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是工人地位空前高漲的時候，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的身份，那真是比是幾級干部還自豪。這現(xiàn)象從九十年代的電視劇《渴望》中還可見一斑，固然電視劇是帶著嘲笑的意味。當然，那時候工農(nóng)差別還是挺大的，農(nóng)民生活普遍不如工人，特別是體力勞動要比工人重和勞保方面又比工人差。但總起來說，工農(nóng)差別隨著工業(yè)的發(fā)展及農(nóng)業(yè)集體化和機械化的普及在逐步縮小。
八十年代隨著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知識分子被作為人才而受到普遍重視，開始了一個知本位的時代，處處講學歷，知識分子——一個本來就看不起工農(nóng)的階層，開始脫離了工農(nóng)而出現(xiàn)了。他們的抱負和志向都很遠大，在工廠的要脫離工廠，對他們來說做一個科學家，研究一個課題，拿諾貝爾獎金，才是他們的出路；在農(nóng)村的要脫離農(nóng)村，到城市或大城市發(fā)展。他們覺得工人農(nóng)民沒有出息，甚至開始厭惡他們。《渴望》中王亞茹對工人的“他們是小市民思想”的評價，和王滬生對工人妻子劉慧芳的拋棄；《人生》中高加林對農(nóng)民未婚妻巧珍的拋棄，都說明了知識分子對自己身處工農(nóng)地位的不滿。
但是，八十年代隨著老干部的復出，官本位的思想也開始抬頭，一些老干部走后門，官商官倒，就是這一思想的體現(xiàn)。（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的官場腐敗埋下了伏筆。然而，真正使官場腐敗盛行的還是隨后出現(xiàn)的資本位思想。）知識分子感到了自己對官本位的無奈，“學好數(shù)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知本位與官本位的沖突，讓他們感到明顯的壓抑。本來，知本位思想就是讓一些精英即一些大知識分子控制國家，實現(xiàn)他們的報復，讓他們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官本位思想?yún)s始終不給精英們這一機會，他們想的是官員的利益最大化。事實上當時官商官倒盛行，并沒有讓知識分子得到多少好處。
九十年代，資本位的思想強大起來，這一思想，很快的融合了知本位和官本位的思想，一切由資說了算。資可以有知,可以買文憑啊；也可以有官，可以賄賂官員和買取官職啊。可以說資本位更促進了知本位和官本位，有了知本位，便可以讓大部分的官職掌握在有錢人的手中，因為有錢人拿文憑容易，而且避開了用錢買官的嫌疑；有了官本位，有錢人便可以為所欲為，無所不能了，官商勾結，財源滾滾。可以說，九十年代是知本位和官本位同流合污的時代，它使資本位盛行起來。
但是，資本位并沒有讓知識分子普遍得到好處。尤其九十年代后期以來，知識分子的命運實際上是堪憂的，他們中一部分能與資本聯(lián)合起來成為其幫兇，而大部分將不得不接受與工人在一起的命運，他們與工人在一個水平線上生存。許多知識分子，不敢面對人生的恐懼，走向了人生的盡頭。高文憑的畢竟是少數(shù)，能夠與資產(chǎn)階級同流合污的畢竟是少數(shù)。這些知識分子，在現(xiàn)實面前不斷覺悟著，他們必將與工人一起去建造光明的未來。
舊中國造就了不少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他們英勇地與工人站在一起，導致了新中國的到來，新中國也必將造就更多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他們也必將與新中國的工人一起以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為榜樣，去創(chuàng)造更美好的未來。
讓我們攜起手來，走與工農(nóng)相結合的道路，把我們的思想回歸到毛澤東的“工本位”思想上來，為創(chuàng)建一個真正平等民主自由的社會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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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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