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骨架版 （第一章完） （轉載請注明出處和作者）
　　
　　
　　要點一 給工業革命作出確定定義——所謂工業革命就是資源采集業和金屬（確切說是可精密加工的材料，后來增加了高分子材料等）加工業在達到一定技術水平后互相促進，不斷擴大規模，提升加工精度和個人生產效率，將其他部門卷入自升級體系，最終建立大工業體系為整個經濟體系提供穩定的負熵流的過程
　　
　　要點二 區分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不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也不一定靠資本主義觸發，雖然在18世紀的歐洲，和軍事制度結合的資本主義有利于工業革命的爆發，但這不是把兩者混淆的理由。
　　
　　
　　
　　 盡人事 聽天命
　　——一個工程師對工業革命以來歷史的簡要看法
　　
　　序
　　
　　作為一個工程師，作者已經習慣于對所有問題都保持冷靜而客觀的態度。即便在這本書中，觀察和描述的對象是我的祖國，是我親身經歷的歷史，我依然不愿意放棄這個習慣。在寫作時，我力圖減少個人感情和好惡對文章的影響，因為我并不想在這里抒情，也不想抱怨，更不會簡單的把責任歸結給任何人或社會團體，我要做的是從歷史中尋找導致中國現狀的關鍵原因，以及探討讓中國走出困境的解決方案。這個想法似乎很狂妄，似乎遠遠超出了我這個小人物的知識和智力所能及的范圍，但如果讀者先生愿意把這一節讀到底，您可以從中找到作者寫作的原因。
　　
　　在作者的歷史觀中，整個古代史和大部分近代史都不是任何人或社會團體有意識創造的結果，幾乎所有的歷史特征和歷史轉折都可以把原因歸結于長期的經濟矛盾、自然條件或是某些非人力所能主導的突發事件（譬如某些大型火山爆發對全球農業的影響）。這是由地球和人類自身的基本特征決定的。作為生物的一種，人類從一開始就把達爾文式的生存競爭規律帶進了文明社會，眾多的人類社會、宗教、文明不斷進行激烈的淘汰賽，保證了競爭原則的有效性。只有那些能夠使經濟和軍事力量得到最大擴張的社會和組織才能在歷史中保有自己的位置，這就是古代社會和大部分近代歷史的基本原則，而文化、宗教等文明的特征不過是長期的經濟-軍事運行的一種附屬品而已。當環境發生變化時，既有的文化、宗教、生活方式不得不試圖改變自己去適應新的經濟基礎，自然會產生一系列的沖突，只有那些能夠作出及時調整的文明將生存下去，競爭原則高于一切。個人作用和意愿在這種規律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偶爾有某個特定的人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按自己的設想去設計歷史，那種主導歷史的感覺也不過是一個幻影。因為他之所以能站在歷史的風口浪尖，正是歷史力量選擇的結果，如果他試圖與歷史潮流相對抗，歷史自然會換一個合適的人來替代你的位置。正如恩格斯對拿破侖一生功業的評價“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島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若不曾有拿破侖這個人，那么他的角色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關于這個問題，幾十年后拿破侖三世的認識就深刻的多“歷史潮流不可違抗，如果你走在它前面，它推著你前進，如果你走在它后面，它拉著你前進，如果你逆著它走，它就把你推倒”。
　　
　　同樣，作者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特別是相對近鄰日本的落后，不是某個人或某個社會集團的問題，而是在工業革命這個大背景下，整個傳統社會的結構、文化相對不適應大工業時代的結果。進一步追尋傳統社會結構和文化的由來，我們會發現，身處舊大陸卻與其他文明中心相對隔絕，是中國農業文明高度發展、穩定的原因。中國社會將農業-手工業社會的制度發展到了極至，以至于在社會規律突然發生變化的時候無所適從，無法追趕取得先發優勢的西方。反觀日本，由于相對舊大陸其他文明更加隔絕，農業社會體制的穩定性和精密程度都要差許多，在工業革命浪潮到來之際卻能迅速擺脫傳統農業社會的尾巴，參照西方工業化歷程，建立了更適合建立大工業體系的體制，取得迅速發展。一漲一落之間，中日產生了巨大的鴻溝，但這絕不能說明民族之間的優劣，更不能決定未來，這只是數千年歷史發展大潮中一次歷時一個多世紀的小波動而已。當然，對于我們當代的人而言，意義重大。
　　
　　對于歷史運行的方式，古人們毫無疑問是很清楚的，中國人知道“時勢造英雄”，對于個人事業，相信“盡人事，聽天命”。所謂“人事”，是個人的努力，至于“天命”，中國人其實并不信鬼神，在我理解，應該就是指那以競爭為中心的歷史規律，這句話表現的應是渺小的個人對歷史大趨勢的敬畏。很顯然，雖然古人可以了解到這些規律，但在他們的時代，沒有什么可以改變歷史的慣性。
　　
　　工業革命以前的歷史之所以普遍遵循競爭規律而不為個人努力所左右，有兩個關鍵原因：人類社會分散化和社會內部成員原子化。從整個世界而言，無數獨立的政治和文化單位在不同的經濟基礎之上發揮它們的作用，某種文化的影響和某個領導人的意愿都不能獨立壓倒競爭規律。另外，在社會內部，即使某些成員厭倦了無休止的生存競爭，鑒于古代社會的通訊和教育條件，他不可能用一己之力勸說整個社會改變運行方式，“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永遠要以良好的經濟基礎和有效的政府管理為前提。作為古代社會中的任何個體，都不得不把簡單的趨利避害作為人生的準則。
　　
　　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工業革命在對歷史本身進行巨大沖擊的同時帶來了另外一種歷史發展的可能性——人類對歷史的主動影響。一方面復雜的經濟組織把整個世界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普遍教育使大多數人具備了觀察社會的能力，甚至組織起來改變社會。與不斷發展的大工業體系和各種人類組織相比，一度廣闊無邊的世界也變的狹小起來。基于這樣的前提，即便是中國這樣的龐大國家，也有可能因為某些人的理智思考和積極努力，扭轉傳統社會結構的慣性運行方向，建立自己的大工業體系，走向富裕和強大。事實上，在20世紀，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就幾乎創造了這種奇跡。雖然功敗垂成，但至少讓作者這樣的小人物看到了用個人努力來改變歷史宿命，讓中國走向富強的可能性，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第一章 工業革命
　　
　　1 工業革命所改變的世界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什么是工業革命？作者是工程師，從職業角度來定義工業革命，就是大工業體系在短時間內建立的過程。而所謂大工業體系，就是只需要輸入自然資源和人力就能滿足自身的簡單再生產并輸出工業基礎物資的部門。這個定義接近于一般意義上的“重工業”。但在當今社會，至少還要加上包括與大工業相配合的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以保證技術和人才的穩定再循環。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觀察身邊的社會，許多職業其實和我們1000年前的祖先并沒有本質區別，廚師依舊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銀員做簡單的計算......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員等職業，更是自從文明起源就出現了。而另外一些職業，譬如汽車司機、打字員、流水線工人等等，固然在農業社會不存在，但我相信，通過時間隧道拉來的唐朝農夫，肯定可以在簡單訓練后勝任這些工作。上述兩種職業基本包括了我們日常接觸的職業，既然這些工作和農業社會沒有本質區別，而且也沒有證據證明我們比祖先更勤勉，那么，為了解釋今天巨大的物質進步，我們必須要在這些工作之外尋找解釋。
　　
　　事實上，解釋顯而易見，擁有電動木工機器和化學處理過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開汽車或許并不比駕馬車更復雜，但載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個數量級，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許只是在重復簡單勞動，但整個流水線的生產能力會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傳統的農夫，在農藥、化肥、優選的種子、現代水利設施支援下也可以輕松獲得超過祖先數倍的收獲——龐大的鋼鐵廠、化工設備、萬噸輪船看似和我們的生活沒有直接關系，但每個人都知道那是工業社會不可缺少的保證，這是我們這個社會區別于農業社會的物質基礎，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大工業體系。
　　
　　大工業體系建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爆發的工業革命，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煤鐵復合體的出現。蒸汽機和機床加工的工具可以顯著提高礦井的效率（煤、鐵的采掘），廉價的煤炭和鋼鐵通過冶煉工序，又可以反過來提高蒸汽機與機床的產量。另外，機床可以用來制造更多的機床和精密的蒸汽機，蒸汽機也可以提高機床進行金屬加工的加工能力。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關技術通過如此之多的相關工序互相促進，最終形成了一個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饋系統，具體點說，煤鐵復合體可以不依賴于其他行業自行發展，持續的投資可以使這個復合體的規模和精密程度指數化擴大，直到自然發展的界限。而農業或手工業都無法如此自行促進本身的產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傳統農業，無論你為下一年的耕作準備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種下多少種子，也很難讓下一年的產量在歷史最高產量上提高10%。手工業與現代工業相對比更能說明問題：手工業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完全取決于手工業者的技術水平，拜個名師或許可以讓你迅速的變成熟練工人，但和農業一樣，想持續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結果是讓效率停留在與你的師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當然，農業與手工業中也存在技術進步，但單項的，孤立的，無法與其他技術成果互相促進的技術進步不具有持續性，一旦新技術普及，進步也就此停滯。與此相對比，現代工業不僅規模可以指數化擴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術可以在一代代機器中積累，各種技術之間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來生產最初的機床；而機床本身又可以生產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機床，為自身生產動力機械，同時通過提供標準化的實驗器材促進整個科學的進步，再從科學的進步中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方向；最終，我們可以得到整個現代工業體系。在差不多2個世紀的時間里，簡陋的機床和蒸汽機進化成了今天的太陽能電廠、數控機床、氣象衛星，而且能源-資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還沒有觸頂的跡象，這種進步是手工業-農業根本無法想象的。
　　
　　光是指數化發展能力并不能概括現代工業體系的特征。這個工業體系的指數化擴張依賴于資源-能源的收集和加工能力的擴大，這正是人類社會各個傳統經濟部門普遍需要的東西。所以現代工業體系在擴張自身的同時可以為人類提供各種工業物資，比如給農業提供了優良種子、農藥、化肥、機械，給建筑業提供了吊車、水泥、鋼筋，給醫學提供了醫療器械、藥劑、無菌手術室，運輸業則得到了飛機、輪船、卡車，軍隊得到了坦克、轟炸機、導彈......各行各業都因為工業產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就連在傳統社會中一貫與經濟發展不太相關的軍事力量也在工業時代得到了巨大的飛躍，富饒的國家被貧窮的野蠻人征服的往事，在工業時代再也不會發生了。急劇擴大的物質生產能力、軍事能力和伴隨而來的文化、政治變革最終導致了現代社會的出現。
　　
　　上面的觀點與當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現在的經濟學看來，由蒸汽機和機床所代表的工業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過是在合適的制度下必然發生的技術進步，雖然步子相對大一些，但和其他技術進步，比如發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沒有本質區別，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術進步，也被現代經濟學解釋為制度的結果。制度能創造一切奇跡嗎？作者是工程師，更愿意從純粹的工程思維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如果把整個經濟體系看做一個系統，其實這個系統可以看做人類社會從自然界獲取負熵流、利用負熵流的一個工具，而大工業體系的兩項核心技術——能源采集技術和加工技術（在第一次工業革命體現為采煤業和使用機床金屬加工業）正好與這兩項要求相對應；因此，當這兩項技術能夠互相促進、不依賴于其他產業的進步而發展時，能夠自增殖的煤鐵復合體就徹底的改變了經濟發展的方式。可以假設，假如地球上從來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礦石資源，或金屬的特性與現在略微不同，無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級別。在這樣的世界上，工業革命以前的歷史不會受到任何實質影響，但無論制度或社會條件多么優秀，這樣的世界上也不會爆發工業革命。不可否認，人類有一天會發展出依賴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電廠，核聚變）和可再生資源（資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業體系，但這種工業體系絕對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構筑的。應該說，工業革命是自然的禮物，如果沒有足量的礦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質，再神奇的經濟理論和制度也不能帶來持續的增長。
　　
　　
　　雖然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有分歧，但本文作者并不試圖否認現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相反，作者承認現有的經濟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甚至告訴我們如何讓資源的分配達到最優化。但是，工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帶來的持續增長是超出任何投資者理性預期的事件，在工業革命依然在進行的時代，在工業技術的擴張和進步遠遠沒有達到應有水平的世界上，與其努力讓包括人力在內的所有資源在現有技術水平下達到最優配置，遠不如建立一個能推進大工業體系擴張和進步的制度。因為經濟制度本身只能刺激一般勞動的效率，進行可預期的優化，而不斷推進的工業革命可以在大部分勞動力積極性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提高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能力。所以，任何長期國家戰略必須將如何建立和利用大工業體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2 不平等的根源
　　
　　上面一節指出，工業革命以來建立的大工業體系為現代社會的物質進步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是從工業革命到今天，已經2百年了，絕對貧窮卻依然是這個世界最主要的問題之一。為什么這個世界不是處處富饒？為什么大工業體系的力量不能滿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質需求？本節將分析大工業體系的發展過程，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工業革命首先開始于西歐，當時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西歐興起，但這并不是說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和工業革命之間有必然的聯系，因為歷史存在無數的偶然性。正如前一節論述的，工業革命的本質是一系列與能源采集和物質加工有關的技術相互結合的結果，這一結果唯一的必要條件就是手工業技術的提高——如果手工業技術沒有達到制造第一臺機床的水平，如果巷道采煤技術沒有被采用，工業革命的爆發都是不可想象的，資本主義則不然。由于舊大陸各個文明之間的頻繁聯系和簡單手工技術難以保密等原因，在16世紀以后，歐亞大陸各個主要文明的技術水平彼此相近，都基本達到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到具體的社會結構中尋找工業革命爆發的直接誘因。
　　
　　15-18世紀是歐洲持續上升的年代，雖然支撐這種上升的物質基礎依然是手工業和農業，但暫時的海權讓歐洲擁有了一個全球物流系統，他們可以選擇購買全球的商品或是向全世界賣出產品。另外，歐洲還占有了大片空曠的土地，這和野蠻殘酷的宗教戰爭一起降低了相對人口密度，提高了人力成本。這并不是非常特殊的歷史格局，在這以前，舊大陸還出現過2次類似的情況，分別出現在蒙古征服時期和伊斯蘭教擴張時期。但惟有這次，整個舊大陸的手工業水平達到了工業革命的突破點，資本主義化的歐洲人可以通過建立大工業體系來滿足全球市場，獲得高額利潤，同時還不必擔心重工業會搶走普通勞動者的工作，造成過剩人口暴動——這是很重要的因素，因為沒有任何前工業化國家擁有大規模轉移支付的能力。工業革命由此爆發，沒有人給它下定單，也沒有人能在它爆發前預知它的威力，幸運的歐洲人主宰了世界。
　　
　　回溯工業革命前后的歷史，可以讓我們充分理解工業革命的力量。1830年以后，美國依靠豐富的自然資源發展了龐大的帆船隊，噸位直追海上霸主英國，在那個海權決定財富的年代，英國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但無論是英國自己還是它的競爭者都沒有想到，工業革命造出了蒸汽輪船.......到1870年，蒸汽輪船的總運載能力已經超過了帆船，海權重新回到英國手中，英國因為工業革命而多占有了一個世紀的世界霸權。顯然如果只靠農業-手工業，西方甚至無法和自己的殖民地競爭，更無從指望挑戰那些傳統強國，獲得世界霸權。另外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是17-19世紀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貿易關系，在17-18世紀都不得不用硬通貨購買中國商品的西方在1840年居然擁有了強迫中國開放市場的軍事力量，但直到工業革命充分展開后的1870年，工業霸主英國才能靠賣工業品而不是鴉片獲得主要利潤。（愿意詳細了解這個過程的讀者可以在貢德·弗蘭克先生的《白銀資本》中得到更多的信息，這里不再贅述，只是想通過強烈的對比來說明工業革命的力量）。不過，問題就在這里，既然大工業體系是現代世界財富與力量的根源，為什么許多國家沒有建立大工業體系？為什么世界發展如此不平衡？是這些國家對現代工業體系毫無認識？還是別的原因？
　　
　　回溯歷史，自軸心時代（公元前后）以來舊大陸各個農業文明建立的社會制度千差萬別，但都具有穩定和等級化的特點。這是因為因為經濟基礎相對來說少有變化，精英階層和社會的指導思想自然沒有必要強調擴張和適應變化——不符合競爭原則。只有在因為新農作物引進、發現新的可開墾地區等因素而帶來短時間擴張時，才有可能出現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等具有擴張性的政治制度。當然，由于沒有可持續增長的基礎，擴張性制度會伴隨發展空間的減少而消亡，這就是韋伯所談的“古代資本主義”。誕生于18世紀末的大工業體系從本質上說具有擴張性，因此自然優先和當時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從此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就結下了不解之緣。當然，軍事制度是另外一個選擇，日本的工業化和19世紀埃及夭折的工業化都帶有鮮明的軍事色彩，即便是歐洲的工業擴張，其實也和軍事制度密不可分，只是被更明顯的資本主義制度掩蓋了。
　　
　　資本主義的上帝是利潤，利潤是通過出賣商品得到的，在工業化的早期，西歐的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龐大的農業社會根本不值一提，因此傳統農業社會可以輕易的吃下工業化的剩余商品，就連稍微落后一點的法國、德國、美國等國家都可以為自己的產品找到市場，西歐的工業化就在這種情況下迅速的成長。但到了19世紀末，西方已經征服了整個世界，整個世界要么是發達的產業中心，要么是依附于發達工業國的經濟殖民地，要么是地廣人稀的原料產地。等同于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必須在自己的內部找到足夠的購買力。但是，資本主義天生就要創造不平等，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鴻溝越來越大，少數上層集團占有大部分工業化的利潤，下層則只能拿到維持生計的少量工資。顯然，上層社會不會花光他們的所有收入，因為工業化積聚的財富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讓工業家們富比王侯，他們無論生活多么奢侈，也只會用掉財富的一小部分。龐大的底層階級和眾多落后國家雖然很想購買琳瑯滿目的商品，但苦于曩中羞澀，最多花完自己的收入了事。最終，資本主義工業化體系發現，自己無法從體系內部得到足夠的購買力來購買自己的全部商品——馬克思所說的相對生產過剩，也就是經濟危機爆發了。
　　
　　當然，許多歷史因素都會緩解經濟危機，比如說技術的進步，大國政府奉行凱恩斯主義等等，或者通過投資，或者通過公共工程來消耗龐大的過剩產品。但只要以利潤還是與資本主義緊密結合的工業體系的主要目標，只要社會依然存在巨大的財富不平等，在地球邊界的限制下，購買力限制永遠存在，因此大工業體系始終不能擴張到與總勞動力及地球資源相配合的水平。具體而言，就是說前文所述的那些繼承自傳統社會的簡單勞動力相對大工業體系過剩。因為簡單勞動和資源必須和大工業體系互相結合才能生產出現代社會的財富，所以占有大工業體系的國家和社會集團就可以隨意壓低簡單勞動和礦產資源的價格，這反過來又創造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購買力缺口，在這種死結下，世界始終保持不平等的狀態。
　　
　　既然大工業體系未能充分擴張，既然整個世界已經被統一的貿易體系所占據，那么，能否占有工業世界的財富就取決于能否能參與完整的工業生產。前面已經得出了大工業體系相對稀缺的結論，那么在一個自由交換的貿易體系中，相對稀缺的資源是不會被浪費的。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高科技工廠、研究所很少閑置，都能開動起來獲取利潤。除了這些發達工業國以外，從來未能建立大工業體系的國家如巴西、泰國和那些大工業體系已被摧毀的國家如中國、俄國基本上只擁有相對過剩的勞動力和礦產。相對過剩的資源是否能被結合進大工業體系，取決于價格，所以這些國家唯一的競爭手段就是降價，向發達國家拋媚眼，互相爭風吃醋，勝利者建立血汗工廠，掙工錢，失敗者退化到農業時代，吃救濟，只有少數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的國家靠賣資源能過不錯的日子。這種國家或地區之間巨大的貧富鴻溝又反過來加強了購買力不足的現實，制造新的不平等。落后的第三世界就是在這樣的死循環中永久的淪為貧民窟。
　　
　　
　　
　　3 落后國家的宿命
　　
　　對于19世紀的人類來說，工業革命是一個新生事物。除了少數西方國家，大部分國家并不愿意改變原有的傳統農業社會生活方式。但對于20世紀的人類而言，工業時代的到來已經是一個無法拒絕的現實了，要想在這樣一個世界里過上富饒的生活，唯一的途徑是建立自身的大工業體系或與原有的大工業體系結合。可是，直到21世紀，發達國家的數量依然屈指可數，而且基本沒有什么變化，一戰二戰的列強依然是世界的主導，只是相對強弱稍有變化。至于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除了少數孤島飛地式的發達地帶，大部分仍然在窮困中掙扎，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甚至無法保持工業化以前的生活水平，為什么世界格局如此穩定，為什么后發國家無法改變固化的世界格局？這一節將試圖解釋這個問題。
　　
　　作者非常贊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本章的序言也闡述了這種觀點。具體到工業化問題，我們可以回顧各個落后國家的近代歷史。在這些國家，盡管許多人認識到了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的必要性，但當這些工業先知們著手在本國實施他們的工業計劃時，不得不把本國繼承自農業社會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和運行慣性連同西方既存大工業體系的干擾、競爭，一并作為現實條件接受下來。試圖在第三世界進行工業化的人們能夠利用工業革命帶來的一些便利條件，譬如大眾媒體、現代化政黨和教育體系等等，這使他們在歷史面前不再是束手無策；但相對于龐大的傳統勢力，他們的力量實在太弱小了。同時，因為西方大工業體系已經占據了整個世界，新生的工業體系無法從外部得到市場，重復西方靠外部市場獲得利潤，對抗內部傳統勢力的老路。內外交困之下，第三世界獨立工業化努力很少能成功。下面我們將具體考察這個過程。
　　
　　西歐的資本主義在觸發工業革命后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到了20世紀初期，即使是最偏僻的鄉村也被迫圍繞西方資本主義—大工業這個雙重體系運轉。在這樣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在完全不受西方影響的情況下制定自己的政策。即使某個政府可以封鎖自己的國界，當他們回頭試圖解決國內問題時，總是發現西方的文化和經濟體制早已經在長期的貿易-文化交流中滲透到了每一個角落。所以，任何試圖重現西方工業化歷程的努力都不可能有結果。
　　
　　雖然資本主義工業化將導致世界分化為發達的產業中心和只擁有過剩資源-勞動力的邊緣地區。雖然兩者富裕程度存在本質差別，但經濟運行規律卻是完全一致的。跨國公司的職員能夠輕松的從美國總部調到中國的工廠或是智利的礦場而不會覺得有交流的障礙，老練的商人可以帶上以美圓計算的硬通貨在整個地球做生意，對于各國的企業決策者（不論他們是獨立的老板還是高級經理）而言，決定投資方向的基本原則完全一致——規避風險、追逐利潤。但是，不同的國家是以不同的經濟地位加入這個世界貿易體系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已經習慣于從先進工業產品的高額售價中獲得穩定的利潤，至于第三世界的企業家和政客們，雖然他們的財富依賴于發達國家的憐憫，但只要能夠從發達國家得到訂單，他們也能夠維系相對自己同胞的優越地位。這種格局維系了一年又一年，不變的是發達國家獲得的穩定利潤，而具體哪些國家能同發達國家分享財富，要看他們的運氣和對發達國家的馴服程度。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根據經濟學中投資者規避風險的原則，落后國家的企業家應該試圖結束這種仰人鼻息的日子，爭取躋身于發達國家，獲得穩定的技術利潤；而在技術相對稀缺的世界上，落后國家應當持續投資于技術產業，最終會在提供技術裝備的國家和提供資源-勞動力的國家之間達到一個價格均衡，消除技術裝備的高額利潤。這兩種符合經濟學原理的現象從未出現過，原因何在？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來具體考察一下源于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規律在落后的國家是如何運行的。
　　
　　我們設想一下，假如一個智利的銅礦主多年苦心經營，攢了一筆錢，試圖用這筆錢改變自己國家的落后面貌，改變自己寄人籬下的經濟地位，他應該如何入手？（必須說明，這種礦主其實非常罕見，大部分資源已經被少數幾個寡頭跨國公司所控制，例如全世界80%的富鐵礦就控制在3家跨國公司手里）他或許考慮先建一個先進的冶煉廠，不再出賣礦石這種初等產品，而是把礦石煉成高純度電解銅，獲取高一點的利潤。但一旦他開始實施這個投資計劃，他會發現冶煉廠的設備同樣昂貴，維護費用不菲，無數相關技術的專利已經被西方所申請，要使用必須交高額的使用費，本國缺乏管理這種冶煉廠的人才.......更糟糕的是，制造冶煉設備的公司居然和自己未來的競爭對手——其他冶煉精銅的公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或是相互控股，或是同為一家基金控制，甚至干脆就是一個托拉斯的不同分支！如此的險惡局勢該如何應付？競爭對手或抬高冶煉廠設備的價錢，或在關鍵工序上有所保留，要求只有制造設備的公司派駐的工程師才能修理機器，或和其他冶煉公司一起壓價錢——反正使用精銅制造電纜的企業也在同樣的托拉斯里面，堤內損失堤外補。這個智利老板要么破產，要么屈從于跨國公司的代表“合資”的要求，逐步的把企業交出去。要么——他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就是把企業向上下游發展，建造礦山機械廠、鐵路、港口、訓練人才的大學、研究所等等。但這樣建立的各種企業同樣面臨上面的問題，而且需要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除非他能建立整個現代工業體系和與之配套的教育、科研、文化體系，否則，他將永遠面臨西方完整、成熟的大工業體系的野蠻擠壓和競爭，絕無出頭的希望。
　　
　　很顯然，沒有哪個私人礦主真的擁有這么大的財力，假如他試圖說服自己的同胞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那么他們必須解決合作的效率問題，多個企業的協調問題，社會改革的阻力問題，還要承受半途而廢的風險，建立完整體系后磨合試車的成本，與西方競爭失敗的成本，甚至要考慮西方惱羞成怒發動軍事入侵的可能性......在承受了這么大的風險和成本以后，可能會得到利潤回報，但收回成本的時間一般要超出一個人的生命周期。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這種投資會有人做嗎？所以，對于第三世界的企業家而言，乖乖的開采資源，組織簡單勞動力和初等資源出口是最好的選擇。雖然有經濟波動，雖然有發達國家的技術盤剝，雖然有西方轉移興趣，整體失業的危險，但只要循規蹈矩，服從跨國公司的指導，總歸是有殘羹冷炙可吃。特別是對少數上層人物來說，只要在現有秩序下與西方配合，就能夠得到相對豐厚的收入和高高在上的地位，從經濟人的考慮方式出發，剩余人口的貧困和苦難和這些上層人物有什么關系！這就是現實社會中落后國家的歷史宿命。
　　
　　上面的例子是虛構的，但在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在第三世界國家，許多試圖“實業救國”、“經濟自強”的資本家正是在這樣的命運下一次次失敗，決定他們命運的原因是大工業體系相對以往經濟規律的特殊性。
　　
　　首先，在工業革命以前的世界經濟中，各個農業-手工業部門是相對獨立的，如果因為戰爭印度無法從中國進口絲綢，這可能會讓某些商人受損失，但這對印度繼續生產茶葉和水稻沒有任何影響；現代世界則不同，各個經濟部門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無論多么現代化的工業企業，一旦失去機械工業提供的零配件支持、教育體系提供的人才支持、還有交通、能源.....等各種經濟部分的協作，也不過是閑人一群、廢鐵一堆；同樣，在完整的大工業體系中拆去一環節，無論是化工、鋼鐵、鐵路.......都可以導致剩余的所有工廠陷入癱瘓。在這種情況下，試圖在落后國家建設現代工業體系的人們發現自己要么放棄努力，要么就得努力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一個哪怕只有一個環節不完整的工業體系也無法與現存的西方經濟競爭。對方可以隨意抬高你所稀缺的物資的價格來盤剝你的工業利潤。
　　
　　如果退而求其次，不試圖建立一個完整的大工業體系與西方競爭，而是努力做好某個經濟部門，使自己融合進西方現存的大工業體系，甚至取代西方的相應生產環節，分享大工業體系的利潤，結果會如何呢？這就必須考慮到大工業體系的標準化特征。大工業體系的各個部門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不停的交換物資、能源、人力，整個體系才能正常運轉，由于工業設備和技術開發的投資巨大，各個經濟部門必須統一技術標準才能避免巨大的浪費。在這種局面下，新建的工廠如果想加入既存的的大工業體系，就被必須讓自己的生產設備、產品型號、尺寸等各個環節符合現有的技術標準。建設工廠和貫徹技術標準本身并不很難，因為無論是生產本身所需要的科學原理還是技術標準本身都是開放的資源，你可以隨便到任何一個工程圖書館去找到這些資料。不過，一旦你具體實施建設過程，你會發現與技術標準相關的無數細節技術已經被少數幾個西方公司申請了專利——科學與技術是不同的，科學是全人類的財產，但核心工程技術在西方產權制度保護下屬于少數走在科技前沿，參與制訂技術標準的跨國公司。這樣，你就陷入了兩難境地，要么購買專利使用權，讓你的競爭對手坐享高額利潤，要么讓對方以“合資”、“合作”的名義控制你的企業。前者會使你的運行成本居高不下，而選擇后者的結果是你的辛苦全部付諸東流。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從依附性國家到現代化國家并不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要么安于現狀，要么冒風險、克服困難跨越工業化壁壘，沒有第三條道路。
　　
　　（或許許多讀者不太熟悉技術標準，我可以用一個著名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古羅馬并行的兩匹挽馬臀部之間的距離決定了古代馬車的輪距，這個輪距決定了松軟的土地上車轍的寬度，后來的馬車如果不應用這種寬度標準將會很難走，因此這種馬車輪距一直沿用到工業革命前夕。而早期的鐵路車廂并不是用蒸汽機驅動的，只是簡單的架設2條軌道，用畜力牽引，因此鐵軌之間的距離自然的沿用了古代馬車的輪距，這進而決定了蒸汽機出現以后遍布全球的鐵路標準軌距。最后，航天飛機的推進器必須用鐵路運輸，為了保證能通過所有與標準軌距相當的鐵路隧道，被迫把寬度限定為稍大于四點八五英尺。在這個例子里，羅馬時代馬的平均身材居然可以影響到航天飛機的設計，就是因為鐵路技術標準問題。鐵路標準寬度采用四點八五英尺并沒有什么科學上的嚴格論證，如果變成四點八六英尺也未必會有什么問題，但如果你試圖改變這個數字，就必須更換所有與交通有關的工業設備，以及相關的公式、生產線.......即使是航天事業的巨大預期利潤也無法承受這種成本，技術標準的穩定性可見一斑。）
　　
　　經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鑒于大工業體系的特性對經濟規律的影響，在全球自由貿易下，落后國家基本上不可能通過自身努力改變自身的命運。
　　
　　
　　4 后發國家的道路
　　
　　這一節將討論后發國家的工業化歷程。
　　
　　雖然現有世界格局限制了落后國家的活動范圍，但這并不意味著落后國家只能服從這種宿命的安排。即便在西方已經建立了穩固霸權的20世紀，至少還有三個國家作出了突破歷史規律的嘗試。雖然最終只有日本獲得了成功，中國和俄羅斯都被重新推回提供勞動力和資源的位置，但這畢竟證明了另一種歷史選擇是可能的。前面作者認為落后國家落入了無法改變自身的命運，這個論斷有一個前提，就是落后國家參與已經存在、但為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正是大工業體系的特性和自由資本主義規律相結合阻止了這些國家建立自己的大工業體系。如果國家政權能夠有效的阻斷其他大工業體系的干涉，在一個足夠大的國家內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還是可能的。同時，由于有西方崛起的歷史可借鑒，后發國家還有機會抓住經濟進步的關鍵——工業革命，以更快的步伐提高本國的經濟水平。當然，所有讀者都會想到，在一個地球上同時建立多個大工業體系而不是充分利用現有的大工業體系是對人類智力和地球資源的巨大浪費。但由于現存的西方大工業體系被資本主義的結構所限制，無法充分擴大為全體人類服務，建立獨立的大工業體系是第三世界國家無奈的選擇。
　　
　　
　　雖然大工業體系是無限財富的來源，但通過前面的討論，我們知道一個不完整的大工業體系無法做到用技術來生產技術，用設備來生產設備，用教育和實際操作來培養人才，這種無法自行升級的工業體系對效率的改善甚為有限，那么，從開始工業化到大工業體系基本建成，這期間需要對大工業體系投入大量的資源和人力而只能取得相對較少的回報，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就是工業化的關鍵問題。根據取得和利用工業化資源的方式的不同，我們可以歸納出三條工業化道路：
　　
　　第一條道路當然是西歐-美國的工業化道路。在這一過程的開始，宗教沖突帶來的人均裕資源富、私人資本的商業經營、海軍的野蠻擴張、新大陸的開辟共同觸發了工業革命。然后，商人們充分開動起原始的大工業體系的生產能力，向傳統的農業文明和新開辟的殖民地傾銷商品。在19世紀，新興工業國家的生產能力與在傳統農業文明的富庶面前不值一提，即使是長期的單向自由貿易也不會引起購買力的衰減，商人們很快就賺到了可觀的利潤，這構成了大工業體系擴張和升級的物質基礎。不過，大部分利潤并沒有被投入大工業體系的升級，因為人們還沒有把生產能力的指數化擴張和對工業技術有意識的投資聯系起來，在大部分商人看來，大工業體系和其他傳統部門一樣，持續投資的邊際效益也會迅速衰減，與其把利潤投入技術開發和基礎利潤研究，不如把利潤投向商業和軍事部門，擴大源于傳統農業文明的購買力。在最先爆發工業革命的英國，工業革命之初就采用的采煤技術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到出現其他大工業的競爭，英、法等老牌工業強國才由政府或主要財團出面對大工業體系的升級進行計劃。在這種情況下，大工業體系之所以還能不斷的升級，主要得益于巨大的利潤基數和相對而言無限的市場空間。其實，對于歐美老牌列強而言，說他們“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頗有些牽強，因為這種是一個無意識的選擇，沒有任何人對此進行過設計或規劃，身處其中的人們也沒有清楚的認識到是什么導致了這一切，即便他們認識到了，在這個時代，個人和思想也無法改變歷史的大勢。
　　
　　由于建立大工業體系所需要的資源來自外部，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道路走起來最輕松，但對于21世紀的落后國家而言，這種方式沒有任何借鑒作用。在21世紀，試圖工業化的國家既無法在工業化以前掌握全球海權，也無法在工業化的初期就向外傾銷的產品。另外，既然人們已經可以認識到大工業體系的作用，所有后發國家都會把寶貴的資源用于大工業體系的構筑和升級，不會走西方早期放任主義的老路。
　　
　　另外，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各個手工業生產部門之間的關聯不大，除了沒有什么技術秘密的農業以外，沒有哪個經濟部門可以影響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轉。在這種條件下，任何成熟穩定的傳統社會都自然的趨向于分散內部經濟權力（對外依然要統一規劃資源的使用，如戰爭 外交），由市場來決定內部資源分配。但正如第一節指出的，所謂工業革命，就是資源采集業和金屬（確切說是可精密加工的材料，后來增加了高分子材料等）加工業在達到一定技術水平后互相促進，不斷擴大規模，提升加工精度和個人生產效率，將其他部門卷入自升級的循環，最終建立大工業體系的過程。受地球資源種類的限制，在工業革命以后，少數關鍵技術和資源構成了大工業體系的核心，發展經濟的根本——建立、維護和發展大工業體系的手段與方式被基本確定，且沒有復雜到超出個人或組織的認識能力，因此在大工業體系內部實行計劃經濟往往是有效率的。這就是后面兩條道路存在的基礎。
　　
　　
　　第二條工業化道路與西方國家的歷史比較接近，同樣要依賴外部市場，通過向落后地區銷售工業品換取利潤，再用利潤換取廉價勞動力和原料，進一步擴大生產。只是工業利潤的使用完全由政府（財團操縱的政府或政府操縱的財團）所主導，投資方向明確指向大工業體系，從歷史上看，只有日本在這條道路上獲得了成功。這條道路與西方工業化過程相似，都是利用外部購買力解決本國工業化資金問題，同時又有西方歷史可借鑒，走起來自然要簡單一些，發展也更迅速。但是，由于取得市場，排斥其他大工業體系的行動本身與西方利益相沖突，必須在適當的條件下才可能走這條道路。在日本工業化的年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國家已經稱霸全球，但還有一些角落沒有完全占領，彼此間的矛盾也沒有妥善解決，日本趁機冒險發動兩次賭博式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獲得了東亞霸權，初步建立了工業體系。但日本企圖把中國和東南亞作為獨占的市場和原料產地，這種進一步的擴張終于惹的西方國家出手干涉，最終導致了太平洋戰爭。二戰的結果是日本戰敗；但幸運的日本在戰敗以前已經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化工業，人才和社會體制轉型已經完畢，戰后稍有機會（美蘇冷戰）就能彌補在戰爭中損失的硬件，重新走上富裕的道路。德國的發展歷程與日本有相似之處，但從長期發展來看，德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在20世紀初，政府主導性也沒有日本這么強，所以我還是傾向與把德國歸為第一類工業化方式。
　　
　　最后一種選擇是中國和蘇聯的工業化道路。蘇聯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建國時二戰已經平息數年，這時地球上已經不再有可做市場的空白富庶地域，西方強國之間的矛盾也不如20世紀初激烈，尤其是二戰以后，西方的大工業體系以美國為中心，已經基本上結合成一體（包括日本），沒有根本上的利益分歧。兩國不可能再走靠出口獲取利潤求發展的路線。只能嚴厲的控制本國農村（這兩個國家依然是落后的農業國家），從中提取剩余的人力和糧食，利用這些農業社會的物資和本國的自然資源，從無到有進行工業革命。同時，為了提高工業化的速度，在工業革命進程中，把所有的工業資源都用來投入下一代工業的生產，在開始建設的幾十年間，基本沒有什么工業物資從重工業的循環里面漏出來，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繼續保持在前工業時代。經過大概一代人的時間，蘇、中兩國分別在30年代和70年代完成了大工業體系的建設（當然在水平上和西方還有很大差距）。
　　
　　至于其他國家，要么一直安于做西方經濟殖民地的地位，要么在工業化道路上誤入歧途，試圖在西方大工業體系已經占絕對上風的情況下靠貿易和國內企業自行發展獲得工業化資源，結果正如第二節所述，落入了低水平發展的陷阱。
　　
　　
　　
　　5 艱難的歷程
　　后發的工業化國家而言，雖然可能通過明確的發展路線和集中資源的方式迅速建立大工業體系，但由于先天不足，建立大工業體系并不等于解決了所有問題，即便大工業體系已經開始正常運轉，能夠為輕工業和農業提供資源，由于它因新生而不穩固的地位和相對較差的水平，它不得不應對來自內外各方面的挑戰，稍有不慎就會丟掉來之不易的希望。影響它運轉和升級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四個。
　　
　　首先是來自西方大工業體系的壓力，在這場工業化的競賽中，先行出發的西方大工業體系已經領先了數百年，無論是生產規模還是精度、靈活程度都遠遠超過后發國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資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發國家更先進、質量更好的產品，更何況西方國家早就通過投資、軍事占領、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許多資源富礦，資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這時候解除貿易保護，商業和輕工業自然會選擇向更發達的大工業體系獲得物資。鑒于大工業體系最終還是要通過向傳統產業部分輸出工業物資來換取資源、人力，檢驗自身的發展方向，一旦傳統產業部分有機會用同樣的人力和資源交換到更多更好的物資，本國的大工業體系也就死期不遠了。這種壓力在國際上體現在西方要求開放市場的壓力，在國內體現為那些要求與西方大工業體系相結合，進行看起來更“合算”的貿易的輕工業-商業集團（買辦集團）為實現自由貿易而做的努力，具體到個人，則體現為西方大工業體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發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國家的全部工業化人才。
　　
　　落后的大工業體系無法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與先進的對手進行競爭，除非前者努力發展，縮小與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變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國家的大工業體系不斷升級追趕的過程中，在經濟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來越大，事實上，西方和買辦集團要求開放市場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國家的工業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強的。這聽起來很荒謬，但確實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某國的傳統農業部門在得到工業物資A(可能是某種數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機械、農藥、種子）后可以多生產價值10億元的糧食，那么，在這個國家沒有大工業體系的情況下，西方可以為工業物資A索要9.9億元的高價格。反正只要價格少于10億元，這個國家的農民就必然會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億元成本就能制造這些物資，農民們也無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國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獨立的大工業體系，可以以5億元的成本制造同樣數量的物資A,那么西方索要的價格就不可能比5億元更高，隨著西方對先進工業物資的要價越來越低，西方發達國家和買辦集團要求解除貿易保護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來越充分（與索價10億元相比）。只是一旦這個獨立的大工業體系解體，根據資本獲利的本性，價格又會重新跳回9.9億。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象中國和蘇聯這樣的人口和資源大國脫離西方中心體系后，其余國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資源相對過剩的現象也有了很大改觀，甚至為了保證不再有國家繼續脫離西方體系，西方還可能會在工業物資和技術的價格上向某些位于對抗前線的“邊緣國家”如臺 灣韓國傾斜照顧。這種現象也使西方的霸權看起來更加“溫柔”，往往會成為買辦集團主張貿易自由的論據。
　　
　　
　　第二種阻力來自思想文化領域。根據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貿易將使落后國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貿易保護和在政府下有意識的建立大工業體系的努力才能改變這種命運；那么，極力提倡自由貿易和政府不干預經濟運行的西方經濟學和與之配套的社會、文化結構自然會對落后國家的工業化制造障礙。事實上，即便把包括英國在內的發達國家考慮在內，歷史上也沒有在自由貿易下進行工業化的先例，諸多試圖通過自由貿易改變命運的落后國家更是無一成功。西方經濟學的問題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當詳細分析西方經濟學時，作者不得不承認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確實有其合理性。西方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結論在邏輯推理上無懈可擊，從微觀上看，基本假設也都能在現實中找到例子。如果各個文明在生產技術上始終處于大致平衡的狀態，如果沒有哪個部門能夠對所有其他生產部門造成顯著影響，西方經濟學確實可以解釋和指導大部分經濟活動。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業革命把龐大的大工業體系塞進了平穩發展的傳統社會，徹底改變了經濟體系的絕對生產能力和發展規律。從此，地球的邊界限制使全球資本主義無法找到足夠的購買力，進而限制了西方大工業體系的發展。再考慮到既有大工業體系對新興大工業體系的干擾、考慮到全球知識產權-專利制度下邊際成本為0的技術商品因天然壟斷性而無法按邊際成本出賣、以及建立大工業體系的規模壁壘........這個世界事實上長期處于大工業體系相對稀缺的不平衡狀態。本文作者認為西方經濟學最致命的問題就在于無視這種大工業體系的相對稀缺，或者認為這種狀態只是一種暫時的不平衡，長期的世界經濟發展自然會使這種不平衡迅速消失。看來，西方經濟學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邏輯上的混亂，而是因為沒有與工業革命以后的現實社會相結合。當然，如果我們放長眼光，把1000年作為我們考察經濟的時間單位，那些認為不平衡態會消失的學者們或許是對的；不過，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對追求理論完美的學者有意義，對于本文作者和同時代的讀者而言，更現實的是如何讓自己和同胞們享受到工業化的利益，讓每個人都能在工業時代趕上時代的步伐，活的象個人。
　　
　　既然后進國家無法用西方經濟學來指導自己的工業化進程，為了避免重新走上錯誤的發展道路，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為什么一個與現實嚴重沖突的理論能一直占據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決方案。
　　
　　首先，雖然理論與現實的沖突總是以理論讓步而告終，但認識到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對現實社會做長期的觀察和總結。在我們的時代以前有許多天才，有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但沒有任何經濟學家能象我們一樣回顧數百年的工業化歷史，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一代人觀測到了中國蘇聯兩個大工業體系的崩 潰，這才能讓足夠多的人深刻的認識到西方經濟理論的問題，并給出經過修正的替代方案。在這以前，因為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相對反對者發展的足夠完善，因為西方經濟學確實能解釋一些局部問題，所以這種理論一直能占據學術界的上風并干擾后進國家的發展。不過，光用理論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釋一種學說的社會地位是遠遠不夠的，畢竟理論只是社會運動的副產品，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簡單的回溯一下歷史，找出西方經濟學的社會基礎：
　　
　　在早期農業-手工業社會，由于農業-手工業技術沒有得到充分擴展，生產波動非常大，同時社區沖突不斷，個體農民和商人不可能進行獨立生產，只有貴族（或祭司、長老）介入生產，組織生產，把生產和戰爭（進攻和防御）相結合才能保證社區得到最大限度的財富。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前秦時期，以及日本明治維新以前的社會都是這種社會的典型例子。在這種諸侯割據，軍事—宗教貴族壟斷公職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必須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來自血緣繼承）；貴族既要管理社會，又要對社會里的每個人的生計負責；自由市場和純粹的經濟競爭只發生在無法互相吞并的社區之間，一般與個人沒什么關系。
　　
　　隨著整體經濟水平的發展，農業技術逐漸擴散，交通網絡不斷擴張，各個地方社區在戰爭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經濟和軍事安全問題都逐漸好轉，自耕農和獨立商人才有逐漸出現的可能。而上層階級也逐漸發現，讓原來被嚴格控制的屬民轉化為自由經營、納稅的自由民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上層階級的任務逐步由管理整個社會收縮為治安、水利等少數職能，大部分人民能夠自主的選擇職業和經營方式，通過個人和企業間的自由貿易來維系物資的周轉。這種社會的典型例子是工業革命以前的近代歐洲社會，中國漢朝以后的社會，尤其是宋朝、清朝社會也基本上具備了這種社會的特征。從整個世界的視角來看，在以蒙古征服為代表的最后一輪真正蠻族入侵結束后，大部分舊大陸文明地區都大致達到了這樣的發展階段。顯然，根據序言中提出的原則，提倡自由市場、私有產權，指望競爭提供經濟動力的經濟學思想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才會出現，這與史實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農業社會也在這個階段建立了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相類似的觀念，并樂于在低關稅條件下與整個世界進行貿易。
　　
　　在工業革命爆發以后，幸運的西方國家率先建立了大工業體系，得以在一個接近自由貿易的世界體系中占據了優勢，而且還能通過自由貿易來鞏固這種地位，對于他們而言，西方經濟學當然是一種非常合適的理論。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國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獨立的大工業體系，因此在這些國家，最強大的經濟集團是組織本國原材料和簡單勞動力出口，進口先進工業產品的買辦經濟集團，從短期效果來看，向自由貿易體系中出售更多的資源和勞動力，進口更多的先進產品也確實提高了利潤。按照社會運行決定思想文化的規律，無論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還是第三世界國家，都因各自的經濟結構繼承了前工業時代的經濟思想。在以西方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下，未將工業革命本身納入理論的自由貿易學說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當然，各個農業文明的發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農業社會停留的時間不同，因此文明內生的自由貿易和弱勢政府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異。以相鄰的中國和日本為例，中國自漢朝以后就基本消滅了世襲貴族，以向自耕農和商業收稅來維系一個相對較小的政府，日本則在大航海時代前后才開始進行這種轉變，直到明治維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貴族和對平民的人身控制，對西方經濟思想的抵制較中國要強的多，并因此成為唯一一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后發國家。事實上，這正是近代以來中日發展道路差異的深層文化原因。（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請參看《站在歷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中日不同現代化道路的歷史淵源》、《如何建立現代政治經濟體制 ————從日本現狀看發達工業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從文化 革命到工業革命》等幾篇文章）
　　
　　第三種阻力緣于大工業體系的自身特性。
　　
　　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力量，無論是在軍事領域還是經濟領域，掌握大工業體系的人從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類歷史上歷次進步一樣，工業革命也在社會中創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為生產力的巨大飛躍，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無前例的。另外，由于工業革命使各個經濟部門緊密結合在一起，而進步的動力卻依賴于是少數幾個核心產業部門，因此在大工業體系內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反映在經濟運行中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常談的“剝削”，即擁有更多選擇和權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對手的要價壓到成本線上。擁有相對稀缺的工業資源的資本家可以剝削工人，擁有先進工業技術的發達國家可以剝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國家內部，能控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關系的社會集團也可以剝削剩余的國民。工業革命在打破成熟農業社會的社會層次的同時，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會金字塔。
　　
　　任何熟悉歷史的讀者都一定清楚，任何兩極 分化的社會都是不穩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緩解或回避工業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則這種不平等遲早會把整個社會撕成碎片、送進火海。在經歷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蕭條以后，西方國家明智的通過社會福利和轉移矛盾等方式將矛盾轉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嚴格限制人口流入發達國家（顯然違反自由貿易原則，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竟然不能自由流動！），這樣富國的勞動力相對窮國的勞動力就具有了很大優勢，大工業體系不得不多雇傭本國的人口來完成一些必須在本國進行的工作，雖然這并不符合資本追逐最大利潤的原則，但這是為了社會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另外，在金本位崩潰以后，由于發達國家占據了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地位，它們發行的貨幣（尤其是美圓）即是全球硬通貨，西方國家政府可以通過印鈔票來供給國內福利、緩和矛盾，引發的通貨膨脹則由全球共同負擔。
　　
　　通過把社會矛盾轉移到第三世界，讓本國下層人口中產階級化的方式，發達國家成功的保持了國內的穩定，還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購買力不足的問題。雖然國際間的經濟鴻溝依然會引發很多矛盾，如恐怖主義，但無論如何，高山大洋和嚴密把守的國界把一無所有的窮人和富饒社會隔離開來，發達國家得以安寧的享用工業化的利益。后發的工業化國家要貧窮的農業社會白手起家，無法剝削經濟殖民地，自然不能象發達國家一樣向外釋放矛盾。要想完成工業化，它們必須對工業化收益的分配進行嚴厲管制，防止控制工業化進程的社會集團在無法在國界外進行剝削的情況下將大部分本國收益據為己有。否則承受了大部分工業化成本的下層 階級會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最終拒絕配合整個工業化政策。不過，由于指揮工業化進程的官 僚集團和對整個社會負責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 僚集團自我節制欲望顯然不太容易。因此社會內部沖突嚴重影響了初步建成大工業體系的后發國家的穩定。
　　
　　
　　最后是后發國家的追趕戰略本身制造的結構性矛盾。
　　
　　參照第一節中簡述的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和大工業體系的特征，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個理想的工業體系應該是由基本實行計劃經濟的大工業體系和需要自由貿易、強調企業獨立性和自由貿易的裝配工業、輕工業共同組成的。前者對有限關鍵技術和資源進行投資開發，提供基本的工業物資和機械，后者則基本保持前工業時代的體制，利用這些物資和機械完成最終的產品制造（包括非實物產品）。發達國家通過對核心產業部分國有化和企業之間的互相滲透，基本建立了這種經濟體制，只是裝配工業和輕工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第三世界國家。而對于一般落后國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無法通過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建立的大工業體系。因此，所謂工業革命就是要建立大工業體系。在建立大工業體系的過程中，資源和社會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計劃的投入關鍵工業部門，其他傳統工業部門和輕工業則被盡量壓制。
　　
　　對于窮國而言，這當然是正確的戰略，但問題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運行慣性，在大工業體系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是對的，但在大工業體系已經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須有相應的輕工業和裝配工業來配合大工業體系，才能把潛在的財富生產能力轉化為真實的財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資源，通過嚴格計劃進行工業投資的體制要么壓制了輕工業的發展，要么不區分工業門類試圖把根本不適合進行集中控制的企業納入計劃體系。所以，在中國和蘇聯，都因為缺乏下游輕工業企業而無法完全利用工業化的成果，蘇聯尤其嚴重。日本也存在這種問題，但由于日本的先發優勢，可以通過對外貿易，由落后國家承擔簡單勞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另外，通管一切經濟活動的政策往往與官僚集團謀取特殊利益的舉動相結合，并滲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區管理等方面，過度的集 權和計劃毀滅了計劃本身。
　　
　　
　　前面開列的只是中國和蘇聯遇到的主要問題，要在這個已經為西方嚴密控制的世界上創造新的大工業體系，相信落后國家面臨的問題遠不止上述四個。只是在中國蘇聯的努力相繼失敗以后，如果再有某個國家試圖打破依附性經濟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鑒一下失敗國家的經驗，少走彎路。
　　
　　
　　
　　二 中國現狀
　　
　　1 歷史遺產
　　
　　中國地處舊大陸東端，自文明出現起就與其他文明中心有陸路聯系，但西部又有戈壁和大片高寒山地阻止了大規模軍事行動和人口遷移。這種地理形式決定了中國文明既不至象美洲文明一樣獨立發展，落后于文明中心，又不會受到其他發達農業文明的攻擊和干擾。因此，中國文明早早的在公元前后穩定下來，進入了成熟農業社會，消滅了世襲貴族階層，建立了相對其他地區最完善的農業社會管理體制。不過，在工業革命的機遇到來之際，這種早熟并固化在農業時代的制度既不利于工業革命的自然爆發，也不利于在西方率先轉入工業社會的情況下追趕工業化的步伐，結果，從1800年到1949年，中國用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從最富饒的國家淪落為貧弱的邊緣國家。從經濟角度來說，1949年的中國僅比非洲那些尚未完全農業化的部落化國家強一些，還不如當了數百年殖民地的印度和一直依附于英美的拉丁美洲。本文的主旨是大工業體系決定了現代國家的富強，下面就從這個角度看看1949年的中國有什么樣的歷史遺產。
　　
　　49年的中國，工業集中分布在東北和少數幾個沿海城市，從GDP來看，一般認為此時的工業產值占10%，但其中絕大部分是對農業社會提供的原料進行簡單加工的工廠，如卷煙廠，紡織廠，罐頭廠、火柴廠、造紙廠、面粉廠等。這其中不乏利潤豐厚的企業，但這種利潤不過是反映了工業的極端稀缺；由于設備、零部件、工程師都完全依賴于進口或外國在華產業，它們的利潤和生存依賴于與工業國家的貿易，而真正的利潤大頭也正是在這樣的貿易中流向國外。至于構成工業核心的重工業，除了東北有一些日本留下的殘破企業和內地屈指可數的幾個礦山之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具體到一些大宗物資產量，1952年（戰亂帶來的震蕩基本消失）鋼產量是135萬噸，煤炭6600萬噸，電力73億千瓦/小時，除去行業內部消耗和政府和軍隊必然要消耗的部分，剩余的物資勉強可以滿足今天一個中型城市的需要。至于石油和高級工業產品，產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上面談到的各個工業部門，不論大小，至少在中國可以找到數字，其實當時中國最缺的是制造業的核心——機械制造業及相應的優質材料工業，大部分所謂的“機器廠”，“制造廠”不過是弄堂里面的數十工人加手工操作的機床
　　
　　————以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