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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該被掩埋的功績
[心中有祖國] 于 2005-06-22 02:11:33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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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該被掩埋的功績
時光飛逝，共和國轉眼到了50大壽的日子。這50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業業，風風雨雨，溝溝坎坎，歡歡喜喜，悲悲切切，既有驚天地泣鬼神的輝煌業績，也有說下盡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擺起一個龍門陣，讓平頭百姓和學界泰斗把盞對飲，讓工人農民和商界巨頭同桌共話，讓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槍舌劍，我想那場面一定會是熱鬧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個話題，就有可能是討論50年的功過得失，特別是前30年與后20年的關系：究竟是前30年黑暗得賽過解放前呢？還是前30年為后20年打下了基礎？
在很多二三十歲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許多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眼中，前30年都常常是一連串荒唐記錄的匯總。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躍進，緊接著三年自然災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禍），然后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20多年經濟停滯，物資緊缺，米、面、油、鹽、肉、布料、自行車、火柴等等都要憑票，住房緊張，工資凍結，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娛樂被八個樣板戲統治，一切再糟糕不過了。相比之下，電視節目里的舊中國反而顯得更加生動活潑，雖然有軍伐割據，國共交戰，卻汽車、電話、電報、電燈、自來水和一應衣食用品等等都與世界時尚同步，而且絕對不需要憑票供應，只要你有錢，一切貨物應有盡有。文人學者出有車，入有魚，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聽戲有梅蘭芳，聽曲有鄧麗君，日子過得自在又閑適。這樣，在部分媒體的刻意營造下，新中國50年至少有30年打了折扣，剩下20年又有嚴重的貪污腐敗，這個50周年的慶祝就暗淡無光了。的確，人們不難注意到，與1998年慶祝改革開放20年相比，1999年慶祝建國50周年的聲勢小多了。許多媒體對于宣傳20年十分熱心，而且技巧嫻熟，對于宣傳50年卻感到有些不知從何說起，只好舉些數字、炒些冷飯，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華社舉辦的網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講20年巨變的專欄，而沒有50年的專欄。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國的媒體對50周年大慶提不起精神來時，印度的學者卻在隔著喜馬拉雅山對中國嘖嘖稱羨。 中外對比五十年 8月10日，《洛杉磯時報》發表了該報駐北京記者羅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長文，對比了中印兩國50年的歷史和道路。羅恩被派駐中國以前曾任該報駐印度記者3年，對中印兩國對比很有興趣。羅恩說，中印兩國差不多同時宣布獨立。印度選擇了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制度，尼赫魯在1947年8月宣告：“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我們要結束“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兩年以后，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國家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但是，羅恩說：“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準備慶祝印度頭一個50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面，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長、前駐中國大使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國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羅恩說：“例如，從1960年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識字率方面，差別更大。盡管中國有十年文革的動亂，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為52％。從1990～1994年，中國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12.9％，印度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為320美元，只占中國的530美元的60％。”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均收入計算得出，中國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亞洲國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撾和孟加拉國。
原因何在呢？羅恩說：“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較早時更粗暴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專政統治時期在槍尖下強迫實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們只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進失敗之后的饑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統治和迫害。但是，特別是在共產黨統治初期的50年代，中國卻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總是要復雜得多，但是共產黨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認為：‘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結果。’”
《洛杉磯時報》不是親華的報紙，更不是親共的報紙，絕不是親毛的報紙，而且最近又正值美國國內反華輿論高漲時期，但它卻發表了這么一篇文章，可見天下還是有公道的。事實上，早在80年代國門初啟，人們熱衷于進行橫比、縱比的時候，就曾有一些中國學者以印度作為參照系為新中國的成就辯護過。那時，大批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紛紛出國參觀訪問，體驗了北美、歐洲、倭國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線后，未免部慚形穢，在報紙上發表了無數篇橫比文章，大意無非是感嘆資本主義的繁榮昌盛，痛惜中國的貧窮落后，詛咒文革耽誤了建設時光，懊悔當初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時候也有一些“沒出過國”的或者出過國卻“頭腦僵化”的人起而反駁，縱與解放前比，橫與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比，說明前30年沒有白過，也干了許多事情。遺憾的是，這股聲音在一片熱熱鬧鬧的痛惜和懊悔聲中總是顯得那么孤弱。事實上，到80年代中后期，詛咒文革升溫為詛咒新中國，由否定30年進而到否定5000年中華文明，懊悔心理則轉變為急切地追求“全盤西化”，民族廖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連同崇美崇洋情結一起彌漫著從搖滾樂到電影電視的每一個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風波以后，一味向發達國家看齊的單向橫比態度有所變化。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喻權域先生專門寫了一本題為《論三個時間差——與兩代人談社會主義》的書，條分縷析地比較中外各國的發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說明，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遜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頭一時沒找到喻先生的書，但卻有幾份統計資料可供作一個簡單對比。為了說明問題，看來得煩請讀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這張表：
1965～1985年部分國家和地區GNP年均增長率（％）對照表①：
①除注明外、本表數據引自《世界經濟手冊》，經濟日報出版社，1988年。
國別 增長率 國別 增長率 國別 增長率
美國 1.34 中國 7.49① 印度 1.7
英國 1.6 蘇聯 5.89②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倭國 4.7 保加利亞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蘭 8.67 肯尼亞 1.9
臺灣省 缺 泰國 4.0 加納 -2.2
韓國 6.6 馬來西亞 4.4 尼日利亞 2.2
①該數據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長率，換算自柳隨年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蘇、匈、保、捷、波五國的年增長率是從《世界經濟統計摘要》各國國民收人1960～1981年數據中計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以上選列了四類國家，即西方發達國家，亞洲的“小龍”、“小虎”們，社會主義國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從這張表中不難看出，單純就物質財富的增長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的
發展速度是四類國家中最高的。中國六七十年代的發展速度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很高的，僅次于波蘭、保加利亞、新加坡，與“四小龍”相比中國的速度并不遜色，卻比小虎們整整高出一頭，更是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80年代中后期以來，輿論曾經一度從羨慕發達國家到贊美“四小龍”。學術圈的一些活躍人物提到“四小龍”就眉飛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臺灣、韓國，起點和中國差不多，但現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卻直追美國！
30多年來，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結果呢？一個長期是小漁村，一個卻摩天大樓一棟挨一棟。這是為什么？
提問者顯然覺得自己很高明，事實上也的確有許多人鸚鵡學舌，跟著起哄。其實，這樣的問題愚蠢至極。按照這種邏輯，我們倒可以反問，同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頓富人區和貧民區一街之隔，為什么一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另一個卻破破爛爛、污水橫流？
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國家，是財富的匯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語言，叫吸血中心。就像舊中國的上海一樣，外灘的精美歐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熱鬧是與上海以外的城鎮的破敗、手工業的衰落、農村的凋敝相聯系的，它不過是外國資本吸噬中國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轉站罷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國財富的匯聚中心，相反，倒是成為全國建設的技術和資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發展才顯得緩慢起來。而香港則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過了舊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華起來的。本來，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軍完全可以像風卷殘云般地收復香港。中國共產黨可以廢除無數個不平等條約，為什么獨獨要遵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租讓香港條約呢？這就是新中國領導人的深謀遠慮了：考慮到新中國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長期封鎖，保留香港作為打破西方貿易封鎖的通道。正是靠著這樣一個新中國外貿獨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額的代理費，發展起來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與西方各國的貿易額大幅度增長，但其中相當大部分仍然是經香港轉口的貿易。有數以億計的中國打工仔做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臺灣的發展，更是離不開大陸，或者更準確地說離不開反攻大陸，充當美國全球冷戰戰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艦”。說得難聽一點，就是給美國當冷戰的打手。膘肥體壯才能當好打手，因此美國給臺灣（還有韓國）幾乎無限額軍事和經濟援助，以便臺灣當局穩定軍心民心，練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國向臺灣單方面開放市場，允許臺灣產品大量出口美國，以增強臺灣的自身造血機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臺灣從大陸掠走在大量黃金。據《蔣介石詳傳》披露，國民黨從大陸運臺的黃金達875噸，以今天的世界市場黃金價格（一克黃金10美元）粗略計算，合87.5億美元。最近臺灣作家李敖評論臺獨時就坦率地揭露了臺灣發展的老底：“還有一點也是我一再講過的，就是在1949年的時候，蔣介石把全中國的黃金，有92萬兩的黃金，全部運到了臺灣。然后其中的82萬兩，做了臺灣新臺幣發行的準備額、準備金。然后臺灣才開始所謂經濟起飛，這么多年來臺灣就變成了暴發戶。可是這是用全中國的錢，建設了中國的一個省。這等于劫貧濟富。這是很對不起大陸的，用會計學的說法是耽誤了大陸發展的機會成本。我覺得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認為，當時臺灣搶走了中國大陸國庫的黃金，現在自己發了財，就想逃掉，哪有這么簡單。”
可見，如果把“四小龍”的發展稱為“奇跡”，那么中國就簡直可以稱為“神跡”了。因為中國的起點是一窮二白，既無資金又無技術，還少外援（蘇聯人援了一陣子，又半途撤走，還把錢要回去了），也沒有外國財富可供吸噬，全憑勒緊褲腰帶干活，卻能在建國后短短30年的時間里走完英國100年的路程，這不是“神跡”是什么？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間的反思中，人們也逐漸認識到，雖然前30年運動不斷，但工農業生產卻并非停滯不前，人們不是閑了30年，而是埋頭苦干了30年。這也有統計數字為證，請看：
一些主要產品產量及增長率比較表①
指標值年均增長率（％） 1952 1978 1995 1952～1978 1978～1995
工農業產值（指數） 100 779 3303② 8.21 8.8
鋼鐵（萬噸） 135 3178 9153 12.9 6.4
煤炭（億噸） 0.66 6.18 12.12 8.98 4.04
糧食（萬擔） 2378 6095 8902 3.69 2.25
棉花（萬擔） 130.4 216.7 434.1 1.97 4.17
肉類（萬噸）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萬噸） 44 10405 14764 23.4 2.07
①本表數據分別引自或換算自柳隨年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國統計摘要1995》，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
②該數據比照1978到199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倍率折算，僅供近似使用。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前30年大多數主要產品實物量的年均增長率居然還高于改革還放后的20年！
這是真的嗎？其實這只要問一問你身邊的退休工人們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像鐵人王進喜這樣的勞動模范并不是少數鶴立雞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現象。特別是在那些國營大中型企業和重大工程項目中，由于工作意義感強，工人政治文化素質高，其主人翁意識和工作積極性都是今天的人難以想象的。
既然發展速度這么快，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卻沒有什么提高，工資一直不動呢？有人責問。
不錯，從1957年開始20年沒漲工資，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這是事實。但是這不等于生產停滯，經濟不發展。這個道理就像一個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樣，如果家長決定把掙來的錢都用來蓋房子、置家當，飯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會見長，所謂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就是這個意思。事實上，這20年里，中國辦了兩件大事：第一是保家衛國，第二是置辦家業。60年代中蘇關系緊張，蘇聯在中蘇邊境屯兵百萬。南方則是美國侵越戰爭升級，中國面臨南北夾擊的險峻形勢。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負責任的領導人都會把相當大的力量集中到國防建設上。正是由于中國不惜耽誤經濟建設的進程，下決心搞“三線”建設，把大量企業從沿海遷往內地，而且以“分散、進山、進洞”的非經濟方式建設軍工企業，表明了中國敢于迎戰一切來犯之敵的決心，所以美國、蘇聯和蔣介石集團才不敢輕舉妄動，才保證了現代化建設的和平環境。
在積極備戰的同時，這20年的經濟建設也沒耽誤多少，置辦了不少家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經濟發展的起伏較大，但總體態勢仍呈較快增長。據柳隨年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明教程》記載，成績還真是不少，我這里只能作極為簡略地摘引。比如，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有較大提高，1975年的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相當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動力機械增長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長3.1倍，用電量增長4.7倍；此外，農業種子改良取得突破性進展，雜交水稻開始推廣。工業上，建設了一批技術先進的大型工業企業，如大慶油田、勝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產設備、攀鋼、酒鋼、貴州鋁廠、武鋼的一米七軋機工程；汽車工業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等；煤炭工業建設了貴州六盤水煤礦、四川寶頂山等大型煤礦；電力工業建設了劉家峽水電站、丹江口水電站和一大批火電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條鐵路干線和南京長江大橋，修建了長距離的輸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載波通信干線和一批衛星地面站。科學技術方面，兩彈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島素合成，國防科技力量明顯增強。總的來說，“三五”計劃和“四五計劃”如期完成，“五五”計劃開始順利執行，10年時間總共建成了1100多個大中型項目，工農業總產值由1965年的2235億元增至1976年的4356億元，翻了一番還多。在建國17年取得成就的基礎上，經過這10年的努力，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我相信，任何一個熱愛家園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來越扎實，家里的耐用品越來越多，應該會感到喜悅和自豪的。當然，如果這時候有鄰居挑撥離間，向這家的孩子們說，看你們干了那么多活，還是吃不上肉，沒有發展，說明你們家的制度不好，你們家長有問題，孩子們也是有可能上當的。特別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夠寬廣，受過家長的責罵或體罰就把仇恨銘刻在心，看不到家里點點滴滴的進步，最容易帶頭或跟著埋怨、發牢騷，甚至咒罵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說，就算前30年真的有這么快的發展吧，但那時起點低，發展速度自然應該快一些。這就像學生的學習，從0分到60分容易，從80分到90分就難了。
其實不然。如果不存在社會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術和經濟的增長應該是正反饋系統。我們都知道技術和知識在以幾何級數爆炸性增長，也就是說越發展越快。經濟增長也一樣。在資本主義剛剛起步時，經濟增長速度是很低的。從哥倫布登上新大陸到18世紀末工業革命的發生，經歷了近300年時間，這期間英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遠不到1％。從工業革命開始到19世紀70年代的100年左右的時間里，英美德等國的年增長率也不過是2％左右，此后到“一戰”前夕，年均增長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至70年代初，號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發達國家作為整體的年增長率也就是4.4％。可見，所謂起點低發展速度就快的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按照這種推論，原始社會的發展速度就應該是最快的了。從邏輯上說，發展起點越低，資金積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隨著發展速度的提高，積累越容易，反過來會加速經濟發展。這是一個正反饋機制。舉個例子。建國初期搞鐵路建設時，既沒有大型起重機械，又缺少運輸卡車，數以百萬噸計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鐵軌都得憑人拉肩扛，建成一條鐵路談何容易。特別是中國山地多，地形復雜，像成昆鐵路，1085公里路段，卻有60％是橋梁和隧道，施工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種鐵路建筑機械一應俱全，爆破、運輸、吊裝一條龍作業，建鐵路跟搭積木似的。
綜上所述，前30年中國老百姓還真是于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遺憾的是，許多人，甚至經過那個年代的老一輩人，都把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剛剛退休的教數學的老教授聊天，請他談談這一輩子的經歷和感受。他說，我這一輩子算是糊里糊涂地過來了，年輕時候跟著搞大躍進，然后是3年自然災害餓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爭，一事無成啊。我又問他，做過什么值得回憶的事沒有呢？他想了半天，沒說上來。實際上，這位教授從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過無數學生，確實是桃李滿天下。中國的發展不正是由這樣一位位普通教師、學生、工人、農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動的嗎？但是，這么重要的生活內容居然被人們遺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義！這是集體性記憶喪失的一個典型案例。這是多年來知識界那股“妖魔化當代中國”思潮的杰作啊！我不知道李希光先生是否同意：是中國先進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國“妖魔化中國”！
旁觀者清。臺灣有一位叫龔忠武的學者，60年代畢業于臺灣大學，后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他曾經對這一段歷史發過一通議論：“在毛澤東的晚年，中國北部有蘇聯陳兵百萬，南部有美國帝國主義在越南進攻，在這樣一個南北夾擊的情況下，毛澤東堅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國趕出越南，解除了美國的圍堵，為中華民族爭得了生存空間。這不都是毛澤東打出來的嗎！美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被人打敗過，朝鮮戰爭我們和他打了個平手，而越南戰爭美國是戰敗了。美國的經濟最近20年來一蹶不振，其轉折點是越南戰爭。在這之前世界冷戰秩序是一個“二元”秩序，而毛澤東打出了三分天下，變成“三元”秩序，從而也確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晚年的越戰，就不可能有中國現在改革開放的局面。我們不能要求毛澤東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經濟建設好。” 后二十年：勢能轉化為動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各樣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間從地底下冒出來，而且不斷地升級換代，城市變得鮮光了，農村變得活躍了，超級商廈美侖美奐，集貿市場人聲鼎沸，人們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論也自由了，過去看電影當過節，現在不出門就能任選頻道。即使在最偏遠的農村和山區，也擺上了黑白電視機，也多了幾件時新衣服，多了幾句時髦話。這一切的確令每一個普通中國人感到歡欣和自豪，人們一度放聲謳歌改革開放，謳歌這片希望的熱土。
一切來得太快了，人們陶醉在歡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來不及想一想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個解釋：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乍一看，這并沒有什么問題，細一想，卻失之簡單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試想，如果沒有前人建設的武鋼、鞍鋼、首鋼、杭鋼，如果沒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廠，僅僅一個允許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間呼喚出一幢幢樓房，鋪設起一條條公路呢？如果沒有前人建設的鐵路網、航空網，北方市場怎么能一下子出現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沒有前人建設的棉紡廠、絲織廠、化纖廠，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我們在乘涼時，固然應該感謝允許乘涼政策，卻本不應該忘記誰栽的樹。
就以80年代初農村的巨變為例吧。毫無疑問，包產到戶充分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到1984年時糧食產量創下歷史最高記錄。但是也不要忘記，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如果僅僅靠積極性就能解決問題，豈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邏輯中去了嗎？事實上，除了包產到戶因素外，80年代農業的豐收至少還有以下4個重大因素。
第一是種子革命。70年代初雜交水稻良種育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體完成推廣，使水稻單產約增加20％。與此同時，其他各種農作物如小麥、棉花、油料也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對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以垢，西方允許部分民用產品對華出口。中國迅速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生產裝置，這些裝置到1979年時絕大部分剛好建成投產，迅速增加了每畝化肥的施用量。這在長期以農家肥為主的田里起了明顯的增產效果。
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前30年里，各級政府利用農閑每年大規模地組織社員興修水利，全國的大小水庫七八萬座，溝渠暢通，堤壩堅實，極大地增強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證了農業穩產高產。第四是國家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縮小城鄉產品剪刀差，這對于增強農村購買力，繁榮市場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農業如此，工業、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國防各個領域何嘗不是如此呢？試想，如果沒有30年建設的積累，在1949年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要鋼沒鋼，要煤沒煤，要油沒油，要資金沒資金，要技術沒技術，又如何使商品奇跡般地擺滿貨架、擺滿每個家庭呢？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固然得感謝巧婦，是不是也應該感謝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當著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談，順便談到這些看法。他還我一個更有意思的說法：“物理學講能量守恒，動能勢能相互轉化。比如騎自行車上山，很費力。到了山頂時，人就筋疲力竭了，但這時的勢能卻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費力，速度就越來越快，這就是勢能轉化為動能。我看，改革開放以來煥發的活力，就是把前30年積累的勢能轉化為動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則勢能既被消耗光，而動能又被摩擦阻力損耗，這時大撒把政策就會走不動了。”
我越琢磨越覺得這個比喻意味深長。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一無外債二無內債，財政實力雄厚。這就是一個勢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業的術語就是“有良好的信譽”。單是吃這個信譽，廣借內外債，就可以維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內外債均數以萬億人民幣計的時候，要再借債就不容易了，這就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再如，當時中央集權程度較高，這也是一種高勢能態，因為分權容易集權難，從集權到分權，順水推舟，皆大歡喜。但是當形勢需要重新部分集權時，比如1994年分稅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難。更如，土地從三級所有到基本上個人所有，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發生嚴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體所有，就很困難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初期，干部的廉潔程度也是個高勢能態，從廉潔到腐敗容易，這叫從惡如崩，從腐敗到廉潔就難上加難，這叫從善如登。正是有這種高勢能態的廉潔干部，在一段時間內可以讓別人致富，自己守著清貧，基本上可以維持勤勞致富的社會秩序；一旦干部腐敗起來，和群眾搶守致富機會，甚至雁過拔毛，社會公平感就會蕩然無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會遭到嚴重扭曲。也就是說，正是改革開放前的歷次運動造就的一支相對清廉的干部隊伍，支撐著改革開放的大業。
做人要講良心，我們不能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住著人家的，卻一天到晚咒罵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從墳墓里刨出來鞭尸。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心平氣和地回顧50年的歷史，才能找回做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和尊嚴，也才能在前進的道路上經受新的磨難和挫折。歷史并不是就此到了盡頭，日子還要過下去。一個忘記、歪曲歷史的民族，一個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會有前途的。中華民族悠悠5000年文明史相沿不絕，正是表明了中華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們終究會認真地面對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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