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在最后的日子里

    

     1986年2月，陳永貴同志已經重病纏身了，醫生準許他回家去過一個春節，但卻再三囑咐他別忘記吃藥，過七天來醫院檢查一次。他清瘦的面孔比原先瘦了一圈，然而他的眼睛仍然煥發出光澤，望著跑出跑進的孩子們，他笑瞇瞇地感到一種逸享天年的牽福，病痛似乎也輕了許多。
    當那輛輕易不動的黑色達特桑小臥車把他從醫院接回住地的時候，陳永貴腦海里想的竟是兩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首先，陳永貴推門進來先看那兩盆君子蘭花，這是他近幾年來最心愛的物件了。接著他披了大衣，戴上口罩，乘家人不注意，開門走了出去，開電梯的女同志見是陳老，忙起身讓座，他擺擺手說：“我出院里走走。”
    陳永貴先到樓下的小賣部，又到傳達室、副食店，同大家敘年話。不論是營業員還是傳達員，都和他挺熟，大家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他只是笑笑說聲不要緊。他想告訴人們這是來告別的，但怎么也說不出口，只是圍著熟悉的柜臺、小桌，看了又看，臨了還要撫摸一把，留戀地返回家。
    “我這真的就不行了嗎？”陳永貴暗暗地問自己，但又沒有個肯定的回答。可我還有許多事情沒做完哩。至少還想回趟昔陽，站在虎頭山上，看一眼那平平展展的層層梯田！正月十五怎么樣？恐怕趕不及了，待到開春吧，下種之后，還有一段農閑哩，如果精神好，我就求醫生讓我再回去一趟，看看……
    他想，我生是從大寨來的農民，死還是要回到大寨去的。當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當初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可是大會一鼓掌就當上了。自己明明是個大老粗嘛，批文件也有時感到困難，因此他提出過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其余時間到基層的請求。每每想到這些，周總理那可親可敬的音容笑貌就浮現在眼前：“陳永貴同志，來中央工作有困難嗎？有什么問題提出來我們共同研究嘛！”他的確也多次找過周總理，把心里的話兒和盤攤出來，于是就輕松了、痛快了，信心倍增了。
     1986年2月28日，陳永貴同志重新住進了北京醫院北樓的高干病房，癌細胞無情地吞噬著他的生命，他像一支隨風搖曳的蠟燭，眼睛里放射著忽明忽暗的光亮。
    又該給他輸液了。一位女護士一連在他手背上扎了4次，可是都沒有扎進血管。陳永貴同志雖不能多講話，但神志依然清醒，他用3個指頭捏了捏手背，然后松開，又指了指腳下。那意思是說，我的胳膊太瘦了，血管不好找，你再到腳上試試。這位護士被陳永貴同志與疾病搏斗的精神感動得雙手直抖，怎么也不忍心再扎了，她急步跑出病房叫來另一位同事，終于在腳上扎上了輸針。
    然而，疾病在繼續惡化，陳永貴似乎已經完全明白了死神已在無情地向他逼近，一粒“消痛栓”他背著醫生分兩次來用，甚至不只一次地向醫生說：“我謝謝你們了，不要給我用好藥了，省下點給別的同志吧，再用也是浪費了……”他掙扎著想坐起來。用微弱的聲音招呼子女給每一個來看望他的領導和同志“搬個凳，倒點水’”；他示意焦秘書備好紙和筆，斷斷續續地敘說了他早已想好的最后要求：
    我非常感謝中央領導和北京醫院的醫生、護士對我的親切關懷、精心治療。關于我去世之后的喪事安排，我請求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喪事一切從簡，子女把我的骨灰運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地上……
    當焦秘書復述之后，他點點頭用顫顫抖抖的手，簽了終生最后一次字：陳永貴。
    3月26日，陳永貴同志已經不能說話了，一針麻醉劑也不過支撐個把鐘頭，情況明顯危急，從上午11時起入睡，呼喚已不見有知覺，醫生迅速進行會診，確認已進入昏迷狀態，對他的子女們說：“你們要有個準備……”傍晚時分，醫護人員都來了，大家圍著陳老，默默地注視著。8時35分，留下一生的功過是非，陳永貴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4月4日，運送骨灰的靈車計劃5點出發，但樓道的電梯5點半才運行；怎么辦呢？然而當家人4點多推門出來時，電梯已經在12層陳老家門口守候了一個多小時了。開電梯的女同志撫一撫骨灰盒，突然嗚嗚地哭了：“我，我這是最后一次為陳老開電梯了……”她渾身顫抖，一時竟摸不著啟動的按鈕。
    靈車緩緩啟動，迎著滿天朝霞駛入長安大街，向大寨開去……
   （摘自《黨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