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國八年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

    

    近年來，少數公開發(fā)表的研究歷史事件的文章，嚴重違背史實并產生了不良社會影響。例如，有一篇文章在談到誰是炸死張作霖的元兇，誰是中國八年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時，就出現了嚴重的偏頗，令人不能接受。
                            蘇聯間諜炸死了張作霖嗎？
    文章在談及時為北京軍政府掌門人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之死因時，在其文中這樣杜撰道：
    “美國如是，蘇聯更無道義可言。蘇聯最大的噩夢，是遭受德、日兩國夾擊。那么如何化解來自東方即來自日本的壓力呢？蘇聯的主要對策，便是挑動中日沖突，并使中日沖突升級為全面戰(zhàn)爭，讓日本這股禍水在中國泛濫，以犧牲中國為代價挽救蘇聯。炸死張作霖的柳條溝事件現在被證實為蘇聯間諜所為，張作霖并非死于日軍之手而是死于蘇聯間諜之手，從這個邏輯來看是完全合理的。”
    讀了這段論述，感到有必要指出作者文中歷史知識的匾乏。作者在論述“更無道義”的蘇聯為免遭“德、日兩國夾擊”的主要對策，“便是挑動中日沖突，并使中日沖突升級為全面戰(zhàn)爭”，繼而派出間諜，制造“炸死張作霖的柳條溝事件”，達到“讓日本這股禍水在中國泛濫，以犧牲中國為代價挽救蘇聯”的目的。毫無疑問，作者在對這段史實按照自己的思維模式加以杜撰時，為我們制造了一個神話。這個神話就是，將戰(zhàn)爭魔首希特勒執(zhí)掌德國軍政大權全面推行法西斯統(tǒng)治的時間整整提前了五年！眾所周知，希特勒于1933年在壟斷資本集團支持下出任總理，次年總統(tǒng)興登堡死后自稱“元首”并兼任總理。而且，希特勒欲稱霸世界，本身也有一個在國內瘋狂擴軍備戰(zhàn)推行納粹化，以及吞并周邊弱小國家的過程。在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等人推行的綏靖政策的縱容下，直到他出兵占領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之后，一個入侵蘇聯的計劃方得以醞釀成功，此時已經到了1939年了。對于希特勒磨刀霍霍不斷發(fā)出戰(zhàn)爭叫囂和侵略擴張的陰謀，蘇聯政府于 1935年始有察覺。這一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的首要任務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建立最廣泛的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那么，又何以認為張作霖被炸死的1928年6月，蘇聯就感受到了“德、日兩國夾擊”的巨大威脅了？此為其一。
    其次，當年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制造皇姑屯爆炸案和柳條溝事件的日本軍方決策者，在日本戰(zhàn)敗后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接受審判時所作的供詞中，均眾口一詞地承認皇姑屯事件和柳條溝事件是日本軍方所為！
    讓我們先行回顧一下歷史。1927年夏天，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組成軍政府，控制了山東、河北。平津和整個東北地區(qū)。從歷史上看，張作霖的上臺曾經得到過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也希望借此機會利用張作霖的勢力進一步霸占東北。張作霖雖為魚肉百姓的軍閥，但同時他的民族之心并沒有泯滅，因而，對于日本人日趨過分的領土要求和其他特權，他不是予以拒絕便是借故拖延。時間一長，駐扎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便惱羞成怒，決意除掉張作霖，進而控制東北。之后，就在張作霖作出將其軍政府從北京撤回奉天（沈陽）的決定的時候，日本人感到時機已經成熟，決定在沈陽車站西北處的皇姑屯附近橋洞炸毀張作霖乘坐的專列。1928年6月4日晨，關東軍的陰謀得逞——在皇姑屯一舉炸死了張作霖。這就是震驚全國乃至世界的“皇姑屯事件”。而由日本關東軍制造的“柳條溝事件”，則是發(fā)生在三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即震驚全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可以這么說，“皇姑屯事件”是“柳條銹廠多件”的前夜和導火索，是日本軍國主義政權霸占我東北進而進犯我全中國的開始。
    更確鑿的史料，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接受審判、作證的日本戰(zhàn)犯和軍方人士的口供。在由中、美、英、法、蘇等11個國家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1927年由日軍參謀本部派遣來華，曾任戰(zhàn)時日本陸軍省兵務局局長的田中隆吉中將當庭作證道：我查過卷宗，張作霖之死，是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計劃并實施的……，進行這場爆炸的是當時從朝鮮來到沈陽的京城工兵第二十連隊的部分軍官和士兵共十幾人。田中隆吉還指證了策劃皇姑屯爆炸案、柳條溝南滿鐵路爆炸的“九•一八”事變、綁架溥儀策劃成立偽滿洲國等一系列事件的元兇主謀：原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和原關東軍參謀（后于1938年任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等人。基于一系列無可辯駁的確鑿證據及戰(zhàn)犯自己的口供，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于  1948年  11月  4日判定土肥原賢二和坂垣征四郎兩名甲級戰(zhàn)犯在對華侵略戰(zhàn)爭中策劃并參與包括皇姑屯爆炸案在內的中國滿洲一系列事變、陰謀炮制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及擴大侵華戰(zhàn)爭犯有嚴重罪行，并與頭號甲級戰(zhàn)犯東條英機及制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元兇松井石根等五人同處絞刑。歷史的真實豈容胡亂杜撰！
    鐵的史實證明，日寇炸死張作霖的地點是在皇姑屯，而文中所云的柳條溝，則是日本關東軍發(fā)動全面侵占我東三省的“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地，兩者地點不一，時間也相隔了三年零三個月。作者連這個基本事實也分辨不清，又何以信誓旦旦地杜撰什么“炸死張作霖的柳條溝事件現在被證實為蘇聯間諜所為，張作霖并非死于日軍之手而是死于蘇聯間諜之手”呢？
    在本文撰寫過程中，筆者翻閱了蘇聯、美國、英國以及其他西方學者依據史實及多方考證后撰寫的《亞洲史》、《世界史》、《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二十世紀戰(zhàn)爭史》等等，無不明確指證當年的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一案，純系日本關東軍為進一步霸占我東三省和擴大侵華戰(zhàn)爭所為。而且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有不少蘇聯學者一直基于這樣的認識：從真正意義上來說，發(fā)生在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和1931年的“九•一八”柳條溝事變，是法西斯主義發(fā)動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前夜和導火索；同樣，由日本人挑起的“七•七”北平蘆溝橋事變，則被認為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第一仗。
                          蘇聯 “欺騙、叛賣”了中國嗎？
    論及蘇聯當時的政策，史實也并非如作者在其文中杜撰的那樣。就在日本關東軍圖謀炸死張作霖前幾年，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中國東北地區(qū)的不斷擴張。蘇聯高層就等國了嚴重關注。當時分布東北各地還有上海北平等地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網絡，就是針對日本擴大東北戰(zhàn)爭的。我東北抗日義勇軍與抗日民主聯軍在同日寇進行的斗爭中，也曾獲得過來自蘇聯境內的有力支持。
    在這里，有必要指出，早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之初，即1937年8月ZI日，蘇聯政府就和當時的國民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先后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和甘肅蘭州等地設立了空軍基地，在幫助訓練中國年輕的空軍的同時，還參加了保衛(wèi)武漢和中國內地對日本侵略者的空戰(zhàn)，有相當數量的蘇聯飛行員犧牲在保衛(wèi)中國領土的空戰(zhàn)中。此外，在1941年蘇聯抗擊希特勒入侵的衛(wèi)國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由蘇聯政府提供給中國抗擊日本的大量軍事物資，通過新疆口岸源源運抵中國境內。同時，蘇聯還組建了由一個殲擊機大隊和一個轟炸機大隊共254人組成的蘇聯空軍志愿隊。他們的任務是在直接參加對日空戰(zhàn)和轟炸的同時，培訓中國飛行員和航空技師，重建中國空軍。蘇聯空軍志愿隊在上海、南京、武漢、蘭州、西安、重慶、成都等地執(zhí)行空中作戰(zhàn)任務，給日寇以沉重的打擊。抗戰(zhàn)期間，先后來華工作的蘇聯軍事顧問、專家、技術人員、志愿飛行員達5000人之多，還為中國軍校培訓了約9萬名各類戰(zhàn)時學員。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還為力促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包括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做出了人所矚目的努力。1945年，正是由于蘇聯紅軍及時出兵東北，才使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得以在第一時間內進人東北，進而建立了牢固的東北根據地和各級民主政權。至今，為解放中國東北英勇獻身的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仍在東北各地矗立著。
                   “國民政府”起到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作用了嗎？
    不僅如此，令人難以理解的還有，作者對于一度賣國求榮、采取不抵抗政策，高叫“攘外必先安內”不放一槍一彈拱手讓出東三省，與日本侵略者訂立出賣華北的塘沽協(xié)定和何梅協(xié)定的蔣介石政府，卻給予了令史學界難以置信的評價。
    在該文一開始，作者就寫道：……國民政府面臨日軍鐵蹄的節(jié)節(jié)進逼，忍辱含垢，但剛強不屈，在極端自私而冷漠的國際關系中苦苦掙扎，為中華民族搏取生存空間。文中，作者只字不提牽制和抗擊著占80%侵略者兵力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各類人民武裝所作出的巨大犧牲，而是以有史以來少有的溢美語言寫道：“……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不過九年（1928－1937），中國競可以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的日本全面抗衡，并且是在內部不和、外交上孤立無援的極度危險的境況中與強敵日本抗衡，沒有綜合國力的根本改觀，這是不可想象的”。接著，在抱怨長期以來史學家們“對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及其成就缺乏應有的估量”與沒有給予“比較公正的說法”之后，作者又強調道：“如果不是國民政府奮力突圍，終于使中國掙脫孤立狀態(tài)，為中國抗戰(zhàn)迎來廣泛的國際援助，為中國創(chuàng)造了最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中國抗戰(zhàn)也就很難有軍事上的持久，中國抗戰(zhàn)可能就要經歷更多的曲折，付出更慘重的代價。”在其文結束時，作者歸納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抗戰(zhàn)勝利，乃系“國民政府”的決策有方，領導有方！
    由蔣介石主政，或者說聽命于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果真如上文所述嗎？請看史實：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關東軍在沈陽北郊的柳條溝制造了又一起鐵路爆炸案，進而以賊喊捉賊的慣有伎倆大舉進兵，迅即侵占了我東三省，但蔣介石卻向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擁有200架飛機數十萬軍隊的東北軍被迫離鄉(xiāng)背井撤往了關內。面對當時一浪高過一浪的全國民眾和中國共產黨要求抗日的強烈呼聲，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蔣介石，公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內”以剿共為根本宗旨的內戰(zhàn)口號，動用用德式裝備武裝起來的百萬精銳部隊，在德國顧問團參與指揮下，對江西蘇區(qū)的中國工農紅軍先后進行了五次拉網式的大圍剿；在紅軍被迫進行長征后，蔣介石又先后動用一百多萬軍隊和各路軍閥部隊對紅軍圍追堵截，連率兵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先遣隊也不放過。
    1931年11月，繼完全控制了沈陽、長春等大中城市后，日本關東軍又向駐守在錦州的中國軍隊發(fā)起了進攻，仍然執(zhí)行不抵抗政策且忙于進剿蘇區(qū)紅軍的蔣介石政府，苦苦哀求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國聯”從中調停，竟然荒謬地又一次出賣中國主權，井承諾將錦州劃作“中立區(qū)”。
    1933年，困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上海湖滬前線率部英勇抗擊入侵日寇的蔡廷稱蔣光點及李濟深、陳銘樞等國民黨愛國將領，在福建發(fā)動兵變，成立了抗日聯共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悍然發(fā)動數十萬軍隊進行圍剿予以扼殺，并對兵變參與者和福建政府全體成員在全國范圍內實施通緝，迫使他們流亡海外。
    1935年，日寇策劃“華北自治”陰謀，由蔣介石派出的特使何應欽等人先后與日軍方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xié)定和何梅協(xié)定。是年底，北平爆發(fā)了堅決抗日反對“華北自治”的大中學生的示威游行，還是這個頑固堅持媚日剿共政策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電令北平軍警當局殘酷鎮(zhèn)壓學生的愛國運動。
    1936年，面對中國共產黨一年前發(fā)出的聯合抗日的呼吁，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親自坐鎮(zhèn)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率兵進剿紅軍。蔣介石此舉大大激怒了不愿做亡國奴的張、楊二將軍；于是，著名的西安事變猝然爆發(fā)。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調停下，保全了性命的蔣介石被迫同意停止攻擊紅軍，共同抗日。但事后張學良被長期囚禁失去自由，楊虎城則被長時間關押后予以秘密殺害。
    在蔣介石軍隊面對的抗日戰(zhàn)場上，除卻那些深明大義愛國將領率領的部隊取得過勝利外，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更有甚者，為了自己逃跑，竟然喪心病狂地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致使上百萬百姓流離失所……很快，大半個中國淪陷于日寇的鐵蹄之下。
                     希特勒政府是中國抗戰(zhàn)初期的“功臣”嗎？
    作者還在其文中用眾多的溢美語言，不厭其煩地向我們描述了希特勒法西斯政府的“傳統(tǒng)精英”們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有力支持”。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說法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不錯，希特勒政府向蔣介石出售了大批軍火，派出了高達近百人的軍事顧問團，幫助培訓他的軍隊。筆者認為，其真實目的是幫助蔣介石剿滅共產黨和共產黨的軍隊，以及一切愛國抗日的有生力量，這早已為世人所知。筆者前文提及的蔣介石用德國武器裝備起來的百萬精銳部隊，對江西蘇區(qū)中央紅軍進行了五次地毯式的圍剿，對因堅持抗日被迫長征的紅軍主力長達一年多的立體式圍追堵截，對福建抗日愛國政權的顛覆，都是最好的證明，而斷非如該文中所說的，其德武裝備“為日后抗戰(zhàn)的重要力量”所用。
    至于文中引述的有關“1933年，德國的考茨少校和威伯爾中尉可以在后方坐鎮(zhèn)指揮張學良的部隊與日本關東軍作戰(zhàn)”的又一說法，也難于站住腳。這是因為，早在1931年底錦州失守之后，恪守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東北軍已經悉數撤往了關內。而史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戰(zhàn)犯當庭供詞及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的日本陸軍省檔案）也表明，號稱侵華日軍最精銳的關東軍一直駐扎在東北境內，乃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才有一部分關東軍被調往戰(zhàn)事吃緊的東南亞地區(qū)。那么，又何來兩位如此低級別的德國軍官“在后方坐鎮(zhèn)指揮”國民政府軍副總司令張學良上將統(tǒng)率的部隊“與日本關東軍作戰(zhàn)”呢？
    有關文中一再強調的德國軍援問題，本文要說明的：一是中國方面支付的是德國急需的中國戰(zhàn)略礦產物資，如鎢，自1932－1938年間，德國進口的鎢中有60%－70%來自中國，其中1935年高達90%；二是對德國政府而言，向中國出售軍火的目的純粹出于生意交往（他們不但拿到了緊缺的戰(zhàn)略礦產物資，還節(jié)約了大量外匯）；三是在蔣介石政權軍隊中任職的德國顧問從來不是由德國政府委派，均以私人身份受聘于蔣介石。另外，有關德國軍援的重要性和精銳等，這里有一組數字可以說明問題。據后來臺灣披露的統(tǒng)計數字表明，抗戰(zhàn)期間中國從外國獲得的飛機總共為2351架。其中，向美國購買與租賃的合計為1394架，占總數的59%；來自蘇聯的為885架，占總數的37.6%；其余分別為英國36架、法國24架、德國12架，后三國加在一起才占總數的3%，其中尤以德國為最少。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現在，距當年皇姑屯日本關東軍炸死張作霖已有70個年頭了，2005年是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同時也是全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二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60周年。在迎接這個雙重勝利紀念日到來之際，讓我們永遠記住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大法官梅汝做先生曾經說過的一段話：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摘自2005年第7期《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