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對某些讀者來說可能篇幅稍長，現整理其目錄如下，感興趣的讀者可擇看相關內容）

目錄：

一、西歐：

（一）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前的背景及其后曲折的發展歷程

（二）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經驗的幾個要點

二、日本：

（一）日本歷史概述

（二）日本的“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原因

三、中國：

（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到近代歷史回顧

1、商鞅變法的成功

2、西漢的“無為而治”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大一統

3、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勢力及其封建莊園經濟

4、隋唐宋元明清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

（1）隋文帝削弱地方傳統士族豪強勢力，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一的措施

（2）唐帝國時寒門庶族地主社會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及封建統治者實行榨取實物為主的新賦稅形態

（3）北宋王朝加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

（4）宋元時期程朱理學作為封建社會官方御用哲學的確立和科舉制度

（5）明清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及資本主義萌芽

5、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二）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革新活動總是搞不好、不能成功發展起來的原因

1、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對工商業的壓抑

2、帝國主義、封建買辦勢力對先天不足的中國民族資本的排擠壓迫

正文--------------------------

大國興衰之----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失敗原因淺析

據說日本人為了記念甲午戰爭的勝利，在其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的鑄像下撰寫有這么一句話：“應知今日國威之隆，實有賴于甲午之役。”
中國在甲午海戰中的慘敗，宣告了中國封建勢力為了自救所搞“求強”、“求富”洋務運動的破產，面對著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要求，中國隨之先后出現了如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資產階級的改良與革命，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終歸失敗了。同樣是東亞封建落后的國家，同樣是遭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奴役，可是為什么日本的“明治維新”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革新活動總是搞不好、不能成功發展起來呢？

為了探究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有必要首先回顧一下西歐、日本的歷史及其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然后再試圖對中國的歷史發展經驗、教訓作出總結。

一、西歐：

（一）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前的背景及其后曲折的發展歷程：

五世紀末六世紀初，法蘭克人建立了統一的法蘭克王國，以基督教為國教。九至十一世紀，西歐封建制度逐漸形成，因為法蘭克國王把通過征戰占有的大片土地和奴隸封賜給臣屬，這就組成了封建主階級，許多大封建主也封賜土地給自已的臣屬，這樣便形成封臣制，這是西歐封建國家行政管理系統不完善、政治分裂的產物。因為封臣制而形成了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如：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騎士等。十一世紀起騎士制度逐漸形成，騎士不與其他等級通婚，視農工商為賤業，訂立了自已的規章，同時形成騎士的道德觀念。

西歐封建主在自已的領地上建立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即用勞役地租剝削農奴的封建莊園。當時莊園耕地分為封建主自營田和農奴的份田兩部分，農奴需要無償為封建主耕種自營田。隨著時間推移，莊園主便發現自已自營田的收獲遠遠不及農奴精心照料的份田，十二、十三世紀封建主漸漸縮減自營田，把它們分給農奴耕種，每年從農奴收獲中提取收獲物作為地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奴中的一部分逐漸成為小商業生產者，在其聚居區逐漸發展成為工商業城市。十四紀紀前后，當時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是歐洲貿易最繁華的地方，把持了西歐的轉手貿易。意大利同歐洲其他地區相比，封建束縛較少，而諸多地方統治者為了競爭生存下去，采取了比較寬松的統治，注意發展經濟，工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手工工場，歐洲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和發展，新興起的資產階級對社會服務人才、文化藝術等的需要，以及人們對作為歐洲封建制度精神支柱天主教會日益腐朽的越來越反感，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初的學者，以提倡人文主義，反對封建神學，表現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文藝復興運動在意大利首先興起，并逐漸擴展到歐洲許多國家。文藝復興運動把人們長期被封建教會束縛壓抑的才智發揮出來，造成了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

因為十四世紀西歐經濟變化激烈，實物地租迅速向貨幣地租轉變，隨著商品貨幣經濟在十五世紀的進一步發展，西歐上層社會人士為了購買奢侈品及新興資本家為了擴大資本，均需要大量貨幣及制造貨幣的黃金。出于對中國印度等東方富庶國家的向往，同時也因為奧斯曼土耳其興起給東方貿易帶來不利影響，為了繞過土耳其尋找新航路，便成為西歐國家、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冒險遠航的動力，終于造就了開辟新航路的壯舉，它為新興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給工商業、航海業的發展以空前的刺激，加快了西歐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如英國就因此成為大西洋航運中心，它的資本主義由此發展起來。如果說因為文藝復興使人們的思想得以解除束縛，開始為資本主義這艘大船的揚帆遠行斬斷了束縛著它的生銹舊錨的話，那么新航路的開辟無疑便是使之得以繼續順利前進的千里順風。

隨著資產階級在經濟實力上的逐漸發展壯大，他們相應的在政治權利上提出了自已的要求，但因為歐洲封建制度的專制，封建等級的森嚴，封建統治者腐敗朽、笨拙而嚴厲的統治方式，從而給自已造就了一個統一、強大的對立勢力，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終于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如一六八八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和一七八九年法國的大革命。

我們以資產階級政治發展的典型國家法國為例，在大革命前夕，法國工商業的發達程度在歐洲大陸已是首屈一指，但是專制制度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當時社會上等級森嚴，政治權利不平等，第一等級的天主教士和第二等級的貴族為特權等級，只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卻擁有全國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并且占據壟斷著各種官職、享受厚祿卻不用納稅。被封建專制統治壓迫處于第三等級的是資產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平民，他們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其中農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等級盡管處境不同，但是都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仇視特權階級，要求革命。

1789年五月法國王路易十六與第三等級代表在三級會議上，雙方爭議相持不下，路易十六為此準備調動軍隊鎮壓，憤怒的巴黎人民于七月中起義，七月十四日攻占了巴士底獄，大革命在全國以排山倒海之勢爆發。當權的國民議會發布了《人權宣言》，制定了憲法，建立了議會。面對歐洲其他君主國的武力干涉，激進的革命派雅各賓派領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法國君主政體，處死路易十六。隨后掌權的代表工商業利益的吉倫派，卻無力應對國內的保王黨叛亂和國外的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局面。1793年五、六月之交巴黎人民發動第三次起義，推翻吉倫特派，雅各賓派上臺執政，采取了沒收逃亡貴族土地分給農民，從根本上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這樣也真正的爭取了農民，以及征集糧食，全民動員，組織革命軍隊反擊國外干涉及嚴勵鎮壓國內敵人等革命措施，度過了危機。

1795年溫和派“熱月黨人”發動了政變，他們清除了過激措施，維護革命成果，成立了督政府。1799年十一月九日，作為督政府一把利劍的拿破侖在軍火商、金融家及軍隊的支持下，發動“霧月政變”，推翻軟弱的督政府，奪取了法國政權。一八零四年加冕成為皇帝，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帝國。拿破侖統治期間，注意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維護農民獲得的土地，確立了資本主義的立法規范，保護了大革命的成果，并且軍事上多次打敗反法同盟，其對歐洲各國進行的軍事擴張，也為摧毀當地封建制度起了重要作用。雖然后來反復出現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等復辟，但是發展資本主義在法國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

（二）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總結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經驗的幾個要點：

首先資產階級必須獲得使自已孕育成長壯大的足夠空間。十四世紀前后，作為歐洲貿易最繁華地區，四分五裂且封建束縛相對較少的意大利，具備了孕育萌生資本主義最初嫩芽及興起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的條件，而盡管奧斯曼土耳其的興起對西歐貿易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暫時攔路虎的作用，但是由此反而更刺激了新航路的開辟地理大發現的壯舉，結果更造就了例如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成為大西洋航運中心，它及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由此迅速發展起來，“資產階級也愈是發展，愈是增加自已的資本，愈是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后面去。”（《共產黨宣言》）結果是資產階級發展成為了社會上一個舉足輕重、有強大實力的階級；

其次，正因為歐洲這種專制的封建制度、森嚴的封建等級，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幫助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西歐的更快成功。作為在漫長中世紀里別無他途出頭的被壓迫者，也只有“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共產黨宣言》）而僵化落后的歐洲封建專制制度、森嚴的封建等級，又給笨拙的歐洲封建統治者自已造就了一個空前強大統一的對立勢力，這個反對勢力不但包括日益壯大的資產階級，也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平民，封建統治者與他們之間的矛盾不但不可調和、反而日益在激化激烈碰撞，這樣以徹底的革命手段來鏟除這個阻礙便不可避免。可以這樣說，正因為歐洲封建制度的專制，封建等級的森嚴，實際上也給封建統治制度本身起到了摧命符的作用。

二、日本：

（一）日本歷史概述

五世紀，日本本州中部的大和國統一了日本。公元645年，改革派發動政變擁立孝德天皇執政，建年號“大化”，次年天皇頒詔實行一系列改革：廢除貴族土地私有制；取消部民制；取法中國隋唐制度，施行“班田收授法”，征收租、庸、調等。此次改革史稱“大化改新”，它標志著日本從奴隸社會走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從圣德太子起到孝德天皇乃至持統天皇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改革，終于在日本建立了以班田收授制為中心的公地公民型經濟基礎、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央集權式政治體制：政治方面廢除世襲氏姓貴族制度，各級官吏的任命及罷免權屬于中央，確立中央集權式的官僚政治體制；在大的行政區域上，全國分為畿內和七個道，地方行政機關為國、郡、里（后改為鄉），國設國司，郡設國司，里設里長；經濟方面廢除貴族私有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將全部土地和部民收為國有，使之成為公地、公民；在租稅方面實行租、庸、調、徭役制；在身份制度方面，全體人民被劃分為“良民”和“賤民”。

雖然日本的改革取法隋唐，但是它仍然因為本身國情而具有自已的特點，例如日本并沒有采用中國的科舉制度，究其原因，按北大歷史學系教授王新生的解釋，主要是“發展層次的問題，也就是當時日本社會的發展層次比中國落后，還處在重視氏族血緣關系的階段，強調出身門第。因此，盡管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時期均有冠位制的新措施，但仍未觸動氏族制度，甚至是按照氏姓貴族的等級授予官位。即使在“大學”或“國學”中學習的學生，首先必須是貴族子弟，經過所謂的考試后，按照其出身門第授予相應的官職，即所謂的“蔭敘制度”。另一方面，天皇家族經過圣德太子和中大兄皇子的努力后剛剛確立世襲王位的地位，如果打破門閥制度，恐怕會引起勢力仍然很強的氏族貴族的拼命反抗，從而殃及自己的統治，所以，從社會各個階層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沒有得以采用。”

大化改新后，生產力得到迅速成發展，但是農民負擔很重，許多農民因此破產，班田制在實施半個多世紀之后就開始產生動搖，貴族土地私有制又發展起來，到十世紀中期，貴族建立的封建莊園已占主要地位。莊園主為獲得“不輸不入”的特權，將莊園進獻給中央大貴族、大寺院，奉其為領家、本家，從而形成一種領主等級土地所有的體制。貴族為了保護自已莊園，便蓄養一批武士，這樣日本社會上出現了武士階層，地方上逐漸形成勢力強大的武士集團。至十二世紀末，關東武士集團首領源賴朝勢力強大，控制了中央政府，稱“征夷大將軍”，在鐮倉建立幕府。由此時起，日本進入歷時六百多年的幕府政治時期。

繼鐮倉幕府（1192-1333年）后的是室町幕府（1338-1573年），在室町時代日本的對外貿易得到恢復與發展，農業也有較大進步，在近畿地區，桑、麻、茶等經濟作物普遍栽培，推動了以此為原料的手工業的發展。并且在此基礎上商業得到迅速發展。“室町幕府的財政結構物征是取自流通域的稅收比例增加，反映了貨幣經濟發展的狀況。”（王新生《日本簡史》）室町幕府統治基礎并不是鐮倉幕府時期御家人那種主從關系很強的家臣，而是各國的守護。在進入15世紀后逐漸成為割據一方的大領主。當時這種守護被稱為“守護大名”，其管轄區域被稱為“領國”或“分國”。因此，室町幕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守護大名的聯合體。在1467年爆發了長達十年之久“應仁之亂”，幕府權威一落千丈，各守護大名發展成為擁兵自重、雄霸一方的實力者，日本歷史由此進入戰國時代，原來的守護大名也變為與幕府對立的“戰國大名”。各戰國大名為了在相互爭斗中生存下去的競爭需要，均采取富國強兵的政策。完善水利灌溉系統，開發新田，大力發展農業，他們之間的大會戰大多是在農閑時期進行的；同時推動采礦業，積極發展工商業，因而以城下町為中心的城市急速發展，甚至出現了堺、博多、平野等等自治城市，在其他一些較大的城市中，被稱之為“町眾”的工商業者則組成了自治團體。

豐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族打敗豐臣秀賴西軍在江戶（今東京）建立幕府，這樣日本進入了消滅封建割據、實現中央集權的江戶幕府時代（1603-1867年）。在江戶幕府時代，為了防范封建割據勢力利用天主教反抗，幕府開始禁教，限制對外交通，最后發展成為閉關自守長達兩百年的鎖國政策。全國居民則被分為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四個等級，身分世襲，互不通婚，規定武士享有特權，把要求絕對服從主君、重諾輕生、重視榮譽的武士道作為武士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在十七世紀日本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發展，農民得到份田及允許一定范圍內種植經濟作物，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城市經濟也得到很大發展。從十八世紀初開始，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封建社會的逐漸瓦解，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經濟得到了發展，出現了新興地主和高利貸商人。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新興地主及商人的力量、特別是金融高利貸商人的力量不斷增強，但他們在政治上處于無權地位，得不到法律的承認和保護，而將軍、大名武士因奢侈開支大增，而幕藩財政的地租收入入不敷出，于是這些大封建主向大商人和高利貸者借債，以及克扣下級武士奉祿，加之對農民課以沉重的賦稅，這樣傳統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卻趨于沒落，至十九世紀中期，大封建主已經衰落成“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諸候驚懼”的局面，中下級武士生活日益窘迫，農民則逐漸失去土地生活貧困從而不斷造反。此時“盡管日本國內新型經濟的發展及其階級力量變化的狀況尚未達到使傳統生產關系崩潰的程度，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勢力的入侵卻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步伐。”（王新生《日本簡史》）

1853年，一支美國艦隊強行打開日本大門，隨后英法俄等國也相繼闖入日本，打破日本鎖國狀態，西方列強將大量廉價工業品帶進了日本，掠走原材料，這樣日本主權受到侵犯，傳統的工商企業大量破產，經濟受到嚴重摧殘，人民困苦不堪，社會更加動蕩不安。面對著嚴重的民族危機，對現狀強烈不滿、原本主張“尊王攘夷”的下級武士通過與西方列強接觸的事實，特別是通過與西方列強進行實力懸殊的“薩英戰爭”和“下關戰爭”，意識到只有推翻幕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近代民族國家，才能實行民族振興，這樣從而形成了以中下級武士為主的倒幕派。如同前述，反對幕府本來就有著廣泛的民意，故而倒幕派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一些對幕府不滿、支持改革的大名也相繼加入。一八六七年十月，倒幕派從年幼的明治天皇手里獲得討伐幕府的詔書，準備武力討伐幕府，年底，倒幕派軍隊進入京都，宣布廢除幕府統治，政歸天皇。一八六八年初，不甘失敗的幕府軍隊大舉進犯京都，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地區跟以薩摩藩和長州藩為主力的倒幕派新政府軍激戰三天，結果數倍于新政府軍的幕府軍隊被打敗，倒幕派軍隊乘勝追擊至幕府所在地江戶，幕府將軍被迫投降，幕府統治自此結束。不久江戶改名東京，成為日本首都。

新政府為了鞏固以天皇為首的新政權，發展資本主義，擺脫外來壓迫，實現民族振興，建立近代化獨立國家，實行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措施：明治政府首先采取措施削弱國內封建割據勢力，“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改革身份制度，確立皇族、華族、士族、和平民的身份制，把農、工、商及賤民一律稱之為平民，取消武士特權，通過贖買的辦法改革武士俸祿；改革土地制度，允許土地買賣，承認土地私有；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派遣政要前往歐美各國考察，鼓吹學習西方先進思想和技術，廢除國內重重關卡和行會制度，興辦郵局、創立銀行，鼓勵民間資本投資近代工業，將許多官營企業低價處理給與政府關系密切的特權商人，對民間企業進行重點扶植；實行軍事改革，建立一支新式軍隊并灌輸武士道精神等。

這樣，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很快消除封建割據狀態，舊有的武士階層徹底瓦解，而大力發展扶持工商業，特別是鼓勵民間資本投資近代工業，重點扶植民間企業，將許多官營企業低價處理給與政府關系密切的特權商人，其結果促進了商業高利貸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推動了產業革業，經濟得到迅速發展，而兵制改革通過對西鄉隆盛等為首的沒落士族叛亂進行成功的鎮壓而證明征兵制效果。但是“由于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產業革命與壟斷資本形成同步、國家扶植和保護色彩較濃、官營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占較大比重等特點，因而在形成帝國主義的過程中，帶有濃厚的軍事封建性。工人、農民受到殘酷的剝削，不得不在饑寒交迫中掙扎度日，同時使得國內市場狹窄，從一個側面推動了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以便為其工業產品尋找海外市場以及原料來源。”（王新生《日本簡史》）隨著實力的增長，日本開始加緊對外侵略擴張，成為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

（二）這樣我們總結一下為什么跟中國同樣是東亞封建落后的國家，同樣是遭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奴役，可是為何日本的“明治維新”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原因：

1、由前面西歐資本義發展經驗的總結我們可以知道，它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獲得發展以達到的強勢地位，以及西歐封建專制制度本身反而加快促進其本身走向滅亡。

而日本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經濟固然遠遠不能跟同時期西歐發達程度相比較，日本國內新型經濟的發展及其階級力量變化的狀況也尚未達到使傳統生產關系崩潰的程度，但是，日本新興地主、工商業資本家、特權商人、金融商人在十九世紀中期在日本社會中也已經是處于相對強勢地位，即“幕藩疲弊，權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諸候驚”的局面。

但是跟歐洲新興資產階級處境相似，即盡管他們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但是在政治上處于無權地位，如上所述，除某些時期，如戰亂紛紛的戰國時代某些農民、商人也有機會可能擠進統治階級隊伍外，自古以來日本的政治權力長期被封建主貴族，武士所世襲把持，這種處于權力金字塔底層的大眾幾乎永無出頭之日的情況，跟歐洲相似，這樣，政治上既無望便只能追求財富，便是處于被統治的底層人們的最有可能、最有前途的選擇。上面回顧日本時我們說過，日本當初改革沒有采用中國的科舉制度，此后權力又長期被武家所把持，至江戶幕府時全國居民被分為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四個等級，身分世襲，互不通婚，規定武士享有特權。這樣日本的農、工、商諸階層也就不會如中國人一樣將大量的社會資源精力耗費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追求仕途上，這樣相對而言，他們更能專致于工商業的經營和發展，反而使工商業更具健康的發展。相比中國情形而言，他們的成就也相對較大。

但是隨著這些新興勢力實力的增長，因為封建專制制度的僵化生硬，他們欲通過用和平合法的手段，以求取得相應的政治地位和表達自已相應的政治訴求根本是個死胡同，這里如同歐洲的情況，隨著實力越增長，新興勢力和封建統治者之間矛盾便越成為不可調和而日趨激化，而同時封建統治階級處于相對弱勢且被分化，幕府實力處于相對勢孤之勢，此消彼長，西方的入侵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步伐，于是新崛起的大地主大商人便和大批困窘破產的中下層武士、貧苦農民和工人一起推翻幕府的腐朽統治便具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廣泛性和徹底性。

推翻幕府之后的明治政府，主要代表著皇族貴族、新興大地主、工商業資本家、特權商人、以及作為“開國元勛”的軍閥、官僚的利益，他們為了鞏固政權，在主要的舊的大封建勢力障礙已被鏟除的情況下，適應時勢，推動采取確立新的生產關系，發展資本主義便成了理所當然的共識和狂熱追求。這點與中國百日維新、辛亥革命當時的情況也很不相同，不像中國還有著勢力強大的封建買辦勢力的阻撓，雖然日本也仍然保留著許多封建殘余，但縱是如此，也比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程更為成功和幸運。

2、另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即十九世紀中后期東亞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都面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奴役、干涉的新情況，但是日本又比中國幸運的是，列強在對待中國和日本的具體態度是有所不同的。“對歐洲列強來說，日本系屬中國勢力范圍之外的第二位的國家；對美國來說，它是通往中國的途中之國，誰也沒有指望從日本的開放當中撈到財政和貿易上的巨大好處。”

附：下面是我作為一歷史愛好者，曾在北大史學論壇就此請教過王新生教授這個相關問題----

“王老師，日本進行倒幕維新之所以沒有受到西方列強的干涉，是不是因為他們主要考慮到了‘中國太平天國的教訓’？”

（下面是我補充解釋的所謂“中國太平天國的教訓”）：

一八五三年初太平軍由武漢東下勝利進軍時，英駐上海領事阿札國就向香港總督兼駐華代表文翰提出：“大不列顛一國，或是在中國海擁有艦隊的三個外強聯合起來，去制止這個毀滅性戰爭，趁皇帝還據有能夠締結條約的地位時，向他取得這種干涉的報酬。”（《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日阿札國上文翰機密報告》）
隨后英艦于吳淞口外結集作好干涉準備。
但因為太平軍橫掃清軍，形勢發展實在過于迅速，打亂了英國干涉的計劃，他們不得不暫時宣布中立，并自一八五三年四月文翰到天京后，隨后法使美使及英新任港督兼英使包令也先后到達天京，與太平天國接觸，窺探太平軍的實力和試探太平天國對待列強及不平等條約的態度，對于英國最關心的不平等條約問題，太平天國在《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國東王答復英國人三十一條責問五十條誥諭》中批復：“平定時不惟英國通商，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同兄弟了。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為禁。”、“但通商者務要凜遵天令。”
應該說太平天國這種“和洽中外，通商不禁，貨稅不征”的方針是相當寬大的，但是我想因為太平天國在對于要求平等、開埠上一時不能滿足英國、以及對于鴉片貿易要禁止的態度列強是還是不大滿意的，并且又因為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小刀會在上海起義并與太平軍取得聯系后，這又更直接的震動了列強的利益，因為“上海賊久未平，以致英國貿易滯銷”，故當時表面宣布中立的英公使包令暗中向清庭表示：“茲愿將賊黨驅逐”，至一八五五年初堅持了十八個月的上海小刀會起義被法軍與清軍聯合攻破上海城而失敗。
英法美等國因為在一八五四年、一八五六年兩次要求與清庭修約被拒，為了讓清庭更加“馴服”以便獲取更大利益，英法聯軍乘清庭全力鎮壓太平軍之機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于一八六0年十月攻入北京城迫使清庭投降，咸豐帝病死后，慈禧在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后發動了政變奪取了最高統治權力，這樣西方比較能接受的洋務派掌權。
而一八六0年大平軍席卷蘇常，逼近上海并打敗了上海賣辦官僚地主的雇傭軍“洋槍隊”，此時英法聯軍在上海就放棄了中立，直接動用陸海軍對抗太平軍。
一八六一年英王陳玉成為解安慶之危，率軍直指湘楚軍空虛的后方武漢三鎮，胡林翼正為無兵可遣急得幾乎要吐血之際，英艦隊司令賀布、參贊巴夏禮率艦隊到漢口，以戰會影響商埠通商為名威脅陳玉成不許他進攻，因李秀成延期沒有按期到達會合，陳玉成怕腹背受敵，只得率軍返安徽謀求獨力解安慶之圍，這樣西征以求解圍安慶的戰略目標，就因為李秀成的延期和欲保存實力的私心，沒有繼續進攻武漢三鎮卻回師浙江而沒有達到，于是安慶失陷，英王陳玉成所部最精銳的百戰之師損失殆盡，次年被俘殺害，結果是“英王一去，軍勢軍威同時墮落，全部瓦解。”（《洪仁玕自述》）
其后李秀成部雖然在上海等地多次打敗清軍、洋槍隊（常勝軍）、常捷軍、乃至英法美軍隊，但此時為時已晚，獨力難支最終失敗。
可以說西方列強對待太平天國的態度確實頗是復雜，開始是想干涉，因為形勢發展太快迫使他們不能不表示中立來觀察，以謀求自身最大利益，就像王老師說的“歸根到底，西方列強最關心的是新政權能否保護自己的權益。”這樣，西方列強乘清軍忙于鎮壓太平軍時去“馴服”尚不完全聽話的清朝皇帝，從清庭獲得巨大利益后為了維護自已的利益，而又與太平天國存在利益沖突，故而仍在“中立”的旗號下就暗中幫助明顯偏向清軍，除了非軍事性的干涉，甚至在漢口上海等商埠局部地區，進行直接威脅干涉，乃至在局部卷入戰爭，這些就不難以理解了，而一心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干王洪仁玕也是在臨死前，才明白西方列強根本上還是幫助清庭的：“我朝禍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
所以我贊成王老師所說的：“實際上，東方國家的內部動亂是否會引發西方列強的干涉，恐怕不能簡單地下此結論。西方列強并沒有干涉太平天國運動，反而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壓迫清政府遵守條約，并進一步擴大自己在華權益。西方列強也對日本的倒幕維新運動進行了非軍事性的干涉，例如英國支持倒幕派，法國支持幕府，但法國并不想因為日本問題引起與英國關系的緊張。歸根到底，西方列強最關心的是新政權能否保護自己的權益。”
但是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除了上述洋人陰險地“助妖”之外，主要原因還有太平天國本身先后的內訌：先是天京事變，后是忠王李秀成未能與英王陳玉成在戰略上配合，造成自身實力遭受重創，不然的話天下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也。
所以說我想是不是英國人事后會作相關的總結與檢討：假使太平軍沒有這些內訌，則太平天國很可能在全國奪取得政權，這樣英國人很可能因為實質上相助清庭而“押錯寶”開罪太平天國（盡管他們盡量“中立”，但畢竟最后還是讓洪仁玕點破），這樣以前可能所獲的權益也保不住，因為那時太平天國的實力不是清庭可以相比的，面對一個新興英勇善戰、并且要求平等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權，列強再要進行干涉難度大了許多倍，可以說西方列強盡管用盡了縱橫手段，但是這勝利也多少來得僥幸，盡管這個局面是他們最愿意看到的。
以上英國人是否會這樣檢討自已策略得失，即上面所述的“太平天國的教訓”的觀點，我沒有相關資料來佐證，應該說還是我個人的推測，限于個人學識及我資料缺乏，我不知道合不合理，而假使上述觀點可以佐證的話，又是否會影響到英國在對待日本國內倒幕維新的態度上（礙于日本國內本身的形勢發展，及亞洲其他地方的民族起義使英國吃緊，可能不適合再套用在中國清庭及太平軍之間的那些策略方式，即在吸取了所謂“太平軍的教訓”后，不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而甚至支持倒幕勢力<盡管幕府更傾向于向西方妥協，明治新政府雖然繼續承認不平等條約，但又表示將謀求修改，而英國支持倒幕勢力這樣是為了避免如同在中國反對太平天國的“險境”，以謀求自已現實中的利益最大化，同時還想利用扶植日本與中國、朝鮮之間的沖突漁利，下面有述>）。所以我才在上一貼說得比較猶豫，我那樣說也是欲從王老師處想知道史學界是否已經有這個觀點。
當然，一八六七年美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與美駐日公使德朗在為日本謀劃侵占中國的臺灣后，德朗在給美國務院的秘密報告中說：“一向認為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真實政策，是鼓勵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動”，以便“使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朝鮮政府彼此仇視。”
這個政策是不是英國在太平天國之后逐漸形成共識并清晰執行的呢？
這樣我們也能夠理解英國包括美國后來，為什么那么老謀深算的利用日本（允許它適當強大），來實現他們將亞洲分而治之的野心。
這種政策乃至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以上所思，希望得到王老師的指教。

王新生：“你的“押寶論”確實有道理，從英國對日本的政策中也可以看得出來。最初英國認為幕府能夠代表日本的政權，因而采取了支持它的政策，并為此進行了薩英戰爭和下關戰爭，以打擊對幕府施加壓力的攘夷勢力。另外在1865年派軍艦開進兵庫海面，迫使京都的天皇批準了條約。但后來英國看到幕府已經不能有效地統治日本后，而且倒幕中心勢力薩摩、長州也采取了接近英國的政策，于是英國轉向支持倒幕派了。
其次，也應看到西方列強對東亞國家態度的不同。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完成只有英國，因此當時自由貿易論比較流行，在列強政策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英國。其他列強國家大多內政纏身，例如美國的南北內戰、俄國的農奴制改革、法國的拿破侖三世正在進行他的工業革命等等。因此，對英國來說，比起殖民來，爭取更多的通商條件更為重要，如何將東亞國家納入自己希望的自由貿易條約體制是第一目的。
另外，列強對日本的政策與對中國的政策不能簡單類比。正如羅茲曼在他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對歐洲列強來說，日本系屬中國勢力范圍之外的第二位的國家；對美國來說，它是通往中國的途中之國，誰也沒有指望從日本的開放當中撈到財政和貿易上的巨大好處。”
第四，內政與地區或國際關系也有不同。也就是說，是否干預內亂是一方面，利用國家之間的對立關系獲得利益是另外一個方面。“分而治之”也許是西方列強的一個政策，但1902年的英日同盟，其目的是針對俄國。從本意上講，西方列強不會扶植一個競爭者，尤其是一個后來將自己驅逐出這個地區的競爭者。”
（有關王新生教授的《日本簡史》及與作者的對答可見http://www.hist.pku.edu.cn/club/list.asp?boardid=31）

三、中國：

（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到近代歷史回顧

1、商鞅變法的成功

春秋末期，五國爭霸的政治形勢逐漸向七雄對峙的戰國時期轉變，歷史在邁向嶄新的時期。戰國時期，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大諸候國都在地主階級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推動下，先后實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和整飭軍隊。跟他國相較，秦國地處偏西，封建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奴隸制殘余還嚴重存在，舊貴族勢力相當強大，因國力貧弱，而被其他主要諸候國所輕視。

為了求強求富，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客卿商鞅的建議下頒布第一道變法法令《墾草令》，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封商鞅為掌握軍政大權的“左庶長”，讓他主持第一次變法，其內容主要有：廢除世卿世祿制，改而實行軍功爵制，規定沒有軍功的宗室舊貴族就沒有爵位和特權，為國立功的，依功勞大小分別授予爵位、田宅，軍功越大官爵越高，待遇越豐，禁止私斗；獎勵耕織，生產栗、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因怠惰游手好閑而貧困者全家罰為官奴；鼓勵個體小農經濟，規定一戶有兩個兒子以上的，至成年必須分家獨立門戶，否則要出雙倍賦稅；實行編戶制和連坐法等。新法實行不久就取得了顯著成效。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變法，其主要內容是：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買賣并從中抽稅；建立縣制，官員由國君任免；制定秦律、統一度量衡等。

商鞅通過前后兩次變法，使貧窮落后的秦國一躍而成為當時各諸候國中最先進最富強的國家，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但是他的變法損害了舊貴族的利益，從而遭到舊貴族們的強烈反抗，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采用強硬的手段予以鎮壓，保證了變法的貫徹執行。但是到公元前338年，當秦孝公死后，舊貴族就對商鞅進行報復，車裂了他。商鞅雖然死了，但是他的變法并未因為人亡而政息，新法仍然在秦國繼續推行，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變法適應了秦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特別是通過長達二十多年的改革，在秦國早已培養起因為新法如軍功爵制而崛起的強大既得利益群體，繼續執行新法是符合這些新崛起的社會勢力的利益的，所以并不會因為已衰落舊貴族的反對而能改變，這些舊貴族們實際上也只能殺商鞅以泄私憤。而戰國初期在魏國創造了強大常備軍“魏武卒”的著名軍事家、政治家吳起，于公元前383年被迫離魏投楚后，盡管在楚悼王的支持下進行了變法，但隨著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的突然死去，失去依靠的吳起便被以陽城君為首的舊貴族發動叛亂射殺了吳起，實行僅一年的新法由此夭折。

2、西漢的“無為而治”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大一統

經過秦末戰亂后西漢政權建立，為了恢復經濟，鞏固統治，西漢政權采取寬舒“無為而治”的政策，減輕田租徭役，釋奴為民，獎勵勤耕，提倡節儉，減輕刑罰。這樣休生養息的政策自漢高祖起經過“文景之治”實行了六七十年，農民得到了一些土地和勞動時間，可以比較安定地生活和生產，人口增殖，社會經濟得到恢得與發展，至漢武帝時國力空前強大起來。除了多次用兵反擊匈奴外，漢武帝頒布“推恩令”削弱王國勢力，奪去大批王候的爵位，執行了察舉制為主的仕進制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適應政治大一統、加強中央集權制的需要。

西漢后期外戚專權，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以太皇太后臨朝稱制后，任其侄王莽為大司馬，總攬朝政。初始元年（公元8年）廢孺子嬰，自稱皇帝，改號為新，托古改制，下令變法：頒布法令把全國田地改稱王田，私家奴婢改稱私屬，均不許買賣；重新分配土地，一夫一婦授田百畝；屢次改變幣制發行大錢掠奪財富等。但由于貴族、官僚、地主的反對破壞，土地奴婢買賣照舊進行，無地農民實際上也分不到土地，改制沒有緩和社會矛盾，達不到限制土地兼并的目的，三年后王莽只得廢除法令。公元17年爆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綠林等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滅亡。

至東漢政權建立后，劉秀鑒于西漢地方權重，權臣、外戚把政、篡政的歷史教訓，極力加強皇權，防范功臣，控制宗室及外戚，擴大原為掌管皇帝秘書事務、負責發放公文的機構尚書臺的權力，以削弱三公的權勢。東漢選撥官員的制度一是察舉，即地方州郡以“賢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所謂有名望、有德行、有學識的人推薦考核為官，其地方士人致仕的重要方式，其依據是鄉里評議；二是征辟，即朝廷直接征某人為官。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統治，光武帝先后下了九道釋放奴婢和禁殘害奴婢的命令，政治上提倡節儉，整頓吏治，經濟措施上廢除苛捐雜稅，興修水利等。經過東漢初七八十年的恢得和發展，人口和墾田數大大發展，政府田租、口賦收入增加，全國出現較為安定的局面。

劉秀之后，東漢皇帝大多幼年繼位，年輕的皇太后們要臨朝稱制、掌握權力，就只能依靠兩種人，即其父兄和她身邊的宦官奴才，結果造成外戚、宦官專權，政治的黑暗、官吏貪殘，以及豪強地主勢力壯大，土地兼并激烈，人民負擔日重，大批農民失地流離或淪為農奴，因而人們起義反抗不斷，最終釀成黃巾大起義。驚慌失措的東漢統治者連忙調大軍鎮壓，并解除黨錮，集中動員力量對付起義軍，此時各地豪強地主也紛紛出兵。黃巾大起義基本上沖垮了腐朽的東漢政府，掃蕩了地主階級中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勢力，沖擊了東漢后期土地兼并之嚴重局勢。

3、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勢力及其封建莊園經濟

東漢政府急劇衰落，各地割據勢力稱霸一方，這種形勢下形成了魏、蜀、吳三國。曹丕為了代漢稱帝，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實行九品中正制，其法是：司徒擇在中央任職的士族門閥擔任本州郡的中正官，負責考察本州郡士人門第、德才定出“品”和“狀”，然后呈報吏部作為選官依據。九品中正實行初期還算比較重視德才評語，后來選官就全憑門第高低，成為士族壟斷政權的工具，士族大家也逐漸有了免役免稅的特權。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西晉，結束三國分裂局面。西晉繼續實行九品中正制，這樣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典型門閥政治。門閥士族擁有累世高官、按官品占有土地和人民并不用納租服役的特權，排斥庶族寒門，與之保持著嚴格的界限，至東晉時，門閥士族達到極盛階段。因為曹魏的屯田制遭到破壞，西晉采取兩項措施罷州郡兵以歸農和頒布占田制以恢復農業生產。占田制主要是允許農民占墾荒地，及確保承認官僚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戶口的既成事實。

因為不滿“士庶天隔”的局面，受到排擠的庶族地主商人用盡各種路徑求登上政治舞臺，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領兵打仗手握軍權而成為南朝開國皇帝。這樣南朝庶族出身的皇帝使用庶族寒人掌典機要，掌握政務，士族處于有職無權的地位。南朝時繼續實行三國以來的世兵制，兵戶世代當兵，還要耕田紡織，交綱租調。自耕農是農業生產的主力，負有沉重的租調、雜稅、徭役，因為戰爭負擔加重，許多自耕農破產淪為士族田莊里的部曲和佃客。

北朝的北魏統一了黃河流域后，面對民族融合的趨勢，為了接受先進的漢文化，加強同黃河流域漢族大地主的聯系，公元四九四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讓貴族改穿漢服，改說漢話，采用漢姓，與漢族通婚，采用漢族統治階級的政治制度，實行漢化。在經濟措施上，公元四八五年，為了保證政府財政收入，頒布均田令，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受田的農民每年向政府納租、調，丁男還必須服徭役和兵役。采取了上述政治、經濟措施后，加速了當時北方各少數民族封建化的過程，促進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均田制實行后，北方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較安定，開墾的荒地增長率多，北方經濟逐漸恢復和發展起來。

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門閥士族勢力達到了我國歷史上最高峰，與此相適應的是封建莊園經濟獲得了充分發展，作為莊園經濟依附人口的佃客、部曲制也隨之空前發展。封建莊園經濟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發展的產物。自西漢以來，封建統治者多采取放縱豪強的政策，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正式確立并迅速發展。到東漢，豪強掠奪土地、人口，進行貿易，建立莊園已成為普遍現象。魏晉南北朝，封建莊園在東漢的基礎上又有大的發展。六朝時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商業--官僚商業，因大莊園主多系地方官吏，同時又兼做商人，巧取豪奪，放松了政府對商業的壟斷，榷鹽、榷酒被鹽稅、酒稅所取代，放任官僚貴族對商業壟斷。這種官商現象一改以往的抑商風氣，有利于商人堂而皇之地經商逐利。

4、隋唐宋元明清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

（1）隋文帝削弱地方傳統士族豪強勢力，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一的措施

北周末年，皇室、貴族荒淫無度，政治腐敗，統治階級分裂，社會矛盾激化，公元581年，外戚楊堅迫使周靜帝禪位，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軍滅陳朝，東晉以來二百七十多年長期分裂的局面結束了。在滅陳前后，隋文帝楊堅為鞏固統一及加強中央集權，實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經濟的改革措施，其中主要有：1、改革官制。公元五八一年設立了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作為最高政權機關，尚書省下設吏、禮、兵、刑、民、工六部，各部長官為尚書。簡化地方官制，把原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郡縣）兩級制。規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州縣佐官三年一換，不得重任，不許用本地人。這樣使原來士族豪強地主把持本地政權的情況有所改變，加強了中央集權和全國的統一；2、建立科舉制度。過去自魏晉以來實行的是官吏按照門第高低選用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楊堅為了限制傳統門閥大族對選舉的把持，為庶族地主參政開辟道路，將九品中正制予以廢棄，改用考試的辦法，實行以才選人，原設有秀才、明經兩科，至隋煬帝時又增設進士科，放寬錄取標準，把錄取和任用權集中在中央。這樣科舉制度為以后歷代王朝所沿用；3、均田減賦。楊堅繼續實行北魏以來的“均田制”，一個成年男子所受田分為死后要歸還的露田和不歸還的永業田，婦女則只受露田。改定賦稅，適當減輕農民負擔，使封建國家掌握更多的納稅農民，即所謂的“輕稅入官”，把農民從地方豪強手里轉到國家手中；4、整理戶籍。漢末以來，由于士族強盛，庇護民戶為私屬，跟朝廷爭奪了大量的戶口，影響了中央政府對農民的控制和收入。為了增加政府收入，穩定封建秩序，隋朝首先對河北、山東一帶農民投依士族豪強、隱漏戶口嚴重的地區檢括戶口。公元582年，又下令在全國實行戶口大檢查，結果有四十萬人被查出為壯丁，一百六十多萬人被新編入戶籍。隋朝還規定親屬關系在堂兄以下的要分別立戶，鼓勵檢舉以杜絕戶口不實之情。實行輸籍法，規定據貧富而定上下戶等，令州縣官每年查戶一次。這樣大量的隱漏逃亡農民成為國家編戶，朝廷增加了納稅戶口，保證了財政收入；5、改革兵制。對北周兵農合一的府兵制進行改革，把府兵制和均田制結合起來，府兵一面在州縣落籍，墾種田地，一面保留軍籍，輪番宿營衛。統率府兵的十二衛大將軍改為只負責統領輪番宿衛京師的府兵。這樣加強了朝廷對軍隊和農民服兵役的控制。

隋朝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措施，擴大了地主階級政權基礎，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削弱了地方士族豪強地主的勢力，改變了漢末以來地方士族豪強地主強盛的局面。

（2）唐帝國時寒門庶族地主社會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及封建統治者實行榨取實物為主的新賦稅形態

隋末農民起義規模空前，隋朝大官僚李淵父子乘機起兵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消滅割據勢力，統一全國。唐朝建立后，上層統治集團之間爭斗激烈，以李世民為首的寒門庶族地主集團跟以李淵、李建成為首的士族官僚集團之間長期明爭暗斗，終于演成“玄武門之變”。八月，唐高祖自稱太上皇，李世民當上皇帝，是為唐太宗，次年改元貞觀。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發展社會生產，唐太宗進一步調整了統治政策。政治制度上，采用三省六部制，利用科舉選撥人材，各州刺史由皇帝親自選撥任命。唐太宗極力選撥寒門庶族地主官僚出任中央要職，兼用關隴、山東、江南士族的同時，對漢魏以來社會地位最高的山東士族采取既聯合又壓抑的政策，在修《氏族志》里，把山東老牌士族崔氏抑為第三等，提高皇族、勛貴、官僚的社會地位，加強中央集權。（到武則天掌權時，她進一步扶植新起的地主官僚分子，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打破南北朝以來世襲的門閥等級的限制。高宗在位時，武則天曾重修《氏族志》，把后族列為第一等，其余一律按官職高下分成九等，官至五品者，皆升列士族。它完全打破了士族和庶族界限，提高出身低微的官員的地位，使得從士兵出身立功致五品者，也可跟過去世家大族并列在一個等級中間。作為普通地主爬上政治舞臺的階梯，武則天進一步發展了科舉制，以培養新進官僚壓制世家大族。公元690年，武則天親自策問舉人，開創“殿試”，還開了武舉。她還以修書為名，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參議朝政，處理百司奏章，籠絡、控制普通地主知識分子，以分宰相之權。中國科舉制度在動搖了世族門閥制度的同時，又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等級結構，即“君、臣、父、子、夫、妻”和“士、農、工、商”等級，從前士、農、工、商本是平等的社會階層，但科舉制度形成之后，士、農的地位上升，特別是讀書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從業人員的地位則下降，工商業從業人員被賤視，這使得科技賴以生存的商貿流通業就受到了很大的遏制，這是造成中國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經濟上，唐太宗進一步推行始行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的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均田制規定十八歲以上男子受田一百畝（其中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租庸調制規定每丁每年交二石谷物（租），納絹二丈或布二丈五尺（調），服徭役二十天或納以絹布代役（庸）。但是均田制、租庸調制的實行并沒有觸動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皇帝、貴族官僚及一般地主占有的土地都不在均田的范圍內，貴族和官僚可按等級占有永業田，不納租調不服徭役，皇帝還常常將因戰爭而出現的荒地以各種名義賜給貴族官僚，所以當時農民受田普遍不足。但是因為實行均田制，許多無地農民畢竟分得了一塊田地安心耕種，故而對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有利的。

后來土地兼并之風一再威脅到了均田制度。在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尤其是到了唐玄宗時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并”，大批農民耕地轉變為官僚地主的田莊，賦稅也越來越多，交納不起的農民紛紛逃亡，造成“安史之亂”后“王賦所入無幾”的局面。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納宰相楊炎的建議，實行以“資產為宗”的兩稅法，以取代計丁授田的均田制和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制。兩稅法是封建稅制的一種新形態，它以土地財產的多少來確定應納稅額，資產多的稅重，資產少的稅輕，納稅的多少同男丁多少已沒有必然聯系，它的出現意味著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反映了唐代社會經濟的新發展，標志著中國封建稅制發生了重要變革。自戰國以來實行的以榨取人丁力役為主的賦稅形態，從此轉變為以榨取實物為主的新的賦稅形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兩稅法頒行后，唐王朝的財政狀況一度好轉，但是后來錢重貨輕的趨勢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官府又不斷加稅種，更加使人民陷于困境。

“安史之亂”后，宦官專權，朋黨傾軋，藩鎮割據，唐朝由盛轉衰。到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劇烈，賦稅繁苛，廣大農民失地破產，加之山東、河南一帶發生旱災，終于爆發了由王仙芝、黃巢領導唐末農民起義。此次起義雖然最終失敗，但是通過戰爭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者，瓦解了唐朝的腐朽統治，使貴族官僚按等級占有土地的制度無法維持下去，漢魏以后發展起來的門閥士族階層在此戰中基本上被消滅，這樣土地高度集中的現象有所緩和，許多奴婢得以掙脫人身依附的枷鎖，成為平民。

（3）北宋王朝加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了后周的政權，建立了宋朝，史稱北宋。宋王朝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針，統一了中原和南方，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而與北方的幾個少數民族政權遼、西夏等對峙。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防止“黃袍加身”事件的再演，宋太祖采用“杯酒釋兵權”的和平方法，解除了禁軍高級將領慕容延釗、石守信等的軍權，在經濟上盡量滿足他們，并讓他們出任已成虛職的外地節度使。然后撤去殿前都檢點等職，設三衙平時負責對禁軍的管理、訓練，而調兵之權則在直接聽命于皇帝的樞密院那里，這樣三衙與樞密院相互牽制，兵權集中皇帝手里。加強擴充中央禁軍，削弱地方廂軍，改用文人充武將，“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一旦戰時才由皇帝臨時任命將帥。北宋沿用州縣制，但不同于原唐、五代時一個節度使割據著幾個州郡的權勢，而將地方軍政實權歸于州，使原節度使成為虛職，州長官“知州”則由朝廷委任非當地的京官文人充任，三年一換，又置判官（監州）與知州互相牽制，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抑制地方勢力專橫。對中央政府則分為政事、軍事、財政三個互不統屬的平行機構，由皇帝直接控制。宰相只負責全國行政事務，軍事則歸于樞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氣，分別向皇帝奏事。三司使則主持國家財政大權，地位僅次于宰相，三司包括鹽鐵、度支、戶部。為控制地方財權，派轉運使到各地總管財賦。又設御史臺負責糾察官員，御史官有權彈劾任何官員待皇帝裁決。但是專制主義皇權結果，是造成官僚機構空前龐大，官僚人數無限膨脹，各級行政機構及官吏間互相牽制過甚，造成紊亂效率低下，大量普通地主知識分子可通過科舉致仕，每遇災荒之年招募大量饑民入伍，如此軍費官俸開支日益巨大，農民負擔日趨沉重。

如前所述，因為唐末黃巢農民起義對門閥士族階層的掃蕩，使得官僚貴族按等級占有土地的制度無法繼續維持下去，通過唐末、五代農民起義，大批依附農民和奴婢得到解放，通過斗爭或墾荒得到一小塊土地，這樣產生了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使得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在宋初得到了發展，此時的階級狀況和土地占有關系跟唐代相較有著很大的差異。北宋初的太平興國年間（978--983年），全國戶籍中十分之四是無地的客戶（主要是佃農），十分之六則是有地的的納稅戶主戶。主戶按占有土地和資產多少分為五等，一、二、三等習慣稱為上戶，其中現任文武官員稱形勢戶，官員家屬及其后代稱為官戶，他們是宋代的地主階級。主戶中的四、五等戶習慣上稱為下戶，這些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占了主戶中的絕大多數。客戶的身分地位跟東漢以來的部曲、徒附相較已大不相同，這些佃客的戶籍已經獨立，不再依附于地主名下，地主不能奴役佃戶家屬，契約期滿向地主交納地租后，佃戶可以更換田主，田主不能無理阻攔，這是生產關系新的變化。

因為北宋最高統治者放縱許可的結果，使得官僚地主的莊田迅速膨脹，從宰相到各級官員都經商貿利、兼并土地，一批經商致富的大商人購買大量土地，成為新的封建剝削者。繁重的賦稅、徭役，使得大批自耕農、半自耕農破產淪為佃農或逃亡，乃至起義反抗，原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遭到破壞，這樣北宋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現象惡化，上戶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官僚和豪強大姓（官戶、形勢戶）占有的大田莊成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地主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官僚地主階級競相兼并土地的惡果便是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迫使各地農民接連起義，北宋王朝僅僅建立三十多年，四川就發生了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口號，斗爭矛頭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機構和官僚人數的擴大膨脹，以及軍隊雇傭兵的大肆擴充，使得國家財政負擔日漸加重，宋仁宗時國家財政收入比趙匡義時增加五倍，而每年軍費開支占財政總收入達六分之五，加之北宋王朝受遼、西夏的騷擾，而浩大的雇傭軍卻無戰斗力，每年要送物資給遼、西夏，財政更難以支持。

公元1067年宋神宗趙頊上臺后，面對著北宋王朝面臨著空前的危機，為了鞏固統治，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決心起用積極主張變革的王安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中央成立一個制訂新法的機關叫“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理財為中心，議訂變法。主要內容有富國的：均輸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強兵的保甲法和置將法。變法取得了較大效果，財政出現好轉。但是變法觸動了宋王朝勢力強大的官僚地主集團的既得利益，招致他們激烈的反對，而革新派力量薄弱，革新派本身用人不當或出現了分化，結果神宗皇帝一死，新法就被廢除。

公元1127年二月，女真貴族騎兵攻破汴京，俘虜宋徽宗、宋欽宗父子，維持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滅亡。同年徽宗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逃到了南京應天府登基，改年號“建炎”，是為宋高宗，史稱高宗后之宋朝為“南宋”。繼承北宋王朝防范武將的傳統，趙構統治集團對于抗金主戰派的恐懼更甚于金兵，大力打壓、迫害宗澤、岳飛等主戰派。公元1141年金和南宋達成“紹興和議”后，淮河以北地區全部處在女真貴族的統治之下，女真政權急劇轉向封建制，至金主完顏亮由上京遷都燕京改稱中都以后，女真貴族的金朝已經完全封建化，東北及北方黃河流域的社會生產力得到恢復和發展，農業、手工業均勝于遼代，與南宋形成對峙局面。南宋在百余年時間里，進一步發展了南方農業、手工業，使經濟重心由北方轉移到南方，工商業及對外貿易更加繁榮，除了與北方的金朝貿易外，南宋的海外貿易極其發達，因為工商業、對外貿易發達，貨幣鑄造不足，而出現了紙幣。南宋的土地兼并較之北宋更為嚴重，因此無地的客戶比例超過北宋，許多地方佃戶受剝削較重，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較之北宋也嚴重。南宋時土地較之北宋喪失了三分之一，但其財政歲入最高為8000萬貫，比北宋歲入最高額6000萬貫還高。

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國后，對西部發動三次西征，同時派軍隊對南方用兵，至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死前，蒙古軍已經打敗畏吾兒、西遼和西夏。公元1234年蒙古軍滅金，隨即發動了四十多年的滅宋之戰，公元1279年南宋滅亡。

（4）宋元時期程朱理學作為封建社會官方御用哲學的確立和科舉制度

兩宋時期統治思想是理學，又叫做道學，這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滲透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其中分為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客觀唯心主義，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主觀唯心主義。二程即程顥、程頤兩兄弟，他們提出一個“理”的哲學范疇，理是第一性的，事物是第二性的，他們認為是“理”是永恒不變，這就是“天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南宋學者朱熹繼承了二程和佛道思想，提出了“理”和“氣”的關系的理論，認為理是“生物之本”，氣是“生物之具”，即理是生萬物之本原，氣是構成萬物的材料。朱熹將“理”跟封建倫理道聯系起來，認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理是永恒不變的，故“綱常萬年，磨滅不得”，氣“便是生物底材料”，也就是“器”，理和氣的關系，即精神和物質的關系，對于何者第一性，他認為雖然“此本無稱后之可言”，但又說“必欲推其所欲來，則須說先有是理。”也就是“理”生“氣”。陸九淵的“心學”則要用求用“仁義”來破除人們的物欲。它們的出現適應了封建社會趨向衰落時期統治階級的需要，為走向衰落的封建統治者加強了思想上的統治，朱熹注釋的《四書集注》及其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成為后來封建知識分子必讀教材和標準答案，程朱理學成為封建社會官方御用哲學，在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數百年中居于統治地位，成為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以程朱為中心的“理學”在中國思想史中占據統治地位延續了八百年。

公元1271年忽必列建立元朝，是為元世祖。之前的蒙古政權的行政機構還屬于“草創之初，未暇為經久之規”，為了適應新形勢，加強封建統治，忽必列采納漢族知識分子的建議，“儀文制度，遵用漢法”，考求前代典章制度，行政機構按漢封建國家機器架構，逐步完善起來。政治上，建立行省制度，在中央設中書省，地區設行中書省，行省下設路、府、州、縣等；在福建行省設澎湖巡檢司，負責管轄澎湖和臺灣；在中央設宣政院管理全國佛教和西藏地區行政，并派官駐軍于西藏實行有效管理；把全國各族人分為四等，實行民族壓迫政策。

經濟措施上，元世祖設司農司掌管全國農桑事務，設勸農官檢查農業生產情況，編《農桑輯要》頒布全國；鳳河渠司，掌管全國水利，修治黃河；在各地設官營匠局，把手工業者紡入匠戶，世代不許脫離匠局；開鑿會通河和通惠河，開辟南北海運航線；對農民征收沉重賦稅，強迫農民服徭役，蒙古貴族官僚壓迫剝削“驅口”（農奴）。

元代商業貿易繁華，但是承襲前代辦法，國內外貿易由政府直接管理，襲斷控制市場，元朝官營專賣目的本是增加財政鞏固封建統治，但是如此產生了社會經濟停滯萎縮的弊端，加深了社會矛盾。

為了體現天下一統，表示元朝皇權對孔圣人的尊敬，加強封建統治，同時壓抑西僧膨脹勢力的需要，公元1306年元成宗在大都建設祭孔圣廟，詔封孔子先圣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元仁宗皇帝時，承接宋朝的科舉制度，首次要求參加科舉人員以朱熹對四書五經的注釋理解為教材和標準答案，它實際上壓抑、禁錮了人們的獨立思想。王安石變法時簡化了唐代科舉的諸多名目，罷去其他科舉項目，獨設進士科，以學校養士，創造了“破題、接題、小講、繳結”的“四股文”格式，四股文發展到明朝是便完善成了八股文。明清兩朝的科舉也承襲王安石簡化的辦法，只按照進士的科舉程序去選拔人才，而以前的“算學、律學、字學”等事關民生的學科都不再是科舉項目了。清朝的科舉程序是：童試（含縣級的童試、州府的府試、省級的院試）--鄉試--會試--殿試的科考程序。童生取得秀才的功名后，政府則給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稅賦，另給予資助。秀才經過三年一考的“秋闈科考”，成為舉人后才有資格參加科考，取得合格后被錄取成為進士后還要經過殿試以排出狀元、榜眼、探花。成為進士后就可根據國家職官的空缺情況來做官。

如前所述，科舉制度在打破門閥等級政治的不平等時，實際上也制造“君、臣、父、子”、“士、農、工、商”的社會不平等，在統一要求的封建官方哲學的禁錮束縛下，人們容易失去了獨立的思考能力，整個社會由此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科舉致仕之途，工商業被賤視，科技發明被視為末技，得不到鼓勵和重視，如宋時布衣畢升創造的活字印刷術，只有沈括的《夢溪筆談》對之進行記錄，這是我們今天在這方面能獲得的唯一資料。而且科舉制度也在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在官場中和學術中，造成了互相拉幫結派的情況，敗壞了社會風氣。

（5）明清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及資本主義萌芽

公元1368年明軍攻入元大都，元朝滅亡。

明初在政治上，廢除行中書省機構，各省設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分掌行政、司法、軍政，直屬中央；廢除丞相，將其職權分給六部掌管，對皇帝負責；設五軍都督府，管理軍隊，另由兵部掌握軍隊訓練和調遣；設錦衣衛、東廠、西廠特務機構加強專制統治；采用科舉選撥官員。經濟上，法律規定凡地主要佃農代役須給米一石；承認農民開墾荒地所有權，免三年徭役賦稅；遷江南、山西無地農民至黃淮一帶屯田墾荒；要各地駐軍屯田；推廣植棉；清文田畝，按畝納稅；下令改革工匠服役制。這樣通過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一系列措施，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權達到了極高水平（后被清朝所繼承），經濟也得到恢得與發展。

明朝中期，因為土地兼并嚴正重和橫征暴斂，大批農民破產。爆發劉六、劉七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被鎮壓下去后，社會矛盾并未緩和，邊境的少數民族武裝及倭寇時常侵擾，封建統治日益嚴重。面對著明王朝的嚴重積弊和危機，著名政治家張居正利用當權的機會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革，加強中央集權、整頓吏治、重視武備加強邊防，以及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條鞭法。為了打擊大地主豪強隱瞞土地不納役稅，張居正決定頂住壓力，重新清丈土地，使得“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針對賦役制度的弊病，在重新丈量土地的基礎上張居正又推行一條鞭法，這是繼兩稅法之后的新稅法，是一次重要的稅制改革。其內容是以一個州縣為單位，將應納賦稅、徭役統統計算在一起，按地畝攤派，一律改為征銀上繳政府，遇有需出工則由政府出錢招募，其余應繳雜稅貢物一律免除。這樣不僅簡化了稅收項目，而且對農民依附身分相對放松，為城鎮手工業提供了勞動力，對貨幣地租的產生和農產品商品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但是張居正的改革遭到了大官僚地主的強烈反對，當他死后，其改革措施逐漸被破壞，加重了明王朝的危機。

明中葉農業、手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活躍，明中后期，糧食和經濟作物種值、原料和手工業品的生產漸顯地域分工的趨勢，這就促進了地區間的商品交換，形成交換市場。工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繁榮，商業資本活躍，各地出現了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市場上大小買賣都以銀計算。手工業市鎮的興起和城鎮居民專事工商業，成為明代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江南的絲、棉紡織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這畢竟只是發生在少數地區和少數行業，仍然嫩弱，而且帶有明顯的封建烙印，特別由于萬歷年間稅使、礦監的搜刮迫害，造成手工業者和商人不斷與之斗爭，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遭到阻撓和摧殘。

明成祖朱棣時，盡管鄭和七下西洋有經濟貿易和軍事外交活動的目的，但它更主要是為了“宣德化，而柔遠人”的政治目的，明成祖認為“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信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對周邊諸國朝貢實行高額回賜，以謀求安定和平的周邊環境，而非以通商或軍事擴張為目的，相反還實行了禁海政策。

明后期政治腐朽，地主階級特別是皇族、宗藩、外戚瘋狂地兼并土地，大批農民淪為佃戶和奴仆，殘酷的經濟榨取的野蠻統治壓迫，造成農村十室九空，從萬歷到崇楨，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在這樣背景下，各地不斷有農民起義爆發，明王朝終于走到了末路。

滿州貴族入主中原后，為了進一步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恢復和發展生產，政治制度基本上仿明朝所建，中央設內閣、六部，后設軍機處取代內閣處理全國軍政大事；八旗軍駐防都城和全國各主要城市；提倡封建納常禮教；沿用明八股取士制度，極力提倡程朱理學，與以八股取士的制度相配合，充分發揮了禁錮思想的作用，此外還“詔舉山林隱逸、博學鴻詞”和搜羅文人編書等方法，拉籠控制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等。經濟上，獎勵墾荒；1669年實行更名田；1772年規定以1771年人丁數作為征收丁稅的固定丁數，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稅，后來實行歷史上第三次稅制改革“攤丁入畝”；廢除匠籍，結束工匠服役制度；停止滿州貴族的圈地等。通過以上一系列措施，清初統治者強化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生產也比明朝更為發達。

清初來華的西歐耶酥會士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使得歐州一些思想家和學者對中國的封建制度和儒家學說推崇備至，符合人文主義精神，他們援引這些思想和制度作為反對天主教會和西歐封建專制王權的武器。中國的瓷器和漆器深受西方歡迎，西歐仿制華瓷獲得極大成功，英國人還仿中國園林在倫敦建了一座“中英式花園”。西方的天文、地理、歷法、數學、醫學、火器等知識也隨著天主教士來華傳入中國，但是西方傳教士所傳知識并非是當時西方最先進的，并且他們只是作為傳教的一種手段，而清政府又實行閉關自守、盲目自大的政策，故鴉片戰爭之前，中西方雖有所接觸和交流，但是具有很大局限性。

5、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經濟還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社會生產的主體是農業，而皇室官僚大地主又大力兼并民田，大批自耕農破產，國家財政日益困窘。政治上君主虛驕自大，大臣昏庸無能，官場腐敗，賄賂成風。清軍裝備落后，仍以刀矛弓矢為主，士兵久未訓練，紀律敗壞，戰斗力不斷下降。思想文化上通過科舉提倡脫離實際的理學和漢學，思想閉塞，愚昧自大。這樣一個土地兼并激烈，租稅苛重，民生困苦，階級矛盾尖銳，政治黑暗腐朽，軍備空虛落后，思想沉悶閉塞的老大帝國，自然成為西方殖民勢力入侵的對象。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只有廣州一地同外國通商。因為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點，剛經過工業革命的英國，因其機器制造商品成本較高，在中國尚打不開銷路，為了改變對貨貿易逆差，唯利是圖的西方資產階級及其政府選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以掠奪中國白銀，鴉片不但殘害了中國人民，而且到了19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每年白銀外溢皆達一千萬兩以上，造成中國銀根緊枯，銀貴錢賤，農民負擔加重，社會經濟紊亂。

因為清政府的禁煙，1840年6月，英國軍艦駛進廣州海面，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開始。1840年8月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規定割讓香港島、賠款2100萬銀元給英國，開放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準許英國派駐領事等。次年英國又強迫簽訂了附約，取得領事裁判權、永久居住權等。隨后美國及法國也分別強迫清政府簽訂《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取得侵略特權。這樣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自然經濟逐漸被破壞，而成為列強資產階級傾銷商品的市場和榨取原料之地，這樣，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成了最主要的社會矛盾，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近代革命斗爭的任務。受鴉片戰爭的影響，中國許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紛紛尋求救國之途。魏源是戰后地主階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多方面抨擊時弊，提出改革主張，在《海國圖志》中他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戰后，外商到中國通商口岸貿易，因為人地生疏、語言不通，需借助中間人，因而出現了一批代外商推銷商品、采購中國原材料的買辦商人。他們靠侵略者的豢養、屁護和出錢為之捐官，成了一批暴發戶，形成一個頗有力量的社會集團，而戰后中外貿易中心迅速由廣州轉移至上海，外商大量涌入上海，還攫取“租界”，這樣買辦商人社會集團的中心也就設在上海，這樣買辦作為列強的忠實走狗，成為中國近代最反動的勢力。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將戰爭賠償轉嫁到百姓身上，農民生活更加貧困化，鴉片造成大量白銀繼續外流，而對外貿易中心由廣州移到上海，大量洋貨的涌入，使得五口地區手工紡織業遭受打擊，舊式帆船被洋輪所排擠，大批沙船水手失業，原湘桂粵傳統商路變得蕭條，大批群眾失業，加之頻繁的自然災害，貪官酷吏，遍地盜匪，使得國內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全國各地群眾起義風起云涌，其中以南方廣西為中心，桂粵湘三省形勢尤為如火如荼。1851年初，洪秀全在金田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起義軍稱“太平軍”，1853年太平軍占領南京，改南京為天京，定為都城，頒布《天朝田畝制度》，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社會。天京事變后，太平天國被迫轉入戰略防御，面對危局洪秀全提撥青年將領陳玉成、李秀成擔任軍事指揮。不久洪秀全又封洪仁玕為干王，總理朝政，洪仁玕最早提出了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新方案----《資政新篇》，這是先進的中國人最早提出的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藍圖。安慶失陷后，1862年春，清軍分三路進攻太平軍，進而轉攻天京，1864年夏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失敗。西方列強在鴉片戰爭以后為獲取更大利益，謀求“修約”未果，乘清廷全力鎮壓太平軍之機，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園明園，強迫清廷簽訂了《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沙俄也趁火打劫，乘機侵占我北方大片領土。

1860年《北京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清廷開始接受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半殖民地秩序。1861年咸豐病死后，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勾結恭親王奕訴，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發動政變處治了八位輔政大臣，垂簾聽政，史稱“辛酉政變”，這樣西方列強所期望的洋務派上臺。洋務派在中央以奕訴為代表，在地方則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大員為代表，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們掀起了一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洋務派以“自強”為旗號，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重要的有曾國藩創建的安慶軍械所、李鴻章成立的江南制造總局、左宗棠開辦的福州船政局等。由于工業內在的連鎖反映，他們在洋務運動后期又打出“求富”的旗號，興辦了一批民用工業以輔助軍事工業，規模較大的有李鴻章辦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張之洞設的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等。洋務派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采用官督商辦、官辦、官商合辦三種籌集資金的經營管理方式，舉辦了一大批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民用企業，但是因為每個企業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封建性、買辦性或官僚資本性質，故而除少數企業如開平煤礦、輪船招商局等外，大多數的企業因極度腐朽，虧損嚴重。它們對于民族資本近代工業而言，具有兩種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它倡導產生了屬于民族資本的近代企業的創辦籌建，但另一方面由于這些企業具有特權，壟斷生產，排斥了民族資本，因而又具有阻礙民族資本企業發展的作用。因此盡管有許多與官府聯系較少的地主官僚、商人、華僑投資創辦近代工業，但真正建成而堅持辦起來的，至甲午戰爭前夕，僅有七十六家，較著名者是陳啟源的繼昌隆繅絲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主要分布集中在沿海幾大通商口岸。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因為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洋務運動的興起，西方國家的思想文化在一些政府官員及儒生中產生了影響，逐漸形成了資本主義改良思潮，這些早期維新思想的政治主張，主要有：要求變法，實行君主立憲；要求保護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反對傳統“重農抑商”政策，要求各近代工業“獨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反對不平等條約等。早期維新思想盡管因其不成熟而具有很大局限性，但是它比起以前的林則徐、魏源來則更進了一步，為戊戌維新作了思想準備。

十九世紀中后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它們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這樣中國邊疆出現了危機。1885年清廷在中法戰爭中不敗而敗，大大刺激了資本主義列強，特別是經過明治維新后新興起的日本進一步侵華的野心。英美為了利用日本軍國主義的軍刀來對付北方的沙俄，竭力縱容和支持日本的侵略活動。1894年日本增兵朝鮮，接著日海軍在牙山口外豐島海面，襲擊中國運兵船只，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結果北洋艦隊全軍覆沒，1895清政府代表李鴻章與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簽訂空前嚴重要賣國條約《馬關條約》，它為帝國主義的對華資本輸出大開了方便之門，高達兩億多兩白銀的對日賠款使得中國人民更加陷入被剝削奴役的境地，中國大片領土被日本割占，助長了列強覬覦中國的野心，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

甲午戰爭后“實業救國”的呼聲越來越高，洋務派已不能完全控制和壟斷近代工業，清廷被迫放松了對民族資本的束縛，這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也逐步成長起來。但是，其發展仍然受到重重壓抑和阻撓，首先是西方雄厚資本和廉價商品的排擠與競爭，其次則為遭受本國封建勢力的束縛。

早在中法戰爭后，孫中山就產生了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抱負，1894年末，他在檀香山組織了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斗爭目標的興中會，次年興中會決定于陰歷重陽節舉行廣州起義，因事泄而失敗。但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用武裝斗爭推翻清朝統治的初次嘗試，故影響很大。

甲午戰敗宣告著洋務運動“求強”、“求富”目的的落空，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使得新興起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及其知識分子在早期改良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舉起了“維新變法”的旗幟，主張學習西方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改革。1895年春康有為等發動了“公車上書”運動，痛陳《馬關條約》的嚴重后果，要求皇帝“變法成天下之治”。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詔定“國是”，決定變法，頒發了一系列詔書，主要內容是：倡官民上書言事，保薦人才，裁汰政府冗員；鼓勵工商業，獎勵創造，取消旗人特權；廢八股，開辦京師大學堂；實行征兵制等等。從6月11日這天起到9月21日新政推行了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因該年是農歷戊戌年，故又稱“戊戌變法”。但是變法觸犯了頑固守舊勢力的利益，9月21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宣布再次“臨朝聽政”，維新變法失敗。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上層資產階級維新派，在中國面臨嚴重民族危機的緊急關頭，提出發展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張，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但是由于中國資產階級本身力量的軟弱性，以及與封建統治者、帝國主義列強有關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他們既不想徹底推翻反動腐朽的封建政權，又不敢觸犯帝國主義，認敵為友，將希望寄托于一個沒實權的皇帝身上，又沒有其他階層人民的支援，當反動勢力進行反撲時，因完全處于軟弱無力的地位而被輕易扼殺，宣告著改良主義在中國的破產。但是它畢竟猛烈地沖擊了封建主義舊學，在意識形態領域里，起到了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作用。

甲午戰爭以后，帝國主義侵略加深，在山東，洋教勢力猖獗，西方傳教士在各地胡作非為，遭到百姓的強烈反對，這樣活躍在山東、直隸、河南一帶的民間秘密組織義和團得到迅速成發展，義和團在斗爭中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斗爭矛頭直指帝國主義，引起列強的恐慌。1900年4月6日美、英、法、德四國公使聯合照會清廷要求予以鎮壓，恫嚇威脅“兩月以內，悉將義和團匪一律剿除，否則將派水陸各軍馳入山東直隸丙省，代為剿平。”1900年6月上旬，英、俄、德、法、美、日、意、奧八國聯軍由大沽登陸，經天津沿鐵路向北進犯。6月下旬，面對列強的咄咄逼人之勢，感到洋人欺她太甚的慈禧決定利用義和團來作一下抵抗，向各國宣戰。而以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為代表的南方督撫，則主張與列強合作，采取“自保”的政策，投靠帝國主義公開與清廷抗禮。八國聯軍在付出巨大代價后，才于8月14日開始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帶著光緒帝倉惶出逃，9月7日于逃跑途中慈禧發布“剿匪”上諭，命令清軍與西方侵略軍其同剿滅義和團，這樣義和團很快失敗。八國聯軍一路燒殺搶掠，所到之處，中國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蹂躪，同時俄國還派兵入侵我國東北。1901年9月，清廷與英、俄、德、法、美、日、意、奧以及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向各國共賠償白銀4.5億多兩，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共計9.8億兩白銀；拆毀北京至大沽間的炮臺，準許各國在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駐軍；在北京東交民巷劃定使館界，由各國駐兵防守；懲辦曾支持宣戰的王公大臣，禁止中國人民的反帝活動等。《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最終形成，清廷已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

二十世紀初年發生的拒俄、拒法和抵制美貨運動，充分顯示了廣大人民激昂的愛國熱情，也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治積極性。許多人通過這次愛國運動的實踐，深刻認識到要救亡必先推翻清朝統治者，這樣一大批愛國主義者便逐漸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迅速廣泛地發展起來。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家和宣傳家，其中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秋瑾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同時，資產階級革命團體也在國內紛紛成立，這樣，為組建資產階級的統一政黨準備了條件。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的成員，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長。同盟會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決定創辦《民報》作為機關刊物。中國同盟會是第一個全國性統一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上，把政治綱領闡發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簡稱舊“三民主義”。同盟會成立以后，革命黨人在南方一些省份組織了多次起義，影響較大的有黃花崗等。這些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清朝統治，壯大了革命力量。

1911年清廷宣布“鐵路國有”政策，收回已經準許商辦的鐵路干線，將鐵路修筑權出賣給帝國主義，全國掀起了群眾性的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規模最大，成立了保路同志會，提出了“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因為四川總督趙爾豐的血腥鎮壓，四川人民發動起義，這樣四川保路運動發展成為武裝斗爭。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在武昌激戰一夜后起義部隊占領武昌城。湖北軍政府成立，曾任新軍協統的黎元洪任都督。軍政府廢除宣統年號，建立中華民國。史稱此次革命為辛亥革命，此消息傳出，各地紛紛響應，至11月底，全國已有十幾個省脫離清政府獨立，清朝統治土崩瓦解。1911年底，孫中山自海外歸國，獨立各省推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改用公歷，以中華民國紀元。代表會議舉黎元洪為臨時副總統，不久成立了臨時參議院。臨時政府頒布了一些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法令和措施。這個政府是一個以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主體的革命政府。

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一面對革命黨人進行鎮壓，一面又迫使清廷接受議和。在帝國主義和袁世凱聯合使盡各種手段的進攻下，孫中山被迫對袁世凱妥協退讓。1912年2月，宣統帝下詔退位，清朝統治結束。3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正式解除職務。這樣革命的果實就被帝國主義所支持的、中國軍閥買辦豪紳集團的總代表袁世凱所竊取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建立起來。

辛亥革命雖然夭折，但是，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它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權利，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也推動了生產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最后我們試圖來分析一下，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革新活動為何總是搞不好、不能成功發展起來的原因：

1、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對工商業的壓抑

歷史上看，中國所謂的“封建社會”，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歷朝實行的制度已經不是周朝“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的分封制，而是全國統一的地主階級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這種專制主義皇權的中央集權制與西歐的封臣制不同，日本雖然取法隋唐，但是也并不能如中國那樣建成一個長期專制主義皇權的國家。

中國早在周朝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識，但是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還有一個比天子更加至高無上的，那就是“天”，一個道德至上的人格化的“天”，人們相信它的力量是最強大的，人們必須遵循天道，想辦法知道天意。一個王權要得以成立和維持，其依據也必須是“奉天承運”，帝王自稱“天子”，也正是此意。中國古代帝王均需設置專門的天文機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從觀察天體的運動所呈現的不同景象中，占知吉兇，溝通天人，以資帝王參政。公元前606年，楚莊王興兵到了周天子所轄境內的洛水耀武揚威，要“問鼎中原”，王孫滿只用一番話，就令楚莊王收兵回楚了，其中有“成王定鼎于郟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等語。孔子作為儒家的圣人，對天命也非常重視，多次的談論天命，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及說自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語，亞圣孟子也說過：“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及“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由此可見中國古人的“天命”意識在腦中是何等之深。

秦漢一統天下后，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后，更加的強化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的中央集權和正統天命的意識，縱是皇權衰落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門閥士族勢力達到了我國歷史上最高峰，封建莊園經濟獲得了充分發展，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政治及封建莊園與西歐有點類似，但就是在這個臣強主弱，四方對峙的時代，進行政治、軍事角逐的諸方，也均在觀察天顏，自命正統，為自已的行動尋找依據。如出身寒微的宋王劉裕欲篡晉，當初群臣一再勸進，宋王仍然推讓，直至皇家天文學家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瑞，昭示天命歸宋，若違逆天命反而不祥，劉裕這才名正言順地做皇帝。后來到了北朝的北魏孝武帝與南朝的梁武帝時，兩方均也自命正統王朝。漢化已深的北魏孝武帝與其臣斛斯樁因信天意，沒有努力反擊隔河對峙的權臣高歡的軍隊，結果是魏武帝被迫西入關中，北魏分裂為東、西魏，隨后被北齊、北周所禪代。而南朝的梁武帝蕭衍曾聽得太史令報“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的天象，當聽說北魏孝武帝果真“天子下殿走”西奔關中后，很不甘心地說：“虜亦應天象耶？”雖然“天子下殿走”不是什么好事，但自已應不了天象，就感到南朝的正統地位被撼動了。（有關中國古代天學，詳見《地位獨尊的古代天學》，江曉原等著，遼寧古籍出版社）

這樣，中國古人既然對“受命于天”的正統地位如此的看重，由此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意識和中央集權意識也可謂順理成章。它在先秦之后兩千多年的歷史里，對于維護中國的統一自然是非常有利的，而為了維護大一統，則也有中國封建社會歷代帝王不斷刻意地加強、維護專制主義皇權的舉措。

魏晉南北朝之后，皇權由衰轉回盛，隋朝及其后的歷代最高統治者吸取經驗教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強鞏固維護中央集權制，如：改革官制，將地方官任免權收歸中央，建立科舉制度，提高寒門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壓抑漢之后發展起來的的傳統士族豪強地主的勢力，改革稅制，封建統治者對農民人身控制的有所松馳，使客戶（佃農）不再如東漢以來的部曲、徒附那樣依附于地主名下，崇文抑武，提倡程朱理學的三綱五常，發展科舉制和八股文等等。

這樣，經過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制的措施，通過設立科舉制度提撥寒門庶族地主，對門閥士族勢力政治上的壓抑，放松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從而使農民與地主的封建隸屬關系發生新的變化，打擊了地方豪強地主勢力及其賴以對抗中央皇權的經濟基礎，即幾乎是獨立王國的封建莊園。這樣中國雖然也仍然有所謂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但是已經不會像西歐或日本的等級制度那樣的森嚴、不可逾越，也就是說封建統治者通過設立科舉制，打破門閥等級政治的不平等，提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科舉致仕之途，表面上使得社會各階層均有擠身社會上層的公平機會，以求緩解地主階級與其他社會階層的矛盾。

但是科舉制度形成之后，士、農的地位上升，特別是讀書人的地位上升，耗費了大把的社會資源用于精英人才“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擠科舉求官之路，而工商從業人員的地位則下降，工商業從業人員被賤視，這使得科技賴以生存的商貿流通業就受到了很大的遏制，工商業被賤視，科技發明被視為末技，得不到鼓勵和重視，在統一要求的封建官方哲學的禁錮束縛下，人們容易失去了獨立的思考能力，這是造成中國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因為隋唐及其后各朝代高度的中央集權制，既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么各地方官自然就類似是皇帝派駐各地的“暫時管家”。這些“暫時管家”們面對名義上是皇帝、國家或民間的誘人財富的態度，與對待完全是自已名下的財富的態度是有著明顯的不同的，這些明顯不同之處就是，就是在于因強烈的貪欲，會驅使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官僚地主們明里、暗里的更加瘋狂盜竊、掠奪國家、民間的土地財富，而不會替皇帝小心的經營建設這個地方，比之如東漢以后發展起來的豪強大地主對待自已封建莊園的小心經營，態度是不會相同的。（東漢后隨著封建隸屬關系的強化，豪強地主的貧困宗族大多成為勞動者，勞動者主要有宗族、賓客、徒附、奴隸，對豪強地主具有極強的依附性，其中宗族賓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農奴，最卑賤的則是奴隸。豪強地主田莊里的實物地租剝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此外還要為地主無償服勞役。并將之組織成私人武裝，史稱部曲。據東漢著名政論家崔寔的《四民月令》所稱，東漢豪強大地主利用宗親關系分化農民，消弭他們的反抗，利用宗族血緣作為有效剝削的一種手段。豪強地主逢年過節要拜候“君、師、故將、宗人、父友、友親、鄉黨耆老”，要對“宗族、婚姻、賓旅”中的貧戶進行救濟活動。如三月，“冬谷或盡，椹、麥未熟，乃順陽布德，振贍匱乏，務先九族，自親者始。無或蘊財，忍人之窮；無或利名，罄家繼富”；九月十月秋收前后，則“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徹重，以救其寒”；冬月臘日“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洽”，”；“五谷既登，家儲蓄積，乃順時令，勅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眾人，共興舉之”等。這樣，東漢豪強地主與農奴的關系罩上一層溫情的面紗，封建莊園內往往形成相對緩和的關系。但是豪強大地主對獨立于自已封建莊園之外的自耕農的態度，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樣，朝廷為了養活那龐大的官僚隊伍和浩大的軍隊，自然要對農民及工商業課以沉重的稅賦，眾多貪婪成性的豺狼官僚地主們更是肆無忌殫地、瘋狂地兼并土地、掠奪民間資財，結果是開國時出現的大批自耕農經過官僚地主們上百年時間的兼并，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沒了活路，而工商業同時又處于被鄙視、壓抑的境地，并且作為被官僚搜刮的又一個對象，一直得不到發展壯大，或是稍有起色，出現些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又被腐朽貪婪的官僚盤剝吸光而夭折，工商業既沒能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來承納大批無地農民，這樣沒了活路的農民自然要起義造反，致使舊王朝覆滅。而新王朝建立，通過戰爭緩解土地兼并，又造就了新一批自耕農。中國的歷史就這樣往復循環著，大大的延遲了社會的發展進程。

而在工商業和工商業從業人士被賤視的同時，卻是整個社會大眾對仕途一致瘋狂的追求，造成社會過份的崇尚官位權力。本來經過封建統治者的提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通過科舉致仕本已是社會各階層普遍的第一價值取向，在中國這樣一個宗族社會里，“金榜題名”就能“光宗耀祖”，這樣不止其家人會因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甚至整個龐大的宗族都會因此而感到無上的榮光，對民間百姓也更具示范效應。因為所謂的“天地君親師”宗法教育，中國古人凡有功名的考試后，都有拜師門、互相拜同年的習慣，故師門裙帶關系的現象嚴重，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和學術中，就造成了互相拉幫結派的情況。而官僚們長期的貪污腐化之風也更加的毒害了社會的風氣，這就使得中國的古代社會的人們更加的崇尚官位權力，而作官目的就是要升官發財，“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銀”，而從另一方面來說，許多人經商致富之后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欲通過使用財富來墊高自已，以便通過捐官等手段擠身封建統治者階層，以求達到官商結合，坐享其成地盤剝勞動人民的目的，而不是繼續小心翼翼地經營發展健康的、不受腐朽官本位歪風影響的工商業。

因為科舉制度和程朱理學的提倡，又禁錮了人們思想，在思想文化上表現得異常的沉悶。雖然在明末清初從地主階級內部分化出一批具有民主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如黃宗羲猛烈抨擊君主專制制度，指責封建統治者“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主張“工商皆本”；王夫之則系統地論證了“理在氣中”這一唯物主義的原理，給程朱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但是這批思想家那突破了傳統封建觀念的進步思想，因為工商業及資歷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遭到封建統治者的阻撓和摧殘，封建束縛深，并未有機會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如同西歐的文藝復興那樣對人們思想上進行一次偉大的洗禮，造成在思想領域和經濟領域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的局面。

當然，我們說到這兒，并不是就能完全肯定地說西歐（或日本）古代等級森嚴的封臣制，就必然比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制能更快進入資本主義階段，因為我們無法知道，假使西歐當初沒有意大利最先的資本主義萌芽和文藝復興的刺激，也沒在其后發生開辟新航線的創舉，則其漫長黑暗的中世紀還可以茍延殘喘多久？但是當西歐的社會遇到發展資本主義的機遇時，這種森嚴的等級制會刺激身份下賤苦無出路的的農奴們，會更加努力地要轉變成為市民和資產階級分子，加快變革的進程。而西歐貿易重地意大利其時四分五裂，諸方競爭的結果，便是各地方統治者會大力提倡工商業，封建束縛相對較少，結果就為資本主義獲得了發展的空間。而日本戰國時代各戰國大名同樣因為競爭需要，均采取富國強兵之策，大力地發展工商業，也為江戶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奠定了基礎，雖然日本國內新型經濟的發展及其階級力量變化的狀況尚未達到使傳統生產關系崩潰的程度，不能跟西歐相比擬，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勢力的入侵卻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步伐。

結果是我們發現，當西歐、日本社會一遇到思想上、經濟上等的內外刺激時，比起中國更容易發生顛覆性的社會變革，而中國因為實行科舉制度、提倡程朱理學等，使得在中國更容易緩解地主階級與其他階級的矛盾，不容易出現一個一致反對封建統治者的各被統治階層的聯合勢力。

如同前述，而中國歷代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得工商業處于弱勢地位，而工商階層則不斷被封建統治者壓抑弱化和分化，力量得不到壯大，經過封建統治者的收買分化，其富有上層反而與封建統治者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至于普通的貧苦百姓，一方面確也有一個貌似公平的擠身社會上層的科舉之路，但縱然他們憤然造反之后，因為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長期停滯，造成沒有出現新的生產關系可供選擇，也只能走再建一個封建王朝的老路。

2、帝國主義、封建買辦勢力對先天不足的中國民族資本的排擠壓迫

結果便是，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經濟還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社會生產的主體仍是農業，商品經濟得不到健康充分的發展，工商業階層力量弱小，并且在某種意義上是作為封建勢力的附庸依附，而封建官僚大地主勢力強大。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對于中國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26頁）

這樣，在中國最早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在華企業和買辦資本及早期官僚資本，后來又出現了民族資本近代工商業，與之相適應的是經濟的變化導致了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中國出現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勢力強大的買辦資產階級、早期官僚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

盡管中國的封建勢力為了自救，也搞了一場“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洋務派在“求強”、“求富”的旗號下，興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的企業，作為官商結合的產物，這些企業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封建性、買辦性或官僚資本性質，除少數外，大多因腐朽而虧損嚴重，它們對于民族資本近代工業而言，具有兩種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它倡導產生了屬于民族資本的近代企業的創辦籌建，但另一方面由于這些企業具有特權，壟斷生產，排斥了民族資本，因而又具有阻礙民族資本企業發展的作用。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宣告著洋務運動的破產。

甲午戰爭后“實業救國”的呼聲越來越高，洋務派已不能完全控制和壟斷近代工業，清廷被迫放松了對民族資本的束縛，這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也逐步成長起來。

但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仍然受到重重壓抑和阻撓。首先，是被帝國主義及其忠實走狗買辦勢力的排擠打壓。“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28頁）跟日本不同，中國是被帝國主義列強競相爭搶的一塊肥肉，是被奴役的重點。帝國主義列強通過多次侵華戰爭，強迫中國訂立許多不平等條約，利用其雄厚資本和廉價商品來排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工業品市場和廉價原料、勞動力的供給地。鴉片戰爭后，外商到中國通商口岸貿易，因為人地生疏、語言不通，需借助中間人，因而出現了一批代外商推銷商品、采購中國原材料的買辦商人。他們靠侵略者的豢養、屁護和出錢為之捐官，成了一批暴發戶，形成一個頗有力量的社會集團，而戰后中外貿易中心迅速由廣州轉移至上海，外商大量涌入上海，還攫取“租界”，這樣買辦商人社會集團的中心也就設在上海，這樣買辦作為列強的忠實走狗，是帝國主義要把中國變成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幫兇，成為中國近代最反動的勢力。

其次則為遭受本國封建勢力的束縛。如同前述，中國傳統工商業一直遭到壓抑，商品經濟不夠發達，資本主義萌芽遭到封建勢力的阻撓和摧殘，這使得傳統的工商業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先天不足。而中國封建勢力又被帝國主義用各種手段所制服：由二次鴉片戰爭后中外反動勢力的初步結合，中國封建勢力逐步接受半殖民地秩序，經過甲午戰爭后中國封建勢力不敢再掙扎反抗，到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中國封建勢力公開宣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甘心成為“洋人的朝廷”來幫助列強統治中國人民。這樣，中國民族資本企業不但受到帝國主義及其買辦直接的排擠壓迫，而且也受到腐朽的封建勢力的束縛和壓迫，而因為中國民族資本家許多人本身就是官僚、富商、豪紳地主轉變過來的，跟帝國主義、買辦勢力及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工商業者在投資于資本主義企業的同時，還兼營維持著土地投資，進行封建剝削，這樣他們與封建勢力是一種既排斥又依存的關系，而不像西歐甚至不如日本那樣是跟封建勢力是處于水火不容之勢。

這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但本身力量的弱小，一直得不到一個使自已健康發展、壯大的空間，不能成為中國社會中一個實力強大的、處于舉足輕重地位的階級，而且它與封建勢力有著既排斥又依存的關系。這樣，無論是資產階級的維新派還是革命派，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都要面臨著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買辦守舊勢力的聯合阻撓和壓迫的嚴峻情況局面。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即是由于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于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愿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并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系，因此，他們就不愿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73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決定了，它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具有不徹底性。中國的農民起義軍如太平軍在進行反帝國主義侵略、反封建壓迫時，甚至作為一個起義農民的政權，能在中國最早提出了要發展資本主義的藍圖，但也因曾處于孤立無援的局面，而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發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也同樣因為本身跟封建守舊勢力有聯系，不敢發動廣大農民摧毀封建勢力，本身力量弱小，又處于形單勢孤的地位，故其一再的維新、革命終歸失敗，也是很自然的事。

作者：歷史長河
來源：北大史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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