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與火的祈禱,別了漢唐。

五、別了，漢唐
柳宗元的《封建論》評論了封建制度下的過失，以為“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因此他認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也就有了結論：“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表達了儒家“天下為公”的信念。所謂公，從理論上說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皇帝，陳勝如此，項羽如此，劉邦亦如此，沒有差別，有德者居之，如同現代西方的總統競選。問題是：如果說西方總統的競選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出現，東方皇帝的選舉卻是以血與火――“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的方式來完成的。后者未免殘忍了，只能造成生產力的破壞，人群的滅絕，促使社會的退化，“公”亦何益？不過，西方的總統競選同樣只是選票的征服，雖然比中國封建制度下皇帝競選的過程平和了許多，但是選票的征服同樣掩蓋了大量的社會矛盾，于是就有了過去的世界大戰、冷戰和現代的恐佈運動。
　
社會需要什么樣的方式以調整客觀存在的矛盾？其實悠久的中華文明早已作出了回答，這就是“和”。
在孔子2540華誕前夕，1988年初，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集會，瑞典物理學家阿爾文博士在發言中指出，“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到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孔夫子那里尋找智慧。”（1）
披覽中國歷史畫卷，悲歡離合盡在其間。漢唐盛世如巍巍高峰卓然屹立，然禍福相倚，留下了長長的陰影：萬馬齊喑民生凋敝，東亞病夫山河破碎。讀罷長太息，更盡一紙書。唐人李商隱曾經寫到：“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2）。中國人的不幸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制度。中國的封建制度是精英強權和民族智慧的結合。正如《舊唐書》所述：“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3）因為民族智慧，強權得以鞏固；因為強權，封建制度終究掩蓋不了自身的不合理性。封建制度下的“和”是扭曲的，原因在于其立足點是“強權”。

“和”立足于兩個基本點：
其一、立足于為“民”，如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4）
“和”之為政，重在愛民，孔子的答魯哀公問表達了他的政治觀念：“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對曰：‘政在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5）在這里把君與民的關系說得明白了，較之于李世民的“水－舟”之論更深刻地說明了政治的本質。
達不到“和”的狀態又如何？老子作了一個描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擾民），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是以輕死。（貪官的剝削和壓迫，促使人民不畏生死的抗爭）”（6）
其二、立足于維“新”。如“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把對于維新的信念刻在盤子上三餐面對，其耿耿之情猶甚于勾踐的臥薪嘗膽；為了維新，君子們甚至可以“無所不用其極。”（7）
在這一點上，儒與道有較大的分歧，道家不樂見更新，以至于清心寡欲。“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絕學無憂。”（8）說的就是以拒絕新鮮事物來完美自我。儒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并非偶然，維“新”維護的生生不息。儒學有別于先秦諸學的基本點就在于它以自己的理想展示了社會對未來的瞻望。

“和”的理念源遠流長。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9）。源自于經典《易經》的《中庸》這樣表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0）。 筆者以為，這是對“和”最為準確的說明了。“和”的方向、目的及其孕含的如同大自然般的蓬勃的生命力都表達出來了，它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事實上，人類的活動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組成，而“和”正是體現了這一個本質性的觀點。刻寫在山東孔廟大成殿上的"中和位育"四個字，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人的基本價值取向。　
“和”是“天之道”的表達。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11）。何謂“天道”？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馀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也就是抑強扶弱，扶貧濟困；“天之道，損有馀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馀。”在這里，指出的是“人之道”――社會的不公；“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12）這是對富強者的希望；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13），孔子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很精辟地道出“天之道”――解決社會矛盾的最佳方案，是“和”。
哲學意義上的“和”就是“合而為一”（14）。“和”相對于“戰”是和平；“和”相對于“亂”是治平；“和”相對于“剝削和壓迫”是起義之后新政權的建立。長城是“和”的象征，體現了我們民族抵御外侮的決心和意志；大運河是“和”的象征，調諧了南北差異、水旱之利與社會的矛盾。“和”的理論包含著社會存在的根本性的道理。
“和”是社會實踐的產物，是先哲們對社會矛盾的觀察、理解和感悟。在以后的封建時代，“和”的理論雖然有各種扭曲、變異，但是也有充實、發展。畢竟理論來自于實踐，對現實的理解只是在于思考者的立場。“和”作為一種信念，對于社會的感召卻是始終不渝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15）是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目標。　
　
“和而不同”是“和”的延伸。“和”與“同”或“不同”處于統屬的層面上。“不同”而“和”是事物良性存在的形式，是事物生生不息存在的方式；“同”則是對它者――“不同”的排斥，萬馬齊喑與萬眾歡呼是等價的“同”，此“和”非“和”。“同”的結果是“以同裨同，盡乃棄矣。”（16）。以社會學的角度說明，就是“專制”。
“和而不同”是對大自然的深刻理解和高度概括。江河的劈山裂土，匯聚了萬水的湍湍不息；流水的浩浩蕩蕩，滋潤了萬物的欣欣向榮。是大地的理解為江河讓道，是江河的的補充化去了大地的干涸。所謂的“理解萬歲”，說的就是“和而不同”。“理解萬歲”達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7）的境界，也就達到了和諧。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為《世界人類責任宣言》確定的全球治理的“黃金規則”。
“和而不同”與“求同存異”是有區別的。“和而不同”是事物本質性的表達；“求同存異”是妥協，等待解決矛盾的時機。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18）。脫離了“禮”和“道”，貶“和為貴”為“和稀泥”是曲解。“和為貴”是對“和而不同”的肯定。所謂“禮”，內涵豐富，就是以“等級”作最簡單的理解，“等級”也是一種“不同”。
宋人曾公亮的《宿甘露寺僧舍》很能表現“不同”的氣勢：
枕中云氣千峰近，床底松聲萬壑哀。要看銀山拍天浪，開窗放入大江來。
可是歐陽修在《畫眉鳥》中又把禁錮下的“同”說了出來了：
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和而不同”是社會學的概念，所表達的就是現代的民主思想，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基本法則，也是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

和諧建立于“和而不同”之上。“和”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和諧”。沒有“和而不同”也就沒有“諧”。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19）這是一句常為人們引用的語錄。甜酸苦辣同勺是“和”，烹煮炸煎一鍋是“諧”。老子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說的就是諸味并雜的美妙。
春秋戰國時期的晏嬰與齊景公有過一段對話。“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說的也如同老子的意思。晏嬰有一個反詰以證其意：“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20）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21）這才是大千世界； “君子泰而不驕”（22）否則只能孤標自嘗了。　
“和諧”不僅僅是“不同”的共存，更是為了“和諧以共生共長”。這后一句源出春秋戰國時期史伯與桓公的對話：“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等，以成百物。”(23)
所謂“和諧社會”，即以民主方式而不是使用強權解決矛盾的社會。封建社會，無論是統治者或是農民都不得不用強權對話。所以封建社會即使存在某種程度的和諧，最終都將歸于血火之災。“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的社會；是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兼愛互利的社會。費孝通說過十六個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還說：“作為一個人類學者，我希望這門學科自覺地探討文化的自我認識、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問題，確立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促進天下大同的到來。”，他認為：“實際上，這也是中國的傳統經驗里面一直強調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主張的傾向。”（24）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5）在這里，孔子將“君子”與“小人”加以對比。重義的君子主張：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是我捍衛你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但是，小人唯利是圖，同利則相投，相左則相傷。
在這里，孔子對于“和”的理念作了更深入和更具實踐意義的探討。儒學是入世之學，孔子的這句話已經深入到社會實踐層面上了。包含有豐富的關于社會構建和社會發展的思想。
在這個命題下，有一些歧解。何晏的理解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26）。在這里把人群割裂為君子與小人之別，也同時把“和”導入心法。　
何謂君子？“《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也就是說，不愛民者非君子 ；儒家在討論維“新”的時候說道：“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27）,也就是說保守黨中無君子；同時“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要做這個君子可就難了，文憑、官位都不管用了，唯有自己的德行接近“中和”的水平，才夠得上君子。關于君子的標準還有：“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說的是重德不重財，錢多了買不了德，還是非君子；“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君子的身份沒有終身制，夠不夠得著，全靠不斷的努力；“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28）家如此，個人如此，無“善”、無“仁親”,要想當君子――沒門。
程朱理學的創始人程顥在《秋日》一詩中闡述了君子情懷：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明確了君子的概念之后，可以理解儒家的“天下為公”。君子與小人之別在于教育，以及受教育之后個體的感悟和自律，所以孔子說了“有教無類”，就是每一個人都有成為君子的可能。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也可以說人人皆可成為君子。正如，圣人的舜，當他還是以耕漁為業的時候，其賢或不肖與后來當了天子的品德是一樣的，其未遇時也，手足胼胝拼命地勞作，也不過免于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又如，扶助秦國強盛的百里奚可謂一代名相，其之未遇時最高的身價是五張羊皮，連吹牛的權力都沒有；待他受知于秦繆公，繆公評之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之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可見，小人和君子并無界限。

另一個歧解就是把這個命題演繹為心法。一些儒生耽于心法，把修練作為加盟君子的方法，卻背離了儒學的本義。宋代心儒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認為義、利水火不容，在何晏注解的基礎上，以義利觀來說明“和而不同”，認為君子的“和”是“義”的結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驅使。清末劉寶楠以為“和因義起，同由利生” （29）其實，所謂心儒是元、明、清三代儒生闡述宋儒的心學部分而成。此時的儒學處于極其黑暗專制的中世紀時期而毫無建樹，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心儒只能有益于封建專制。現代社會，當人們走出了心理的陷井，也無須效仿作繭自縛的心儒了。
沒有入世，心法何益？儒家遵循修、齊、治、平的規則，所謂儒家的心法并不是獨立的概念，而是儒家思想的一個基石。“君子和而不同”并非只是一條道德箴言。體現的是孔子立國安邦的思想，在這里“君子”并不是一種待遇，而是對天下的擔當。
在等級社會里，孔子的這一個命題很容易演變成精英理論，并且進而構建特權階層，成為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巧取豪奪的理論依據。不過從階級屬性來，以教書匠終其一生的孔子很難有、或贊成這樣的理論。成為精英理論，是后人對儒家思想的歪曲。

明白“和”的理論，籍以深刻理解我們民族的智慧。“和”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價值取向。它整體概念包括“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為貴”、“求同存異”與“和諧”。它以寬廣博大，溫熙和睦滋潤著萬物的共生共榮；它以無微不至，持之以恒地解決各種社會矛盾。

中國史上可稱得上和諧社會的時段并不多。唐太宗（ 626 － 649 ）的23年間最值得稱道。盛唐的和諧體現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
唐太宗謂侍下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割腿肉喂肚子），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既妨政事，又擾生民…朕每思此，不敢縱逸。” （30）正因此，他能夠因為自己的多吃多占而感到愧疚，也能夠在聞知川人無法承擔制造海船的重任而停止對朝鮮的戰事。“水能載舟，亦能復舟。”，這個近似于現代“以人為本”的認識是唐太宗實現和諧社會的立足點。
在政治上，唐太宗以博大的胸懷表現出寬廣的包容性，盛唐政治是一種“和而不同”的政治。李世民用人的標準，除了學問和從政的能力也注重德行，即突破了貴賤、親疏的界限，突破了華夷之別，也兼及各種信仰。用人之道，即用人之長，亦防人之誤，二者都是對于人的才能的發揮與保護，更重要的是維護政策、措施的正確性。在唐代此類的和諧成為制度，已經類似于現代民主的制度了。例如貞觀3年，建立了三省駁議制度與合議制，凡國家大事由三省長官會議共商對策。既能互相監督制約，又能互相合作，在“和而不同”中實現“和諧”。在政府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建立協商，這個制度的起源不在歐美，而在是中國的盛唐。 　
要實現和諧，唯有通過“和而不同”。唐太宗的寬宏納諫作為典范載于史冊。他以為：“察善納忠諫，明科慎刑罰”。（31）貞觀期間的直言，直諫成為風氣。魏征、王珪等，無不以直言敢諫名垂青史。他的駁議制與合議制就是依賴這些“和而不同”的臣子們來實現的。
政治上的和諧，直接體現在經濟上的成果累累，杜甫賦詩：“憶惜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此詩是得到大量史實的證明。
以強大為背景的和諧也體現在軍事和外交上，“自太宗平突厥，破延陀，而回紇興焉。太宗幸靈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其義何哉？蓋以狄不可盡，而以威惠羈縻之。開元中，三綱正，百姓足，四夷八蠻，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懷惠，不其盛矣！”（32）
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展現了一個和諧的社會。中國古代民本主義的“仁政”達到頂峰，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達到頂峰。柳宗元評論封建制度：“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顯然是以“貞觀之治”為底牌的。柳宗元一生仕途波折，終未能得志。他說自己寫文章皆本之六經、諸子、史騷，但“其歸在不出孔子”（33）可見他的思想屬于儒家。中國歷史上如同柳宗元類的真正的儒者多數不得意，總是存在于追古撫今的幻想中，現實的社會越是殘酷，對往事也就有越多的感慨，和諧社會總是在理想中。稍后于柳宗元的杜牧寫過：“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夏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34）。杜牧官至監察御史，他寫《阿房宮賦》的目的是：“寶歷（唐敬宗李湛的年號）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柳宗元“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只是對“開元”之治的懷念。同樣是李唐，前后如此不同，實在不是“失政”二字可以解釋的。如果唐太宗的“和諧”之政能夠以制度的形式鞏固下來，讓后世不得違背，盛唐也許能夠繼續下去，我們現在竟然能夠穿著大袍飄飄的唐裝跑到紐約逛夜市去了，筆者當然也不會質疑“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的說法了。
　
另外一個引起人們關注的“和諧”社會是“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宋朝了。宋與唐間57年，宋人是最有資格說“別了漢唐”的，可惜說得不好。原因之一，為避免悍將為亂，實行弱兵政策，以至于國防潰散；其二、多次改革，但是都無法得出好的結果，反而因為皇帝的更換，造成社會的混亂。
自古知兵非好戰。不識“和”的真諦，妄議和平，宋亡的歷史就是一個殘酷的教訓。“臥榻之側，豈容鼾睡”語出宋太祖趙匡胤。如果評中國豪言壯語，此言不出三甲。或者，毛澤東就是因此將唐宗宋祖并列了。這句豪言見于：“開寶中王師圍金陵，李後主遣徐鉉入朝，對於便殿。。。。太祖曰：‘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可許他人鼾睡。’”（35）可惜趙匡胤的后人卻出了一些茍且偷安的和平主義者。宋人自廢武功，在外敵壓迫之下如坐針氈。北宋徽宗傳位于欽宗，以為可以終日詩畫消閑了。在《宮詞》一詩中，他寫到：“新樣梳妝巧畫眉，窄衣纖體最相宜；一時趨向多情遠，小閣幽窗靜弈棋。”詩景俱佳了，如今的文人墨客可得乎？可惜，并不能如愿。1125年遼亡，遼朝是在宋、金合作下滅亡的，但是金人并不把同盟當回事，當年金兵即南下。宋人割地賠款，自降身份稱金主為伯父，亦求和不得。1127年徽、欽兩宗被金俘擄。所謂金即女真，本系中國北方的小部族，不得宋助吞遼亦不能，如果不是宋人的軟弱昏庸，不斷的奉獻、退讓，怎么可能威脅宋朝呢？這實在是非常可笑的一節和平主義頌，足以讓那些耽于和平的人們揣摩。
后來宋人和蒙古人打交道的時候又故伎重演。外交不以實力而以技巧，立國不以軍力而以財力，荒謬！蒙古人向東方的時候收拾了宋人，對宋以南的越人和以東的倭人卻無可奈何，甚至朝鮮被滅后很快就復國了。唯宋人悲悲戚戚地活了一百年，荒唐！
宋亡的時候很悲壯：“十六年二月.諸軍潰。。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陸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后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萬人。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濱，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都有那么一種不怕死的精神，早干什么去了？
“ 贊曰：宋之亡征，已非一日。歷數有歸，真主御世，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36）撰宋史者如此評論，已經沒有多少同情了。
歷史不會同情弱者！中國史上，總是把戰爭看成是實現“德”的一種手段，也是在政治上實現“和諧”不能回避的手段。對于戰爭的意義，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就有一個極為精彩的戰爭評論：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楚、晉師爭于鄭，楚大勝。楚臣潘黨建議，把晉國士兵的尸體堆砌起來作為“京觀”，即“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莊王不同意，他說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37）。在這里，他不是把戰爭理解為武力的征服，而是理解為“和諧”的表達式。
宋亡于對“和諧”的誤解。但是宋人有如此多的赴湯蹈火的忠臣義士，也說明宋政之得人心，這種事情在亡明是看不到的。宋內政的和諧勝于唐，持續的時間也比較長。當其時，言論自由、學派林立、群賢畢集、歌舞升平。歷史上，多數朝代的滅亡基本上是因為政權腐敗、民生凋敝、世事混亂之后引發內或外的戰爭而完成更替。宋則亡于外交與對外軍事的失敗，“和”之不繼，足以令人扼腕。所謂綜合國力以科教能力為先，而科教能力之要在于國防實力的強化。做不到這一點，再多的財富也不過是他人的盤中餐。宋鑒不遠。

無論唐宋，失敗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封建制度――立國為帝王謀。和諧并不可能成為所有的人共同遵守的制度，僅僅只是一種承諾，皇帝變動甚至只是皇帝好惡的改變，都可以讓承諾如廢紙。柳宗元以為，漢“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所以認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從朝代來說，宋是唐相鄰的后一代，可是它的敗亡卻不在柳宗元預測之中，反叛者即不是諸侯“國”，也不是藩鎮“將”，而是他族的入主。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并不能解釋政權的興衰更替，因為這個“制”――封建制，本身就是社會動蕩的根源。如果人民的頭上有一個絕對的權力，那么關于人民幸福的描述就是一個絕對的騙局。任何不屬于人民的權力，隨時都將帶來社會災難。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38）。人類社會說到底，也只是大自然部份存在的形式，同樣服從大自然存在的規律。對于歷史探討愈是深入和廣大，這種感覺也越是明顯。今天的成功可能是明天失敗的縁由，今天的失敗或者奠定了明天的成功；偉大的業績常常掩蓋著巨大的陰影，沉重的沉悶正孕育著火山一樣的熱情。
為了長治久安，所以儒家講求中庸，中庸者非求其中，“執其兩端，扣其中而竭焉。”或者說，大自然提供人類生存的空間，社會提供人群思考和抉擇的空間。不要尋求絕對的正確，絕對的正確是不存在的。如果它存在了，只是意味著另外的一些的正確被復蓋了；如果它存在了，只是意味著將來必有對稱的否定。漢、唐史是如此，更多的中國史也是如此。漢、唐盛世給后人振奮，但是中國更長的時間內是存在于它衰敗的陰影中。漢、唐制度失敗之處就在于它提供給社會思考和抉擇的空間太小，最后只好以動亂和起義來解決沉積的矛盾。
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解決各種矛盾的機制，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和諧”，只有當它比“斗爭機制”具有更加博大的容量才是可行的。我們需要強勢群體對社會的推進，但是我們更需要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關照和讓步。所謂強、弱本來就是互為轉化的，不能讓個體的強弱之變影響整個社會。和諧就是讓種種轉化在理性的范圍內進行。

宋之后的中國進入極其黑暗、專制的中世紀時期。雖然有人視痔瘡如鮮花，但是雍正還是雍正，康熙還是康熙，只能說明些許人的妄想，或者只是反映了社會的局部，時間上的片段。人民在覺醒，歷史在前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畢竟不是些許人改變得了的。筆者曾經有一文，題曰《走出山坳的中國》，寫的是中國軍力和國際影響力。這里的山坳指的就是唐宋到辛亥革命間的中世紀時期。
和與之擴延的理念是中國存在久遠的民族智慧，但是在歷史上只能影響局部或是某一些時期，而不能成為制度并以之為歷史發展的基礎。在21世紀，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必將促使人類社會邁上新的臺階。中國人將如何構建自己的家園？或是建立一個多樣紛呈、和諧共生的理性社會；或是淪為一個殘酷競爭、官富橫行的走向毀滅的社會。我們向自身文明提出如此咨詢。　
溫家寶在北大校園對學生們說到：“我們需要的是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社會發展就是要使人的創造性思維迸發出來，只有這樣我們的民族才能進步。”（39）。封建主義以嗜血性的血與火的搏殺作為皇權建立的理由；資本主義以動物化的生存競爭作為體制存在的基礎；社會主義則以人性化的兼愛互利的和諧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我們正處在一個革新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思考的時代。和諧的理論，以人為本的信念，必將成為制度直接進入、引導著我們的社會，改進和豐富著我們的生活。漢唐是我們歷史上的高峰，對于現代中國人來說，要復興漢唐，向前只需二十年。別了漢唐，現在攀登的是又一座高峰－－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現代化的中國，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進步――向著更高，更強，更輝煌。

作者：壺公評論　郵箱：[email protected]　　
注譯：
（1）《堪培拉時報》報道：1970年物理學諾貝爾獎金得主，瑞典物理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提出的論點。
（2）《賈生》，賈誼，西漢文帝時期政論家，著《過秦論》等。
（3）《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儒學上》
（4）《大學－第三章》。
（5）《說苑•政理》。
（6）《老子•七十五章》。
（7）《大學－第二章》。
（8）《道德經－還淳》。
（9）《老子》第四十二章。
（10）《中庸第一章》。
（11）論語【季氏第十六】。
（12）《老子》第七十七章。

（13）《論語－季氏》
（14）楊獻珍哲學命題：“合二而一”。上世紀60年代提出。“合二而一”論反對片面性及將矛盾的斗爭性絕對化的形而上學獨斷論。因與“一分為二”相悖，在文革受到強力批判。楊獻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理論家、教育家。時任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
（15）《禮記•禮運》。
（16）《國語.鄭語》。
（17）《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
（18）《論語－學而》。
（19）《道德經－第六十章》
（20）《左傳》昭公二十年
（21）《詩•大雅•蕩》。
(22) 《論語•子路篇第十三》。
（23）《國語.鄭語》。
（24）費孝通《論"和而不同"》。
（25）《論語•子路第十三》。
（26）何晏《論語集解》。
（27）《大學－第二章》。
（28）《大學－第十章》。
（29）《論語正義》。
（30）《貞觀政要》卷一。
（31）《帝京篇》
（32）《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33）柳宗元《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34）《阿房宮賦》
（35）宋－楊億《談苑》。
（36）《宋史本紀第四十七》。
（37）《春秋左傳－宣公》。
（38）《道德經》第二十三章。
（39）亞洲時報05年5月5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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