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發生學，或女人為什么要革命——紀念劉海粟

                              　　文 香水AK47

反右和文革期間，很多知識分子據說都遭到了非人的迫害。近日在網上看到一篇流傳甚廣的關于劉海粟一幅裸體素描的文章，讓我想到“迫害”這個主題其實是大可討論的。今天，也就是2005年8月7日，是劉海粟大師逝世十一周年，讓我們來回顧大師一生中的幾個片斷，以為紀念。

   　“公安局給了一份宣判書：你的罪名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判了25年。”

　　我問：“判了25年！有沒有去服刑？”

　　郁宏達說：“當時因為劉老身體不好，所以監外執行。第二年劉虎回來，他是聯合國的秘書長助理，說要回來看望父親，結果上面叫趕快給劉老脫帽子。也就是說，判刑的第二年就沒有事了。”

劉海粟交待我：“這些你都要記下來，以后寫傳記回憶錄都是重要的材料！”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簡繁著《滄海》。）

上文中的“我”是已故美術大師劉海粟帶過的研究生、后來移居美國的畫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劉大師傳記《滄海》的作者簡繁。被判刑的是劉大師，那是1971年的事。

導致劉大師被判刑的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具體事實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根據劉大師1983年在南京的講述（即按簡繁傳記的說法），大概是源于三十年代劉海粟與藍蘋一段“說不清”的舊事惹的禍。

簡繁在傳記中這樣寫道：

  　［“那個時候趙丹在上海已經很有名了，藍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一天，趙丹請我到一品香吃飯，我就問起這個藍蘋。趙丹很聰明，他說校長如果有時間，吃完飯我陪你去見藍蘋。我也是一時高興，就答應了。他領我到他們的排練場，墻邊有一個穿旗袍的女孩子，踱來踱去，在那里背臺詞。趙丹告訴我那就是藍蘋，就招呼她過來，告訴她，這是上海美專的校長劉海粟。藍蘋一聽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崇拜得很啊！”］

  　［看劉海粟的心情不錯，我大膽地問：“江青為什么在乎老師身邊有關于她的東西，是不是當初老師真的跟她有一點說不清的關系？”］

  　［劉海粟大聲地噢了一聲，虛著眼睛搖頭，很感慨地說：“人世間有許多事情說不清楚啊！誰也不會知道，一個同你做過模特兒，同你……被你冷落不要了，這樣的女人，后來竟然……我的侄兒劉獅當年同趙丹他們時常有來往，后來由他出面把藍蘋約來給我畫過兩張油畫。前面一張是清晨欲醒還睡的姿態，后來一張是像安格爾那種樣子的躺姿。藍蘋這個人單說外表并不出眾，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還有一點，這個人倒是有一些藝術天分的，你同她說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種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軀非常優秀。藍蘋就是這種女人。”］

  　［劉海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接著說：“趙丹也是吃了這方面的虧啊，最后給死掉了。我還算幸運，‘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來了一群小孩子，紅小兵，把我的素描、油畫，統統拿到院子里燒，中間就有那兩張藍蘋的人體油畫。再后來，來了一批‘四人幫’的特務，住在我家里搜，不停地審問。我猜想他們是沖著那兩張畫來的。這個時候幸虧已經被燒掉了，要不然就不得了啦！”］

  　［沉默了一會，劉海粟神情嚴肅地囑咐我：“這種事情一定不可以拿到外面同別人亂說的！要說，也要等到我百年之后寫我的傳記回憶錄的時候。”］（ 網址見：

http://cul.sina.com.cn/l/a/2002-12-03/22720.html

http://news.163.com/41206/4/16U52NBA00011246.html

http://bbs.people.com.cn/.../ReadFile?whichfile=23355&typeid=93）

看完，第一個疑問就是，這“說不清”的關系是真的嗎？有此疑問的肯定不止我一個，曾見一條評論說“真的假的？這可是我見到的最大八卦。”

《滄海》這部傳記，據說是作者簡繁根據一百多盤對劉大師及其夫人夏伊喬的訪談錄音整理而成的文字，號稱“絕對真實”。書出了5000冊，而市面上并不好找到。但這一段文字，因了“藍蘋”這個名字，因了“裸體”這個賣點，更因為牽涉到史上重要人物之間的關系，以及無法剝離的政治色彩，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著。問題是，關于劉大師和藍蘋之間“說不清楚”的事，除了大師本人口述，在其他文獻中從未有任何記載，看來是孤證了。于是不免想到了著述者的態度、史家的態度——什么是真實？傳主本人談話錄音的記述就是真實嗎？這段口述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至少從這一部分來看，《滄海》這部書最好不要叫作“傳記”，還是叫“劉大師訪談錄”更客觀一些。

鑒于劉大師影響甚巨，那篇文章又流布甚廣，就不妨拿來討論一下。既然無從見到反證資料，姑且相信大師的話，把他的敘述看作是歷史的真實。那么，從中我們又看見了什么呢？

很遺憾，我看見了大師的無恥和虛偽。

非常驚訝于劉大師對女人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女人，大概無非是劉大師這類騷人雅士手中的一把紫砂，供人賞玩而已。不光如此，那征服者的戰績還是在同好中炫耀的資本。一生不只有一段感情，不只有一位伴侶，這本是人生常態，無可厚非。但情緣已盡時，非但不以愛惜和感恩之心待之，反以輕慢的口吻褻瀆之、貶損之，就不僅僅是狹隘了。也許只能這樣解釋：大師當時根本沒有動心，沒有動情，那蠢蠢欲動的，不過是器官罷了？他感興趣的，不過是“身軀”罷了？對于大師，不乏這樣的評價：“既是東方畫壇的獅子，國際級的藝術大師，又是善于發現女人美、善于利用女人的‘老不正經’的‘**狂’，中國當代的唐•璜！”、“他自己美滋滋地說：‘我一生光這方面的事寫起來就不得了！’” 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以此等張揚狂放，和日本軍官比賽誰砍下的中國人頭多多少有得一比。此無恥之一，是謂男人之無恥。

這段秘事，既然生前不敢公之于眾，就應該永遠不說。假如當年被“專政”時敢于大大方方說出來，倒也不失為一條好漢，至少是率真的流氓。但他不敢。而后，天翻地覆了，對方鋃鐺入獄了，百口莫辯了，死無對證了，大師就又表現出他當年遭到軍閥通緝和封建勢力圍攻時那種“刀鋸鼎鑊，所不敢辭”的無畏態度。踐行識時務者為俊杰的古訓嗎？不過，“真話”這東西，多少人當年過著像狗一樣卑微的日子時是斷然不敢說的，后來乾坤倒轉復又氣沖斗牛之際也就敢說了，不光敢說，而且是大說特說、年年說日日說，直到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富于先見之明而未被發現的真理化身。這種事情在中國文化人身上稀松平常，不獨大師一人有此作為。此無恥之二，是謂文人之無恥。

如果說懾于高壓，“作率真的流氓”是苛求了大師。那就回到這樁“風流韻事”內部去看一看，虛偽是怎樣生動展示出來的。作為中國首開裸體模特寫生新風的藝術教育家，劉大師自然是新文化史上反封建的先驅。然而，這位新文化的旗手在私生活中又是怎樣實踐他的新思維的呢？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肯于做裸體模特的女子不知要頂住多大的輿論壓力，中國第一位女人體模特姓張，曾因此被其父打得遍體鱗傷。當年，劉大師因為在上海美專開模特和人體畫作之風，招致物議與威脅，曾發出“我反抗！我反抗！我們的學校絕不停辦！我劉海粟為藝術而生，也愿為藝術而死！我寧死也要堅持真理，絕不為威武所屈”的堅定誓言，表明自己藝術追求和不向世俗妥協的決心。按說，他理應引筆下的女模特——甘冒巨大風險為其藝術作出了特殊貢獻的人——為戰友，為同志，至少心中應懷有感謝感激之情。怎么事過幾十年，憶及此事，竟說出“一個同你做過模特兒的女人、同你……被你冷落不要了”的話，這充滿蔑視的輕佻語調像極了古代流連青樓的狎客文人。女模特兒是什么？劉大師又視一個尊重他藝術家身份和人格（但愿他有）的女模特兒為何物？一個挑戰封建秩序的勇士形象就這樣轟然坍塌了，煙消云散。

一個是初出茅廬的女演員，一個享譽滬上的富家公子、海歸藝術家、文化名流、美專院長，通觀劉大師和他的女模特兒二者的關系，用不著明眼人也能判斷出誰是強勢，誰是弱勢。而古往今來的風流韻事在表面的男歡女愛中莫不隱藏著強勢對弱勢的欺凌。

與虛偽的人談真誠，豈非滑稽至極？

這時，再回過頭來看60年代康生欲廢除美術教學中的人體模特兒的理由之一：“這種辦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美術界玩弄女性的借口”，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在這個問題上，倒是毛澤東主席有著開闊的眼界和清醒的頭腦，為次他在1965年和1967年兩次批示：“定一、康生、恩來、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應當改變。男女老少裸體model，是繪畫和雕塑必須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壞事出現，也不要緊。為了藝術學科，不惜小有犧牲。請酌定。”、“畫畫是科學，就畫人體這問題說，應走徐悲鴻的素描道路，而不應走齊白石的道路。”從這兩個批示當中，我們看到了毛澤東主席對科學、對藝術的尊重，也難怪劉大師聽聞此事之后感嘆道：“毛主席他懂啊！”。那么，對于映射在女性身體上的封建意識和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準備怎樣解決？毛澤東的做法是，改造人們——包括藝術家——的思想，其中包括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手段。如果平心而論，不能不說，文革這種嘗試，至少從動機上，蘊含著對人的價值——尤其是女性以及歷史上一貫受迫害的弱勢群體的個人和集體價值——的尊重。

幾千年來女性的命運一直被男性主宰。她們是男人的母親、女兒、妻子、姐妹、情人、朋友、同志，但很多情況下，她們是娼妓——明娼、暗娼、公娼、私娼、以及私有制條件下多數良家婦女實際上扮演著的“丈夫的專用娼妓”的角色（盡管良家婦女們會強烈反對這個判斷）。在多妻制度的中國封建社會，女性基本上以無性的愛和無愛的性為特征，她們不僅沒有經濟獨立的權力與意識，在性實踐上也從來沒有女性主體意識和權力。所以林語堂在《婚姻與職業》一文中說：“現在的經濟制度，你們都明白，是兩性極不平等的。……唯一沒有男子競爭的職業，就是婚姻。在婚姻內，女子處處占了便宜。這是現行的經濟制度。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稱心的職業。”

迫害，正是女人革命的動力。五四運動后，男女平權、婦女解放的呼聲日益高漲，新女性開始致力于掙脫舊式婚姻束縛、爭取戀愛自由、謀求教育與職業的權利。以藍蘋為例，作為一個有思想、追求獨立的新女性，她離開家鄉，來到當時思想最為解放、左翼文化工作者最為集中的上海謀求發展。20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滿足男性欲望而發展起來的上海資產階級文化產業，在本質上延續了對女性的壓迫，女性的商品化隨著社交、演藝、選美的繁榮日甚一日。甚至那些接受了西方人道主義熏陶的新派人士、甚至某些左翼文化人士也不脫此窠臼。藍蘋厭惡上海污濁的氛圍，她要尋找一個全新的世界，她去了延安。即使在延安，受舊文化影響，也還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她，更質疑她作為領袖伴侶的正當性。而事實證明，江青，這個勇敢的女人，確實找到了最合適她的伴侶，他們一起為自身的解放奮斗，一起為全中國人民的解放奮斗，不惜被摔得粉身碎骨。

1949年的革命顛覆了舊的秩序，這當中自然也包括了某些流氓藝術家們不能再隨便以藝術的名義放縱自己的器官。當然，任何一場激烈的革命，都難免有些矯枉過正，精確的革命人類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于是，新新世界就充滿了感人的控訴：這是多么悲慘的事啊，這是多么慘無人道的迫害啊——是啊，只有他們才是人！相當一些控訴者，無非是享受了他們本該享受的一點報復，就大哭大叫，好像別人的苦難從來就不是苦難。

扯遠了點，既然是紀念大師，還是再談談令我無限感慨的大師的另一樁軼事吧。1985年，上海文物商店層賣出過一批冒名劉大師的畫作。在這件事上，劉大師是受害者，本是值得同情的。但其后的調查過程中，有一件小事令人唏噓，也讓人窺見偶像的真容。那是1986年，上海朵云軒在香港搞畫展，劉大師恰在香港，在畫展上見一幅署著自己名字的荷花圖，大怒，斥為贗品。調查假畫案的工作人員見題款中寫明是贈給一位叫“道勤” 的先生，于是經過走訪，了解到，那畫應該是劉大師贈給“道勤”的真品。裱畫工華道勤為劉海粟裱畫多年，有時不收費，大師會以畫充抵。“文革”中，劉海粟門庭冷落，華道勤仍常去看望，還幫劉海粟弄來一塊板，去朵云軒買來顏料，再貼上紙，讓劉作畫。大約有一年時間，劉海粟的畫，不少都被華道勤拿去了，有的畫上還落了款，稱他為“道勤老弟”，大師也經常對華道勤或其妻說“道勤常來走走”。華道勤年老之后身患重病，神志喪失，臥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其妻就把家里的畫拿去賣掉補貼生活。那幅荷花圖就是這樣流到市場上去的。該工作人員后來向大師提及此事，大師依然否認那是他的作品，說“華道勤幫我裱過畫。我送畫給他，是幫他的忙，但不會落款，不然賣不掉錢。”又說：“這幅荷花圖，畫得污糟糟的，絕對不是真的。再說，他是個裱畫的，我怎會跟他稱兄道弟呢？”

在這件小事中，我完全可以諒解一個老人因年事已高的緣故記不清一些過去的事。但不能原諒的，還是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一個裱畫的，為什么就不能跟他稱兄道弟呢？畫畫的，裱畫的，在人格上不都是平等的嗎？畫畫的跟裱畫的稱兄道弟，難道就辱沒了自己的身份？何況，那個被大師看不起的“裱畫的”還在他困難時幫過他。雖然，困窘的日子過去了，但做人的原則也可以隨意蹂躪么？或許，什么做人的原則，確實是可以不要的，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人與人平等的概念。

如果說這些都是小節，而大師在小節之外，大節又如何？

簡繁的《滄海》中，大師是一個頗為自負的人，指點江山，臧否人物：康有為對他如何如何；魯迅對他如何如何；傅雷有學問，但他“崇拜我”；傅抱石不會用筆，但他是“我的學生”；曹禺是大師，但是他“也崇拜我”；錢松巖（巖的古體字）是捧出來的，根本沒本事；張大千跟他學過畫；徐悲鴻是他的學生；范曾、廖靜文不怎么樣；某某是騙子；某某是小人，偷過畫，品質極壞……

但我卻看到這樣一篇文章，對劉大師也一點沒客氣：

　　［網上有一篇名為“徐劉之爭”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劉海粟“趁師傅周湘不在家的時候去借芭蕉扇，對師母愛不釋手，師傅知道后一病不起，回到金陵，告老還鄉。老徐（徐悲鴻）本比季芳兄（劉海粟）大一歲，而且尊師愛道，周湘死后，師母寫信細說原委，讓老徐秉持公道。從此，明里大家不說，但爭的什么，劉和徐最清楚。”這段文字太隱諱，很難從中一窺事實。那么，關于劉海粟是怎么禮遇恩師周湘的，請看這一段文字：“把他（劉海粟）怎么樣欺師滅祖，買通打手毆打恩師周湘，買通法官逼迫他的老師還債，最后致其（“致其”二字，本文作者添加）含冤去世。九十年代，‘周湘’的孫子在香港報章上給他（劉海粟）公開信，他避而不答,逃避現實的做法，公諸于眾。”］

　　［其實徐劉二人最大的爭議是關于日偽時期的人格操守。日偽時期，徐悲鴻先生無論在藝術創作上（比如他的旨在喚起民眾不屈抗日決心的《田橫五百士》和《徯我后》兩幅作品），還是在積極籌款抗日、不與日本人同流合污的個人操行上，都示范了人性和民族性至高尊貴的一面，令后世景仰。而我們的“藝術叛逆”劉海粟先生，即便是在他的忠實門徒筆下，其日偽時期的經歷也是被羞澀地略過的，又或是被惶惶然地飾以“赴印度尼西亞辦畫展以捐國資抗日”的美言，然而終究是不敢提及他 “坐日本的軍用專機回中國來參加抗戰”這種“天大的笑話！”。至于“他（劉海粟）四十年代在上海舉行畫展,竟然要請日本駐上海的駐囤軍司令剪彩”的事實，則是諱莫如深的劉門大忌。漢奸吳湖帆與劉海粟關系非同一般，而“劉海粟跟陳公博、周佛海的交情”，只會“比吳湖帆更進一層”。吳湖帆是漢奸而劉不是，這種邏輯，叫悖論吧？］（以上見 藝博網 《徐悲鴻和劉海粟的人格尊卑》 滄海一笑http://www.jianwangzhan.com/cgi-bin/index.dll?page8?webid=jianwangzhan&userid=1905674&columnno=0&articleid=1001）

呵，和這樣的人談操守，不知是對誰的侮辱。

在男性書寫的歷史里，隱去了多少女性的屈辱？在知識分子書寫的歷史里，隱去了多少底層人民的血淚？在強勢者書寫的歷史里，隱去了多少對弱勢者的迫害？因此，你不能不承認，顛覆，總是有道理的，革命，總是有價值的。特別是，在一個女性商品化重又盛行的時代；特別是，當某些網站為了招攬看客，為了渲染某種不好言明的暗示，把一幅根本不是出于劉大師之手（似乎是悲鴻先生的作品），但確是足斤足兩的裸體素描擺上網站時，不禁想到，迫害別人的人，總是要招致迫害的，這就是迫害發生學的基本定理之一。

劉大師1994年8月7日仙逝，活了99歲，只差一年就可以尊稱為人瑞了，有點遺憾。他一生沒有參與革命（按49年后“改革命為執政”的說法），但未必沒有參與“發動”革命，某種意義上也算是為革命做過貢獻了，也值得紀念。大師千古！

200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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