家人自己買火車票出發了，并不是說有一個警察把他押送去的。在八十年代以前是沒有什么收容遣送條例的。更沒有一種景象是兩個警察押送著一個知識青年到鄉下去這回事。知識青年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當時的知識青年什么時候想干活什么時候想放假，想回到城里住上一段時間再回到鄉下，根本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誰也攔不住。我說我的經歷，不就已經說了我姐后來名義上是下鄉，實際上卻呆在家里嗎？

　　還是說王蒙，他申請去新疆了，可是他的一些右派同伴，卻選擇呆在北京。把他打成右派的他的領導，也是知識分子，也是更想不到去新疆，也是選擇呆在北京。這本身就說明，是去農村，還是不去，完全是知識分子自己可以選擇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來了，那些王蒙的沒有去北京的同事，領導，都怎么樣了呢？都受到的批斗，有的還被打死，他的原來把他打成右派的領導，現在自己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有的自殺有的挨批斗挨打。

　　那么，那些打人的人，迫害人的人，是農民么？是工人么？整個文革期間王蒙就呆在新疆農民中間，那中間就沒有任何一個農民想到要打王蒙，要迫害王蒙，王蒙甚至根本就沒有被游過街，被開過批斗會。那么，實驗表明，農民根本就沒有迫害王蒙的任何愿望。

　　實際上不止王蒙的小說，你就看絕大多數經歷過文革的右派們寫的小說，即使說到他們受到怎樣怎樣的迫害的時候，都沒有提到過農民迫害他們，農民把他們打一頓這樣的事情。林希寫過一篇小說，也是說的他在勞改農場，那個勞改農場的頭兒倒是迫害他們，但是有一段時間他被借調到附近村子里工作，他就說那村子里的農民，包括黨支部書記，對他都很好。大右派丁玲，在回憶她在東北農村下放多年的過程，也說農民對她很好。

　　那么，那些迫害人的人，究竟是誰呢？還是知識分子。因此，可以這樣說，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迫害行為，都是知識分子迫害知識分子，是這一撥知識分子開另一撥知識分子的批斗會，將另一撥知識分子游街。

　　我認為王蒙是會感謝毛澤東的。因為他聽了毛澤東的話主動來到新疆，文革期間過得很好，甚至伙食都很好，夫妻兩個成了烹調專家，文革結束后寫了那么多有趣的小說。而他的同事們賴在北京，個個都沒有什么好下場。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真是一點也不假。

　　實際上文革期間的許多亂打亂鬧，很多都是知識分子之間的亂打亂鬧，問題成堆的地方，都是大專院校各研究機關政府各部門等知識分子成堆成群的地方，是知識分子的狗咬狗。真正有人想通了，離開那些是非之地。來到廣闊的農村，那些個亂七八糟的矛盾就被遠離了。

　　實際上文革中的許多極左，正是現在的極右。我記得前年看過一篇中國作家的一個回憶錄，講的是北京一批作家在文革期間到福建那兒生活，這些人都加入到五七干校中，都是編成連隊的。那文中就講到一個女作家，現在已經在美國堅決地反共。而當時她是連隊的政治指導員，卻是最左的一個。這個回憶錄講到一件事情，就是當時連隊的食堂伙食差，而知識分子們都還是有一些錢的，因此希望能夠向附近的農民買一些雞或者鴨來改善生活。這件事情，一個從武漢部隊調過來的部隊里農民出身的連長，認為可行，可是那個女作家，身為指導員，卻堅決制止，你們說是誰左？文中還專門講到，大家每年回北京探親，也都還是穿著普通的衣服，偏偏這個女作家，這個政治指導員，穿著渾身打補丁的軍裝，穿著草鞋，還背著一個紅軍時期的那種樣式的斗笠，以表示她的革命化，并不是說有一個警察用槍指著她逼著她這么做，她還是政治指導員，也算是一個當時的官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人打小報告的，比如說報告某人寫了反動日記。那么，受理這個報告的人，如果是工宣隊長，或者是軍宣隊長，就很為難。工宣隊長和軍宣隊長都不喜歡沒事找事整人的。什么樣的人能夠從一個人的日記里的字里行間看出這個人反黨呢？還是知識分子，就農民那文化水，根本就不會去看人家寫的日記。實際上工宣隊長遇到這事都是努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什么“敵我矛盾人民內部處理”，也就是那個時候發明的，意思也就是不整你了。

　　柏楊寫過《丑陋的中國人》，但是他這一輩子是沒有接近過工人農民的，他的生活圈子，就是知識分子，因此，實際上是丑陋的知識分子，他在文中寫的那些所謂中國人的毛病，都是知識分子的毛病。如果他能夠象王蒙那樣在新疆農村和農民們一起生活上十幾年，未見得能夠得出丑陋的中國人的結論。

　　我幾年前還看過〈當代〉雜志寫的一篇社會實錄，那個作家就采訪了一個打掃廁所的工人，了解他的情況。這個老工人可是打掃了一輩子廁所，現在已經搞承包了，因此他管的那個公共廁所是收費的。這篇文章也問到這個工人文革期間有造反派讓知識分子來打掃廁所的事情。這個工人說當時他的確手把手教知識分子們怎樣打掃廁所來著，他說確實有一個知識分子感到委屈就在他工作的這個廁所里自殺了。然后他說，打掃廁所就叫迫害，那我打掃了一輩子，算不算受迫害？我是不是也應當自殺？然后表示，毛澤東很仁慈，沒有把那些知識分子都殺了。這個工人還說，說是說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分子知識化，讓我們工農分子知識化誰不高興？但是讓知識分子工農化他們就不干了，覺得他們挺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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