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有天事件

（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八十周年而作）

韓西雅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國家確定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和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用、限制、改造”，“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工會認真貫徹這些政策方針，教育會員群眾，支持資木家守法經營，發展生產，正確處理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

    上海解放后，我在上海任中國店員工會上海市委員會副主席、黨組書記，負責店員工會工作。

    1949年12月，全國總工會正北京召開中國店員工會籌備委員會，我與其他幾位同志一起參加了那次會議，陳云同志向會會議作報告，指示工會、特別是店員工會要協助政府收稅。回到上海后，我們就同市稅務局聯系，在他們的支持下開展了協助稅收工作。市店員工會和各區分會都建立了協助稅收委員會，下面按企業或地段建立協助稅收小組，發動店員督促資本家依法納稅，檢舉揭發資本家的偷稅漏稅行為。

    當時上海共有163000工商戶，其中商店占110000戶。商店老板偷漏稅普遍。解放后廣大店員主人翁覺悟大大提高。各店內部的店員發動起來，老板的違法行為就瞞不住了，被紛紛揭發出來，有力地保障了國家稅收。

    店員揭發老板的違法行為，老板仇恨，一些老板對進行檢舉的店員橫施報復，導致了一些勞資糾紛。

    有一家瑞有天茶食糖果店，老板陳森，于1950年8月逃漏了20包食糖的貨物稅，被該店的會計、共產黨員、工會干部、地段的協助稅收小組長周承嘉檢舉。從此，陳森把周承嘉視作“眼中釘”，蓄意誣害。1950年11月，該店兩個月未發工資，店中的兩個售貨員聞廣齡和夏良田同做小點心的美正食品廠的送貨員諸關根中串通，用每百點心中少送幾個的辦法，由諸給聞夏二人小費共老人民幣71700元  (合新人民幣7．17元)。這是一種錯誤的舞弊行為，是舊社會店員對老板消極抵抗的一種陋規。老板陳森發現后，認為謀害周承嘉的機會到了。于12月27日找到美正廠的諸關根，明向諸說：“周承嘉檢舉我逃稅，我要教訓他一頓，請你到勞資協商會議上去講：這次舞弊是周承嘉起頭接洽的，錢是到我(指諸)處來拿的，他是寧波人，穿人民裝。你照我的活講，以后我給你多做些生意，其他職工有閑話，我有肩胛(由他頂著)。”陳在一間屋里暗放著錄音機，讓諸照陳教的話講一遍，錄了下來。   

    下一天，陳又找到售貨員聞廣齡，也向聞明說：“周承嘉吃飯拿工錢，搞工會工作，店中有損失。只要你說這次貪污周承嘉也在內，我給你三個月解雇費、一個月雙薪，并且替你另找工作：假如你不肯說，我馬上就辭退你。”陳也把聞帶到一間暗設了錄音機的屋子里，強令聞說這些話，聞不愿說，陳反復套問。聞被脅逼不過，吞吞吐吐“嗯”了兩聲，陳也算把話錄下了。

    有了這兩人的錄音，陳森就氣勢洶洶去責問周承嘉，硬逼周承認帶頭舞弊。周承嘉堅決否認，強烈抗議，并向店員工會作了報告。工會向售貨員聞廣齡、夏良田，送貨員諸關根作了調查。聞、夏、諸三人都說明他們舞弊同周無關，并給工會出了書面證明。但在茶食業的勞資協商會議上，陳森仍然誣陷周承嘉貪污，勞資協商不成。店員工會就把此事報告了勞動局；

    勞動局進行了三次調解，除了瑞有天的勞資雙方以外，有店員工會代表和市工商聯的代表參加。工商聯的資本家代表完全偏袒陳森，不接受調解，調解不成。

    鑒于這個案件涉及對工會積極分子的挾嫌誣告的刑事性質，勞動局在調解不成以后移送法院處理。周承嘉以無端被資方設計陷害，呈請法院依法保障。

    1951年4月5日，《解放日報》對此案作了報導。

    事情十分清楚，這是一場資產階級向著站在國家主人翁立場的工會積極分子、共產黨員打擊報復的階級斗爭。

    當時正是國內恢復經濟、對外抗美援朝時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黨和國家的鼓勵扶持，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支持下，正在繁榮起來。可是，資產階級口頭上擁護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其實唯利是圖，不滿足于守法經營，后來在“五反”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向著工人階級猖狂進攻的種種“五毒”行為早己在泛濫開來。這件被稱為“瑞有天事件”的案子，不過是一個早發的例子而已。

    從四月到七月，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上海市協商委員會所屬的勞資關系委員會曾經多次組織勞資協商，希圖解決問題，都未成功。

    七月，上海市委接到劉少奇同志的指示，批評了“瑞有天事件”久拖不決，將要影響同民族資產階級的整個關系。指示雙方都做自我批評，結束爭論，不要再斗爭下去。

    “瑞有天事件”只是上海地方上的一件不大的勞資糾紛個案，本應完全可以在上海就地解決，沒有必要驚動中央。可是，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卻直告到劉少奇同志處。

    當時，陳毅同志不在上海；劉曉同志病假。市委由書記劉長勝同志主持，市政府由副市長潘漢年同志主持。

    按照劉少奇同志指示，上海市委宣布“瑞有天事件”拖延時日較久，對茶食業勞資雙方情緒頗有影響，市協商委員會接受盛丕華副市長(資產階級代表)建議，于7月19日下午召開上海市協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五次會議，組織雙方展開批評自我批評，解決問題。會議邀集了勞資雙方當事人、店員工會、茶食業同業公會、勞動局。人民法院等有關機關代表百余人，共同協商。

    對這次會議，《解放剛報》于7月21日作了詳細報導：“會議由協商會潘漢年副主席主持。盛丕華副市長首先說明該案移來協商委員會討淪的意義。劉靖基(資產階級代表、安達紗廠老板、協商會議下屬勞資委員會的副主任)報告了該案的發展經過，案情內容及協商會勞資委員會調查、協商該案后的意見。旋即由該案勞資雙方當事人諸關根、聞廣齡、陳森、周承嘉四人發言。諸、聞兩人證明周承嘉未參與舞弊，并陳述自己確曾因經濟困難虛報進貨扣取貨款人民幣七萬一千七百元(舊人民幣，合新人民幣7．17元)。陳森的發言，列舉理由，

企圖證明周承嘉確有舞弊情事。周承嘉則一一予以駁斥。接著，會上又播放了陳森認為足以證明周承嘉參與舞弊的錄音證據。

    會議旋即進行協商討論，委員們紛紛發表意見。對該案資方勞方都進行了批評，并一致認為：當全國人民投入轟轟烈烈的抗莢援朝愛國運動時，勞資雙方應本著勞資兩利之原則，加強團結，互相幫助，改善經營，搞好業務，不應意氣用事。蘇延賓委員指出：瑞有天資方為了企圖開革職工，競采用了不正當的手段，這樣不但不能改善勞資關系，反而使得勞資雙方更加對立，假如為了職工檢舉逃稅，阻止造假賬而有意報復，則更應作深刻的自我檢討。勞方不從搞好勞資關系出發，未爭取團結資方進行耐心協商而即向法院起訴，也是不對的。該案發生后，勞資雙方的領導上，也沒有及時很好處理，對糾紛影響的擴大，也有很大關系。協商討論，主要的不在追究責任，而希望各有關方面應從這案件中深刻檢討，吸取經驗，使本市商業系統的勞資關系有進一步改善。胡子嬰委員(市工商聯秘書長)報告了工商聯處理該案的經過，批評了店員工會在處理勞資糾紛案件時還不夠細致耐心。店員工會代表(韓西雅)對資方陳森以落后的方法處理勞資問題，及勞方周承嘉對勞資糾紛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都進行批評，并代表店員工會自我檢討了對基層工會及會員的領導不夠。榮毅仁委員認為該案是可以協商解決的，有關單位未有耐心調解而徑送法院處理；似不妥當：他承認工商聯對茶食業同業公會的領導是不夠的，今后也要加強領導。勞動局馬純古局長說：勞動局在這一案件上調解教育工作雖然做了，但做得不夠。他并指出：勞資爭議雙方必須從團結、教育來解決問題，各執一詞是無法解決問題的。這個案件的勞資雙方都未從團結、教育著眼，因此小問題就擴大了。胡厥文副主席及舒新城、熊佛西等委員也發表了意見。舒新城委員說：這是一個很小的勞資糾紛案刊，反復協商討淪很久，現在還提到市協商委員會來協商討論。在反動政府統治時候，這種現象是不會有的，這是人民翻身后運用民主訴資方的控告，以表示團結資方的誠意；又建議資方陳森應就欺騙職工使用綱絲錄音器作深刻檢討。各委員發表意見后，勞資爭議雙方當事人，在會上當場表示接受委員們的批評。職工周承嘉檢討了自己對處理這一爭議案件的缺點，并接受委員建議向法院撤回對陳森誣告的起訴，爭取團結資方，搞好業務，搞好工會工作。資方陳森也作了自我檢討，他說：雖經解放后二年多來的教育，但在勞資雙方關系問題上，還殘留著落后的反動思想，今后在工商聯和同業公會的領導下，加緊學習，提高自己的認識，在委員們批評教育下，對勞資問題有了新認識，將以簽訂愛國業務公約的具體行動來表現，并將把自己在這次爭議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告訴有著同樣勞資問題的同業，改善我們本業的勞資關系。上海總工會劉長勝主席說：處理勞資爭議，應站在勞資兩利的立場，不能意氣用事。資方要搞好營業，如不依靠職工弟兄是行不通的，而工人階級自覺自愿發揚積極性，又必須依靠工會的領導。故資方對工會應予幫助，對工會個別干部的工作作風等如不滿意，可進行善意的批評，只有這樣勞資關系才能搞好。瑞有天資方采用不正確的手段對付職工，只會使爭議案件復雜化，影響勞資雙方的感情。工會干部對于個別職工由于長期處于被剝削被統治的地位和目前客觀條件所促成的若干缺點，沒有面對現實，積極地進行教育提高，而回避或掩飾事實，甚至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這是不對的。多做一事多長一智，希望勞資雙方通過這次爭議案件，提高對勞資關系的認識，進一步改善商業系統的勞資關系。  

 潘漢年副主席總結發言，他說：從瑞有天案件本身來說，是商業公會和店員工會之間一個小問題，但它包含著本市商業系統的勞資關系問題。經過今天討論，基本上已澄清了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大家對勞資關系；有了新的認識，案件本身也獲得了一定的解決，對于處理今后同樣勞資爭議案件很有幫助。潘副主席并指出：瑞有天勞資糾紛也暴露了本市商業系統中存在著的勞資問題，這暴露出來的問題又是和商業改善經營，改變營業方針等問題分不開的，法律只能解決誰是誰非的問題，瑞有天資方企圖制造法律上的證據來對付職工，不但不能解決勞資問題，反而把這事情復雜化了，工會和資方在今天的討權利的具休表現，勞資雙方應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從大處著眼，許多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熊佛西委員并建議勞方周承嘉向法院撤回論中，在這方面都有了新的認識。吸取這次經驗，今后勞資雙方都應從大處著眼，及時地合理地解決同樣問題，以增強改造舊上海經濟的力量。在擴大民主，鞏固民主的基礎上，進一步搞好本市商業系統的勞資關系，加強團結。    ·

 1951年8月3日，《解放日報》還發表了《關于處理瑞有天食品店勞資糾紛事市店員工會作出檢討，決加強政治教育改善勞資關系》為題的報導，內容是：

“瑞有天的勞資糾紛拖了很久，終于由市協商委員會常委會的討淪，獲得了解決。通過這一事件，深深教育了我們工會工作的干部。

 一、二年來，我們號召說服職工，用減薪、節約、輪流返鄉等辦法來爭取資方，克服困難、維持生產，甚至為了企業的困難，同意資方合理的解雇要求。現在除了我們已幫助轉業的七千余人外，尚有二萬多入登記等待轉業，以及目前絕大部分職工都訂立了以搞好業務為巾心的愛國公約等事實，可以看出我們在處理勞資關系問題上的方針足兩利的，團結的。但是，山于上海商業的眾多、分散，又是在改善經營及改變經營方針的過程中，就難免經常發生新問題和新爭議，而工會又是在逐步健全起來，干部水平不高，在處理上也就易產生一些缺點。瑞有天案件發生以后，對部分職工舞弊貪污行為和資方的偏向，我們表現不夠冷靜，未能緊緊掌握耐心說服、團結教育的原則及時解決這一案件，輕易同意周承嘉同志向法院起訴，使后來處理增加了困難，拖延了很長的時間，我們是有責任的。   

二、瑞有天案件的本身是聞廣齡、夏良田、夏良祥三位職工各自舞弊了幾萬元(折合新幣幾元)錢及一些白糖。解放以后，職工依然舞弊，當然是表明他們覺悟不高。由于舊社會商業中的虛偽、作假長期影響店員，同時，過去過分剝削下，曾有部分店員養成了用舞弊方法來消極抵抗的現象，解放以后，由于我們工會領導不強，對于部分店員落后意識或舊作風未能加以全部糾正。因此，我們也就必須深入檢討基層工會對職工的教育工作。   

三、瑞有天案件的主要爭論是周承嘉是否舞弊問題，周承嘉同志在聞廣齡、夏良田舞弊發生后，沒有認識清楚事情的性質，沒有面對現實積極的對他們進行批評教育與提高，而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模糊了工會干部正確的立場和責任是不對的，工會沒有能幫助他開清楚該案的本質及其社會根源、掌握政策及時適當解決，也是有缺點的。但資方利用錄音機秘密制造片面之詞，況他參與舞弊，企圖開除也是擴大糾紛的原因。用這樣不正確的態度對付職工，特別是工會干部，更是錯誤。但我們對資方錯誤態度的斗爭，是缺乏為著更好團結的明確方針。通過市協商委員會的討論，我們也更深一步地認識對資方的某些類似落后行為，必須主動爭取、團結教育，不應急躁、不耐煩的態度來對付。    

四、因此，我們感謝市協商委員會給我們的幫助，一定要遵照潘市長、劉主席及其他各位委員給我們的指示，吸取這次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加強學習，來提高我們的工作。今后要加強與工商聯及各商業同業公會的聯系，共同配合以正確地解決各種問題做好工作。

五、我們決定將瑞有天案件的經驗教訓，通報各基層工會，加以討淪，加強對店員的政治教育，促進勞資關系更進一步改善與團結。”

我之所以如此不厭其詳地把《解放日報》這兩篇報導全文錄在這里，是想讓現在的讀者看到，當年我們黨為了爭取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細致精微，煞費苦心。如果有人因為我們講階級斗爭，又較快地完成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以為黨、國家和工人階級曾經粗暴地對待民族資產階級，那么，這兩篇報導就可具體生動地向人們證明這種看法是完全不符合當時實際，是大錯而特錯的。

瑞有天事件的性質清楚明白，就是偷稅漏稅的違法資本家對堅定地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執行黨的指示，揭發資本家違法行為的工會干部、共產黨員進行挾嫌誣告，惡意傷害的刑事犯罪事件。我們卻在資產階級及其上層人物無理取鬧，氣焰囂張的情況下，怕影響階級關系，為撫慰他們而息事寧人，委曲求全，不分是非地讓雙方都做自我批評、實際上主要是讓工會以及勞動局、包括被誣陷的基層工會干部等方面公開檢討來平息案件。

建國初期，毛澤東同志鮮明地提出在城市工作中黨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黨明確工人階級足國家的領導階級、國家的主人。工人階級也確實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工會也確實是黨聯系群眾的紐帶，組織、教育、帶領工人階級群眾，無私奉獻，克服困難，維持和發展生產，成為國家政權的堅強支柱。在此情況下，如果不是親自經歷，是怎么也無法想象“瑞有天事件”會這樣處置。

既然高層領導作出了這樣的指示，地方黨政、我們這些戰斗在—線的共產黨員自然也不折不扣，無怨無悔，認真負責地貫徹執行了。

問題是我們這樣做，資產階級是否有所感動，改弦更張，真能靠攏黨、擁護黨，正確對待國家利益了呢?不，絲毫也沒有，不僅沒有，正在這一年，他們的“五毒”更加泛爛：他們向著黨、國家和工人階級的進攻達到了危及國家的頂點。這樣一個鐵的事實，向我們說明，那種以為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不應該開展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黨和國家不應該不失時機地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級會老老實實守法經營他們的企業，從而為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那種以為黨和國家不該堅決地基本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依靠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國家可以富強起來，廣大勞動人民可以得到幸福生活的思想，完全是幻想。

1951年7月，“瑞有天事件”了結。就在這1951年后半年，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的猖狂進攻達到了不能再不給予制止的地步，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確的決定，決定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一場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一場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這是一場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重大斗爭，是一場決定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前途命運的歷史性斗爭。在運動中揭發出來的資產階級“五毒”行為觸目驚心。

即使如此，斗爭還是為了團結和改造。斗爭中黨嚴格執行對民族資產：階級團結——斗爭——團結的方針。揭發批判違法犯罪分子，批判為了教育，保護守法和基本守法分子，鼓勵他們守法經營。在上海，為了防止意外，保護資本家的人身安全，揭發批判采取“背靠背”的辦法。在企業中，職工揭發批判，資本家不在現場，把材料給他們看，有的把廣播喇叭拉到他的辦公室，讓他“聽隔壁戲”。全市劃出303家大戶資本家，市政府讓他們集中在市協商委員會(現在的和平飯店)，組織起來，閱讀有關本人的揭發材料，學習文件，自我揭發，坦白交待，改造思想。

1952年“五反”全面展開之際，市領導研究情況時，談到了“瑞有天事例”等幾件重大勞資糾紛案件，發現這是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中有些人的有計劃陰謀。陳毅同志一針見血地說：這后面有“狗頭軍師”，指的是當時市工商聯秘書長胡子嬰等人。

針對這個情況，領導指示我代表店員工會到303戶中的商業資本家小組去揭發批判他們制造“瑞有天事件”的陰謀。這才算把“瑞有天事件”的是非分辨了清楚。   

向我下達去揭發指示的是當時上海總工會的副主席張棋同志。張棋同志告訴我，資產階級制造“瑞有天”等事件，目的是要搞掉工會二韓。    ．-

所謂“工會二韓”，除我以外，更主要的是上海總工會私營企業部部長韓武成同志。他又兼市店員工會的主席，我是副主席。從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1年，上海私營企業中的大量勞資糾紛，都由韓武成同志代表市總工會；我代表店員工會出面負責處理。前面已經說到過，當時上海市協商委員會下有一個勞資關系委員會，主任是勞動局長馬純古，副主任是資本家代表、安達紗廠老板劉靖基；委員由勞資雙方代表構成。工會方而由幾大產業工會負責人參加，韓武成和我都是委員。資產階級方面包括榮毅仁、經叔平等一些頭面人物。上海發生的大量重大勞資關系問題都在這個委員會上協商處理。這實際上是一個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對資產階級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促團結改造的階級斗爭前沿陣地。

馬純古同志當時是市委常委、勞動局長。工會方面的委員都是黨員。我們既在上海總工會黨組領導下，這個委員會活動又在馬純古同志具體領導下進行。有事經常是先由馬純古同志召開黨內會議，商量好了，再同資方委員一起開委員會協商。我們是認真執行黨的勞資關

系政策，嚴肅認真，有組織有紀律的。但是因為韓武成同志代表市總工會，所有矛盾他出頭多。我代表店員工會，十一萬多戶商店，糾紛較多，由我出頭。我們二人在這個委員會上，也包括全市的勞資．關系問題中，就顯得比較突出。我又負責店員協助稅收的推動工作和同稅務局的聯系工作。盡管我們努力正確執行政策，但同資產階級的利益矛盾客觀存在，他們就仇恨我們，視為“眼中釘”，妄圖搞掉我們。我們個人同他們并無冤仇，他們所要搞掉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這是由資產階級的本質決定的。

應當指出就我所接觸到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確有若干位是比較真純的，終他們的一生同黨合作，為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以至國家建設作出了貢獻。但這是就具體個人而言，至于整個資產階級的本質，唯利是圖、依賴剝削、損人利己。為了他們的階級利益，總要向工人階級進攻，這是不會自動改變的。如果在這樣的根本問題上也糊涂幻想，那就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又不符合事實了。    ．

經過“五反”運動，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被打退了，由于黨執行了正確的政策，資產階級得到了改造。工人階級也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和鍛煉，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這就為后來奪取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面勝利開辟了前景。

以上史實說明，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正因為黨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政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民族資產階級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進行“有利、有理、有節”的斗爭，從而使中國通過和平改造的方法，基本消滅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消滅了剝削，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解放了生產力，使中國社會順利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在20世紀50年代中初步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這是人類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中國的20世紀50年代是—個輝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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