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分野一般劃定在五四運動。
貫穿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矛盾在現代化語境下表現為民族救亡和社會轉型的矛盾。中國近代史上的各階級、階層間的矛盾歸根結底是由這個基本矛盾引起的。這種矛盾主要表現為政治主張不同，而政治主張不同又主要表現為對基本矛盾兩方面的側重不同。此外，客觀條件的變化也會使得同一階級或階層為貫徹政治主張而進行的活動升級。
農民階級主要側重于民族救亡的一面。當然，一定條件下它們也會提出變革社會制度的任務；但由于它們自身的保守性和狹隘性，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制度轉型問題。它們對整個時代環境的變化毫無察覺，因而最多也只是將歷代農民戰爭提出的綱領性口號系統化為綱領本身。但這樣做事實上是在所有可能的選項中選擇了一個最落后的方案，是在將中國拉向倒退。如果說農民戰爭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還有一定進步意義的話，那么近代史開始后的農民戰爭則幾乎可以全盤否定；如果說還有那么一點積極作用，也僅僅表現在抵抗外來侵略這一點上。這在后來的義和團運動那里得到了證明。
相反，知識分子的眼光要遠得多。他們已經認識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治本之策是實現社會轉型。他們試圖在文化和制度兩個層面實現這一轉型。但不幸的是歷史不等人。每每當他們還在做準備工作或進行內部爭論時就已經國難臨頭了。這使得他們再也不能做冥想的哈姆雷特，轉而要做戰斗的堂吉訶德了！
維新派首先發難。他們本來還在做文化層面的工作，闡述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可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使得他們再也坐不住了。他們認識到必須立即將政治主張化為制度變革的實踐，否則亡國滅種就在眼前。但不幸的是他們失敗了。
繼之而起的是革命黨人。他們吸取了維新派的教訓，一上來就采取輿論斗爭和軍事斗爭兩條戰線同時并進的策略。可新世紀的黎明降臨時，中國的災難局面誠如陳天華所言，非但沒有減弱一絲一毫，反倒增加了幾分。于是革命黨人加快了軍事斗爭的速度和力度，終于在1911年邁出了近代化進程的重要一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政體形式，建元民國也即共和國。
這之后，中國的局面由于軍閥混戰的掀起也并未得到根本改觀，近代化兩大任務的完成仍然任重而道遠。但由于一戰的爆發，帝國主義無暇東顧，因而提供給了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冥想和辯論的時機。這就是力圖在文化上實現轉型的新文化運動。
但歷史似乎不愿多留給中國一絲喘息的機會。不久一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中國在膠東半島的主權居然由德國人轉到了日本人手里。全民族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危機感再次空前膨脹。他們被迫中斷爭論，因為歷史向他們提出的緊迫任務是趕緊拿出方案。
當代中國對“五四”精神的定位出現了兩種論調，官方認為是愛國主義，主流知識分子認為是自由主義。出現這種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雙方的歷史語境不同。知識分子習稱的所謂“五四時期”實質上是指新文化運動，而官方則強調原本意義上的五四學生運動。殊不知，1919年5月4日的到來實際上中斷了新文化運動的進程，意味著“五四時期”的告一段落，原因就在于時間已經不容許知識分子繼續爭論了。
由此我們可以想見，胡適當年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的真實動機就在于此；而李大釗對他的反駁在出發點上與胡適并無本質區別，只是他認為確實不必爭論了，因為我們已經有新方案了。所謂“問題與主義”之爭在今天的現代化語境下重新理解，其實并不是什么兩種方案之爭，而是已經有方案和暫時沒方案的矛盾造成的誤會。
可中國知識分子、原先的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們卻真的從此分道揚鑣了。中國現代史由這個令人嘆惋的分野拉開了序幕。
由于在實現社會轉型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這一認識上的高度統一，中國現代史的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它主要反映在人們對轉型的理解和選擇上的差異。具體而言，表現為以下三大問題：第一，哪個層次、哪個領域的轉型最為關鍵？第二，轉型的目標取向是什么，或者說轉成什么型？第三，在完成這個轉型的過程中，如何處理新事物與傳統的關系？這一時代有責任感的中國知識分子為這三大問題備受內心煎熬，無論是作為“五四”導師一輩的胡適、陳獨秀、魯迅，還是作為“五四”小將一輩的瞿秋白、毛澤東、劉仁靜都無不為之勞神心傷，只不過他們最終的選擇不一樣，并且終于都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代價！他們的悲劇是一個時代下一個民族的悲劇。
正是在歷史語境轉換的時代背景下，“全盤西化”的爭論開始興起，因為上述三大問題的本質是中國到底走一條什么樣的發展以至崛起的道路，或者說走一條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現代史以“五四”為起點是正確的，因為中國人從此開始面對一個嶄新的課題——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初露尖尖角的現代性問題。
新中國的頭三十年過得很郁悶。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高度集中與統一似乎暫時屏蔽了現代史的基本課題。可是當“文革”結束后，有人從文化心理的角度解讀毛澤東的一生時驚訝地發現他居然走了一個圓圈，晚年實質上是實踐早年的理想。人們這才如夢初醒，原來中國人沉睡了三十年，而現代化不僅遠遠沒有實現，事實上是剛剛開始。
中國人不得不為完成這一任務而開始新一輪勇敢的探索。鄧小平毅然決定改革開放，他認為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學習西方的經濟體制。我們一百多年來依次學了西方的技術、文化、制度，可就是沒有學體制。他和毛澤東一樣，是意志堅定的偉人，88歲高齡還在為此戰斗不息。
可是新問題又隨之而來，包括制度與體制的矛盾、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矛盾、已改革的體制與尚未改革或尚未完成改革的體制的矛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性問題的幽靈又兩次現身。一次是89年風波和緊跟其后的蘇東聚變，一次是90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戰。它們再次將“全盤西化”問題提了出來，其實質仍然是懸而未決的現代性問題——究竟是走民族特色現代化之路，還是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
90年代的大論戰中，新左派還首次將抵制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中國的襲擊當作主要威脅提了出來。99年發生的中美沖突一度使坊間輿論傾向新左派，因為很多民族主義者也在這時站到了新左派一邊，而他們是民族資本的代言人。這些現象表征出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又一個新課題——如何處理民族工業與全球化的矛盾？新左派、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使得民族利益問題和社會轉型問題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再次被牽扯到一塊兒。
這些爭論不僅是現代史沒有解決的現代性問題的幽靈在中國的徘徊，甚至似乎還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復活了近代史的基本問題——民族特性和制度文明的矛盾。事實上這個問題在當代中國以各種形式出現，比如民間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一些人否定他，認為他創立的制度為中國帶來了災難，另一些人肯定他，卻是著眼于完全不同的方面——他在世時沒人敢欺負中國。看來，現代性問題的幽靈還遠未到舍中國而去的時候。
1840年珠江口的一聲炮響帶給中國的是什么？是中國人自強不息傳統的重拾、振興中華的努力探索，也是綿延至今的困惑和焦慮。當西方殖民者第一次實現人類歷史上真正意義的環游世界時，他們沒有意識到世界歷史正在開啟，更沒有意識到這意味著世界不平衡發展的起點。農業時代的不平衡不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因為一方面世界遠未被聯為一體，另一方面入侵者是落后的游牧民族，而這兩條在世界近現代史上恰被完全顛倒過來了。這正是第三世界現代性問題的本質根源。
2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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