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決策錯誤對當時經濟的影響

“三年經濟困難”的最大損失，莫過于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糧食存量大減，致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這三年因旱災糧食年均損失率(因旱災糧食減產量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為13．26％，大大高于全國1949—1969年因旱災糧食損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圍。按照另一種全國不完全統計的損失量計算，這三年年均因旱災糧食損失平均117．7億公斤，相當1949—1959年均33．97億公斤的3．46倍[10]。但是，農村糧食存量的減少，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自然災害使糧食減產。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采用比較自然災害程度相似時期的辦法，分析有哪些因素影響著糧食存量的變化。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到，1978年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上與1959—1961年時期有比較相似的地方：

第一，兩個時期的主要災害、災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災，不僅范圍大、程度重，僅就旱災而言，超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建國以來最大的，而且是歷史上罕見的。1978年全國受災面積達5079萬公頃，成災面積2180萬公頃，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第二，兩個時期的經濟決策相似，都出現了盲目的“躍進”運動。1978年提出一個“新的躍進”規劃，要求分三個階段打幾個大戰役，到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使我國的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和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先進水平。在當時情況下，這個規劃是冒進的。

第三，兩個時期都處于災害的群發性時間段。據專家研究劃分，我國1479—1691年和1891年至今為干旱期，在后一個時間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為三個災害嚴重的群發時期[6](p．5)。

第四，兩個時期的農村經濟、政治體制相似，都屬于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生產方式。就全國來說，1978年執行的仍然是改革開放以前的路線。

然而，兩個時期的經濟狀況卻出現了較大的不同：全國糧食產量：1959、1960、1961年分別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則比1977年增長7．8％(1977年產量較低也是一個原因)，達建國以來最高的3047．7億公斤；全國農業總產值：1959、1960、1961年分別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則比1977年增長9．8％。此外，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劇增加，而1978年則沒有出現值得注意的現象。分析造成兩種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說明“大躍進”決策錯誤的嚴重影響。

1．“大躍進”時期嚴重高估了糧食產量，采取了一系列錯誤決策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估計并正式公布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3000億公斤—3500億公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8年底，有關部門把預計產量又夸大為4250億公斤。按照這個產量計算，全國平均每人糧食占有量為650公斤，早已超過需要。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雖然指出“過去發表的1958年的農業產品產量的統計偏高”，認為經過核實后的糧食的實際收獲量為2500億公斤，但仍然嚴重高估。實際上，經過后來核實的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遠低于公布數字，只有2000億公斤。根據嚴重失實估計，當時得出了糧食已經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現了五項錯誤決策：

第一，大辦吃飯不要錢的食堂。取消了糧食定量，實行敞口吃飯，宣傳所謂“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個月就吃掉了3個月的口糧。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的統計，全國農村已經辦有公共食堂391．9萬個，參加吃飯的有4億人，占人民公社總人數的72．6％，其中主要產糧區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區達90％以上。

第二，大量增加城鎮和職工人數。1958年6月，中央決定勞動力的招收、調配由省市區確定后即可執行，各地又將招工審批權層層下放。職工1960年達到5969萬人，比1957年增加2868萬人，城鎮人口1960年達到13000萬人，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11]。全國農業勞動者人數由1957年的19310萬人急劇下降到1958年的15492萬人，占工農業勞動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

第三，投資和人力物力繼續向工業方面傾注，排擠農業。1958年秋收未完，就將大批農村勞動力調出，參加沒有計劃的水利工程，抽調農村勞動力3000多萬人搞鋼鐵等其他事業。1960年9月，譚震林向中央報告說，主要產糧區的河北、山東、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機和排灌機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開動，農民的小農具也缺乏很多，因為廢鋼鐵原料都被收集煉鋼，農具廠也改煉鋼。10月，山西省委也報告說，農忙的4、5月份，全省參加田間勞動的勞動力只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壯少。這些都造成糧食有一部分不能收獲到倉。彭德懷回家鄉調查時收到一位老紅軍的字條：“谷撒地，黍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請為人民鼓嚨胡”，也深刻地反映了這種現象。

第四，減少糧食播種面積。根據糧食問題已經解決的不實估計，1958年做出了次年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決策，1959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74034萬畝，比1958年的191420萬畝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種面積下降9．1％，小麥播種面積下降8．5％[12]。按照1957年糧食畝產計算，等于1959年全國減少了169．5億公斤糧食，相當于總產量的lO％。

第五，實行糧食高征購政策。為了支持工業“大躍進”，要求各地區加大征購指標，在發現農村缺糧難以完成的情況下，又進行了“反瞞產”斗爭，強行征購。如1959年1月27日，廣東省委書記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造成的。再如2月19日，《經濟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組對桐城的調查報告說，發現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干部的思想問題。在這種錯誤認識的支配下，1959年全國糧食征購量、出口量達到建國以來最高的674億公斤和41．6億公斤，即使到了嚴重遭災的1960年，征購量和出口量仍高達510．5億公斤和26．5億公斤，出口量與豐收的1958年相等[13]。當然，繼續實行高征購政策還有一個國際方面的原因，1960年7月，中蘇關系破裂后，蘇聯向中國逼債很緊，為了還債，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這樣，當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甚至絕收的情況來臨，國家、集體、家庭都嚴重虧空。河北省1959年1月全省農村已經普遍出現了饑餓導致的浮腫病。到5月，已有55個村255個食堂斷糧停炊。全國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1978年的情況則不同，從1977年起，國家采取了大量進口糧食的政策。1977—1983年年平均進口104．5億公斤，是建國以來的一個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糧食統購價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再加價50％，糧食征購指標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穩定在1975年的基礎上并減少25億公斤，凈征購率只有15．6％。這些政策均使農民得到了休養生息。

從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1959、1960年，全國糧食產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購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開始調入和進口。1979—1982年，糧食產量逐年增加，卻采取了低征購率和大量進口的政策。一縮一盈，一消一長，自然就使兩個時期人民糧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1978年比1960年增加48％。

應該說，兩個時期的歷史情況也不相同。在以農業產品為主要原始積累的20世紀50年代，為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不得不大量征購和出口糧食。而在國家已經初步奠定工業化基礎的70年代末期，采取進口糧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客觀條件變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積累增加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意義。因此，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從領導人的決策看。

表1    1958—1961、1977—1982兩個時期糧食變動表

資料來源：據《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992年版編制。出口為正值，進口為負值。凈收購比例指收購量減去返銷農村數量后占總收購量的比例。

2．“大躍進”時期過高地估計了主觀意識的作用和農業生產條件的變化，把“人定勝天”的決心當作了現實，加上“反右傾”，因此對抗災關注不夠，反而繼續要求“大躍進”，對農業及抗災投資也相對較少

應該說，在發動“大躍進”的1958年就掀起了興修水利的高潮，為防治自然災害做了重要的準備。但是，這種程度低下的農村抗御災害能力卻被“浮夸風”拔高到不適當的高度。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其中規定：在一年內基本消滅水災和旱災的縣(市)，都可以派代表參加年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這樣一來，許多地區都紛紛宣稱根治了自然災害。

1959年出現嚴重春旱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防災抗災是注意的。4月17日，毛澤東在看了國務院關于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后，親自擬定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在3天內用飛機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里，迅即處理緊急危機[14]。4月24日，他又對東部沿海發生風暴的報告批示：“再接再厲，視死如歸，在同地球開戰中要有此種氣概?！盵14](p．217)但是，到了8月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后，由于政治壓力，一些地區隱匿災情不報或者報告已經戰勝了災害，使從中央到地方都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情緒，對自然災害的嚴重程度缺乏思想準備和應對措施。如8月1日，新華社內部報道說廣東增城縣遭受重災，“總的印象是情況很好，比想像的好。受災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蕩然無存’，農民生活安排得不錯，生產蓬蓬勃勃”。毛澤東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的認識，要求繼續進行“大躍進”。到1960年3月習仲勛送來安徽“餓死人事件”的群眾來信，周恩來等才對真實情況有所了解。在此之前，盡管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也進行了各種抗災斗爭，但并沒有及時地作為全國的中心工作。綜合國力的低下，也使當時投入的資金十分有限，20世紀60年代中央財政補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經費實際支出年均只有0．61億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災害”的教訓，經濟好轉以后，國家對防災抗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毛澤東先后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和“廣積糧”政策，提醒“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在具體部署上，1966年決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余秋里等國務院領導分別擔任各省區的抗旱工作組組長，周恩來還親自擔任河北組組長，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從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揮部，由總參、計委及水電、農林、財政、商業、交通各部組成，各地區、各部也建立了相應的機構，防治自然災害成為全國的長期性工作。20世紀70年代，中央財政補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經費實際支出年均為2．05億元，相當于20世紀60年代年均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現大旱災之初，國務院即召開全國會議，王震、康世恩講話動員，要求各部門各地區把救災工作作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陳永貴還親臨災區視察和指揮。11月，國家決定拿出10億元支持各地抗旱。對防治災害的重視和投入，成為1978年戰勝災害的重要因素。

3．兩個時期的自然災害和決策錯誤持續的時間、影響程度不同

1959—1961年連續三年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其損害力及致使人類承受災難能力的衰減，絕非算數級數，而是成幾何級數。而1978年的災害雖然嚴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災害屬于輕度和中上度。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一直持續了三年，有些“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糾正。而1978年開始的“躍進”只實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國際環境和思路的變化，1978年“躍進”的資金來源主要靠大量引進外資，以后分期償還。雖然超過了國家的綜合國力，但對農業影響不是很大。

4．兩個時期的農業生產力條件有了很大的變化

這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參見表2：

  表2    1957—1962、1978兩個時期農業生產條件比較

由表2可見，1978年與1957、1962年相比，農業機械總動力增加了96倍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倍和12．4倍，農村用電量增加了179．7倍和14．7倍，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是巨大的。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起，在“農業學大寨”的背景下，全國掀起了一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高潮，取得了重要成就。據統計，1978年與1957年相比，全國農田機耕面積增加14．4倍；機電排灌面積增加19．7倍，占總面積比例由4．4％上升到55．5％。雖然這一時期在“左”的思想影響下，也出現了違背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現象，但總的說來，成績是主要的，使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上了一個大臺階，“因此可以說，從70年代開始，我國災害防御能力已經有了質的飛躍”[15]。直到進入21世紀，中國現有水利設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6]。

農業生產技術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秈型雜交水稻優良品種開始在南方推廣，取得了顯著成效。從1976—1987年，全國累計種植面積10．66億畝，平均每畝增產108．3公斤，共增產115．45萬噸。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20世紀70年代起北方擴大夏播作物復種面積，將兩年三熟改為一年兩熟；南方發展雙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積增長72．5％。1965—1977年累計增產稻谷4085萬噸，其中靠提高復種增產的占30％[17]。全國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78年與1957年相比，由每畝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產72．4％。

綜上所述，我們對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成因，可以做出一個基本的評價立場一一應當將自然災害和決策錯誤的作用結合進行分析，否認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