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

陳東林

[收稿日期]2003—09—15[作者簡介]陳東林，研究員，  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100009。

[摘  要]  1959—1961年我國經歷了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關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錯誤地完全歸咎于三年自然災害。但近年來國內外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認為這三年“風調兩順”，根本沒有自然災害，“人禍”即決策錯誤是唯一的原因。本文根據對災情、受災面積等資料圖表的分析，證實這三年發生了持續的嚴重自然災害；  同時分析了各種決策錯誤帶來的不同影響，重點把糧食作為決定國家經濟興衰的生命線和因果關系鏈的比較指數，用計量方法分析當時農村因災減產、因決策錯誤減產、因高征購而減少糧食存量之間的比例狀況。本文的結論是：從農業糧食減產因素看，自然災害略大于決策錯誤；從農村一個時期的集中缺糧情況因素看，決策錯誤影響遠大于自然災害，可以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關鍵詞]災害經濟學  三年困難時期  自然災害  決策錯誤

[中圖分類號]1365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952(2004)01—0083—11

1998年中國發生特大洪水以后，一門新興的經濟研究學科一一災害經濟學得到了關注。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中南財經大學等校開設了專門課程，并有相關專著問世。2003年出現SARS疫情以后，這門學科成為熱點。關于災害經濟學的定義，有人認為：“災害經濟學首先研究的課題是災害對經濟的直接負面效應與間接正面效應，并探討如何充分挖掘其間接正面效應，降低直接負面效應?！盵1]有人認為：“災害經濟學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自然災害，而應對人為災害以及人與自然交互作用下的各種災害予以高度重視”，“人災互制、害利互變是災害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或規律”。[2]總的來說，災害經濟學是研究人與災害的關系的學科。用這門新興學科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發生過的災害，不僅對于國史、經濟史研究有著跨學科的創新意義，而且對粗具規模的災害經濟學本身也有奠基作用。建國以來對經濟影響最大的災害，人所共知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本文擬從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

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這本來不成其為問題，只是在人與災害的關系(即“人禍”與“天災”)上，不同時期的說法有別。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災呢，還是由于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薄翱偲饋?，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范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盵3]但是，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嚴厲批評了所謂“黑暗風”之后，“人禍”的原因被絕口不提。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直成為這三年歷史的代名詞。1981年6月，《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與劉少奇1961年的判斷是基本相同的。

但引人注目的是，近幾年來，根本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文章又不斷出現，開始成為輾轉引證的熱點。

例如，金輝的《風調雨順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一文，利用氣象專家編制的1895—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中的120個水文站資料得出全國平均指數，認為：“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么‘自然災害’。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盵4]

王維洛的《天問一一“三年自然災害”》一文認為：“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介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被反復重復的謊言，終于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于那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薄案鶕吨袊禐暮Α芬粫?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干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干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范圍之內；1960年全國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圍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干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5]

本文無意于論證需要氣象學家研究的問題，只想引用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的《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以下簡稱《災情報告》)中的史實進行說明。

中國經常發生的自然災害主要是氣象(包括旱災、雨澇等災害)災害、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災害的程度基本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災害較大，但從受災面積看仍“屬中等水平”[6]。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范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收成減產30％以上為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6](p．378)。其中成災占受災面積的30．8％，與歷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占全國成災面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的影響十分嚴重。

1959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卑，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的生長，黑龍江受旱達4寸—5寸深，為歷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等地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6—8月，出現以江淮流域為主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面積已達821．2萬公頃，持續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面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臺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1959年災害種類繁多，在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并不多見的蝗災、粘蟲災、鼠災。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后，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后最嚴重的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50年來首位[7]。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臺風洪水災害。

1960年1—9月，從1959秋季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陜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天一400天未下雨，受災面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糧區合計受災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68．9％和56．9％。流經山東、河南的黃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地區除西藏外旱災面積達3812．46萬公頃，是建國50年來最高記錄。

1960年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臺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里臺風登陸達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數近兩倍。臺風過境時間長達10小時—20小時，高于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6](p．379)。臺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面積達993．3萬公頃，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內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米—4米。東北遼河、太子河泛濫，流量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地143．7萬公頃，“鞍山、本溪等地區農田、村莊受到毀滅性打擊”[6](pp.378,379)。

1960年3—5月、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11個省區，受災面積138．1萬公頃。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個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面積達392．26萬公頃。

1960年大災害不僅成災面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受災的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更大。另一個特點是早、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泛濫，部分地區則持續干旱，給救災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1960年，為建國50年來的第2位。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7](p．35)，其中1／4面積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也超過了1960年。

從1960年冬季持續到1961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的農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面積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的小麥比1960年最低水平又減產50％，湖北省有67萬公頃土地未能播種，河南省有73萬公頃農田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凍、大風災害，淮北地區有375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毀房屋504萬間。

1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泛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面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面積的54％，近100萬公頃農田沒有收成。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土地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風雨侵襲，山洪暴發沖人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產。松花江流域7萬公頃農田絕收。

1961年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遭受臺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的占9次，是建國50年里最多的[6](p．82)。淹沒180萬公頃農田，造成的如漁船損壞、房屋倒塌、海堤被沖毀、人口死亡等損失都超過了1960年。

1949  1998年受災成災面積曲線表    單位：千公頃

資料來源：據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1966—1969年統計數字原缺。

圖1   

由圖1可見，1959—1961年確實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成為出現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原因。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已經多次提到這個判斷，并不像金、王二文所斷言的是后來才編造的。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盵8]1961年9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一個“特別的理由”就是了解是否發生了大的自然災害。他在分別會見毛澤東、劉少奇時，幾次問到這個問題。劉少奇認為：當前的“一連三年大災”是80年來沒有的。毛澤東也同意說：“過去局部性旱災有過，但全國性的沒有。”他還指出，中國水利灌溉抵御旱災的作用“還差得很遠。中國幾千年來，加上我們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還是靠天吃飯。要逐步來?！盵9]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生產力十分低下，綜合國力很弱，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有限，遇到持續三年特大嚴重自然災害，出現經濟困難是不可避免的。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當時出現了嚴重的“左”傾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