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年毛澤東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糾正“左”傾錯誤

    
    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深入河北、河南農村，進行調查。發現《人民日報》登了許多壞文章、壞報導，在干部隊伍和廣大群眾中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主要問題是：其一，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急于過渡到共產主義，有的甚至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其二，是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實行全民所有制；其三，大刮“共產風”，窮富拉平，剝奪農民；第四，否認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實行直接地物質分配。針對上述情況，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會議，下大力糾正“左”傾錯誤。
    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11.2—10）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和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
    會議開始，首先由毛澤東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接著闡述了人民公社出現的歷史必然性。著重指出人民公社運動當前存在的問題。
    一、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混淆兩種所有制的思想情況，毛澤東為會議安排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要不要劃一條錢，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還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劃清兩個階段和兩種所有制的界限。對于澄清混亂思想，遏制嚴重泛濫的“共產風”是有積極作用的。（毛澤東以上講話內容，見他4日和10日講話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當時中央某些領導同志與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10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述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中的第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斯大林說：有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同什么經濟聯系，商品與資本主義聯系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系，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毛澤東 11月 9、10日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
    三、實事求是，不許說謊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
    毛澤東提出，要把改進干部工作作風，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加了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采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義》（草案）。
    四、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
    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認真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思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毛澤東：《關于讀書的建議》1958年11月9日）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二是《鄭州會議紀要》，后改為《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后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 12日，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由于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于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盡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正“左”傾錯誤開了一個頭。
    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后，11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
    1、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我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征求意見。
    2、討論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辦。
    毛澤東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準備。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一條線劃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它問題以此類推。
    盡管毛澤東千辛萬苦力糾“左”傾錯誤，對某些人進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們聽了嗎？沒有。鄭州會議結束后不久，他們照樣利用人民日報鼓吹浮夸風。11月 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 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 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
    “共產風”、“高指標風”，照舊鼓吹，有增無減。
    武昌會議（1958.11.21—27）
    為繼續糾正“左”傾錯誤，1958年及2月21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 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反復地講糾正“左”傾錯誤的意見。其要點：
    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么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指出人民公社，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澤東在21日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么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澤東說，我腦子里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么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里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么辦法就比較可靠了。
    顯然，毛澤東是要集思廣益，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認真研究如何辦好人民公社。
    強調“壓縮空氣”，把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士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1月 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里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么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一點。關于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么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后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由于當時許多領導干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雖然壓縮了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但仍然偏高。毛澤東在會議上講這些話，反映了他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
    批評弄虛作假的浮夸風。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只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澤東：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
    五、強調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還有用。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系，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于凈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11.28—12.1）
    1958年 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認識成果。
    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決議》中的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澤東修改時加進去的，是專門對《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某些人所鼓吹的錯誤做法而進行的批評。為使讀者研究，現將毛澤東在《決議》中加進去的文字轉錄如下：“必須指出，集體所有制對于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于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愿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只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問，才能在全國范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過于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和相當復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這只有產品極大豐富了以后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于生產的發展，不利于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時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為了促進社員勞動的積極性，也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復雜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工資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經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在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仍然將保留按勞分配的制度。企圖過早的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只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系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同志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國的經濟面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產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H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
   “決議”對否定商品生產和浮夸風作了有力批判：
    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決議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決議》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的“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的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的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這里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做出明確肯定。
    批評浮夸風。“決議”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夸。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細致，各級領導人員必須善于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把握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
    盡管毛澤東一再強調“壓縮空氣”，降低生產指標，但會議通過的《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規定的糧、棉、鋼、煤等四大指標仍然偏高。如鋼的產量由2700—3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左右，仍沒有降到應該的合乎實際的數字。
    全會期間，毛澤東于12月1日撰寫了《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虛假的可能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干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問，不愿做分析，只要熱，是不利于做領導工作的……。
    12月9 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并對繼續糾正“左”傾提出了以下意見：
    ——“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的日號有懷疑。毛澤東指出：本來我對苦戰三年改變農村面貌，是有懷疑的，但是后頭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廣到全國去了。4月在武昌10個省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我說，可以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把這個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時間拖長一點。這個意見無疑是當機會主義，這樣的機會主義我很愿當，當了有味道。
    ——指出圍繞人民公社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這個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毛澤東在講到黨內外爭論時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我看，大概可能有幾十萬干部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性急了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作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就是說，不要太急，太急了沒有好處。
    ——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余地，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們國家1958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說，現在要搞一個空氣壓縮機，把空氣壓縮一下，我們腦于里的空氣還是那么多，但是，壓縮一下，留有余地，提出的計劃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我看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
    ——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著鞏固和垮臺的兩種可能性。毛澤東指出：鞏固和垮臺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他說，我倒是借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些倒霉的事情，無非是人民公社垮臺，共產黨垮臺、崩潰、分裂，剩下一些游擊隊。他強調：不過，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管著，就是說，我們這些倒霉，不管怎么樣，總是暫時的，就整個說，是局部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一定要滅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沒有了。而社會主義事業，有損失，有失敗，因為我們搞的不好。那種挫折、那種分裂、那種失敗，甚至滅亡，都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復。
    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就人民公社問題說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鞏固，力求鞏固；另一方面他又擔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準備。他進而引發出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論述，反映了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深邃認識和鄭重態度。
    毛澤東這番話是在三十多年前說的，然而，對于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挫折、失敗，仍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指導作用。
    ——“決議”澄清了有些人以為公社化要把個人現有的消費財產拿來重分的誤解。指出：“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并允許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礙參加集體勞動的條件下，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
    ——“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制度，一般可分為公社管理委員會、管理區（或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區（或生產大隊）一般是進行經濟核算單位，盈虧由公社統一負責，生產隊是組織勞動的基本單位。
    ——“決議”規定抓緊1958年 12月至 1959年4月時間，結合冬季和春季的生產任務，進行一次整社工作。
    ——“決議”、仍然反映了不少“左”的東西。如說供給制“吃飯不要錢”是“共產主義因素”，說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規定公社統一負責盈虧等。
    這里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毛澤東從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屆共和國主席的建議，這次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公報》說：八屆六中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慮以后，決定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8年12月 18日人民日報）會議內定由劉少奇接任這一職務，并由他醞釀提名下屆政府領導人人選名單，交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審定，再交人大選舉。關于內定劉少奇接任毛澤東當共和國主席一事，有個材料記載，現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1958年11月 28日至 12月 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在會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國家主席了，我應當退到后臺上，讓別人干。他沒有指名讓誰來當國家主席。這個提議使大多數不知內情的與會者感到愕然。經過一陣沉默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同志當國家主席。沒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澤東本人也沒有反對。這樣大家鼓掌通過，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9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大會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蕭心力主編：《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
    第二，毛澤東雖然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上花了很大力氣糾正“左”傾錯誤，并且親手在《決議》中加了大量糾正“共產風”的文字，然而在《公報》中對毛澤東所作的努力卻只字未提，這說明某些領導人堅持“共產風”的勢力還相當大。
    第三，反浮夸風。也是這次會議重點之一，然而《公報》中只用“反對浮夸”一句話帶過。毛澤東反對浮夸風的許多精彩講話，也只字未提。
    第四，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雖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編高。《公報》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并號召全黨全民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實現比1958年更偉大的躍進。這說明，當時中央領導層中，堅持高指標的領導還占有相當數量，要使他們腦子冷下來，看來還要花一番氣力，毛澤東少不了還要發幾次大火，再給這些人頭上潑幾大盆冷水。
    八屆六中全會，是在毛澤東領導干，主動糾正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一次重要的會議。雖然全會通過的決議仍肯定了一些“左”的東西，訂的經濟建設指標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鋒芒主要是糾正急于過渡的“左”傾思想，對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鄭州 會議（1959.2.27—3. 5）
    八屆六中全會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于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并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于是，毛澤東于2月27 日至3月5 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
    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
    他又說：我代表 1000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某些某領導人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己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于放屁。
    毛澤東講這番話，顯然是某些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嚴厲批評。
    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地批評和糾正了某些領導人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后，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按：某些領導人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支配，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筆者注）
    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 1959年2月 28日對山西省委《關于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評）
    上海會議（1959.3.2——4.1）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30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的批注中改變了第二次鄭州會議關于舊賬“一般不算”的規定。指出“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為了糾正某些領導人的“左”傾錯誤—浮夸風、“共產風”、窮過渡……毛澤東從馬列主義理論指導，到具體政策的安排，到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無一不深邃，無一不詳盡，無一不嚴格。有時苦口婆心，要求實事求是，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有時疾言厲色，說，我代表1000萬隊干部、5億農民吶喊……。有時和風細語，要求愛惜農民一草一木，一雞一羊。有時大發雷霆，說，“共產風”是偷、是搶、是賊、是剝奪勞動者。有時發怨言、發牢騷，說，你們不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去到馬克思那里告狀。有時耐心細致不厭其煩，親自給某領導人一些書讀。
    這些事實告訴人們，一些人的“左”傾頑癥，必須下猛藥，猛下藥。毛澤東這樣做，是要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引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軌道。毛澤東對屬下的關愛、淳厚、善良、公正、無私，將如日月江河永遠留給歷史，而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毛澤東的誹謗、中傷，說毛澤東“獨裁”，是“暴君”……可以欺騙一些天真無邪的青年、蒙哄頭腦昏庸的無知者，但在歷史事實面前，必然是煙消云散，留下來的則是別有用心者自己的丑惡靈魂，而遺臭萬年！
   （摘自《還清白于毛澤東》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