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歷史：《高家村》序  



　　魯迅說過，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其實，歷史何嘗不是如此。歷史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有人寫了，讀的人多了就成了歷史。世界上沒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視覺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這樣說就涉及到歷史學中的兩個理論問題。一個理論問題是，一些簡單的所謂事實并不構成歷史。比如說誰什么時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這樣的事實孤立地看并沒有什么意義。流水賬記錄不是歷史，歷史是一種知識。另一個理論問題是，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歷史是由勝利者寫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會這一點的人并不一定多。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的說法都與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的理論有關。

　　讓我先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理論問題。毛澤東于1976年9月9日去世，唐山大地震發生于19 7 6年7月8日。但是，對這兩個簡單的“事實”也是有爭辯的。臺灣當局會說事件發生在民國八十七年；按照中國的陰歷這兩件事是發生在龍年……按照藏歷是……等等。但這僅僅是史學方法問題的開始。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上提到的兩個日子本身孤立起來只是數字。這兩個日子本身也可能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地震提供人命傷亡和財產損失的信息，重要人物毛澤東的死亡將導致中國政局不可預料的變化的信息。但是，即使是這樣簡單的信息也需要進一步的闡述或接受數字的人已經有足夠的知識。比如對后一種信息來說，至少要對毛澤東有一定的了解。對毛澤東一點兒不了解的人是感受不到毛澤東的離世影響中國政局這一信息的。所以簡單的事實并沒有什么意義。只有當有人把毛澤東去世與唐山地震這兩個日期連在一起并用一種理論來討論的時候，這兩個日子才有意義。比如毛澤東去世后中國民間有人說，怪不得唐山地震那么厲害，它預兆了毛澤東的死亡。解釋這兩個事件的內在聯系的理論就是中國傳統的天命論。這樣一解釋就成了知識，我們也就為這兩個事件寫了歷史。中國歷史書上有很多這樣的寫法。


《高家村》

　　拙著《高家村》也是一種歷史。我也在制造知識。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在寫《高家村》的時候用了超學科或是多學科的方法，既有人類學的方法，也運用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和理論。算是為平民寫歷史。本書先簡略地介紹了西方英語著作中研究中國農村的一些主要論著，然后介紹了高家村的地理環境和時代背景。從內容上來看《高家村》是討論高家村從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變遷，本書的主要內容都是根據主題而寫的，每個主題自成一章。這些主題包括：土地、水域與地方政治，人口與政治，生活水平，農村衛生，農村教育，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風俗習慣的變化和延續，高家村與外部世界。

　　《高家村》的寫作有助于說明第二個理論問題，即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的問題。因為我是在農村出生長大的，也因為我的父母一輩子是貧困農民，我寫《高家村》的時候是站在貧困農民的立場上來寫的。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農出身的人所寫的歷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場和觀點。同樣的道理，這也不同于過去的或現在的，受過打擊的或沒受過打擊的中國共產黨當權派的立場和觀點。

　　自從80年代以來，國內外許多中外文寫成有關那段歷史的傳記、自傳和回憶錄陸續出版。國內出版的太多，所以這里只舉幾個國外的例子。有從知識分子立場和觀點出發的《失去的一代》；有從農村地主的立場和觀點出發的《閣樓》；有從受過打擊的當權派立場和觀點出發的，發行量多達五百萬的《鴻》。如果說，這些著作都反映了當代中國歷史的話，那《高家村》的歷史與這些人寫的歷史是不同的。再以《高家村》為例。


當代中國農村和農民

　　首先從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說起。從物質上看，高家村人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確實很低。在最困難的時候比如 1960年高家村人的生活比 1949年以前任何人們可記得的年代還差。我自己在高家村住了23年，一直買不起做夢也想買的一雙雨靴和一個手電筒。但我一脫離農村戶口時就可以買得起了，而那時我已經不需要這兩樣東西了。80年代以后，我的鄉親的生活水平確實有很大的提高。現在高家村人不但穿雨鞋，還穿皮鞋。年輕人穿西裝，扎領帶，戴墨鏡。自行車、手表和電視機也不稀罕。那么我們應怎么解釋這種對比呢？也就是說我們怎么寫這一段歷史呢？

　　最流行的解釋就是，農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必然結果。因為大鍋飯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這實際上是說農民偷懶的學術詞。這種解釋很邏輯地下結論說，8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因為改革開放分田到戶解放了生產力。著名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就是這么說的。這種解釋的理論基礎就是經濟理性主義。這種解釋是多么方便和輕松啊。

　　問題就在于太方便太輕松了。我的解釋與這不同。人民公社制度挫傷了高家村人的積極性了嗎？經濟理性主義的一個假設是，只有產權分明才能帶動生產投人的積極性。即使我們同意這假設，什么是產權分明的問題并不那么簡單。根據我對高家村的觀察和研究，對一個只有十幾戶的生產隊里的農民來說，他們對生產隊的擁有權意識是很明確的。生產隊里有一整套的評工記值和質量監督措施。在熟悉了這一套機制且能預料自己行為后果以后，高家村的人干活是努力的。有沒有平均主義？每個人都是評工記分、評投入（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記值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沒有平均主義的。只有從生產隊每個成員都必須分到同樣的基本糧食（叫作口糧）這一點上來說平均主義是存在的。

　　那么投人多與投人少的生產隊員之間的差別是怎么處理的呢？到每年年終結賬的時候，投入多于所得的家庭叫長錢戶，投人少于所得（比如說主要勞動力長期生病或孩子太多）的家庭叫短錢戶。一般情況下是：短錢戶的家庭付給長錢戶一些錢或實物（比如用來過年的豬肉），如果生產隊年終有錢就分給長錢戶而不給短錢戶。但在不少時候，短錢戶拿不出錢，而生產隊也沒有現金給長錢戶。在這種情況下，長短戶的賬就都掛在那兒，這叫無法兌現。在這種情況下就似乎存在“免費午餐”的問題，但高家村的農民并不一定是這么看待掛賬的。長錢戶把掛賬看成是投資；短錢戶把這看成是借債。這個賬掛在那兒，有時一掛就是幾年。因為長錢戶說不定明年會變成短錢戶，誰能保證你家人不生病？短錢戶的孩子大了就會有更多的投人。還有其他的辦法處理長短錢戶之間的差別。比如長錢戶平時可以向生產隊借些現金買東西什么的，短錢戶就不能借。還有如村前的水塘里抓的魚只分給長錢戶而不給短錢戶，因為魚不是基本口糧。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沒有簡單的大鍋飯，也沒有簡單的產權意識，因此也沒有簡單的理由說在公社制度下的農民不積極投入。那么怎么解釋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別呢？怎么解釋80年代前的定量供應和80年代以后的物質豐富呢？基于我對農民的了解，我認為農民沒有偷懶，所以不認為大鍋飯的理論是令人信服的解釋。我立足兩個問題來解釋。一個是資源與人口的關系問題，另一個是國際環境與中國經濟發展策略問題。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高家村的資源除了人力以外只有土地和水域。從1949年以后，這兩種資源不但無法擴大反而逐步縮小，比如生態環境的破壞使水域資源減少。可是同時人口卻增長了一倍多。也就是說，僅僅保持1949年同樣的生活水平，產量就要提高一倍多。高家村是這樣，全中國也是這樣。高家村要依靠越來越少的資源來養活本村越來越多的人。不但如此，由于中國城市人口也在成倍地迅速增長，高家村的人和全中國的農民一樣還要為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糧食。為了做到這一點，國家強行規定，不管高家村生產多少糧食，除了每人的定量外其余全部以國家規定的價格賣給國家。于是，農民投人是多了，生產量也提高了，可生活水平卻沒有提高。

　　當然，我這樣解釋還遠遠不夠。有人可能會提至少三個問題。第一，80年代以后每年有近億農民出外打工，而農村生產倒比80年代以前好。這么多剩余生產力只能說明大鍋飯沒有發揮農民的積極性。第二，80年代以后總的來說全國農產品年產量是比80年代以前多。如果不是分田到戶解放了生產力，原因是什么？第三個問題是，全中國的資源與人口的關系并沒有在80年代以后變得更好，可物質豐富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個怎么解釋？

　　我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首先，我認為80年代以前的剩余勞力并沒有現在這么多。因為高峰時期出生的孩子那時還沒有長大。其次，毛澤東時代的大興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勞力。再者，就高家村的情況來看，現在留在村里的老幼婦“殘”對農作物的時間投人大大地多于同類農村居民在公社時期的投入。因為年輕力壯的人出外打工了，他們不得不日夜苦干。所以，80年代前后農村居民對農業的工時和精力投人并不如我們想像的那么簡單。

　　談第二個也就是農產品年產量的問題。從兩個方面來說，80年代以后產量比前期多是不能同前期的發展和努力分開的。第一個方面是，前期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后期的產量提高打下了基礎。第二個方面是，80年代后期產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靠新的技術投人，即化肥和農藥的投人。一直到80年代初，高家村的化肥和農藥都是要靠國家計劃定量供應的。而現在呢，只要有錢，要多少有多少。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幾個大型化肥工廠都是在80年代以前建立的。這說明，80年代后期沾了前期的光；同時也說明，如果公社時期有足夠的化肥的話產量也會更高。

　　以上這一點正好與回答第三個問題有關。在中國人口與資源關系并不是更好的80年代以后卻為什么物質豐富呢？這是兩個時期不同的經濟發展策略的結果。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國家環境和中國經濟發展策略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并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949年，中國是個一窮二白幾乎沒有什么工業的國家。在朝鮮戰爭后的冷戰世界環境里，中國不但得不到西方先進國家的援助，而且還受到各種各樣的制裁和排斥。與蘇聯交惡以后情形更為嚴峻。在這種形勢下，盡快地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是最容易被選擇的經濟策略。發展工業的資金從何而來？來源于對農民最大限度的剝奪。這剝奪是靠一整套措施來實行的：戶口制度、商品的定量配給、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等。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勞動力而又不需增加工人工資，國家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價糧油供應、免費住房、醫療和衛生、終身職業、職工退休金及全部就業。

　　到80年代以后，由于國際環境的改變，更由于國內重工業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經濟發展的策略很容易有新的選擇。這就是大規模發展輕工業的同時吸引外國投資和技術。于是國家為發展工業而對農業的剝奪就可以減輕了。于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開始縮小，這表現在80年代初對農產品的大規模和大幅度的提價。這種經濟策略的戰略大調整馬上帶來兩個明顯的后果：一個是生活日用品的越來越豐富，一個是農民的收人提高。這種戰略大調整的經濟后果可以說與分田到戶這種不倫不類的私有化沒有關系。

　　正因為這樣，農村的好景不長。1985年以后，由于其他生產資料產品價格隨著上升，農產品提價的好處很快就被抵消了。加上農村基層官員對農民的剝奪和各種類型的苛捐雜稅，現在在農村靠種田已經無法生活下去了。那么，高家村的人是靠什么維持著比80年代前好的物質生活水平呢？是靠出外打工的年輕人的血汗錢。在《高家村》一書有關農民外出打工的一章里，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打工農民生活是多么辛酸，他們的匯款對他們老家的經濟又是何等關鍵。

　　我在對高家村的研究中還發現了一個表面看來很矛盾的現象。那就是，在當地農村物質生活水平比毛澤東時代提高很多的情況下，不論是基層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懷念毛澤東。對這現象，自由主義的精英教導我們說，那是因為農村人封建愚昧。農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們需要皇帝來效忠等等，等等。

　　其實，情況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經驗證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過激的愚昧的行動既不是農民發明的，農民也沒有跟著去做。高家村的人沒有跳“忠”字舞，也沒有搞早請示晚匯報。打老師也是所謂受教育的人干的，農民是反對的。農民對村里的地主富農也是同情的。他們對階級斗爭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極抵觸。他們對從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識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澤東時代他們也吃了很多苦。比如，農閑時寒冬臘月他們被動員去搞水利建設；他們的風俗習慣被稱為封建迷信而受壓制；他們的家族宗譜被燒掉；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多少，而且在大躍進時鬧了饑荒。高家村雖然沒有死人，但那饑荒卻是史無前例的。

　　那么他們為什么要懷念毛澤東呢？因為他們的生活從來沒有好多少。世代貧苦的生活使他們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總是那么順利的。跟精英相反，他們不覺得他們理所當然地得過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勞動所得的。所以他們看問題看得比較全面。毛澤東時代給很多人帶來了尊嚴。在毛澤東時代，很多下層貧苦人社會地位提高了，婦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國家意識提高了，社區意識提高了（因為人民公社體制使他們知道，人們可以組織家族以外的生活），文化意識提高了。

　　這一切跟精英們的歷史是不同的。在精英們制造的歷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對高家村的農民來說，“文革”卻是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時期，因為正是在這時高家村第一次辦起了一至三年級的小學。于是這個村歷史上第一次全部學齡兒童人學。“文革”時也是衛生的最好時期之一，因為赤腳醫生制度使農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蟲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嬰兒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壽命大幅度提高。對精英來說，“文革”使中國變成了文化沙漠。但對高家村一帶的農村來說，“文革”是當地文化的史無前例的最好時期，因為農民把樣板戲翻了個版，用本地的傳統曲子和語言來改造樣板戲，并自己登臺表演。他們自編自導自演自己設計服裝，以前所未有的熱情來豐富當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參加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村與村的年輕人組織籃球之類的體育比賽，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在民兵訓練的時候農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槍實彈。年輕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紹人地談戀愛，因為集體生活為他們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機會。

　　所以，農民對過去的懷念不是因為他們比精英們愚昧。他們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深刻的社會基礎的，他們沒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那樣的打擊和迫害，他們的思想感情當然不一樣。同樣，他們對80年代以后的思想感情也是根基于深刻的社會基礎的。的確，80年代以后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比以前高，而且農民現在有更多的行動和宗教自由。但隨之而來的也有更多的新問題。比方說，越反越厲害的官員腐敗，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制止不住的苛捐雜稅，令人不安的社會治安問題。農民是這些問題的直接受害者。他們有出去打工的自由，可那是一種沒選擇的自由。十幾歲的孩子遠離家門，很多在沒有安全和衛生保障的條件下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而掙得十幾或二十塊錢。這是什么樣的自由？

　　在這篇文章里，我先討論了寫歷史以及與之相關的兩個理論問題。一個是什么是事實的問題，一個是歷史由誰來寫、為誰而寫的問題。對第一個理論問題，我的觀點是，寫歷史從來就不是把事實找出來然后記錄下來，因為世界上沒有不包含理論假設的事實。對第二個理論問題我的觀點是，對同一個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發點不同會寫不同的歷史。然后我介紹了拙著《高家村》。此書雖然不是正宗的歷史書（就像很多目前流行的傳記和回憶錄不是正宗歷史書一樣），也算是為中國農民寫歷史，算是“草根”歷史的一種努力。接著，我以農民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對比為出發點，就生活水平差別的原因、人民公社體制、農民生產積極性、農產品產量等問題提出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所提出的解釋。我的解釋是基于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和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策略這兩點的分析而成立的。由此我就談到了高家村農民對毛澤東時期，對“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識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態度和思想感情。這種不同也反映在目前打工農民的遭遇上。最后我要說明的是，我所說的精英是要有界定的。對“文革”的態度和思想感情是指受過打擊和迫害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對中國農村形勢的估計（包括人民公社和現在打工農民的遭遇）是指一些知識分子、政治官僚和主流派經濟學家。我們必須看到，很多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包括受過打擊的）也為農民說話。


    本文是學者高默波2003年的新書《高家村》的序言，高默波現在是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的教授，并已加入了澳大利亞國籍。


    《高家村》 2003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