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文革史：飄派拾零

作者：貝蘇尼

（一）

明年就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那時候我還是“小屁孩”，當時不明白，到現在也對名目繁多的派系十分茫然，什么“紅衛兵”、“東方紅”、“造反派”、“主義兵”、“紅造司”、“好派”、“Ｐ派”……。其實，當時如果有全國“一片紅（橙，黃，綠，青，藍，紫？）”真正實現“大聯合”的派別，那就是“男焊（半導體收音機）女織（毛衣）” 的“逍遙派”。不過，“逍遙派”要在運動之前就已經工作，至少要混進大學才資格，中學生當中則有一個所謂“飄派”。

“飄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很難下定義。“干部子弟當中的花花公子和風流女郎”？不對，有的高知子弟也挺飄的。“老三屆當中的俊逸之士”？也不對，張郎郎先生回憶文章里的那些風流人物都是老大學生。但是大體上還是以老三屆為主，七Ｏ屆以后的叫wan zhu，當時以為是“晚主”，“晚于老三屆”之意也，也可能是“玩主”，“會玩的主兒”之意。王朔給寫成“頑主”，不知什么道理？

“飄派”存在的時間段則相對比較容易定，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五年左右是飄派的活躍期，此前革命熱火朝天，此后就成了“晚主”的天下。

現在想得起來被叫做“飄派”的，大體上需要符合這么幾個條件。家庭出身是干部（包括“革軍”和“革烈”）或知識分子（高級最好，實在不行低級也湊合），看別人沒看過的書，聽別人輕易聽不到的音樂，會唱歌跳舞或某種樂器，具備某種體育特長，會照相，沖洗放大。另外相貌一定要好，男女平等。有人說，“所有動物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只有人類相反。”這話需要修正，大部分女的比男的漂亮，可男的要漂亮起來，就能把所有女的比下去。

六十年代末的一天跟女友走進西單的冷飲西點店，看見兩三個“前老兵兒” （即最正宗的紅衛兵），身高大概有1米85，寬肩長腿，淺黑色的臉上有一絲憂郁，大眼睛深不可測。他們穿的也是藍咔嘰制服，但是顏色更接近正宗的藏青，剪裁和做工都很考究。

怎么能斷定這幾個男孩當過老兵兒呢？人們總是說那時候的服裝整齊劃一，無非是藍綠兩色，其實在這藍綠兩色的制服中，階級界限卻比任何時候分明，看一眼就可以準確地判斷他或她的家庭出身，高干和高知也不會混淆。

高干子弟的特征可以概括為“端正”二字，不論男女幾乎都是舞蹈演員或運動員身材，相貌也是端正的，卻比較缺乏個性和韻味；而高知子弟則相反，有個性韻味，卻不大端正。當年四中排球隊的主攻手，據說是教授的兒子。此人的長方臉非常白皙，高鼻梁，唇紅齒白，眉清目秀，長年風里來雨里去的高強度勞動都沒有將這一切摧毀。他能當扣球主力，身高肯定在1.80米以上，鬧不好得有1.85（當時有個名二傳才1.70），胳膊和腿都短不了，可惜有點溜肩，破壞了總體形象。此人我只從遠距離看過一眼，大名鼎鼎的運動健將正在矜持地微笑著和人談天，后來再也沒有見過，不知是否“耐看”。

一個高干子弟則和他正相反。說是他是高干子弟，其父乃是某報主編，家學淵源是有的，不過參加了革命而已。此人原來是籃球和乒乓球健將，卻由于某種我至今不甚了然的機緣參加了排球隊，很快就壓倒群芳，脫穎而出，成為副攻。他扣過一個壓線球，那叫一個犀利，事隔三十多年還歷歷在目。可畢竟沒有基本功，籃球反應似乎一直在潛意識里作用，排球動作怎么看怎么別扭。猛一眼看上去，天下要是有“美男子”，那是非他莫屬。作為籃球運動員，此人不算很高，大約1.79米左右，身材是標準的三角形，胸肌發達，長胳膊長腿，動作輕靈敏捷。淺黑色的長圓臉，五官也沒毛病。可過幾天再看，就毫無光彩了。

說了半天男的，再說女的。有一家三姐妹，父母是“起義人員”，在北京的高干和高知圈子里非常popular。這三姐妹有兩件怪事。一是父母的特征都在臉上掛著，彼此就是不像！二是除了老三之外，老大老二的臉都是歪的，還不是歪一點，歪得厲害，連牙都不整齊。可她們仨還就是美，公認的美人兒，有專業攝影師照的逆光大頭像為證。她們美在哪里？大概就是所謂“氣質”吧，言談舉止間流露出的那種融合了東西方文化傳統的優雅，即便是破舊的藍布制服也不能掩飾。有人說，出生地會給相貌風度留下痕跡，老大和老二都出生在巴黎。法國女郎本來就不是以N圍勝，而是以風韻勝的。

凡事都有例外。我也見過“高干子弟體型端正”的極端反例。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創始人之一，《三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執筆人之一，是我大學同學的先生。她是班上第一個結婚的女生，開口閉口“My husband”如何如何，我們就叫他“husband”。不避“whose husband”的嫌疑也是有理由的。聽她嘮叨了一個學期“my husband如何如何”，就想見見，說好最后一門考試結束后去吃西餐，她有點勉強地同意了，說，“他比我矮”。于是我們就把husband想像成敦敦實實的樣子。到了西餐館，只見從人群中擦著地皮翻滾出來一個人，張口就是一長串流利的英文。碰巧那天去的幾個女生都是學德文的，目瞪口呆可以用聽不懂來掩飾。Husband 見我們沒反應，就改口說中文了。他說的話也有標準的干部子弟特征，略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措辭和句式都很典雅，把他說的話錄下來放，肯定迷倒一大片。奇怪的是，我們班的女生無所謂，反而是男生特別不喜歡他，有機會沒機會都要擠兌他幾句。也是紀念文革發動30周年的時候吧，看到仲維光先生在關于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前后的長文里提到，此人搖頭晃腦地反復朗讀某篇《人民日報》社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云云，不禁啞然失笑。就他，一張《人民日報》展開，還看得見人么？

區別“高干”和“高知”子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說話。高干子弟說話特別典雅，決沒有“粗俗”或“低俗”的字眼，沒有“胡同串子”的發音。而高知子弟則相反，不僅不避俗語土話，還有意識地去學，詞匯量越大越光榮，發音越準越能耐。插隊的時候常聽說鄰村某聰明能干之女生出生在美國紐約，可惜緣慳一面。若干年后有幸瞻仰她的“玉照”，實事求是地說，從有些角度看還可以，另一些角度看甚丑。又過了幾年，有事不得不去找她，一開口那叫一個土！說穿了，都不過是snobishness罷了，尤其是后一種，拉出的架勢就是，“我有家底我怕誰？”

（二）

嚴格地說，上面提到的這些人可能都不算“飄派”，因為他們雖然才貌出眾，都還是很老實的，缺乏“飄派”的一項重要指標：（廣義）性開放。他們當中有的嚴格遵照“晚婚晚戀”的國策，連異性朋友也遲遲不敢交，有的則忠心耿耿，從一而終。就說那“為籃球意識所主導的排球健將”吧，當時有個女朋友，有人說“極鎮”，有人說“極有限”，我傾向于后一種觀點，尤其是對此人而言。上面調侃了他幾句，實事求是地說，此人還是相當優秀的，后來學的理科，很早就到美國做生意。可就這么個 “極有限”的女朋友，也把他折騰得夠嗆，X退（不記得是病退還是困退了），回城，轉戶口，找工作，足足跑了好幾年。最后還是吹了。但與“開放”無關。

文革后期，北京某中學有兩個“老初一”的女生突然聲名大噪，碰巧她倆一黑一白，人稱“黑牡丹”和“白牡丹” 人人爭說。她倆都是鵝蛋臉，都喜歡留修剪得很整齊的前劉海，不管短發還是長發，都是“童花頭”的變體。

“白牡丹”小學跟我同校不同班，就一年級時有點印象，后來轉學走了。當時也覺得她比較出眾。夸張點說，“白牡丹”的臉跟普希金那位讓他送了命的太太差不多意思，身材則是東方式的修長窈窕。70年初在上海街頭看見一個很美的女孩靜靜地站著，蒼白的臉上表情高深莫測，似乎是記憶中的“白牡丹”，不由得多看了幾眼，她也看了我幾眼，但是都沒有說話。這時候，從馬路對面的糕餅店里出來一個男孩，必恭必敬地把新買的奶油蛋糕遞給她。她接過來，慢慢吃著，男孩不時討好地對她說些什么，走遠了。這男孩中等身材，寬肩，微駝，滿臉“青春豆”，讓我很失望。后來聽人說“白牡丹”和她的男朋友，想起這一幕，就把見到的男孩形容了一番，得到的答復是，“她的朋友長得不錯啊，就是臉上有點疙瘩。”

“白牡丹”無才。

“黑牡丹”其實也沒那么黑，淺黑色的鵝蛋臉，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嘴，微笑起來極其迷人。身材適中，四肢和軀干的比例也正確，就是總體感覺不太對頭。她可以算個才女，會唱歌、跳舞、朗誦、彈鋼琴。“黑牡丹”也免不了插隊的命運，但大部分時間在報考文藝團體，當她經歷了很多周折，終于被錄取的時候，已經不年輕了。她都演過別的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意外地在一部相當轟動的電視連續劇里發現，那個“身患絕癥返回故土死在心愛的人懷里”的“美籍華人老姑娘”，鬧半天是她！導演找到她也算是有眼光的。輪到她的角色表演彈鋼琴的時候，攝像機罕見地對準了包括手在內的上半身，還有手的特寫。背景音樂未必真是她彈的，可她起碼知道把手按對地方，不像劉曉慶等人，露張臉，擺動的節奏還是不對。Ingrid Bergman 在《插曲》中演鋼琴家，給小提琴家（好像是在Gone with the Wind里演 “窩囊廢”Ashley的Leslie Howard）伴奏，大段大段的練習和音樂會場面，這二位都比劃得夠像的。可是中國影視作品里，我就看到過這么一個敢把手亮出來的鏡頭。說起來，冒充彈鋼琴還是最容易的，姜文演《北京人在紐約》，怎么就把主角是大提琴手這茬兒給忘了呢？《新世界交響曲》還挺長，連我這觀眾都替他痛苦。

一兩年后，“黑牡丹”又出現在電影屏幕上。這回可是洗凈鉛華，演個國營菜場經理，進進出出穿的都是工作服，迷人的微笑毫無用武之地。那部電影也沒什么情節。菜市場發生質量事故，顧客投訴吃了不新鮮的螃蟹瀉肚子，經理親自登門道歉。顧客是個八十來歲胖胖的老太太，像只面口袋似的堆在椅子上，說話卻非常通情達理，“也怪我自己不好，吃著不對味兒，就別吃唄……”這句臺詞念得抑揚頓挫，中氣十足，可以跟張伐最后的臺詞“萬惡淫為首”相比，絕非等閑之輩。仔細瞅瞅，咳，我當是誰呢，原來是“遠東第一老太婆”吳茵呀！將近兩個小時的電影，就讓我記住這么句話，也是“黑牡丹”倒霉，跟吳茵演對手戲，哪里招架得住？

她有什么“飄”的事跡呢？好像也不多。聽說她比較敢穿。在滿街灰白藍綠的確良的時代，她穿著緋紅色半透明尼龍絲繡花襯衫到處閑逛，明擺著就是“找拍”呢。果然也就讓人盯上了，找茬跟她搭話，欣欣記錄的那些過場對白都說完之后，男孩直奔主題：“交個朋友吧？”她才故作吃驚地“哎喲”一聲，嬌滴滴地說：“那我已經有朋友了，怎么辦呢？”

（三）

第一部分“尖頭馬”（gentlemen）first，第二部分專講ladies，現在又輪到“尖頭馬”了。

話說有兩兄弟，父母都是美國留學生，相差四歲，也許都是在美國出生的，也許其中之一是，或者二者都不是。他們的父親沒見過，母親很普通的圓臉，要是白點可以算張愛玲說的“粉撲臉”，戴眼鏡，其余部分無關緊要。

哥哥繼承了母親的圓臉，有的女孩認為他長得好，not my type。此人身高約一米七Ｏ，駝背卻比較嚴重，超過吸引女孩視線的“微駝”。從他當時的女朋友那里得知，此人小時候不愿作“羊群里的駱駝”，努力降低身高，等習慣養成，卻不再躥個兒，虧了。

弟弟的臉長得“七出八進”，跟哥哥一點不像，除了白。符合“高知子弟相貌欠端正”的“貝氏定理”。然而正如博學的錢鐘書老先生所說，“有例外正因為有公例”，他的身材就是可供檢驗“貝氏定理”的“例外”。弟弟比哥哥高，能打籃球，但不會超過1.80，寬肩，發達的胸大肌和兩頭肌。

兄弟倆的學習成績中等偏上，分別上了兩所中等偏上的學校——這是我說的，他們一定說“都是老教會學校，解放后不受重視，師資還在那兒”。考分不能說明智力，卻反映一個人在學校功課上的“投入”。這兄弟倆從區少年之家到市少年宮，從少年宮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少兒合唱團，外帶溜冰、游泳、打籃球、下圍棋、打橋牌，人是聰明的，在學習上卻不太用心。

這哥兒倆值得一說的地方不少。前面簡單提到“飄派”的打扮，這哥兒倆就比較有代表性。從說話可以分出“高干”和“高知”來（這哥兒倆就說的一口土得掉渣兒的北京話），穿戴就不那么容易了。相對來說，女的還比較容易分辨。干部子弟的穿戴可以用“標準”二字來概括，穿的都是現成的制服和毛衣皮鞋；而高知家庭出身的則多少帶點“海派”，或自己動手制作，比較獨特。這哥兒倆有個表妹，其出身是“高干”兼“高知”，她的藍制服就有些“海派”，一字領，有機玻璃扣子，暗兜。上面說的三姐妹，印象中她們的母親永遠在織毛衣，晴綸線，甚至勞保手套拆出來的白棉線也能織出別致的式樣來。有一件是以白棉紗線為主，加上紅綠圖案。從藍制服的領口看到的白色線衣，隱隱露出一點紅綠，與眾不同。

“飄派”的服裝似乎都是冬裝。女的一身藍咔嘰制服，多半為男式，內穿中式棉襖，腳蹬半高腰黑色皮靴，戴黑皮手套，拉毛長圍巾。也難怪上海人都對我“嗤之以鼻”，硬著頭皮說上海話也還是得不到承認，我的審美觀完全是“京派”的，在我看來，女孩穿男式制服就比一字領更有韻味，用現在的話來說，更sexy。拉毛圍巾首先必須長而且寬，天冷刮風的時候能把頭包住再在脖子上繞一圈，不那么冷的時候可以在肩頭擺出各種“飄逸”、“浪漫”、“瀟灑”的形狀。“飄派”的拉毛圍巾多為鮮紅色，藍、灰、駝色的就等于“自我宣示”放棄。有個女孩多年后說，戴著鮮紅的方頭巾，黑皮手套，很神氣云云，那是她自己的感覺，到街上讓人一看就是老實人。她的鮮紅色方頭巾我沒見過，第一次看見她圍著綠色的拉毛圍巾，長度和寬度都夠了，顏色是非常雅致柔和的粉綠，大約是四五十年代的產品，從母親那里“繼承”來的，不算。

也難怪她不敢穿戴得太標準。既然有“拍婆子”這回事，有“刀子里面出愛情”的說法，當時敢在大街上“飄”的女孩鞍前馬后都有人暗中“戳著”（保護，撐腰），可能是兄弟，兄弟的哥們兒，也可能是男朋友。像“黑牡丹”那么勇敢地獨自到處亂逛已經是文革后期，“供給”雖無“保障”（恭錄商店門口的先主席語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大街上搭話交朋友的還有，動刀子的畢竟少了。而在那些“動亂”的年月里，即便穿得非常“疏離主流”還是難免無妄之災，飛來橫禍。一年冬天回北京，跟三個女孩出去玩兒，就高潮迭起，險象環生。

先介紹一下那天穿的什么。一個女孩穿的是墨綠色帶暗格的中式棉襖，第二個穿的是洗得發白的藍制服，第三個和我分別穿的是舊呢大衣改的短外套，都非常低調。我們先到動物園附近的“老莫”照相，其實早已改名“北京餐廳”，可人們還是叫它“老莫”，封閉環境里保留對異國風情的向往格外強烈，也是人之常情。那里的米黃色石墻和雕花立柱在黑白照片里效果甚好，頗得附近攝影愛好者的青睞。剛拿出相機，還沒來得及擺姿勢對光呢，不知從什么地方鉆出兩三個男孩，嘴里不干不凈，說的也不是“拍婆子”的開場白。見他們來頭不善，“中式棉襖”從地下揀起一塊小石頭沖他們扔去，喊道，“滾！”他們見勢頭不好，飛身上車，留下一句話，“你們不——狂，還穿著青布懶漢鞋呢！”一溜煙跑了。

這就說到鞋。最“狂”的當然是正宗的將校靴，其次是市面上賣的仿制品，再次是白回力球鞋，至于懶漢鞋，則雅俗共賞。懶漢鞋的鞋面一般都是黑色燈芯絨的，塑料底以白色的為貴，棕紅色的不入流。那女孩的鞋面是布的，市面上少見，原來是自己做的，還得意地向我們炫耀過，結果挨了句罵！好在她本來也跟“狂”無緣。

讓這幾個男孩一攪和，動物園附近是不能久留了，趕緊坐上汽車奔頤和園。進園門不久就碰上那兩兄弟一幫人，有十來個，在雪后的昆明湖冰上走，黑壓壓一片，衣服的質量明顯較高，大概是正宗的“飄派”了。這幫人有的穿藍咔嘰制服，里面襯了呢制服，有的是軍禮服，有的是藏青色或黑色的呢制服，一下子就撐起來了，顯得很挺刮。另一些穿的是藍棉大衣。其中一個穿的是長呢大衣，據說是某要人的侄子。當時的印象，此人面闊口方，堂堂一表，頗有乃伯之風，很多年后再見到，卻變成了縮頭縮腦的“猴兒精”，怎么看怎么不像。人們就叫他“某人的侄子”，言下大有將信將疑的意思。此是后話。這些男孩穿的衣服雖然不同，卻一律歪戴著羊剪絨帽子，很俏皮，有俄羅斯風。羊剪絨帽子皮面，質量明顯高于普通栽絨帽子，從身邊騎車人的頭上把帽子摘掉不難，當時也流行搶羊剪絨帽子。因此，男孩也難得敢一個人戴羊剪絨帽子上街。有天看見那弟弟在公共汽車站等車，天很冷也沒戴帽子。這天他們人多勢眾，就都把羊剪絨帽子戴上了。聽說羊剪絨帽子的戴法還有講究，有些男孩里邊還戴著白色的“回回帽”，露出一圈白邊，透著講衛生，跟女孩戴口罩異曲同工。

我們從佛香閣下來，正走在一個什么回廊里的時候，橫里突然跳出一個男孩，開口就說，“拿錢來！”還沒反應過來怎么回事呢，“嘣兒”的一聲亮出四寸來長的彈簧刀，身后還“壓”上來兩三個同伙。我跟“青布懶漢鞋”發楞的功夫，“中式棉襖”和“藍制服”已經奮勇地跟他吵了起來，一個說，“為什么要給你錢？！”一個說，“就不給！就不給！！就不給！！！”

吃西餐——“飄派”拾零補遺之一

因為生怕有始無終，鬧了個虎頭蛇尾，挨了許多磚頭。想想也對，區區“將校靴”、“刮刀”都有那么多講究，寫了半天“飄派”還沒定義，不是自找磚砸嗎？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先把“飄派”的定義確定下來再說。先google了一通“飄派”，調出來全是我寫的，此外只有一條里提了一句“中學生里的飄派聽三十年代歌曲”，上下文講的全是音樂。碰巧這里有兩個朋友都是老三屆，都是干部子弟，應該有權威性，就去問她們。

結果第一個說，文革中父母受審查，家里三個弟妹，全靠她里里外外張羅，（一九）六九年下鄉，七Ｏ年當兵，一當就是四年不能探親，回北京已經是七五年了。“飄派？連聽都沒聽說過。”也難怪，她家那個“大院”離城特別遠，快到遠郊區了。

再問第二個，“到底什么是飄派？我寫的那些，人說全不對。”她的回答倒干脆，“像你我這樣的都是飄派。”

“啊？寫來寫去我自己成飄派啦？”

“上學放學的路上，從四面八方投來異樣的目光，找茬兒跟你說話，就是飄派。還有，就是家長特別緊張，檢查你的信，就是飄派。”

“那會兒沒男孩給我寫信，倒是我寫給女同學的信引起過她哥哥的注意，我的字兒像男的寫的。那時候的打扮，拉毛圍脖，羊剪絨帽子……”

“軍帽里面戴回回的白帽子，露一道白邊。還有戴口罩。”

“對對對，戴口罩。去年非典期間滿街的大口罩，上歲數的人就說‘三十年沒見了’。那會兒都有什么活動？看小說，聽唱片，看《紅色娘子軍》演出，照相，我都寫了，還有什么？”

“還有吃西餐。”

對，還有吃西餐。

當時北京的西餐館子還剩兩家，一個就是早已改名“北京餐廳”的 “莫斯科餐廳”，簡稱“老莫”，一個是新僑飯店的西餐廳。東安市場改名“東風市場”并改建之后里面的“和平”（德法式）、“和風”（顧名思義，日式）都沒了。老莫和新僑經歷了“破四舊”，一度賣過炸醬面，但很快又恢復了西餐供應。當時是吃新僑的“份兒”比老莫大，我想大概是地段關系，就餐廳本身來說，老莫的廳堂遠比新僑寬敞，打臘地板，頂天立地的鋼窗，絲絨和紗窗簾都沒有被“破”掉，暗綠色的柱子上有可愛的貓頭鷹浮雕，靠近廚房出口的水池里金魚沒了，有時還噴水。從窮鄉僻壤風塵仆仆地來到這里，足夠造成強烈的戲劇性效果。

此外老莫還有兩個好處。一是餐具地道。不知是從蘇聯運來，還是專家設計在中國燒制的，那些藍邊白瓷碗碟、刀叉、酒杯、裝胡椒和鹽的小瓶，周游列國之后想起來，還是正宗俄式餐具。“老莫”盛紅茶的是玻璃杯外面套鏤空金屬的帶把套子，后來在阿薩拜疆人家里見過。中式和日式的茶具萬變不離其宗，無非“陶瓷”二字，以英國人為首的歐洲人喝茶也多用瓷器，偶爾有用全玻璃的，在玻璃外面套金屬是典型的中亞風格。二是最早的一批服務員也是蘇聯專家培訓的，盡管后來招的服務員能把湯灑一半，碰上老師傅還是能充分“享受上流社會的生活”。

“飄”和“非飄”們熱衷于吃西餐固然有附庸風雅的意思，究其根本還是缺油水。紅菜湯（borsch）、火腿沙拉、炸豬排、奶汁烤魚、甜點……對身體發育階段人們的誘惑力，跟俊美異性一樣難以抵御。不過，不管這些“早期漢奸”如何崇洋，也要面對中國人吃西餐時“永遠的挑戰”：怎樣吃進嘴里。我就見過不止一位實際或自以為美麗的女孩，叉著涂了黃油果醬的整片白面包，環顧左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跟必須有三代以上“富貴”經歷才敢說話“土得掉渣兒”相類似，宣稱“愛中餐”也要有吃西餐的經驗作底子。一個圍鮮紅色拉毛圍脖的女孩就這樣勇敢地說過。據說她的酒量十分了得，白干四兩不醉，葡萄酒能喝一瓶。這樣的人當然不止她一個，當時比較流行的中餐館計有豐澤園、馬凱飯店、新疆餐廳。馬凱至今沒去過，豐澤園毫無印象。關于新疆餐廳，值得一說的是馕。當時就覺得非常香甜可口。出國后住學生宿舍時，見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等國來的學生經常烤馕，發音約如nan，他們給我嘗過，味道跟新疆餐廳的相似，是發面上涂了蛋液，在烤箱里烤熟的。但是當年新疆餐廳的馕是圓的，形狀跟燒餅差不多，這些中亞鄰居烤的卻是一掌寬，半米多長。黎巴嫩人開的店里賣的馕則有一米多長，可以彎曲和折疊而不斷，“筋道”極好。幾個星期前到巴基斯坦人家作客，席上有主婦手制的馕，形狀又變了，是長圓形。看來馕也有多種變體，自東向西越拉越長。

西餐也好，中餐也好，都是在北京有名堂的地方吃的。回到鄉下，就是無窮無盡的“精神會餐”材料。

看小說——飄派拾零補遺之二

老話說，“腹有詩書氣自華”，要能“飄”得起來，完全不讀書是不行的，那叫“土鱉”。“地下讀書運動”已經有不少人說過了，其實當時讀的書可以分成政治（經濟／哲學）理論、數理化、文藝小說三大類。肯下功夫“啃”前兩類的，大概都不承認自己是飄派，合格的飄派要看文藝小說，尤其是翻譯小說，即所謂“世界文學名著”。

當時流行的翻譯小說計有：

俄國：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
陀斯托耶夫斯基：《白癡》、《罪與罰》、《白夜》、《卡拉馬佐夫兄弟》；
屠格涅夫：《貴族之家》、《父與子》、《初戀》、《羅亭》；
普希金：《葉甫根尼·奧涅金》（詩體小說）；

英國：
狄更斯：《大衛·科伯菲爾》、《雙城記》（后者可能記憶有誤）；
高爾斯華綏：（書名忘了）
拜倫：《唐璜》；
勃朗蒂姐妹：《簡·愛》、《呼嘯山莊》；
奧斯丁：《傲慢與偏見》；

法國：
雨果：《九三年》、《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
斯湯達：《紅與黑》；
梅里美：《卡爾曼》（卡門）；
大仲馬：《基督山恩仇記》、《三劍客》；
小仲馬：《茶花女》；
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傅雷譯出部分；
莫泊桑：《漂亮朋友》、《羊脂球》、《我們的心》、《一生》；
左拉：《娜娜》、《金錢》；
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
勒薩日：《吉爾·布拉斯》

德國：
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
席勒：《陰謀與愛情》（當時有東德電影，記不得書是否翻過來了）

西班牙：
塞萬提斯：《唐吉訶德》

意大利：
但丁：《神曲》

美國：
杰克·倫敦：《熱愛生命》；
德萊塞：《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金錢》、《金融家》、《天才》（德萊塞死前幾個月加入美共，給人們翻譯介紹他以理由）；
馬克·吐溫：《鍍金時代》。

這些小說基本上都是“寫實主義”的，熏陶出來的人，其審美趣味也基本上是清晰的，即所謂“雕塑感”一類，與“晚主”（一九五五年后出生者）的崇尚“現代派”構成鮮明對比，也是二者之間的“代溝”。“朦朧詩”可以算是一個異數。

《福爾摩斯探案集》和《形形色色的案件》，以及《湯姆·索亞歷險記》文革前就流行過，不再此列。另外，Gone with the Wind，名副其實的“飄”在“飄派時代”知道的人不多，到一九七Ｏ年代后期才流行。也是一樁怪事。

在“西學東漸”中碰到的最難翻譯的詞之一就是sexeuality，福柯的Histoire de la sexualitié以前譯為《性史》，增補修訂后成了《性經驗史》，其實都不全面。Sexuality的含義很廣泛，包括性行為、性心理、性道德、性禁忌……等等等等。在大街、公園或冰場眾目睽睽之下問女孩“你哪兒的？”說它跟性毫無關系吧，問答（或不答）雙方都知道下面要談戀愛；硬說這是“性行為”，又實在勉強。欣欣已經考證出來，輕易發生性關系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是，如果說當時的青少年都“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太理想化了，我覺得恰當的表述是“撐死膽兒大的，餓死膽兒小的。”

某“飄”先交一女友，門第甚高，容貌欠佳，且有些傻氣。未幾生厭，遂曰：“你去把那個誰誰給我叫來。”“誰誰”和“傻大姐”相反，門第不高，相貌出眾，光潔的淺黑色鵝蛋臉，輪廓分明，大眼睛很“飄”，人稱“印度美人”。不久該“飄”因故入獄，“誰誰”回鄉下老家生下一個兒子。聽到這個故事后曾在西單見到一個相貌身材無可挑剔，卻面容憔悴衣衫破舊的女孩，回來形容給講故事的人聽，“好像劫后余生的樣子”，講故事的人說，“她可以說是經歷了一次劫難吧。”

膽兒最小的當然是謹遵“晚婚晚戀”的國策，生怕影響招工上大學。（帶“婆子”下鄉的，兩人在面臨招工上大學時都被往后排，實在挺不住結了婚的，后來都要經歷更多曲折才能回城。）但是根本不談戀愛還能叫“飄”嗎？所以一般人都取“中道”。

看了外國小說，難免想效法，可像巴爾扎克的那些“人間喜劇”人物的動力是欲望，在試圖泯滅一切欲望的環境里，別說是效法，連共鳴都難以產生；狄更斯的“苦孩子turned out to be somebody’s son”模式也比較boring，因為飄派之成其為飄派就是門第高貴確定無疑；居于N角之上的人可能對安娜·卡列尼娜產生同情，當時延續的還是“真誠的愛情不能見容于虛偽社會”的解讀，毫不猶豫地站在卡列寧的立場上，眾聲唾罵安娜是“破鞋”，是電視劇播出后的奇觀。效法安娜的前提條件是“居于N角之上”，不在“角”上的人如何進入“角”色呢？這就用得著普希金了。

當時《葉甫根尼·奧涅金》在女孩當中十分流行，好多段落都能背下來，就效法達吉雅娜給心上人寫一封信。根據遇羅錦回憶，哥哥遇羅克曾鼓勵她給喜歡的男孩寫信表示好感，可見女孩采取主動早在文革開始前就有了。不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采取這種方法卻往往失靈。看過《葉甫根尼·奧涅金》的男孩不多，收到信后的反應難得回信或當面把女孩教訓一頓，而是轉手就給別人看，以便撇清！我這個人比較缺少“道德義憤”，對上面說的“大出格”行為也未加譴責。三十多年后“懺悔”，也只能說當時羨慕他們膽兒大，有些好奇，剩下的只有同情。唯獨這個收到信給別人看，到底算是什么意思呢？表明自己能耐，討女孩子喜歡？柳下惠？

也許，這些男孩竟是對的。對女孩們來說，達吉雅娜和奧涅金的故事只是前半段，后面還成了將軍夫人呢。真正讓女孩們潸然淚下的是達吉雅娜對奧涅金的告白：“不錯，我愛過您，但是我現在有丈夫，我要對他忠實。”因此，她們在寫信的時候潛意識里并未將收信人當作未來的結婚對象。戀愛和婚姻是兩回事，始終是女性自覺或不自覺的觀點；而“婚姻以愛情為基礎”則是男性近百年來所堅持的。即便在那個封閉的時代也不例外。

“飄派”拾零（完結篇）

到緊要關頭打住，且聽下回分解，外國叫做cliff-hanger。“藍制服”和“中式棉襖”跟那男孩吵，他手里拿著刀子一步一步往后退。這時背后出現了幾個穿制服的中年人，似乎是警察或準警察，男孩見勢不好，翻過欄桿跑了。中年人也不去追，好生安慰我們，我們也感恩不盡。“懸念”就這樣完了，Sorry。

我原來覺得只要才貌出眾的， 都讓我這個“初一小孩兒”景仰，后來才知道不然。先“跟名人撕咬”一下。我有一個早成“老朋友”的“小朋友”，插隊時跟鄭義先生同村，給我講過這么一個故事。有一個“大飄兒”——不是“小飄兒”，她特地強調——來到他們村，看什么都不順眼，入鄉隨俗嘛，也只好忍著。最后看到灶上晾的襪子掉進粥鍋里，本村知青揀出來，說，“沒事兒，沒事兒”，該“大飄”的忍耐到達極限，撂下一句話：“你們根本沒有做人的資格！”“飄”然而去。這件事借著網絡的便利向鄭先生求證過。

得到答復如下：

這么多年的事兒，實在想不起來了。當時到我們村來的人很多，同是天涯淪落人。當年我們村的同學們干得很苦，襪子掉粥里當然不算個什么事兒。記不得有哪位“小飄兒”有這么大口氣。兩點：第一，他得“份兒”極大，誰到我們村來還能顯擺“份兒大”呢？至少不多吧。第二，大家混得都不是人樣兒，誰不是呢？破衣爛衫，撒過糞的爪子來不及洗，抓起干糧就往嘴里塞，但精神狀態極高昂，能侃點兒西方哲學史薩特德熱拉斯帶星星的火車票什么的，到我們大坪村來，可能才有資格評價我們是否有做人的資格。他若是讀過這么多書了，也不會在意那只襪子了。——是嗎？

那是一個“份兒”極大的人，所以不叫“小飄兒”，是“大飄兒”。飄派不論大小，大概沒興趣看薩特、德熱拉斯，也沒有在豬圈旁邊拉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揣著笛子上山放牛，將賀綠汀的“牧童短笛”付諸實踐的雅興，看看《紅色娘子軍》，聽聽“老貝”、“老柴”，夠吹牛的就行了。因為居于或接近上層的緣故，“飄派”們重要的資格之一就是在天橋劇場看過“原裝正版”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能當場抓拍舞臺劇照的“拔份”（提高身價），要是通過某種途徑跟演員們認識，知道些八卦，“份兒”就更大了。

可見當時“才”與“貌”，精神追求和物質享受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把“溝”的兩邊一勺燴了，難免掉進“溝”底，永世不得翻身。好在我從15歲起就“認同”蕭澗秋，作“永遠的外來石子，在任何機器里都不會成為潤滑油”，下面是從“溝底”發出的“山谷回聲”。

有一項 “溝”的兩邊所共同喜愛的活動，那就是照相。大概從一九六七年起，中學生里興起一陣照相風。照相技術已經發明了近二百年，此前此后都有人照相，專業的，業余的，但是可以算作identity一部分的照相，似乎非“老三屆”莫屬。原來也沒這么想，那天接待詩人們時忽然發現，除了京不特攝像機不離手之外，只有北島拿著數碼相機擺弄不已，產生了似曾相識的親切感。楊煉不是“老三屆”，他就不照相，發現被鏡頭對準了，就擺出post讓人照，其他更年輕的也這樣。玩兒樂器是為了報考文藝團體，有二十出頭開始學手風琴的，嫌指頭太硬在熱水里泡泡再拉，玩兒照相又“圖”個什么呢？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跟焊半導體，織毛衣類似，照相“不著一字”，凡是沒被砸爛的，大概也就是被默許存在的，原樣照下來，責任不在我，卻可以“盡得風流”。二是快要下鄉了，在生長的城市及其附近的風景名勝留下點紀念。第一批去內蒙牧區插隊的就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后來山西、陜西、云南、吉林……一撥接一撥，持續到一九七Ｏ年，再后來多是北京郊區。

“老三屆”里照相upgrade為“攝影”，參加正式影展的也有，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幾個業余愛好者。一個是大學里不同系的同學，是專業攝影師的老公，大二那年的暑假他到北戴河照的一張《漁歸》，落日余暉中近乎黑色的海浪、水面上翻騰的白色泡沫、礁石、蹣跚而行的漁人……非常清晰。后來每看到類似題材的照片就有意無意地跟他的比，不知是不是先入之見太強的關系，總覺得不如那張好。再就說到那兩兄弟。因為認識那哥哥的女朋友，沾光也讓他照過幾張相，他為了取景，攀上跳下，幾次差點掉進水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辛辛苦苦給你們照相……”但是——如果他上網看到這篇文章，請原諒我——似乎未見精彩，只能說曝光基本正確，構圖連老套都談不上。另外，他的眼睛只盯著女朋友，集體照抓的全是她表情最生動的瞬間，其他人只求不閉眼，讓雪地上的強光晃得皺緊眉頭也不管。弟弟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兩個男孩坐在頤和園長廊的頂頭，人，柱子，和上方的雕花呈剪影框架，中景石舫，遠景玉泉山的寶塔，層次分明，中規中矩，半點不“飄”。后來在照相館找到工作的是弟弟而不是哥哥，并非偶然。

現在想起來，“飄派”們的趣味還是非常保守的。他們看的世界文學名著到十九世紀末戛然而止，二十世紀作品只有蘇聯小說，難得有現代派作品。高行健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比別人先走一步，完全是因為學法文出身，薩特、卡繆等“荒誕派”作品可以看原文。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則是受《麥田守望者》影響，據說她就看過這么一本小說。他們聽的唱片，不管是抄家抄來的，還是逃脫抄家留下的，多始于巴赫亨德爾，止于肖邦、李斯特、“強力集團”。能聽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維奇的，得是王昆的兒子及其朋友。（見張郎郎先生的有關回憶）五十年代批判德彪西影響了一代半人的審美趣味，知識分子們多反對現代派音樂。某工程師熱愛西洋古典音樂，制訂了龐大的唱片搜集計劃，到文革開始時已有五百多張，自然都被抄走。他本人則接受例行審查。一日，忽然聽到外面大喇叭里在批判他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并播放一段爵士樂為證，不禁勃然大怒，找到造反派司令部，提出嚴正抗議：“我沒有這樣的唱片！”八十年代電視上采訪申葆青，記者最后問她對搖滾樂有何看法，她坐在鋼琴旁莞爾一笑， “代表”專業音樂工作者表現出最大的寬容：“太吵鬧了一點吧？”

上面說的這些人如果看到我的文章，也許會憤怒地抗議：“我不是飄派！”盡管任何意義上的“寫作”都可能失去朋友，我還是希望得到原諒；雖然語帶調侃，我寫的時候卻懷著溫情。那是我們的青春，那每人只有一次，永不復返的青春。在那精神與物質的雙重貧乏中，青少年們是怎樣近乎絕望地抓住任何可以稱為“貴族”或“文化”的東西，來抵御粗野和愚昧的壓迫。然而書中的“上流社會生活”畢竟要在現實中碰壁，這就是“飄派”不得不通過打架來“拔份兒”的原因。不過，貴族本來是武士，在終絕了十幾個世紀（隋唐）之后居然能發出微弱的回響，也未必不是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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