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復辟的沉痛教訓：東歐劇變15年

    
    1989年的東歐革命至今已經過去整整15年。去年5月起，前社會主義東歐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五國先后加入歐盟。東歐國家擺脫社會主義后，看上去好像實現了順利發展，但國民有著極為嚴重的危機感，在上述五國中，四國（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將要更換總理。這種危機感不僅是經濟和政治上的，也是社會和文化上的，特別是知識分子，已經陷入了嚴重的困境。1989年以后的東歐在向何處去呢？
                             顯露出“野蠻資本主義”
    1989年秋冬，“東歐革命”的結果是這些國家脫離了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最近人們把它稱為國家社會主義）。當初東歐國家曾想通過民營化，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其含義是東歐所要走的道路，未必是通往歐美的“資本主義”道路。
    但是，1990年以后，東歐實施的是從1980年以來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結構調整政策”。其內容是，改善國際收支、消除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實行民營化和市場經濟、農產品自由化等。實施這種“結構調整政策”的結果是，各國國有企業實際上民營化了，集體農莊解體，土地歸還給原所有者，實行了市場經濟。隨之而來的是，外國資本進入。幾乎沒有人否認，東歐經濟一旦同歐美經濟聯系到一起，東歐已經不再是“市場經濟”而是在向“資本主義”邁進。
    但是，從90年代中期起，東歐許多人開始認為，將在東歐扎根的不是原來意義的“資本主義”，而是“野蠻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本來所具有的長處沒能在東歐體現出來，而一味追求利潤、無視人性和環境的“野蠻”部分卻顯露無遺。
                               經濟處于受支配地位
    在2004年5月加入歐盟的國家中掀起了一股所謂的“加盟熱”，西歐、美國、日本、韓國的資本以空前的勢頭涌入東歐。這種熱潮表明，因發達國家的資本大量流入，東歐經濟在日益建立起受支配的結構。
    以匈牙利為例，經濟發展可以說極不平衡。電信、金融、保險、觀光、不動產、建筑、汽車等，與外國資本結合的領域抓住了機會迅速發展。廉價勞動力和土地把資本吸引過來。特別是電信，目前是外國資本爭先恐后進入的領域。這一點在其他東歐國家也一樣。
    但是，其他領域卻仍處于徹底停滯的狀態。各種制造業無法與外國抗衡。商業也被西方的超市擠垮。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失業人員。
    特別是農業非常落后。東歐的農產品中，能與歐盟的農產品競爭的極為有限，有發展前景的只有像白糖等能向歐盟的農業加工行業提供的原料。但是估計農業今后要發生更加深刻的變化。因加入歐盟，農地最終將歸法人所有，外國資本將正式進入農業領域。到那時將會如何呢？對西歐來說，東歐的農業無疑是“殖民地”。
    基于這種狀態，說東歐迷失了方向也并不過分。
                            準周邊型“新資本主義”
    從90年代后期開始，東歐的一些政治社會學者提出，東歐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而是已經變成了“準周邊”的“新資本主義”。持這種看法的人認為，如果把美國和西歐作為“中心”，把“發展中國家”作為“周邊”，那么東歐就是“準周邊”。
    所謂“新資本主義”，一般是指蘇聯及東歐的社會主義瓦解后，在全球化中，無限制地在全球活動，并成長起來的跨國企業支配的資本主義。
    在東歐，這種“新資本主義”還有一些鮮明的特征。
    第一，資本主義不是“自生地”發展的，而是從外部突然引進的。本來東歐沒有擁有資產的資產階級，因東歐實行國有財產的民營化，大量國外資本流入，購買原來的國有資產，從而資本主義化了。其后結果是，跨國大企業一下子重新建立了東歐的經濟和社會體系。當地資本根本沒有機會靠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來。
    第二，在其后的15年，東歐從屬于世界的資本主義市場，處于“準周邊”狀態，因此東歐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精英們對國際大資本擴大支配無法進行抵抗。
    第三，因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傳統方面的局限性，在東歐，對國際大資本“自下而上地”進行抵抗的“市民運動”力量薄弱。
    這樣一來，在東歐，國際大資本和新現實主義的“改革”沒有受到社會的抵抗，自由地得到實施。其結果是，東歐的資本主義成了典型的“準周邊”型的“新資本主義”。
    東歐不僅有“新資本主義”的一般特征，另外還具有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在社會和經濟中存在巨大差距和嚴重的不平等特征。
                              特權滲透使政權變質
    目前在全球化下推進的就是擁有這種結構的“新資本主義”。那么在其中控制權力的是誰呢？
    東歐目前的政治權力精英是由過去的特權階層演變過來的。更具體地說，過去的共產黨精英利用在國有財產民營化及農業合作社解體時獲得的權益及信息，同向東歐投資的跨國大企業結合，變成“新資本主義”經濟的精英，進而成為政治精英。這些人從國家社會主義時期起，就被稱作“特權階層資產階級”，他們在“新資本主義”體制中，最終展現了自己的真面目。
    去年9月底就任匈牙利總理的費倫茨就是這樣的人物。他在1989年以前是共青團同盟的干部，“東歐革命”以后，他充分利用當過干部的頭腦和信息，搖身一變成為企業家，并成為大財閥中的頭面人物、大資產階級。在匈牙利，像他這樣的人物迅速成為政治精英，并逐漸凌駕于同樣是“特權階層”出身、但“具有幫派頭目氣質”或“騎墻派”政治家之上。盡管程度有差別，但波蘭和捷克也一樣。最近的烏克蘭也開始出現這種情況。
    這種“特權階層資產階級”作為政治家，并作為官僚，已經成為全球化政策的旗手。也正在這時，東歐國家機構的重要性也開始發生變化。東歐國家當初按照新資產階級的主張，提出“建立小政府”的口號，而現在，一方面為應付越來越擴大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出于國家保護政策的需要，國家的作用開始受到重視，國家官僚機構在逐漸擴大和強化。
                          “市場化知識人”介入政治
    對東歐的這種“新資本主義”的滲透和政治權力的變質，東歐有對此進行監督的機能嗎？
    過去，在東歐發揮社會監督機能的是知識分子。但是今天，東歐的知識分子已經被拉入到政治權力當中。東歐問題專家認為，東歐的最大問題也正在這里。他們非常關注政治精英同大部分知識分子緊密結合這一點。據他們說，現在東歐的知識分子的活動“市場”分三個領域。
    第一，活躍在媒體中，走明星道路的知識分子。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雖然談論所有問題，但是他們無法從學問的角度去研究這些課題，不得不放棄全面探討和思考，以及用事實來論證這些課題。
    第二，活躍在大學中，是專家型知識分子。他們的作用是不斷滿足政治經濟精英們的專門需求，因此他們也只能提供有限的知識。
    第三，為經濟政治精英直接提供咨詢，應該說他們是“提供服務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參與上述活動，那么他們還能算是知識分子嗎？東歐問題專家們對此表示懷疑。活躍在上述3個市場上的知識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而應稱為“市場化知識人”
   （摘自2005年5月日本《世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