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及其歷史發展過程

張思源

目錄：  1、人類“歷史之迷”的破解與唯物史觀的形成

2、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理論及其意義

3、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理論的應用誤區——機械唯物論

4、社會基本矛盾互動模式再認識

5、中國社會革命動因分析

6、新中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特點

7、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曲折

8、結束語

一、人類“歷史之迷”的破解與唯物史觀的形成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不同于自然運動的一種高級、復雜的物質運動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殊規律。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必須學會用科學的世界觀去認識世界，從根本上把握人類社會的真實發展過程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運動，從而揭示出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一般規律，并在認識規律的基礎上自覺地、能動地改造世界，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

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曾有不少社會歷史理論家對社會發展的動力和發展規律進行過積極探索，產生了不少有價值的思想。18世紀后，一些資產階級唯物主義思想家的思想觸角曾一度觸摸到了“歷史之迷”的謎底。但是，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們的探索“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始終沒能沖破歷史唯心主義的束縛。

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追溯社會現象的根源時，把社會現象分解為物質關系和思想關系，并進一步把思想關系歸結于物質關系，把物質關系歸結于物質生產力，揭示出物質生產力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在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對矛盾及其運動規律的揭示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說明了社會發展是一個合乎規律的自然歷史過程，并由此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人們觀察社會歷史提供了科學的方法。

毛澤東對此作了精辟的概括：“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于社會的歷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于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于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于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二、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理論及其意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是一“自然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由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推動的。

在社會基本矛盾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其矛盾統一體是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表現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一方面，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和形式，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決定生產關系的變革；另一方面，為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反過來又能動地反作用于生產力。當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時，它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時，它就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運動，揭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內在的本質的必然聯系，即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矛盾密切聯系的、推動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又一對基本矛盾。其矛盾統一體是社會形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表現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變化和發展，決定著上層建筑的性質；另一方面，上層建筑反映并服務于經濟基礎，它千方百計地排除自己及其經濟基礎的對立物，并通過對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控制，促進自己的經濟基礎的形成、鞏固和完善。從上層建筑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效果來看，它對經濟基礎既可以起促進作用，也可以起阻礙作用。當上層建筑同自己的經濟基礎相適應，與自己的經濟基礎在同一方向上活動，能夠滿足經濟基礎的要求時，就起促進作用；反之，就起破壞作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及其矛盾運動，體現著它們之間的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即上層建筑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

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理論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過程。社會基本矛盾涉及三個方面——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其運動以生產力的發展為最終動因。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使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越來越不能適應，其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必然引起生產關系相應的變革，而生產關系的變革又客觀要求上層建筑的變革。新的上層建筑的建立，保證了新的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展，而新的生產關系則促使生產力從舊的生產關系束縛下獲得解放。整個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從生產力發展到生產力解放的循環，實質上可以歸結為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層層決定和層層反作用的關系。社會基本矛盾的這種循環往復，形成了生產方式依次更替、社會形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進化和變革的歷史。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已經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包括我國在內的部分國家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

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理論中的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上層建筑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為我們提供了探究歷史發展根源的鑰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定戰略、方針、政策的重要客觀依據，對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馬克思主義者要在社會實踐中自覺地掌握和運用這一客觀規律，在充分認識這一規律的基礎上，經常研究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總結實踐經驗，然后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趨勢和要求，在每一階段上創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具體形式，完善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以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推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三、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理論的應用誤區——機械唯物論

可以肯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解釋和論證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發展過程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飽含真理的思想永遠是馬克思主義者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燈塔。但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為了研究的方便，在分析社會基本矛盾時多是從“物”的角度即客觀生產力的角度出發的，揭示出的也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即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也就是說，馬克思在研究中暫時地撇開了社會中人的因素，盡可能地做到“見物不見人”，或者把人視為特殊的物。它類似于物理學上的真空研究，而現實生活是不能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同理，社會發展也是不可能離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但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觀才可以稱之為真正具有真理意義的“唯物史觀”，也才真正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正確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的客觀“物質”實體——客觀生產力決定下的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此外，還應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觀在揭示社會規律時，對于人類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復雜性和特殊性沒有也不可能做出精確的判斷和分析，因而對后來世界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帶有很大局限性。因此，無產階級政黨要正確運用這一理論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要必須同時運用辯證唯物主義這一強大的思想武器，既要見物又要見人，正確處理好物質和意識的關系以及正確認識客觀規律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并做到理論和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這樣才能把共產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否則，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唯物史觀作為一種固定模式隨意套用，那就大錯特錯，必然陷入唯生產力論的機械唯物主義泥坑。但不幸的是，在社會主義實踐和社會生活中，這種警戒并未幸免，這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這一規律時所始料不及的。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出現之后，人們對其理解傾向比較多的是形而上學，因而在對社會實踐的指導過程中，每前進一步都面臨著實踐的挑戰和檢驗，在與社會實踐表面上不相吻合的矛盾中得到校正，獲得發展。比如，在論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他們所處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情況，曾經認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一切或者至少在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爆發才能取得勝利，即“多國勝利論”。但后來，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認為“多國勝利論”的現實可能性極小，他根據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規律，提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帝國主義統治鏈條中最薄弱的幾個或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的結論，即“一國勝利論”和“弱國勝利論”，列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俄國十月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指明了道路；又比如，在論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是資本主義已基本走完其過程，社會生產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社會主義萌芽已逐漸在資本主義腹中孕育成熟，即“高生產力論”。但在20世紀上半葉，世界范圍內掀起了風起云涌的社會主義革命浪潮，許多國家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落后的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并相繼開始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并取得顯著成效。期間，無產階級政黨曾經囿于“高生產力論”，在革命后要不要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迅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上一度陷入迷茫，但遲疑很快被生產關系的革命所取代，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勢不可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走上了一條在新的生產關系下迅速提高社會生產力的捷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以解放生產力為目的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并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在論及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時，并不認為是先生產力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而是敏銳地洞察到了社會發展的實際進程，指出：“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走上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加準備了條件。”他還指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充分發展生產力，然后才有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可以肯定，毛澤東的論斷是符合實際的，為后人正確詮釋社會現實和歷史、指導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視點。

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但是由于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樣存在著理論內容和時代需要的局限性，并囿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共產黨人心目中堅不可摧的基礎地位作用，直到今天，人們并沒有徹底從機械唯物史觀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人們對唯物史觀的理解仍習慣于采取形而上學的態度，對社會存在的認識多也局限于表面而缺少深入的分析，加上資產階級理論家們的惡意歪曲，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為無產階級政黨指點迷津、讓共產黨人堅定信念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不少人陷入了困惑的境地。它經常敦促共產黨人按生產力標準檢討自己根本不存在的錯誤，從而懷疑自己在革命和建設中所采取行動的正確性，以至于在理性層次上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失去信心。在不少人的眼里，特別是在資產階級理論“精英”眼里，似乎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應該發生，社會主義制度更不應該建立，落后國家在低生產力水平上建立先進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窮過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也成了“窮”的代名詞，是社會主義不應該有的東西，蘇聯 “早產”了，中國更是“早產兒”，必須退回去“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更有甚者，不少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領導階層也扮演著這種資產階級理論家角色，采取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認識方法分析社會現實，從而做出錯誤的結論，進而做出錯誤的決策，貽害了革命和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在實踐的層面上已經得到了慘痛的教訓，蘇東的衰變、中國的危機、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便是這種思潮泛濫的產物。機械唯物論者從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唯心主義的，用他們的理論解釋的歷史既不完全符合事實，又毫無生氣，這種情況下的人是盲目的，是客觀的奴隸。既然客觀生產力決定一切，既然客觀社會規律決定一切，那么一切順其自然即可，大家都應該守株待兔，聽天由命，坐等共產主義實現即可，沒有必要去認識客觀、認識規律，更沒有必要鬧什么革命，搞什么建設，馬克思、恩格斯費盡心血研究唯物史觀的行為自然也是多此一舉；還有，他們沒有真正搞明白什么是生產力，什么是生產和財富，而是簡單地把二者混同，認為生產的繁榮、生活的富足就是生產力水平高；他們更不懂生產力的發展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從而無視新中國生產力加速發展的事實，對人民在困難環境中艱苦創業的歷史橫加指責；他們更不明白，要真正正確認識歷史，還必須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武器，既要見物又要見人。

四、社會基本矛盾互動模式再認識

鑒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解釋現代社會現象時的局限性，我們有必要在堅持唯物論的基礎上，對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之間的運動規律進行更深層次的分析，建立起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社會基本矛盾互動模式。在深入分析之前，必須追根溯源，先把生產力的概念搞明白。

“生產力”，顧名思義，生產之能力也。經濟學和哲學教科書的具體表述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并從自然界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其構成要素有三：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其實，三要素只是生產力的實體要素，在社會生產中，生產力水平還經常通過依附于實體要素中的非實體要素表現出來，比如科學技術、管理等等。在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生產力的主體要素——勞動者，它雖然也包括在生產力廣義的“物”的要素之中，但是它又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勞動技能的有知識和智力的人，是具有“特殊能動性”的活物。科學技術等知識形態的生產力也是依附于人這個主體要素之上的要素。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生產力不僅僅是物質范疇內的概念，即傳統意義上的“物質生產力”，而是包含了人類意識能動性和人類知識、智力在內的復雜有機體。

談及社會發展的動力，毫無疑問，是生產力。由于“人”的參與并發揮主導作用，生產力便成了社會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成了推動社會發展的最革命的原動力。這一點，可以從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內在要求上理解，也可以從生產力的組成要素上逐個分析。首先，作為生產力首要因素的有思維有意識的人，由于對自然界和社會有日益增長的不斷滿足自己生存、發展的主觀要求和客觀需要，并為此進行著為滿足這種需要所必須的各種社會生產實踐活動，在不斷發展和進步的社會生產實踐活動中，人類認識自然的能力和改造自然的手段自然會一步步提高，亦即人類社會生產力在不斷提高，這是一種客觀必然。這些進步既可以通過人的知識和能力表現出來，也可以通過勞動資料（主要是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表現出來。就是說，生產力的三個要素無一例外地會被打上“人的能力”的烙印。如果說生產力的這一發展過程是人們日益擺脫盲目自然的奴役，是對客觀物質世界和自然規律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那么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之后，人類還將在正確認識社會規律的基礎上自覺地成為自己生產關系的主人，即成為社會的主人，從而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為生產力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加速生產力的發展。

在世界范圍內，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勞動者對于發展生產力和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縱的層面上，在人類直接的生產實踐活動中，人們對于自然規律的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總是能夠不斷提高，亦即人類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并由此帶動生產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進步；二是在橫的層面上，隨著世界交往的擴大，人們能夠間接地認識到人類社會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性，從而可以在一個落后區域內，使生產力在客觀上產生一種跨越式發展以趕上或超過先進國家和地區生產力的要求，當然，要實現這一要求，首先想到的途徑就是學習、模仿、創造，如中國早期的洋務運動、出洋留學等等，但這種努力卻會受到落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制約。因此，必須在充分認識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主動選擇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即通過社會革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生產力的加速發展。自然，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是應該注意到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制度要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的論斷，可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馬克思并沒有也不可能論證并得出社會主義階段不能發展生產力的結論。相反，馬克思主義理論卻認為，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客觀存在著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自身無法克服的社會矛盾，社會主義與之相比則能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因此，按照人們在認識和利用客觀規律時趨利避害的邏輯選擇，從低生產力水平的社會形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使生產力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則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這一過渡并非如有人指責的那樣是讓一個小學生不經過中學而直接讀大學，確切的比喻應該是把一個窮孩子從舊的私塾學校直接帶到新型的社會主義學校讀書，從而更快更好地完成學業，即在社會主義階段完成社會生產力從低水平（低年級）到高水平（高年級）的跨越。如果再用一個例子作比喻的話，就好比開渠引水，按照唯物史觀對地形規律的考察，社會發展這股清流將會彎彎曲曲地沖開高低不平的資本主義荒灘最終流入社會主義大河，那何不通開一條便捷的人工溝渠直接引流入河，豈不是事半功倍！

如果說早期人類社會歷史是一段盲目的自我發展史的話，那么社會發展到馬克思主義時代，人類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發展進程才明顯出現了質的飛躍：人們對自然規律的認識程度前所未有，日新月異的現代科學技術，帶動人類社會進入了工業化時代，也讓人類看到了擺脫自然奴役成為自然主人的曙光；在社會規律面前，人類也真正開始擺脫了客觀物質社會的奴役，自覺掙脫了舊的生產關系束縛而日益成為自己生產關系的主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正是從早期人類社會歷史出發，在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之后，按照社會自身本能的運動邏輯揭示出了整個人類社會自我發展的客觀規律。人們也正是在正確認識這一規律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擺脫了它的奴役，成為社會的主人。只有這時，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對人類的積極作用即規律的實踐意義才得以真正體現。從這種意義上看，前面眾多“唯生產力論”論調的鼓吹者是多么無知、多么可笑！

由此可見，社會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可以有兩種實現方式，一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自然而然地實現，一是通過人為的社會變革來實現。前一種方式是客觀社會運動規律自發作用的結果，后一種方式則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反作用于客觀社會運動規律的結果。從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來看，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發展自然而然實現變化的情況是極其少見的，多數情況下需要社會革命的推動，特別是生產力需要跨越式發展之時，更是如此。當然，也有一種在沒有認識社會發展規律之前人類不自覺地運用客觀規律進行革命的情況，可把它歸入第一種方式。

綜上所述，社會基本矛盾的互動在理論上存在兩個模式，一是帶有普遍宏觀意義的規律，即我們日常理解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表現出來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之間亦步亦趨的循序漸進模式。它是整個人類社會歷史長河中所表現出來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規律，是我們分析認識社會的基礎。這一規律往往通過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表現出來，或許也可以通過相對封閉的局部區域發展表現出來；二是對社會發展具有具體指導意義的規律，即在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存在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在某個具體地域空間內，在外部先進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和人們認識社會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人們往往通過社會革命實現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先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然后再實現區域內落后生產力向先進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進而加速生產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這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也是指導一個國家、一個區域社會發展的理論依據。在這里，應該認識到，社會基本矛盾的兩個互動模式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是普遍和特殊，宏觀和微觀、整體和局部的關系。

因此，社會基本矛盾中，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三者發展的先后順序既可以是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也可以是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而且三者之間并非是月亮走我也走的關系，而是允許存在一定的跳躍幅度，三者在這種幅度內前后交錯的有效互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當然，三者之間必須是相互適應的，而判定適應與不適應的標準可以同時把握兩個方面：一是發展方向的一致性。即必須順應生產力由低級向高級、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方向；二是要在一定的幅度范圍內。即無論生產力發展在先還是生產關系變革在先，只要這種變革是在人們認識客觀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基礎上，而不是違背規律的盲動，就可以認為是適應的。比如，封建社會制度的國家既可能在落后的國度里發展原子能這種高科技的生產力，也可能在落后的生產力水平下一躍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并建立起公有制經濟制度；反之，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下再回到小農經濟，并推廣和使用落后的生產工具則是一種倒行逆施。在共產主義運動實踐中，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程是一種順應社會發展規律的進步，而蘇東巨變、中國的家庭聯產責任制改革和由公有制到私有化的進程是沒有順應社會發展方向的倒退。有人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能直接到共產主義嗎？顯然不能！因為共產主義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極大豐富，人們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極大提高，消滅了剝削、消滅了差別、消滅了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現實以及現實之前的任何時代根本不具備達到這種要求的客觀條件。因此，我國在民主革命后所進入的只能是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即無產階級政權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比較恰當的定位也應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五、中國社會革命動因分析

前面分析可見，生產力是包含物質和意識、主觀和客觀多種因素在內的復雜有機體。它不僅是一個靜態的概念，表現為一個靜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它還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表現為有不斷自我發展的要求和有一個動態的自我發展過程。當然，靜態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必須要有一種（或者需要建立一種）類型的生產關系以及與之相關的上層建筑與其相適應，而動態的發展要求和發展過程則需要必須不斷變革生產關系以及與之相關的上層建筑，進而反作用于現實生產力，推動生產力的快速向前發展。

下面用中國革命進程這一實踐作一簡單分析。看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如何作用與反作用進而推動我國社會向前發展的。

對中國近代史稍稍了解的人都會明白1840年后中國的社會狀況。當時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特點是：一方面，生產力水平低下，民不聊生，而且這種低下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當時的生產關系是缺少社會化大生產的小農經濟，也決定了當時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從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宏觀模式上看，這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性質基本上是適應的，但那是一種自發的、被動的、了無生機的適應；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并出現了社會化大生產這種帶有局部先進性和時代局限性的生產關系。巨大的反差使我國當時的生產力產生了一種跨越式發展以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要求，這種要求并不是在向往一個空中樓閣式的目標，也不是來自于人們純粹的主觀想象，而是由當時人類社會已經達到的客觀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如何達到這一目標，迅速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社會諸多條件并不具備，包括各生產力諸要素、落后的生產關系，特別是作為上層建筑領域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經成為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一種極度不適應。于是，在中國就有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有了呼喚民主和科學的“五四”運動，有了旨在推翻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辛亥革命。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之后，中國革命者對于社會發展規律有了更新的認識，于是就出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切都是為了砸碎束縛進步生產力發展的枷鎖而應運而生的，也正應了毛澤東的那句名言“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革命的結果，便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六、新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特點

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作為上層建筑核心的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先行一步建立起來了，而且是出人意料地跨出了大大的一步，把進一步構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中的其他部分以及發展生產力的任務暫時拋在了后面。這之后怎么辦？當然是要繼續完成我們未競的事業了。只是和剛剛過去的革命時代不同，將要來臨的時代不但要繼續革命，還要切切實實地搞好生產和建設，發展社會生產力。綜觀建國后20多年的發展歷程，新中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基本符合以上程序，并呈現以下三個特點：

1、“革命”的持續性

與以往舊的私有制度社會形態之間的變遷不同，在社會主義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新民主主義革命后的目標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革命成功后的首要任務就是進行生產關系的革命，建立與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相適應的公有制經濟基礎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不斷進行調整，這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根基所在，也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其二，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上全新的社會制度，它不僅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私有制的舊中國，還處于世界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幾千年來自私自利的小農經濟思想、沒落的封建文化和現時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仍大量長期存在于社會主義思想上層建筑肌體之中，如不徹底根除之并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文化和道德體系，就不能保證社會主義思想上層建筑與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相適應；其三，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結束之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仍長期存在，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絲毫沒有停止，黨內不斷滋生著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國時刻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在建國后的20多年中，先后進行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化、反右、社會主義教育、文化大革命等革命運動，并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即“抓革命，促生產”。實踐證明，這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是十分必要的。當然，從社會基本矛盾諸方面的運動趨勢上看，這種革命是要先行或并行于生產力發展進程的。

2、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低生產力水平上的順利過渡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建立在舊中國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之上的公有制經濟，它是通過三年時間的“三大改造”完成的，其過程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順利。這一過程還比較準確地驗證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理論的正確性，也檢驗了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社會發展規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是從農業開始的。建國之初，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中國共產黨迅速進行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農業生產力的極端低下，不少貧苦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還是缺少生產工具，再加上勞力缺乏、疾病、天災等原因，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出賣土地被富戶兼并。這樣，中國農村就出現了重新回到舊的生產關糸的征兆，這也正是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規律自發作用的必然結果。按照機械唯物論的觀點，應當是盲目順應這種規律，但這豈不意味著幾十年流血犧牲所進行的革命是毫無意義的白費工夫？在指導社會發展方面，中國共產黨不愧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愧是科學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典范，她順應中國農民在低生產力水平下合作生產的要求，因勢利導，引導農民迅速組織起來，從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以至后來的人民公社，順利確立社會主義農業集體所有制經濟基礎，隨后，又制定并實行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在短時間內勝利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從此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3、生產力的加速發展

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確立，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通衢大道。從建國之初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人民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道路，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集重、輕、核、化和航空、航天為一體的現代工業體系，初步實現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農業生產也在極大程度上擺脫了有史以來靠天吃飯的局面，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初現端倪，至此，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步伐才基本與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也向世人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

現代先進生產力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有了工業化才可能有真正意義的現代農業。但在中國，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如何才能從無到有，在建國之初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國？按照工業化發展的規律，必須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以提供工業化的裝備基礎。可在當時，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及此后輕工業發展的資金不可能從工業本身去解決，更不能象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靠對外掠奪。從中國的國情看，只能從農業取得積累資金；但是中國又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大國，農業不穩則農民不穩，農民不穩會則政權不穩。因此，又必須優先發展農業，增加農業投入，改善農民的生活。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確實是一個兩難課題。值得國人自豪的是，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黨和政府通過對農業取和予關系的正確處理，通過對農輕重的比例、積累和消費、發展與穩定等矛盾關系的合理調整，多頭兼顧，妥善安排生產，順利而有步驟地實現著自己的強國之夢。在這條艱辛、坎坷和曲折的道路上，充滿了一代偉人的高瞻遠矚，充滿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充滿了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的熱情、忠誠、信仰、奉獻和犧牲；在這種高積累、高速度、高發展的背后，人民的物質生活是缺乏了些色彩，但人民又靠著對黨、對領袖的充分信賴和對未來理想的信心，非但對未享受到的本應與發展速度相稱的生活無怨無悔，相反卻表現出了另外一種特有的激情和奉獻。這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時代，是真正偉大的時代，是絲毫不容詆毀的時代。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曾以這樣的速度騰飛，也沒有任何民族比中國人干得更好！

七、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曲折

一定社會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是客觀的，它在生產中所表現出來的物質產出量也是客觀的；生產力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它在生產實踐中得到發展，其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的主觀雖然可以反作用于客觀，但是這種反作用必須建立在正確認識客觀的基礎之上，并且還要用客觀的手段作用之，才能取得預期的作用效果。然而，在現實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國家的決策者不時表現出一種急于求成的心態，他們搞不清生產力和生產這兩個概念，把握不準時代客觀生產力水平的脈搏，從而對其作出不很準確的判斷，以至于導致在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革命上的政策失誤，使生產力的發展產生欲速不達的結果。回顧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我國高層對社會發展指導的失誤具體表現在大躍進初期的冒進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改革兩個時期。

從新中國成立到大躍進前期，由于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枷鎖被砸碎，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空前高漲，在短短7年時間，迅速完成國民經濟恢復，提前實現一五計劃，順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生產的恢復和經濟的暫時繁榮給黨和人民造成了錯覺，以為我們的生產力水平是高的，我們完全有理由在短時期內趕英超美。于是，就有了大躍進初期農村“大食堂”的盲動，也出現了只有主觀意義的“衛星”產量指標。但在事實上，我國的生產力水平與舊中國相比并無質的改觀，依然是落后的農業和微不足道的工業。特別是在農業生產方面，盡管糧食產量逐年攀升，但那是生產力得以解放并逐步發展的結果，是風調雨順自然條件作用的結果，農業的實際生產力水平仍是靠天吃飯的狀態：簡陋的農具，貧瘠的土地，原始的耕作方式，落后的種植技術，抗旱排澇設施全無，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極弱。在這種生產力水平下，大自然對人是無情的，1959至1961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給躍躍欲試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沉痛的一擊，糧食產量跌至建國以來最低點。而那種盲目的高產指標也在客觀上造成了一種對農業的多取少予，從而加劇了災害的危害程度。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在生產發展方面，并非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但也并非象某些人所謂的“大躍進運動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因為生產力是客觀的，它依然是當時社會階段的那種水平，由它決定的生產量也不會因為人的盲動、冒進或膽量增大而大幅度提高和降低。災害發生之初期，黨和政府就認識到了“大食堂”的失誤并很快予以糾正，災害過后，黨和政府更是吸取了經驗和教訓，采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使工農業生產及時得到了恢復，我國的生產力也從此走上了穩步健康發展的軌道。其中，農業生產力在 “農業學大寨”運動和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得到了顯著提升，從抗災能力、機械作業、生產技術、品種改良、化肥使用等方面越來越適應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生產關系的要求，呈現出了農業現代化的曙光。

也許是“窮”的緣故，也許是求富的迫切心情所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對建國后近30年的歷史進行了反思。但這種反思是浮躁的、非理性的，也是機械的、違反唯物辯證法的；這種反思只看到了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艱難困苦，卻沒有看到人民在艱難困苦中充滿自信和豪邁，更沒有看到艱難困苦的背后是國家的強大和崛起，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大廈的高聳云立。十一屆三中全會無視我國在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等各個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大國地位，單從消費資料生產不足和消費資料暫時貧乏的表面現象對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作出了不正確的判斷，認為過去那種貧窮的社會不是社會主義，認為中國之所以長期處于物質貧乏狀態，是因為社會生產力長期得不到發展并依然處于小農經濟時代，深層次原因在于超越時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一次又一次“左”的社會革命使我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因此，順應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必須對現有生產關系予以調整，以適應低生產力水平的要求。于是，以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在全國范圍內拉開了生產關系乃至上層建筑改革的帷幕。自然，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內，改革取得了預期的成就，但卻給中國帶來了必然的、深重的社會發展危機。

勿庸諱言，改革2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物質財富得以大幅度增加，不少國民豐衣足食并一步步邁向小康，但為這種富足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其背后是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的減緩和停滯，是與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水平和距離的重新拉大，是人民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前途的懷疑、失望乃至理想的破滅。前面提到，生產力和生產是兩個概念，雖然它們是相互關聯的，但生產和財富的增大卻并不是生產力發展本身。因此，經濟的繁榮和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決不意味著社會生產力的發達和國家的強盛。現在回過頭來再看歷史，基本可以明白這樣的道理：中國改革后經濟的繁榮并非是因為“單干調動了積極性，單干解放了生產力”，而是70年代末中國高水平的現實社會生產力迸發出來的力量，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80年代后國家在經濟政策上對工業和農業、積累和消費關系進行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調整所帶來的必然（但改革路線所進行的調整是形而上學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發展起來的生產力遺產，別說是調動了那點自私自利的積極性，縱然中國人都是機器人，沒日沒夜地干，也是不會有任何效果的；此外，也基本可以認定這樣一個事實：單干和私有制不僅沒有解放生產力，相反，卻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使中國強國夢的實現至少推遲了20年，甚至永遠失去了機會。比如，農業方面，農業生產在經過幾年的客觀生產力能量釋放之后，就達到了一定的極限，糧食產量已多年徘徊不前，而且由于大型農業機械的廢而無用，農田水利工程和農業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加之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的不適應，導致農業抗災能力和持續發展能力越來越弱，三農問題愈演愈烈，我國農業早在30年前就已出現的現代化曙光又被黑暗重新籠罩，變得遙遙無期；在工業、國防和科技領域，也許我國將要成為某些人夸耀的“世界工廠”，但這個“世界工廠”并非真正生產力發展意義上的國家富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我們自己有限的資源為別人做嫁衣裳。急功近利的改革導致了自我技術的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也導致了過去那種完整的、牢固的、自主的工業、國防、科技體系的逐步瓦解。20多年來，中國基礎骨干產業的生產力基本沒有發展，在世界技術領域，與美、日等國相比，我們早已大不如人，而至今引以自豪的依然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可以說，改革已經使中國從文革后期的世界先進國家淪為中進國家甚至后進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我們可能又要回到仰人鼻息的境地。更為可怕的是，改革到了今天，我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性質和方向也在發生逆轉，雖然以政權為中心的無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筑尚且牢固，但思想上層建筑已經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嚴重玷污，并日益動搖著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基礎；在生產關系方面，資本經濟一天天崛起，全民所有制經濟逐步淪喪，集體所有制經濟名存實亡，社會主義面臨窮途末路的危險。當然，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的生產力依然是要向前發展的，但由于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之間的不適應，其發展速度以及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力已經大打折扣。

大躍進的路線是正確的，大躍進初期的主觀主義做法是短暫的，并已在當時得到了及時的很好的糾正，而改革的錯誤路線卻延續了近30年遲遲不見回心轉意。人民實在不知道要改什么，革什么，不知道為什么要改以及要達到什么目的。如果確實如改革設計者所言“摸著石頭過河”，那么還不如不過的好，因為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為過河而過河，而且越來越多的社會發展跡象在告戒我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八、結束語

當代中國向何處去？相信智慧的中國人民最終會做出正確的選擇，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如果誠如黨章所說的那樣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應該按照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著力于構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先進文化體系，堅持并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并通過不斷的繼續革命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堅定不移地把建設繁榮富強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的任務推向前進。

（參考書目：略）2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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