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澤東要求《人民日報》敢于抵制“左”的虛假宣傳

    

                          毛澤東對吳冷西的一系列談話
    鼓吹高指標，鼓吹浮夸風一律不登報。據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回憶，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中，毛澤東先后多次找他談話，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要敢于抵制“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不登“五風”文章，不發“五風”消息，一定要卡死。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頁）
    報紙宣傳要慎重，不要講過頭話。“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找我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
    l、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干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郁郁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問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沒事干了嗎？要留給后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一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干部和群眾方面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筑的重要性就在這里。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并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后來陸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后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0、第72頁）
    這里有幾個問題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已專門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叫他注意在“報紙報導上，不要盡唱高調”，“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為什么人民日報鼓吹浮夸風和高指標風越來越厲害？吳冷西個人有這個膽量嗎？沒有。既然吳冷西沒有這個膽量，那么又是誰有這么大膽量，頂著毛澤東干？！
    第二，毛澤東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對報紙的宣傳問題，又專門作了五點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開全國報紙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問題，吳冷西己將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和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和彭真作了傳達，而陸定一卻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說”不貫徹執行，致使“五風”越演越烈。當時陸定一僅是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他個人肯定不能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定的。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又一次找吳冷西和胡喬木談話，指出：《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是輿論機關，“不要講過頭的話”，對外宣傳如此，對內宣傳也不例外。然而它們鼓吹浮夸風、高指標、“‘共產風”卻有增無減，這是為什么？
    新聞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頭腦要冷靜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特意找我專門指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導，發表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還說，他對報紙宣傳有一點意見，過幾天空一點了再談。”（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04頁）
    1958年11月22日，毛澤東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報導，找吳冷西長談，吳冷西回憶道，毛主席說：‘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夸風就不好。’”
    毛主席強調，做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么你就報道什么，要自己動腦子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說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夸，這要引以為戒’。
    “毛主席講了上面這些話后，又歸納為三個意見。他說；
    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相，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夸、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按：毛澤東的指示不但不聽，就連寫上《決議》的話也敢刪掉，可見這位政治局委員非同一般——筆者注）
    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腦發昏，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毛主席說：‘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
    “毛主席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后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攤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08一第113頁）
    “第四，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毛澤東說：‘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劉少奇說：‘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
    讀了吳冷西的上述回憶，我們清楚的看到，毛澤東從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中，作新聞報道時，如何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堅決抵制“五風”的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并沒有很好的貫徹執行，一味地鼓吹“五風”，為“五風”的盛行推波助瀾。到了1959年6月，毛澤東責成主管宣傳口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鄧小平和彭真，要他們立即研究宣傳工作如何轉向的問題。
    吳冷西回憶說：“6月14日，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志召集書記處會議（鄧小平同志摔傷了腿，住院治療），討論宣傳工作怎樣轉向問題。經過討論，最后決定由胡喬木、周揚和我準備一個文件，書記處再研究決定。我們起草了一個關于宣傳上如何轉向的問題通報（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開書記會議，討論這個通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準備以中央名義下發。彭真同志將修改后的通報送給劉少奇同志審批，劉少奇同志認為通報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但此事關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時通過。”
    “ 6月 20日，毛主席主持召什政治局會議，他在批評浮夸風和高指標之后，轉而談到宣傳問題時，他嚴肅地指出：‘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中央社和中央H報，是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毛主席說：‘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他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不過《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我每天必看，這兩種刊物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記者協會的《新聞工作動態》也不錯，反映了新聞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可以看。但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臺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不顧左右而言他。’”（吳冷西：《憶毛主席》第36—第141頁）。
    會后毛澤東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規定”，仍由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主管宣傳口的把關工作。吳冷西回憶道：“毛主席在會后，對我說：‘以后有事情要請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總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我們兩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管。’”（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42頁）
                                宣傳口主要把關人
    從吳冷西的上述回憶我們清楚的知道，當時宣傳口把第一關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把第二關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總書記兼書記處書記鄧小平，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把第三關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來。劉少奇把最后一關，如果他認為很重要，自己不能決定，就送給毛主席審定。如果認為自己能決定，他就自己決定。不再麻煩主席了。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規矩”，到1956年6月毛澤東又重申這一“規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這里順便說一點，吳冷西在回憶中還談到，原《人民日報》總編輯是鄧拓，他因為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上的重要講話，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只發簡要新聞，不發社論，不久，毛澤東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鄧拓連消息也不發，因而被毛澤東批評為“是死人辦報”。到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而由吳冷西正式接替，鄧拓仍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對此，吳冷西在回憶中是這樣寫的：“半個月以后（即6月I3日以后——筆者注），黨中央才宣布鄧拓同志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我任總編輯。鄧小平同志為此專門召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個編委會的同志開會，宣布中央的決定，并肯定了鄧拓同志主持（人民日報）成績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團結一致努力把《人民日報》辦得更好。在這以后，鄧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評論、理論和文藝，我主管新聞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變動為止。”’（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58頁）
                          對“五風”問題不要宣傳
    從吳冷西的一系列回憶，我們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從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要他敢于堅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風”。對“五風”的問題，不要宣傳，不要登報，“要卡住”。在宣傳中“要實事求是”。“要做冷靜的促進派，不要做冒失的促進派”。“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么，你就報道什么，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風不好”。 “不要華而不實”。“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搞指標。”“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你是記者的頭子，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楚，要實事求是”等等。
    吳冷西在回憶中還說：“  1957年 6月13日，在黨中央決定他去《人民日報》任總編輯時，毛澤東告誡過他：‘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壞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于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了。’”（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57—第158頁）
    毛澤東這一系列指示，吳冷西聽得進耳了嗎？如果他聽不進耳，為什么37年以后的今天，他還回憶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書的末尾保證道：他所說的”“主要意思是絕對不會錯的”。并說：“毛澤東對他這一系列的談話都有記錄，現存在中央檔案館里。”看來，毛澤東對吳冷西的這一系列談話，對他提出要抵制“五風’”的一系列要求，他是聽進耳的。然而，他卻沒有很好的執行，反而和其他什么人一起利用《人民日報》這個宣傳陣地，大肆鼓吹“五風”，為“五風”的盛行騙風點火，推波助瀾，這太不應該了。
    吳冷西在回憶中自我檢討說：“在大躍進運動中，開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矚，還是比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隨大流’了。因為當時的形勢是：把宣傳口關的這批中央領導“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而毛澤東的留有余地或壓縮空氣的聲音微弱。在當時中央領導層中，他是少數者。所以我只好‘隨大流’，跟多數中央領導走，特別是跟把宣傳口關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走。對于1958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鼓吹‘五風’的錯誤，應是把宣傳口關的中央領導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負責。當然，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感內疚。”（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2頁）
    某些人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說敢干”的這一面，而忽略了毛澤東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說敢干的沖天干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態度。
                        劉少奇、鄧小平當時在黨內的地位
    從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起，毛澤東就有意的把劉少奇、鄧小平推到第一線，自己退居第二線。據毛澤東后來說，這種想法是基于蘇聯的教訓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培養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時間太短，馬林科夫沒有時間和機遇獲得成熟的經驗，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魯曉夫就輕而易舉地篡奪了政權，復辟資本主義，當然毛澤東這一設想當時還沒有公開，而是以國家主席、黨的主席不得超過兩任為由而提出：“八大”期間，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就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毛澤東還是邁出了增減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他不再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會議發表公報說：全會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再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并指出毛澤東同志專作黨的主席，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
    隨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劉少奇正式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出國家主席黨主席連任期數不得超過兩屆，他曾想從黨和國家的領導位置上退下來。“八大”前夕，9月  13日，毛澤東在談中央領導機構的設置時說：“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時候，就不當黨的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在“八大”通過的黨章中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個規定，就是為有一天毛澤東從黨的主席位置上退下來后為毛澤東設立的榮譽職務。
    自從蘇聯赫魯曉夫舉行宮廷政變、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為選拔培養接班人費盡了心機。他胸懷大局，謙光自抑，選賢讓賢，謙卑退讓，實為全黨楷模。然而以后的事實說明，毛澤東的夙愿終未實現。這是毛澤東的憾事！中國共產黨的憾事！中國人民的憾事！
    在1958年興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出于培養接班人的考慮，推出劉少奇、鄧小平等到一線，而他自己則居于二線。
   （摘自《還清白于毛澤東》國際炎皇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