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攻守格局之逆轉

我認為人類歷史的一個新紀元即將來臨，因為巨大而沉重的危機已經逼近，因為一個時代的“輝煌”成就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絕望。但是，這些都不是充分的理由，真正理由是：人類必須去開辟一個新紀元！而這個理由的最低底線是人類最起碼的生存意志，這種生存意志決定人類必須擔當起這個新使命，那么就從我開始，從中華民族開始！

但是，首先這危機的根源是什么？我想，必然是文化的危機。這場危機正好宣判主流的西方文化的失敗，它掌握的成果越輝煌，反而越顯示它的無能為力。

那么，這個新紀元必定是文化意義上的新紀元。如何開辟這個新紀元？必定是文化的革命，以我的見識所及，那就是，中西方文化攻守格局的逆轉和顛覆。

所以，新時代的文化“啟蒙”，不是讓西方文化來啟蒙中國人，而是相反，要讓中國文化去啟蒙西方人，啟蒙中國人。而那些生于中國，卻要拿著西方文化來啟蒙中國人的文化精英分子，絕對是一群純粹的文化僵尸！

西方人要宣揚“文明沖突”，不必回避，更不必否認，而要直面，與它展開文化的對攻。西方人要宣揚“普世價值”，也不必回避，不必宣揚“多元化”，而要與它“單挑”，樹起我們自己的普世價值！

一

中西方文化在各自萌芽的時代即有著根源的不同，其后在文化的方向上分道揚鑣。

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在希臘時代奠定的。希臘是一個半島，地域狹小，土地貧瘠，它不是財富的中心，也不是生產的中心，但是它又不遠離財富，在大海的彼岸，在波斯、埃及就有更多的財富，更發達的生產基地。希臘固然沒有發達的生產，但卻可以有發達的商業。商業的實質是什么？不是生產財富，而正是轉移和分配財富。為什么要轉移財富？因為自身財富不足，還因為外部有可以轉移的財富。所以，財富的轉移和輸入，是希臘人的大利之所在，所以，商業是希臘人的大利之所在，也是他們理所當然的生存方式，希臘民族成為一個商業民族，整個西方文化其實也根源和衍生于一種商業精神。

中國則不然，中國依托于一塊廣大的中央平原，土地肥沃，農業生產發達，是生產和財富的中心，而四圍是山地、荒漠和海洋，外部沒有可供輸入的巨大財富，因此主要的財富是自主生產的，中國的大利在于自身生產秩序的維持。商業對于中國來說沒有對于希臘那樣的意義，因為中國外圍沒有巨大的利益可轉移和輸入，相反倒可能意味著輸出。更重要的是，商業活動在中國內部的展開只意味著財富在社會內部劇烈的轉移和再分配，在整體上并沒有增加利益，反而導致資源分配的失衡，惡化和破壞起碼的農業生產條件，最終損害整體的利益。所以，自主生產是中國人的大利，而商業活動決定的財富的劇烈轉移并不是中國人的大利，相反，為了維持主要的利益，商業必須受到有效的抑制，這就是“重農抑商”。并且為了維持主要的利益，中國還必須加強整體主義的社會秩序，抑制社會分化造成的利益的內部爭奪，從根本上保證穩定有序的生產過程的展開。因此，中國是一個自主生產的民族，利益格局決定了中國文化必定是一種自主自立的整合主義的文化。

二

所以，希臘是作為一個完整利益格局（地中海沿岸）的一部分，需要從另外的部分輸入利益，其利益在于從另外的部分輸入利益；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利益格局（中原地帶），利益是自身內部生產出來的，不需要外部利益的輸入，其利益在于從自身內部生產利益。

所以希臘人眼光向外，有世界眼光，但是其利益本位是狹隘的，只是整個利益格局的局部利益，它的意識、它的文化、它的邏輯始終沒有脫離這種局部利益本位。而中國人則眼光向內，顯得封閉，但是卻有整體的利益觀，這就是“天下”眼光，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精神。

并且，希臘自身的弱勢的資源、地緣條件，使它沒有足夠的力量整合它所處的那個利益格局，這更加固了其狹隘的利益立場。而中國的資源、地緣條件造成的力量格局，使中國人能夠長期保持整體利益格局的整合，這又強化了中國人的整體利益立場。當然更重要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一旦在它的利益立場上形成，形成在人心中的力量格局和活的運行方式，它本身就要比那外部自然的利益格局還要根深蒂固，因為它是極盡聰明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之后利益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反過來又是文化的判斷和認定，這就是利益觀的力量。并且，自然的利益格局最終要讓位于文化力量構建的社會內部關系的利益格局，這又反過來強化了文化本身。

三

商業如何地塑造了希臘文化？一個希臘人將外部商品輸入希臘，是為了獲取商業利潤，希臘的各個城邦在商人看來，主要就是提取商業利潤的場所，這就是所謂的“市場”。這個商人的利益也在于通過商業活動從這個市場上轉移利益，他的利益正是從其他人轉移過來的，這決定了他必然缺乏整體的利益觀，而只注重個人自身的利益，而這正是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的淵源，這是由其生存方式決定的。正因為這是生存方式決定的，轉移性的個人利益才是當然合理的，并且基于這種利益的轉移性，而非自主生產性，競爭精神也才有當然的合理性，因為競爭就是“優化”利益在人之間的轉移配置。利益的轉移性同時就是一種投機性，而這又是西方文化的自由主義的淵源。因為，正是利益的轉移性導致了個人“機會獲利”的放大，極端如彩票中獎，這對強勢商人就更加現實，通過財富的轉移配置，其獲利水平可以遠遠超越生產力水平的限制，自由主義就意味著，商人階層對這種超額“機會獲利”的不愿放棄，所以，自由主義是切實地聯結著個人的商業利益的，并且最早正是商人階層的利益觀的流露。

在希臘人的意識中希臘首先是一個市場，然后才是一個社會，后者幾乎是不得已，因為人必定要共處。那么，希臘人的社會理想是什么？這也要問一問希臘商人。對于希臘的商人來說，他們關心的焦點是，在人與人日益密切共處的社會中如何保證個人的商業活動自由，從而保障個人商業利益，相對而言，整體利益只是偶然的和外部的，從屬于個人利益，利益轉移的可能性，加上充分的商業自由，使整體利益的減損并不見的就是個人利益的損失，極端的是國難尚可發財，希臘內外部利益高度的轉移流動性，使商人們有足夠廣闊的逐利空間，所以，重要的只是保證個人的自由。在此意義上，理想的社會就是一個不妨礙個人自由的社會，也就是不妨礙個人商業利益的社會，其深處的潛臺詞是：我不需要你給予我任何利益，只拜托你不要妨礙我的自由，我的利益我自會通過自己的努力自由地獲得！所以，商人階層主導的希臘政治的核心訴求實際僅是：防止妨礙。成員利益的分化實際是希臘商業社會的不用言說的默認起點，這個起點也就是利益的個人本位，即利益是個人實現的也是歸于個人的，這是第一“正義”，所以，希臘文化的方向并不是要整合分化的個人利益，而是循著這個“正義”前進，維護分化的個人利益的合理性。于是，它的政治就是要構建已然分化的個人利益之間的相互“制衡”，你不妨礙我，我也不妨礙你，個人“自由經營，自負盈虧”。正是在此意義上，才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民主”的意義，“民主”正是一種權力制衡的技術性安排，它的最初本意是一種不得已的消極的選擇，瓜分政治權力，防止集中的權力對商業自由的妨礙，只要做到這一點，就是實現了最主要的預期。所以，這種“民主”實際是政治消極主義的，甚至是政治虛無主義的，它在保持政治的最低程度的管理和服務功能之外，實際上是要盡量消解政治，這就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服務型政府”的淵藪。

從商業利益出發到個人主義，再到自由主義，到最后的民主政治，這種來歷的民主政治，實際上是沒有任何實質的內容的。它只要達到個人之間力量和利益的制衡，它只是一個空洞的形式，它并不指導人們去做什么，不承擔教化責任，而只要人們不做什么，即不妨礙他人的自由，除此就只剩下一個形式的自由，至于自由的內容是什么，那又純粹是個人的自由，而并不規定實質的價值內容。這種政治實際上也不可能有一個真正的整體的社會理想，其出發點和歸宿點都不能夠超出狹隘的個人本位，并且傾注了大量智慧去維持并且純凈個人的自由利益，而社會只是仿佛個人的偶然拼湊。其所立足的生存方式，決定了它不能夠有覆載整體的人文關懷，個人利益本位有效排斥了整體利益觀，“整體利益”即使有也是不得已，不過是在不得已共處情勢下的一種互相的制衡體制，目的仍在于保證個人各自的獲利機會，這正是西方文化的方向。而在客觀效果上，這種政治虛無主義之下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強勢階層的自由，“自由市場”的政治意義實際在此就已清晰可見。強勢階層很明白這個客觀效果，所以可以在表面上不用宣揚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只需宣揚各人的平等的自由，他們的利益自然會客觀地實現，這正是無為而無不為的奧妙，也是“看不見的手”的奧妙。

不可否認希臘人對人文主義的有過真誠的努力，但是在實踐上卻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真誠，這并不是由其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由其生存方式決定的。為了從對外商業貿易中獲得最大利潤，希臘必須組織起規模化的商品生產，本著資本利潤最大化原則，對勞動力的最高度榨取就成為必然的選擇，這就是希臘奴隸制的來源，勞資矛盾在此意義上是不可調和的。希臘還對外掠奪奴隸，這又是西方種族主義的根源，在商業主義邏輯之下，民族矛盾也是不可調和的。同時希臘還要向外大量掠取各種經濟資源，對外殖民，這又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根源。這一切都是在自由、民主的文明光輝之下推行的，其實自由、民主只是表面的一層人文油彩，實質的是在于潛藏于底下的不容置喙的兇猛的商業資本利益，“自由民主”沒有意愿、也沒有力量限制和譴責這種商業獸行，而是自然地放縱之，并進而為之辯護和涂抹。因此，“自由民主”并沒有真誠的價值追求，更無普世價值，根子里只有狹隘的商業利益的“價值”。希臘社會內部的分裂和各族之間的對立，正是這種價值虛無主義的“自由民主”的好果子。

四

商業活動使個人利益從整體利益中解放出來，商業利益的轉移性導致了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相關性大大降低，個人利益只由個人自己去把握和實現，這賦予了個人一種自由精神，最終也將個人的精神從整體精神中解放出來。這種個人精神的解放激發了繁榮的希臘文化，尤其是哲學和科學的繁榮。

只有理解了個人主義才能理解希臘的哲學和科學。個人主義實際上是將人抽象化，將個人從復雜的社會關系中抽離出來，進行孤立化的個體思考，這是希臘哲學和科學的潛在的精神前提。從個人主義看來，對客觀的科學和哲學的探索，無疑就是增強個人面對世界的力量，也就是增進個人的自由，增進個人的利益，利益之所在就是價值之所在，因而哲學和科學就具有了無可辯駁的價值，這激發了后來的科學主義，科學主義又給予了西方文化巨大的物質技術力量。個人主義也將哲學抽象化，將哲學從現實的社會關系中抽離出來，哲學可以以自身為目的，相應于個人以自身為目的，這就是哲學的自由。所以真理也在自身之內，也可以脫離現實的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所以真理就成為了純粹“自在”的概念、邏輯的論證，這正是個人主義所需要的，也是個人自由的證明。同樣，道德的真理也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自在的，脫離于社會現實，它也是一種個人的自由，也是理性的概念、邏輯的論證。于是，道德就成為理論教條，而不是基于社會的現實需要。道德的教條主義導致了中世紀的宗教禁錮主義，教條主義同時就是一種虛無主義，它必然又導致近現代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實際是對禁錮主義的懼怕和畏避，就是各種教條之間相互制衡，無論是禁錮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不能形成真正的道德文化大一統，因為其本質都是道德虛無主義的，而這實際上又必將是對商業主義或資本主義的一種解放，客觀上是對叢林原則的放任，配備上科學主義塑造的強大物質技術力量，那么，全球資本主義的叢林時代必然要到來，并且同樣因為其虛無主義，它必然無法自控，雖經兩次世界大戰，到今天更可怕的大戰仍在威脅著全人類。

今天，全球利益空前地交織為一個整體，但是各民族之間卻勢如水火，個人主義文化及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根本無力控制整個局面，更無力解決危機，相反只會放任和推動危機的惡化，直至大規模的人口滅絕。人類已經別無選擇，無論如何，只有整體主義的文化精神才能解決危機。

五

中華民族是一個自主生產的大民族，歷史原因有二，一有非常好的生產條件，二沒有從外部大規模輸入利益的條件。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大部分人的生存方式都只能是自主生產的，只有在生產有剩余之后，才能有少數人能夠通過轉移和掠奪財富而生存，所以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是能夠代表大部分人的生存方式的，具有普世意義，而商業民族的生存方式只能是少數人的生存方式，沒有普世意義。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在自己的生存方式的基礎上自主創造了偉大的整體主義文化，這樣的文化同樣是符合絕大部分人類的生存方式的文化，所以也是具有普世意義的文化，也就是天下主義的文化！

因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自主生產的，所以保持穩定的生產秩序就非常重要，于是，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也同樣重要，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安”，因為“貧”自可通過生產的積累而得到改善，而“不安”則會破壞掉生產秩序。如何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就是要減少互相的爭奪。如何減少互相的爭奪？就要抑制互相的分化，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正是導致社會分化的主要元兇。如何抑制分化？就是要加強社會的整合，這就是整體主義的來源。如何加強社會整合？這就要靠政治和道德的力量，就必須加強政治和道德的力量，因為導致社會分化的力量也在日益增長。中國的政治和道德關注的中心問題正是：如何在社會內部利益日益分化的情況下仍然保持社會的整合，以維護整體利益。

要加強政治的力量，就必須加強中央政權的力量，使之能夠安排和統攝全局。

要加強道德的力量，就必須使道德立足于深厚的社會現實格局，必須有貼近生活的現實主義，所謂“造端乎夫婦”，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同時又要具備無限廣大高遠的理想主義，所謂“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也”。所謂“君子之道，費而隱”，這種道德就是要做到能小能大，能近能遠，并且其力量的推行能夠由小到大，由近及遠，由己及人，由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還要能下能上，下至個人生活，上至國家統治，都能“一以貫之”。正因為這個“一以貫之”，道德和政治就是一體的，上升到國家就是政治，落實到個人就是道德，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整個理路是極其順暢的，不僅于此，《中庸》說：“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這種道德就是要能夠貫通推行于上下、前后、左右的，這就是中國道德政治的大一統的基礎，而大一統又是實現整體主義的必由之道。

道德要整合整個社會，就必須從整合家庭開始，所謂“一家之不合，何以合天下”，并且“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在古代社會家庭作為個人生產和生活的核心場所，也作為人際關系的核心場所，它怎么可以不是最核心的道德實踐的場所。而且國家本身最早就是來源于家庭的。如何整合家庭？整合的根本問題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家庭關系的是由親情維持的，親情就是一種“愛”，這是一種自然的感情，而道德就是要讓這種自然的感情自覺化，讓“愛”上升為“仁”，成為一種自覺的原則，再用這個“仁”去自覺地維護家庭的整合，這就是道德的目的。但是人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同的，有長幼、男女之別，所以又有很多不同的關系，如父子關系、夫婦關系、兄弟關系等等，不同的關系又要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但無論何種方式，“仁”都要貫徹其中，處理不同關系的各種方式只不過表現了“仁”的不同的形式，如父“慈”，子“孝”，弟“悌”，于是“仁”的道德就因此具有了一種秩序，這種秩序的自覺化是“禮”，“禮”就是道德感情在自覺化之后的進一步的規范化和體制化，這樣“禮”又使道德便于實踐，因此也便于推行。家庭的整合并不是靠強制力量貫徹的，而是通過道德主導的“和諧化”過程實現的，而其本意就是為了維護家庭的現實整體利益，所謂“家和萬事興”，所以從這個利益基礎看，它也完全沒必要使用強制的力量，和諧既是整合的手段，又是整合的最終目的。

家庭的整合本身是一個目的，但還有另外的目的，是為整個社會的整合提供一個起點，它還要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擴展。在此意義上，家庭實際上是一個進行道德教育的學校，家庭作為一個最穩定的人際關系的場所，也必是最好的進行道德教育的場所，家庭整合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出具有“仁”的精神的人，因為，因為整合的學問就是關系的學問，要從根本上處理好人際關系，就必須具備“仁”。而中國文化中道德和政治是一體的，所以家庭中的道德教育同時也就是政治教育，合格的家庭成員同時就是合格的國家成員。具備了“仁”，橫向推廣就能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實現橫向整合；縱向推廣就能夠忠君報國，實現縱向整合。因此，家庭生活的道德倫理，實際上關系著整個國家的政治綱常的維持，國家是一個擴大的家庭，家庭是一個縮小的國家，本質上是貫通的。所以，中國的政治文化要極力維持家庭生活的正常倫理秩序，更不容許家庭實體的大規模瓦解，因為這樣中央的政治文化力量就失去在底層得以有效貫徹的載體，也就徹底失去對社會整體局面的控制力，那么大一統的局面就難以繼續維持。因為這個大一統是教化的大一統，如果教化瓦解和荒廢掉，那么它也就面臨瓦解。

所以，毛澤東認為《紅樓夢》應該作為歷史來讀，因為他從中國家庭的危機中窺見了中國政治的深刻危機，他認為家庭的危機和國家的危機具有同源性，中國的家庭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的預演。

更進一步，社會主義本質上也必定是一個需要教育維持的大一統的整體主義的秩序，在中國解散了穩定的公社和國有工廠組織之后，社會主義的政治教育實際上也就徹底失去了貫徹于下層的有效載體，最多只能在官僚組織內部打轉，今天的“先進性教育”正因此缺乏實質意義。在毛澤東看來，一個穩定的公社和工廠，是一個穩定的人際（階級）關系的場所，是一個小的整體，一個小的國家，所以也是最好的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道德教育的場所，可以用以培養人們的社會主義的精神，最終是利于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整合，這是社會主義能夠維持的致命環節。但是毛澤東的良苦用心無疑被一些人完全誤解甚至忽視了。

六

中國文化的精神是整體主義的，這個整體不是抽象的，而是現實和具體的，即整個會社的現實力量格局，中國的道德是基于現實社會關系來確定其價值內容的，這種價值源于整體利益，價值只能是整體的價值，而不是個人的價值，這種價值不需要過多的理論證明，而自有不可轉移的整體利益格局為證，而且，脫離整體利益格局的純粹理論論證本身就是有害無益的。中國的道德是在整體意義之下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僅是個人的生活方式，其意義不在于它對于個人的利害，而在于它的推行在宏觀上對于整體的利害，這個宏觀的整體效果是不可逃脫的，相對于個人的機緣，這個整體效果是不自由的。從這個不可逃脫的整體效果來反推個人的生活方式，那么這種生活方式也就具有一種別無選擇性，那么，規定這種生活方式的道德也具有別無選擇性，也是無可逃脫的。正因為無可逃脫，這才是天下之“大道”，逃得了個人，逃不了天下。這也是一種別無選擇，所以又是“必由之道”。

這種道德是現實主義的，并且是整體和長遠利益的高度自覺。正因為“別無選擇”，才具有了大一統的可能性。大一統不是強制的或專制主義的結果，而是基于整體利益的必然需要，只有大一統才能保證整體利益的實現。基于整體利益，這種大一統的道德就具有無可動搖的真理性，利益之所在就是真理之所在，整體利益的唯一性，決定了真理也是唯一的。相反，個人、集團的利益卻是多樣的，所以其“真理”也就是多元的。

也只有大一統的整體主義文化才具有普世價值，因為普世的價值源于普世的利益，而只有整體的利益才是普世的利益。所以，普世價值只存在于整體主義的中國文化中，而不在于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中。所以，中國人完全沒有必要躲避西方“普世價值”的攻勢，而應直截了當地以自己的普世價值展開反攻，在這場對決中，西方的“普世價值”不過是一只“紙老虎”！

七

因此，國家在中西文化中有著根本不同的意義，在中國，國家是大一統的政教體系；而在西方，國家是分化的力量和利益的制衡體系。這正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的深刻不同。因為中國文化中有一個實質的中心價值，即所謂“中庸”，而西方文化則沒有，是虛無主義的。更深的原因在于，價值是源于利益的，中國文化中有統一的整體利益，而西方文化則沒有，只有分化的個人利益，在中國人看來，要維護這個統一的整體利益，就必須有統一的政治文化力量。而在西方人看，來要維護分化的個人利益，只能進行各種力量的互相制衡。

中國的國家是一個教化體系，西方的國家卻是一個叢林體系。中國文化的大一統秩序是可以在世界范圍良性擴展的，能夠形成天下體系，而西方文化的制衡秩序在世界范圍的擴展，只能帶來各國間赤裸裸的力量對抗和利益爭奪。根本上是因為，中國的生存方式是與世界的整體利益相容的，而西方的生存方式是與世界整體利益不相容的！

八

但是，中國必須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于是傳統的中國文化必須從古典形式轉入現代形式。時代轉換的最深刻的意義在于整體社會結構的巨變，這種改變又是肇端于強大的資本主義力量從外部的突然襲擊，農業時代的家庭——國家的社會結構不再能夠維持，家庭不再作為穩定的最主要的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場所，因此不再成為社會關系的主要場合，不再能夠承擔政治道德的教化推行，于是傳統形式的大一統秩序就失去了現實支撐，必然土崩瓦解，中華文化也必然禮崩樂壞。但是，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即它的強烈的普世意義在于：只要社會擺脫不了整體的危機，那么中華文化的整體主義的核心精神就永遠是現實所需要的，并且也是解決整體危機的唯一出路，因此這個文化“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中華文化的一種實現形式的崩潰絕不意味著其核心精神的死亡，相反由于這個核心精神的不死，這種文化必定要創造出更輝煌的新形式！實際上，拯救中國于近現代的深重危機的正是中國文化本身最強韌的整體主義精神，沒有眾志成城的集體（整體）主義精神，沒有最廣泛的民眾大團結（大一統）的力量，中國決不可能從深重的危機中擺脫出來，而領導這一切的毛澤東，雖然對中國傳統文化做過極其激烈的批判，卻又是從骨髓里最深刻地繼承了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以至他自己都未必完全自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傳入的共產主義本身也就是一種集體主義精神，它與中華文化的整體主義精神有著深刻的契合，但當然又有著也許是更深刻的不同，正是這一點使兩者的彼此與是非表現出一種極度的混亂，而只有在今天回過頭來才能夠更清晰地看出來。

毛澤東關注的核心仍然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并且非常明白，要維護整體的利益就必須整合整體的力量，由于傳統社會秩序的瓦解，以及各階層利益的嚴重分化和對立，那么此時，整合的起點就必須從底層民眾開始，只有整合了民眾的力量才能維護民眾的利益，也才能有力量進一步整合整個中華民族。如何整合民眾呢？最根本的要靠政治，政治是什么？就是自覺的整體主義意志，尤其對于共產黨先鋒隊而言，要始終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心誠意為人民利益服務，無論在軍事斗爭中、經濟建設中、文化事業中，都必須將始終貫徹這個核心精神，所以，在毛澤東心中，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也是大一統的，而政治是這個大一統的核心，是這個大一統的領銜。這個政治的中心內容就是為人民服務，目的是人民利益。正因此，人民的整合決不是依靠強制的力量，而是通過真誠的思想政治的教育，目的只有一個，即讓人民明確知道自己的力量之所在和利益之所在，也即讓人民“覺悟”，自覺地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具體地就是要讓人民知道：人民自己的大團結大合作就是人民的力量之所在，利益之所在！如此，就能自然地引導人民走向大團結，大合作，大整合！所以，毛澤東的體系也就是一個大一統的教化體系。在新中國建立以后不久，毛澤東推動了社會結構的快速重組，在農村建立公社，在城市建立公有制工廠，在毛澤東看來，公社、工廠絕不僅僅是一個個單純的生產單位，更重要的是，它們是工業化時代最主要的穩定的人際（階級）關系的場合，所以也是最好的教育和訓練人民的整體主義精神的場合，也就是最好的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道德教育的學校，也是貫徹他的大一統意志的必要載體，人民在日常的生產和生活中就能夠時時處處地接受政治教育，時時處處地學習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學習如何處理階級關系，形成每一個基層單位的社會主義秩序，這才是維護整個社會主義政治秩序的根本之所在。在毛澤東看來，公社、工廠就是一個個小型的國家，而整個國家的政治盛衰的奧秘實際上隱藏于此，正如他觀《紅樓夢》的感受。所以，毛澤東不可能容忍這些“小型國家”的瓦解，不可能容忍拆散公社搞“單干”，不可能容忍純粹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市場化改革，因為這就意味著對大一統政治文化經濟體系的瓦解，最終又要瓦解掉整個國家的整合，從根本上損害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這就是毛澤東的深謀遠慮！

九

大一統的本質是什么？不是仇視民主、自由，更不是邪惡意念的專制，而是一個日益分化復雜化的，因而難以控制和把握的社會，需要為自身的整體利益進行自覺的自我控制和把握，以避免走向巨大的災難。大一統要塑造一種強有力的中心力量，中心價值，來控制和把握整體的運行及命運。妄想通過多種自由力量的互相制衡，通過非人格化的“看不見的手”的調節，而自動達到一個美妙境地，那純粹是一種虛無主義的癡心妄想。自由民主的力量無極化，“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虛無化，只能放任整體局面走向兇險莫測。世界的前途絕不是在于多極化（何新認為這只能是“無極化”）和“民主化”，而在于整體主義的和諧的大一統，這正是中國文化的使命之所在！中華文化要繼續延續和發展，必要擔當其拯救世界的使命，拯救世界就是拯救自己，這是別無選擇，也是義不容辭，更是舍我其誰！

面對當今世界，中華文化無須有任何的自卑，而應該充滿自信。我寫此文的一個目的就是，試圖以中華文化固有的整體主義精神整合中國的人心、利益和力量。無論是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一個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完成國家的整合，其精神是與中華文化相通的。中華文化要復興，就必須將中華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與當代世界最根本的問題接通，提取中華文化的核心政治意志和精神來面對當今世界的種種危機，我們將發現中華文化有著何等強烈的現代精神和永恒價值，她永遠是鮮活的，而絕不只是歷史的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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