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劉澤華

近日，陳寒鳴同志攜來一捆書稿，說是請我審看，并十分誠懇地請求我為之作序。我打開一看，眼睛為之一亮，這不是我的老友黃宣民教授領銜主編的《中國儒學發展史》嗎？這不是在宣民去世后，我時時掛念并詢問著何時才能將之整理、增補、修改定稿并想方設法地使之出版的《中國儒學發展史》嗎？為這書作序，我當然是義不容辭、并且十分樂意去做的了。

屈指算來，我與宣民有30多年的往來和友誼。宣民自大學畢業后即加入到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思想家侯外廬先生領導的群體中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更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做外老的學術助手，幫助外老做了大量工作。他深受外老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的影響，堪稱深得外廬學派之精髓。而我盡管無緣列外老門墻，但外老的《中國思想通史》對我以及我們這輩治中國思想史者是有很大影響的。這使我與宣民之間必然會有許多共同的話題，他對我有很多的激勵和揄揚，而我從他那里也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啟示。猶憶1991年春、夏之際，我在南開大學主持召開了一次規模雖不很大、但與會者卻很有代表性的全國性中國政治思想史學術研討會。宣民與其同門師兄、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的林英研究員（林先生即為外老《中國思想通史》合作者“諸青”中之一員）一道欣然赴會。林英和宣民不僅在會上發表了他們各自的高見，令與會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們又都對我主編并剛出版面世不久的《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給予很高評價，并都對我當時正著手進行中的主編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工作寄予了厚望，而且，宣民更在他時間段的學術講演中指出：“在我們這一輩學者中，劉澤華先生是很有成就、很有思想的。如果說他有什么學術派別的歸屬的話，他與他的合作者的思想和學術研究成果可歸之于‘侯外廬學派’，因為無論是從《中國傳統政治思維》這部書看，還是從劉先生一貫的學說思想、學術主張看，他們都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自覺地運用、并且是發揮性地運用了外老的治學方法，發展或至少是引申了外老的學術思想的。當然，正因為他們、特別是劉先生有了自己創造性的發揮或發展，故而劉先生本人及以他為核心的學術群體所取得的一系列學術成果中，又具有了與外老、與外廬學派不甚相同的自身特色。我為之而高興。衷心期盼獨具特色和個性色彩的‘劉澤華學派’的早日形成并發展壯大！”我聽了他們、尤其是宣民的這番品評之后，深感愧疚之外，又覺得他們、特別是宣民是深知我的。

其實，宣民知我，我又何嘗不知他呢？我不獨深知宣民為人篤厚、治學勤嚴，而且深知其在外老生前生后均以紹述、承繼乃至弘揚外老學說思想和外廬學派優良傳統為擔當。僅就我個人而知，近20年來，宣民有諸多的學術規劃，如研究和撰著《理學與中國文化》、《泰州學派》、《金華朱學》等等，而《中國儒學發展史》則是其重要規劃之一。惜乎其享年不永，這些計劃均未能完成。這不僅是宣民本人的遺憾，而且也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

我早就知道寒鳴同志是宣民和姜廣輝二位的學生。他雖然未曾接受過專門的高等教育訓練，但在宣民和廣輝二位的精心指導和培養下，加以他個人的刻苦努力，逐漸積累起史學根基，并在中國思想史、尤其是明代儒學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他除了發展有百余篇學術論文外，還先后出版了《中國文化史綱》、《中國理想社會探求史略》上、下卷和《中國企業文化簡論》。我也曾邀請他參加我所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三卷的撰寫工作。如今，在宣民去世后的不數年間，寒鳴同志在自身工作頗繁，他女兒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家庭負擔因而較重、心理壓力很大的情況下，懷著對其師門的敬意而承繼著宣民的未竟之業，將《中國儒學發展史》整理、增補了出來。廣輝對這書稿又修改、裁定了一過，竟成了一部200萬言的煌煌巨著。我很為這項工作的完成而高興，更覺得此書之出版足可告慰亡友宣民的在天之靈了。

我將書稿大體翻看了一遍，更比較認真地閱讀了“緒論”及其他部分章節，覺得這部《中國儒學發展史》至少具有兩大主要特點：其一，繼承、發揚了侯外廬先生的基本學說思想和外廬學派的治學方法。就前者來看，如運用外老對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認識及其對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產生路徑所作的分析來討論儒學的起源、儒學的生存土壤，作出了于史有據、令人信服的判斷。對于先秦儒學、漢代神學的經學思潮、宋明以道學為主體的儒學以及晚明清初的早期啟蒙儒學等等的論析，也大都在沿承外老學說思想的基礎上而能有所發展，從而使這部書具有了自身的特色和學術價值。就后者來看，侯外廬學派素以既重理論、又重史料，提倡實事求是的篤實學風著稱于學界。這部《中國儒學發展史》保持并突出地顯示出了這一治學風格。讀者只要稍閱此書便不難發現，其中的觀點多非憑空杜撰出來，而是建立在大量資料基礎上的。這一特點散見于全書各章節，是無需在此舉例說明的。因此，我以為這部《中國儒學發展史》同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一樣，繼承并發展了侯派的優良傳統，堪稱“后侯外廬時代”侯派的代表性著作。其二，關注考古新發現和學界研究現狀，并通過自身努力發掘出一些新資料，增加了一些以往不甚為人所關注的新人物、新論題，從而為人們展示了一幅更加豐富的儒學形成發展的歷史畫卷。譬如，郭店楚簡是近年新發現的戰國儒學資料，它一經披露，即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重視。本書設專節對之予以論析，無疑使先秦儒學、尤其是思孟之儒的真貌得以展示了出來。如，如果說儒學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體，那末，儒家經學則在儒學中占據核心性的重要地位。近年學界很重視儒家經學的研究；姜廣輝聚集并領導著志同道合者更于此最為著力，并已出版了《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二卷，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吨袊鍖W發展史》的撰著者們充分注意到了學術研究的這一現狀，并從將社會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有機融為一體的視角（而這又正是外老和侯派的重要治學特色之一）將儒家經學依時代運演而分成先秦元典經學、兩漢神學化的經學、魏晉南北朝隨唐的注疏經學、宋明道學化的經學、晚明清初早期啟蒙經學、清代樸學化的經學、近代西學化經學諸思潮，并經過深入研究將其中的大部分別撰寫成專節，復在這種背景下，對一些重要經學人物及其思想如漢代的鄭玄進行詳析，分置于各有關章節，而若將它們匯聚到一起，則似可形成《中國經學思潮及其所反映的時代精神》。這幾節，讀來很使人得到有益的啟迪。我以為，倘若據之而有所擴充，撰成一部《中國經學思潮史》的專著，應該是很有意義的。此外，南宋時期的唐仲友、明代初中葉的程敏政、明代中后葉的顏山農及晚明的鹿善繼等，則是以往學術界研究得很不充分的歷史人物，而《中國儒學發展史》則均有詳論，這使該書具有了填補學術研究空白的意義。

總之，我認為，這部《中國儒學發展史》的最終完成并公開出版，不僅對于已經亡故的老友宣民有紀念意義，而且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價值，當能起到進一步推動學界更加廣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儒學的作用。我在高興地看到這書行將問世的同時，又很希望寒鳴及其同門們再進一步努力一下，將宣民公開發展過的或未公開發展過的文字整理一下，匯聚成書并將之出版，這不僅有助于人們了解宣民其人其學，而且對推動乃至深化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也一定會有所裨益。此為我之所望，亦為學界所盼也。

是為序。

劉澤華

2005年4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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