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港大之前，我對港大一無所知。這份一無所知，屬于“臺灣人對香港無知，香港人對臺灣無知”的整體“無知”結構里。為什么兩個華人社會，地理位置如此接近、歷史關系如此密切，卻又如此疏遠，彼此努力漠視對方，是另一個話題。我想從我對港大的“發現”談起。
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1914年的古典紅磚建筑，立在山腰上，望著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皺紋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19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里。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一 “冷血”的張愛玲
于是我回頭去讀《燼余錄》，大概在1944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后，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里去看一個最神圣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消息的時候，宿舍里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么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里，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里滿是蠕動的蟲……
她寫香港淪陷后的“歡喜”：我記得香港陷落后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于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銳無比地比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在戰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楚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卜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她完全不動感情地錄下悲慘世界的圖像：休戰后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里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里，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仿佛將尸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里沒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23號要屎乒(‘乒’是廣東話，英文Pan的音譯)”或是“30號要溺壺”。我們坐在屏風后面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面包。惟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癥。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里受磨難，終于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訴他廚房里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余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24歲。讀《燼余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從1939到1942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里一個高高沖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二 散步的朱光潛
儀禮堂后面，有一條山徑，洋紫荊艷麗無比，百年樟樹浮動著清香，九重葛爛漫攀爬。沿著山徑往上到山頂，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間，我讀到朱光潛回憶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們一有空閑，便沿梅舍后的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繞幾個彎，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爬到山頂。在山頂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氣，對于我成了一種癮。除掉夏初梅雨天氣外，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朱光潛，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寫了《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里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沙龍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馮至、沈從文、冰心、凌淑華、卞之琳、林徽因、蕭干等人。沙龍所討論和爭辯的問題，又會從小小的客廳里輻射出去，成為文藝界注目的問題，或者影響到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個中國自由文人的沙龍，摻糅了歐美的風格和眼界，對1930年代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形成和風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潛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說，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潛是誰？
三 不吃“敵人面粉”的陳寅恪
許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臺灣人早期也讀過“落花生”的小品。胡適之向港大推薦聘請許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為臺灣出生的許地山既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又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的雙重學位，是一個學兼東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間，許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內容，對整個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四處演講，宣揚國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許地山如何把陳寅恪帶進了港大的歷史。
陳寅恪的學成過程出奇地多元豐富，幾乎像歐洲概念里的“文藝復興人”：1902年他就讀日本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后到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讀書。1914年因為歐戰爆發而回國，1918年，再度出國深造，先在哈佛大學學梵文，后又轉往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和蒙古語。在整個學習期間，他培養了閱讀蒙、藏、滿、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余種語文的能力。
1925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1940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許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間人。當時的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日記里記載了這個過程：“晨晤許先生，他說庚委會撥款若干與港大，史樂詩擬聘陳寅恪在港大任哲學教授，一年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會還在薄扶林運動場舉行了歡迎陳寅恪的聚會。許地山在1941年過世，陳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職位。香港在1941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饑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于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里寫成。
梁啟超在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經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毛澤東訪問蘇聯，斯大林曾問起陳寅恪的狀況，表示關心；斯大林的《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的文字。日本人占領香港以后，據說曾經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一是送面粉給他。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憲兵往屋里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面粉。”第二是據說“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四 “宣傳共產”的蕭伯納
這時候，或許有人會說，龍應臺，你太苛求了。香港是個英國殖民地，對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熟悉。
但是我還有另一個發現。我發現在1933年，當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準備盛大歡迎77歲的“和平老翁”訪華之前，蕭伯納先來到了香港，在港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一般坊間的紀錄說，蕭伯納不愿意正式演講，只是與學生閑聊，閑聊中，蕭氏說，在大學里，學生首先要學會“忘記”———“我們聽到、學到的東西，許多是不正確的，要引我們入歧途的。在學校必須學，不學畢不了業，但要會忘記，要將學到的東西忘記。”
可是，我又發現，1933年2月14日，“路透電”的消息說，蕭伯納在香港大學演說了，而且報導的標題是“對香港大學生演說kk蕭伯納宣傳共產”，中國各報都刊登了消息。
這時，我才將蕭伯納港大之行和魯迅的文章連了起來。魯迅因為蕭氏的港大演說而贊頌蕭伯納“偉大”：
但只就14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20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50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40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但我所謂偉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40歲。我所謂的偉大，是他竟替我們20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并未離開了現在。
蕭伯納是192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作品、政治思想和對社會的介入，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思潮，是英語世界里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又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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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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