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別塔
               ——論社會主義
               吳天準([email protected])
摘要
   本文將從四個方面闡述作者的社會主義觀：什么是社會主義？為什么要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往何處去？從馬克思主義的起點出發分析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全面發展個人的自由，即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并從政治哲學角度解釋了社會主義與個人、自由、民主等的關系，與資本主義制度在三個自由層次上作橫向比較，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論述如何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最后，分別探討了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命運和社會主義命運。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rify the personal socialism standpoint from four aspects,that is,what socialism is, why choose socialism, how to realize socialism and what the destiny of socialism is.And stand by the point of Marxism,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is the completely progress of individual liberty,including economic liberty,political liberty and ideaistic liberty.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individual,liberty and democracy is construed at the angl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We compare the socialism system with the capitalism system in the three liberty hiberachy, and discourse upon how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and the contruction to socialism.In the end, the respective destiny of the two systems is discussed.
關鍵字
   社會主義 個人自由 個人所有制 民主 社會主義本質 共和 憲政
Keyword
   Socialism  Individual liberty  Individual proprietary  Democracy  Essence of socialism  Republic  Constitutionalism
    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①，是對法國大革命理想的繼承和發揚。當然，還有一些有考古愛好者把社會主義的源頭指向古代東方甚至原始社會，限于作者理解能力，在此不予置評。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出現以來，經馬克思、恩格斯等人改造成“科學社會主義”，但還有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社會主義”流派。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開始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存在，而與打著各種“社會主義”招牌，與“社會主義”沾邊的政權也遍布六大洲，蔚為奇觀。可是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僅據英國學者格里菲斯在1924年出版的《什么是社會主義》統計，竟有260多種對“社會主義”的解釋，令人眼花繚亂。我們不禁要問：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這個題目太過宏大，作者學識非常有限，只能從最簡單的幾個方面來闡明自己的觀點：什么是社會主義？為什么要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往何處去？管窺之見，難免謬誤，敬請指教。

        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什么是社會主義
（一）正統意義的社會主義
    俄國、中國等國家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就獲得了社會主義的正統解釋權，而它們也一直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自居。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中，列寧用一個公式總結社會主義：“樂于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總和=社會主義”②。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③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盡管解釋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各有差異，但都堅持幾個共性：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取代物，消滅了剝削和階級，以公有制為基礎，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比資本主義優越，是更加優越的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作為一種政治思潮，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并列，并相互滲透，發展出社會民主主義、巴枯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民族社會主義等等流派來。根據正統的分類法，按照影響力可以分為9家，即大三家：共產黨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民黨的民主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政黨的社會主義；中三家：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小三家：封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
    作為政治主張和價值取向，在一般意義上，社會主義強調社會公正、經濟有序，保障社會底層人民的福利，主張倫理自由、人人生而平等；保守主義則強調效率優先，經濟自由放任，限制國家權力，倫理上強調道德約束；自由主義則強調個人自由不可侵犯，反對公共意志對個人的干預，無論是經濟上還是倫理上。
（二）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
    在上百種大相徑庭的“社會主義”定義中，什么才是正確的？什么才觸及了社會主義的靈魂？在“亂花漸欲迷人眼”中，我們有必要順藤摸瓜回溯到社會主義的根源。無可置疑的是，自從馬克思把“社會主義”提升為科學理論后，上百年來，無數流派各取所需，對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進行了解釋和改造，使得這個體系越來越復雜，越來越艱深而且不乏自相矛盾之處，好比把一個百年老店裝葺一新，插上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然后兜售自己的貨色。因此，任何一個有鑒別力的人都不要輕易上當，還是讓我們回到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聽聽西方評選的“千年思想家”是怎么說的。
（1）社會主義與個人自由
    就像《資本論》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是從構成經濟形態的最小單位——商品開始，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從社會的最小單位——個人著手的。與自由主義者把人看作是抱著“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不放的經濟動物不同，馬克思一開始就把人看作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現實的人，指出人的社會意義和終極目的。在方法論上，馬克思把具體的人抽象化，分析規律和本質，在思辨基礎上達到具體化，完成對人性的還原。他在第一次全面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④，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都是以個人為前提的，生產力是“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的一種社會力量”⑤，而與生產力相聯系的“社會關系的含義是指許多個人的合作”⑥,“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⑦。因此，個人“在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⑧。薩特曾經批評馬克思學說中有一個人學的“空場”，至少馬克思在這里描述的歷史舞臺上空無一人。可事實上，這個舞臺全是具體的“個人”搭起來的，登上歷史舞臺的全是被抽象了的人。
    自由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馬克思主義一切理論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在他看來，個性自由首先是人類的一種社會生存狀態，既不是父母給的（“生而自由”），也不是上帝給的（“天賦人權”）。歷史上的各種交往形式即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社會制度等等都是圍繞 “個體自主活動”建構的，歷史的進步可以用“個體自主活動”的發展程度來衡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個體的自主活動”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運行機制，個體的自主活動正朝著解決這一矛盾的方向發展。比起抽象的“經濟人自由”，馬克思不僅超越了，而且是以揚棄的形式包涵了自由主義的個人優先原則。
    在價值觀上，個人的自由具有最高的價值，人性的全面、自由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的歷史進步性和合理性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個性自由觀來批判和代替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經濟的自由是個人自由的物質保證，而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個人自由的高級層次。個人的自由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命題，正如馬爾庫賽所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新型的個人主義。可奇怪的是，在官方意識形態中，“人權”、“自由”幾乎與馬克思主義等字眼絕緣，含有微妙的貶義色彩。我們從來只聽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可從沒聽說提倡“無產階級自由化”，對于“人權高于主權”的論調一律斥為霸權主義的陰謀。在“個人”與“集體”這對古老的對立命題中，集體壓倒了個人。
    為了實現人性的全面、自由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設計了共產主義社會，作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被理論化，系統化，從一種思潮、一種信仰成為了一種科學。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⑨。那么，怎么實現這一點呢？首要條件是實現經濟的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了人類社會形態和結構后，得出和盧梭一樣的結論：社會的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占有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和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導致并加劇經濟自由的淪失。自由是相對的，私有制保證了個人有“合法”占有別人財產的自由，也保證了有私有財產被他人“合法”占有的自由。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給出了解決辦法，即拋棄私有制，重建個人所有制。“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⑩，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經濟自由。
    這里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馬克思的著作中，從未提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要實行“公有制”，相反，不斷提到個人所有制，如“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經過馬克思首肯，恩格斯曾經給個人所有制做過如下注釋：“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包括產品即消費品。”⑾。這種說法的權威性也得到了列寧的認可。
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個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消費資料私人所有的社會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說，個人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和消費品的所有權，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公有的，或說是屬于“勞動共同體”的。“許多生產工具應當受每一個個人支配，而財產則受所有的個人支配。”
    “聯合”是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沒有個體的自由當然也就沒有自由人聯合體。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到，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傳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把社會、集體(聯合)認作公有制的基礎，并把這種公有制的高度發展認作共產主義的實現，完全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誤釋。近些年來中國的改革糾正了這種錯誤的認識，朝正確方向邁出了一步。
（2）社會主義與民主
    那么，社會主義如何保證政治的自由？這里先要說說民主與自由的關系。嚴復把穆勒的名著《論自由》翻譯成《群己權界論》，立意深遠，第一次明確了自由和民主的界限：自由屬于己界，即私人領域；民主屬于群界，即公共領域。自由和民主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樣是一對孿生子，一旦有了自由就有民主，反之亦然。很奇怪的是，自由和民主在某種意義上卻是一對矛盾，民主是基于公共權力的平等，而自由是基于私有財產的不平等。在歷史上，自由主義者有過反民主的傾向，認為平等的公共權力侵犯了私人的自由，而民粹主義者也常常蔑視個人自由，結果造成假民主大行其道。這不得不令我們反思康德（Kant）關于理性的四組二律背反之一：人是自由（自我意識）的，同時，人面對著必然（自在意識，譬如平等）。自由和民主的關系也反映了個人與集體的矛盾，這種矛盾體現在群界和己界之間模糊不清，存在灰色地帶。
    在馬克思看來，自由是第一性的，民主是第二性的。民主具有階級性，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隨著國家的滅亡而滅亡，一個階級的民主可以是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民主的目的是使得個人聯合體（階級）的自由最大化。民主為自由服務，這一點和自由主義的觀點是一致的。但是，這并不說明民主的價值低于自由，相反，民主可以視為是積極自由，是個人自由的公共表達和政治領域的最大公約數，個人聯合體（集體）有權力有必要適當約束個人自由；而個人自由是一種消極自由，處于防御地位，強調個人權利不受公共意志的侵犯。
    在個人所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為了徹底保障個人政治自由，應該實行“民主為體，自由為用”，也就是在積極自由的基礎上充分保護消極自由，而不是自由主義者主張的“消極自由的積極表達”。這是因為，生產資料的公有是公共意志一致性的經濟基礎，消費資料的私人所有是公共意見多樣化的經濟基礎，哪個更為根本，一目了然。這種社會主義民主重視權力的合法性，繼承了盧梭的思想，即人民意志取代上帝成為了至高無上的意志，集體自由之上才有真正的個人自由。但是，這種一致性的最高意志仍然需要多樣性的個人意志的約束，否則就會成為真正的上帝，可以隨心所欲地剝奪個人自由，這正是現實中社會主義國家不斷犯下的錯誤。
（3）社會主義的本質
    社會主義如何保障人的思想自由？要說清這一點，必須從人的“異化”說起。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異化的概念，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成熟的標志。“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勞動對工人來說成為了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于他的本質的東西。”為什么勞動產生了異化？在人與自然的斗爭（生產力）中，人用勞動創造物質財富，但也因為勞動產生了異己的力量，人成了物化的人；在人與人的斗爭（生產關系）中，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創立了社會契約，建立了階級、國家、法律等等上層建筑，卻淪為了它們的奴隸。馬克思從“自由”的核心價值出發，對此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他早期用“異化”來表述這種人類的生存狀態，用人性的復歸來表達完整的個人的形成；以后則從現實的個人出發，用物質生產的歷史作用即將人類社會的發展視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說明完整的個人的形成的社會物質前提。在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基礎上，在極大滿足人的合理的自然需要的同時，把“歷史形成的需要”的追求作為完整的個人的社會生存狀態。
    馬克思對市場持有深深的懷疑。市場經濟極大地張揚了人性，一方面充分發揮了個人創造性，另一方面崇尚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殘酷的競爭扭曲了人性，用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話說就是“人對人是狼”。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賽對此有精彩的論述，在其名著《單向度的人》中，深刻反思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指出“當代工業社會是一種新型的集權主義社會，因為他成功地壓制了這個社會中人們內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從而使這個社會成為單向度社會，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是這種病態社會的根源，而市場經濟則把這種病態推向極致，導致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等的泛濫成災，不可收拾，監獄、教堂、收容所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思想危機的。
    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要實現的是“完整的個人”，“雙面”的人。在經濟上物質極大豐富，消滅異己物，勞動不再是謀生行為，而是一種自覺的享受，是維持全面發展的必需。在思想上，這樣的人具有真正健全的人格，實現了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擁有肯定自我和否定自我的力量，達到七十歲的孔夫子“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因此，作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塑造全面的新人。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消除異化（思想自由），實現人與人的和諧（政治自由），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自由）。消除異化就是要改變人對異己力量（經濟關系、社會關系）的附屬地位，人獲得獨立的人格地位，自覺、全面地發展，從對物質生活的迷戀、追逐轉向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最終成為盧梭所描繪的“道德共和國”的公民。實現人與人的和諧就是要消滅階級，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以社會契約形式建立公正、平等、協調的自由人聯合體，人人都能在公共事務維護自己和他人利益。所謂的人與自然的和諧，是經濟運行有序且理性，以滿足共同體成員自由發展的需要為量度的勞動創造，實現可持續發展，而不是對自然資源掠奪式的開發。
    這三個方面構成了完整的社會主義，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優先發展生產力，然而這與發展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并不矛盾，只存在孰輕孰重，而不存在疏多孰少的問題。可是，在實踐中，社會主義被簡化成千方百計地加速生產力，政治和思想自由被擱置起來，理由是：條件不成熟。我們批評資本主義走錯了方向，結果我們發展得越快，就有可能偏離預設的方向，走得比資本主義更遠。在東歐和蘇聯，初期的經濟一支獨秀后很快陷入了深刻的社會矛盾，經濟也只能在泥潭中低速匍匐前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庸俗的生產力決定論造成的后果。
    在90年代初的中國，根據時代的需要先后把東歐的劇變，蘇聯解體歸結為和平演變、姓資姓社、激進改革、官僚腐敗等等問題。但在我看來，是偽社會主義葬送了真社會主義。由于長期以來，正統馬克思主義一直宣稱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在于能創造更高的生產力，更快的發展速度，生產關系更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給民眾這樣的印象：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發展更快，生活更富裕，口袋里更有錢，否則社會主義就喪失優越性，就是失敗。片面的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危險的。蘇聯就是很好的例子。與中國不同，蘇聯幾乎自始自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30年代超高速建設工業化，50年代重建家園，60年代超英趕美，70年代全面發展軍事工業，即便在80年代開始政治改革，為使經濟振興，連整個上層建筑都不惜拆毀重建。其實蘇聯和東歐的生產力水平已經很高了，國民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不存在大規模失業導致社會動蕩，那么為什么還失去政權呢？正是因為忽視了政治自由、思想自由，最終導致最重視的經濟自由失去意義。

            二、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為什么要社會主義

（一）兩種制度經濟自由的比較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中國、越南相繼實行市場經濟，全球化已經把全世界納入了資本市場。資本的社會化并沒有改變私有制性質，反而導致財富的分配更為失衡。這種貧富差距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尤其明顯。三個世界的劃分已經類似于階級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統治其實是在一個國家統治的投影。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擴張和侵略日益加劇，資本無孔不入，在全球無休無止地追逐利潤。全球的經濟分工不平等，世界分化成原材料出口國、廉價勞動力制造工廠和高新產品研發國，處于這種世界體系金字塔底層的國家為了翻身，不得不加緊為塔尖的國家服務，加大對其依賴性，受剝削越多，差距越大，導致依賴性越高，陷入惡性循環。
    但是，用金字塔來解釋世界經濟體系遠遠不夠了。恐怖主義、亞洲金融危機、拉美金融風暴已經證明，現在的世界已經不允許“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第三世界的苦難也是對發達國家的懲罰。國際經濟的舊秩序對窮國不合理，而新秩序又必然由富國主導，那么誰會是這場全球化游戲最后的贏家？還是全是輸家？
    資本主義仍然無法擺脫固有的經濟危機。人們曾以為以知識經濟可以跳出經濟衰退的周期，最終美好的愿望還是隨納斯達克指數的狂跌化為泡影。經濟衰退已經擴散為全球性的蕭條，從根本上講，是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與有限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矛盾，來自于私有制本身。這種經濟危機，不僅是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也是對自然資源的極大浪費。世界能源形勢緊張，環境惡化，生存質量下降，建設自然的速度遠遠趕不上破壞自然的速度。人們開始意識到，環境問題已經嚴重制約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幾個世紀以來對地球肆無忌憚的掠奪最終危害了人類本身。“對于我們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在嚴峻的現實面前，用悲觀的“人性本惡”來做道德反思，用樂觀的“團結起來，人定勝天”來安慰自己都是蒼白無力的。即便是“無所不能”的科學，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開發新的資源，也帶來對環境的新的破壞；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護自然，減少污染，對資源進行充分利用和循環再生。然而即便科學是百利而無一害，地球也只有一個，資源總是有限的，人類必須學會克制自己的野心和貪欲。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人們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發達國家把環境危機轉嫁給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為了改變現狀必須加快發展，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導致了環境的進一步惡化。而資本在全球游蕩，只要有利潤，就敢于煽動任何惡行，包括軍火交易、殖民統治、政變、暴動、掠奪式開發。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正如洪水，永無止境地擴張。不管用什么方法圍堵壓制，總會找到機會噴涌而出的。正如大禹治水，唯一的辦法就是從根本上疏導，從總體上規劃，經濟才能理智、有序地運行，消除生產力的盲目擴張，最終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可持續發展。
（二）兩種制度政治自由的比較
    在政治上，民主、自由這些西方人引以為豪的核心價值正在貶值，按照這些價值觀構造的成熟政治體系受著金錢、權力的侵襲而發生變質，已經與當初滿懷熱情的啟蒙學家們的宏偉藍圖相去甚遠。公眾政治熱情的淡漠和對于官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已經危害了民主政體的活力。從根本上來說，這是自由與民主序列顛倒的結果。一旦私域（Private Domain）的個人自由優先于公域的民主，就會發現這種零散的個人利益作為構建公共事務大廈的基石是很脆弱的，不可靠的，必須靠強有力的粘結劑和高超的建筑、施工技術來保證穩定。這種粘結劑必須是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共同信仰和價值觀，這種高超的建筑藝術是巧妙協調各方利益的社會契約。新古典自由主義把政府和人民的關系解釋成“交易成本論”，當維護自己的利益成本過高時，“理性的經濟人”就會“自愿”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利，或者交付給利益集團、議員等代理人，或者直接以服從來換取政府提供的個人安全和公共福利。顯然，這里的“自愿”是被動的，這里的“民主”是消極的。而且，這種妥協不一定能獲得利益的最大化。經濟學上著名的“囚徒困境悖論”也證明了，如果社會成員之間對公共利益缺乏一致的認同，而僅僅按照自身的利益化最大化原則去選擇，最后所產生的結果，對每一個人來說未必是最理性和最佳的選擇。不認識到這一點，如何解釋希特勒憑借強大的民意和自由的選舉爬上元首的寶座？
    西方的政治冷漠從根源上講就是這種消極自由的積極表達，很容易變成大多數公民的政治自由被少數精英階層和技術官僚所占有和掌控。在美國，投票率之低是不爭的事實，資金籌集得最多、僅贏得25%的選民支持的黨派通常就可獲勝。精英的議員和技術官僚們把持了國家的全部權力，大財團才是國家的主人，金錢鋪就白宮路。政治淪為個人或利益集團間的爭執、較量與野心搏斗。這種“精英治國”和“專家治國”雖然表面上維持了民主政體，也因“人民的同意”具有初期的合法性，但缺乏漢娜?阿倫特（Hannanh Arendt）所說的“持續的同意（ever-renewed consent）”，容易背叛他們的選民，倒向財大氣粗的利益集團的懷抱。
    社會主義的民主體制則可以從根本上克服了這點。公有制基礎上的民主能夠表達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能凝聚強大的公共民意，積極自由足以支撐起堅固的公共事務管理體系。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關心個人利益就必須積極投身到公共事務中，精英主義在這里是不起作用的。雖然隨著網絡社會的全面到來，“電子投票（electronic balloting）”有可能造就一個全民直接民主的新時代，但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古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制還是不可能全面實現的，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選擇了代議制民主，即間接民主。那么，怎么保證人民的意志得到貫徹，給予代表的權力不會被買賣？按照盧梭的觀點，上帝死了，人民意志高于一切。但在羅爾斯（John Rawls）看來，在上帝死了以后的凡俗時代，即使人民的意志取代上帝成為了至高無上的意志，這一意志依然是要受到約束的。那么這種意志如何約束？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第一次把政治參與的兩種模式——公職人員的選舉與公共意見的表達——區別開來。在公職人員的選舉上，可以承認并樂于接受自由主義民主的代議制度，實行間接民主；但在公共意見的表達上，公眾是不能被替代、被代表的，必須繼承古希臘和盧梭的傳統，通過公共領域的自由討論，實現“在場的”的直接民主。
    這種區分實質上是界定了眾意和公意兩個概念。眾意是私意之和，公意是私意之差，公意是所有私意中共同的、重疊的或交叉的那部分。羅爾斯后來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論述的“重疊共識”，與盧梭的公意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盧梭通過對眾意和公意這兩個概念的分梳，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區分：從私意到眾意和從私意到公意，是兩條不同的路徑，前者發生在私人領域，后者屬于公共領域。前者以從下到上的方式影響公意，即限制民主對私域的侵犯，后者以從上到下的方式限制眾意，即規定了自由的界限。民主和自由就以這種方式對立統一起來。
（三）兩種制度思想自由的比較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歐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而美國則是反戰和爭取人權呼聲高漲。屬于“嬰兒潮一代”的青年人以叛逆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長發披肩，穿著印有“切?格瓦拉”頭像的迷彩服走上游行街頭，走進燈光昏暗的酒吧。他們高呼“解放”，喚來后現代主義的幽靈，徹底顛覆了父輩的價值觀。西方社會的種種病態，人性的扭曲統統暴露在陽光下。他們蔑視父輩的虛偽，厭倦社會的冷漠，不是在信仰真空中逐漸麻木，就只能呼吸帶有汽油味的城市空氣。他們可以摘下社會虛偽的面具，卻沒有能力改變被扭曲的面容。于是后現代主義就造成了奇怪的現象：普適的價值觀被顛覆，卻沒有新的價值觀來取代；丑惡不需要蒙上面具，反而因真實獲得認可。后現代主義在解構一個極端時走上了另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的精神危機并沒有消失反而有加劇的傾向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試圖用古老的宗教來挽住核心價值的淪失，但在物欲橫流的花花世界的致命誘惑前，彼岸世界的榮耀和永生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不僅基本價值觀在淪失，人民的思想也在被控制，政治觀念正在源源不斷地灌輸入人民的腦袋。在發達國家，鋪天蓋地的輿論使人喪失了思考的能力，謊言重復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媒體擁有呼風喚雨的力量，它們可以侵犯個人隱私，根據大股東的需要影響民意，可以打著“絕對客觀和中立”的招牌兜售某個利益集團的觀點。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但很難說是思想自由。西方意識形態非常濃厚，擅長把社會主義、伊斯蘭社會、東方文明等異己價值觀妖魔化。西方的傲慢與偏見頑固得幾乎不可動搖，看看最近“TIME”、“NEW YORK TIMES”對中國SARS情況的報道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民眾們天天都在享受著什么樣的“新聞自由”和“事實真相”。
    上帝的歸上帝，魔鬼的歸魔鬼。那么，人間還能剩下什么？西方社會的精神危機潛伏在有學識、有教養、講文明的紳士淑女中。也許，原始人更有思想的自由。
    這種思想危機是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雙重作用的產物，也只能通過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解決。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只有批判地繼承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的一切優秀成果來發展自己，才能超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應當全面保證思想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極為重要的一點是，不僅要有擁護政府的自由，也有反對政府的自由，否則只是偽自由。馬克思曾經用動人的筆觸表達對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珍視：“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⑿。恩格斯也指出，“沒有出版自由，結社權和集會權，就不可能有工人運動”⒀。“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⒁。
    新聞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前提，沒有新聞自由，必然導致“萬馬齊喑”。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種形式制約著另一種形式，正象身體的這一部制約著另一部分一樣。只要某一種自由成總問題，那么，整個自由都成問題。”⒂
可惜革命思想家們的理論全然被實踐家們拋在腦后。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無一例外實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這種備受指摘、不得人心的制度究其根源，斯大林必須負有很大責任。在十月革命初期異常嚴峻的形勢下，列寧曾嚴格審查新聞出版，這是必要的，因為關系到革命的生死存亡。但斯大林掌權后，不僅沒有松綁，反而把所有報紙“組織化”，只準報道“正確的新聞”和“上級的指示”，完全剝奪了公民最可貴的自由權利。而東歐、中國等照搬蘇聯經驗，于是新聞審查便成了社會主義的毒瘤，不僅成效可疑，而且對社會主義陣營內外都產生了惡劣的影響。直到最近，被綁架了幾十年的“新聞自由”才有松綁的跡象。在第三部分還將對這方面內容進行論述。雖然道路曲折，但是，新聞自由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第五媒體的迅速崛起已經讓我們看到了曙光在不遠的前方！思想自由的閃光將照亮人類前行的道路！
  
                 三、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如何實現社會主義

    自從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學社會主義”以來，便因其理論的科學嚴密、強烈的批判性、社會理想的巨大號召力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迅速成為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思潮的主流。但是，一種理論要成為現實，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我贊同朱學勤的觀點：“一種思潮進入某一國家，贏得這一國激進分子的信仰，并且演變成某種政治力量這是一回事；這一思潮及其政治力量能否奪得這一國家的政權，這又是一回事。兩者之間不能任意劃等號。”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和建設，決不是“某某主義必然勝利”這種庸俗史觀的實證和結果。我更傾向于是實踐對于理論的證偽：社會主義實踐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檢驗，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理論才能糾正錯誤，繼續發展。
（一）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見到社會主義的實現。在他們的預測中，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必須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之上，以暴力手段獲得。消滅私有制，實現按勞分配。而且，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全球特性，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也將是全球性的。“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⒃。按照這種構想，第一國際也是全球性的政黨組織，統一指揮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但隨著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各國工人運動日趨復雜和龐大，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已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后來建立的第二國際只是各國政黨的聯盟和較為松散的組織。這說明了馬克思當年的論斷已經不符合實際了。
    恩格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不否認社會主義有可能在不發達國家首先實現。“被我們挽救而沒有真正轉變為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變革的現實也就會愈迅速和愈容易。我們無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后果到處都以極端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等到最后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后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的時候，才來實現這個變革。”⒄
    但是明確提出“一國勝利論”的是列寧。他敏銳地覺察到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在考察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后，列寧于1915年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指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⒅
    但是這樣“早產”的社會主義能不能存活？跟馬克思基于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又有什么不同？針對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詰問，列寧回答得很堅決，也很巧妙：“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以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⒆。這種思想不僅指導了十月革命，而且指導了后來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和建設。毛澤東的看法與之完全一致。“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生產道路。”⒇
    對于生產力發達的西歐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早期都主張用暴力革命。在二十世紀中葉，私人生產的無計劃性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使經濟危機頻頻爆發，經濟危機必然導致政治危機。為解決這些國家的經濟政治，通過武裝斗爭實現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徹底的解決辦法。只要這種情況維持下去，革命的條件成熟，社會主義是有可能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的。但馬克思不是暴力革命狂，也不是教條主義者。1872年他在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說中就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他們如果不愿意像輕視和摒棄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樣，永遠失去自己在塵世的天國，就應該推翻維護舊制度的舊政治。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21]。晚年的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也提出了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借以進行斗爭的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里比較仔細地加以探討。”[22]。對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資產階級統治的成熟，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不斷調整，“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23]
（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1）理論篇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了社會三形態論——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的社會、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社會、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人們一般以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同這三種社會形態相對應。社會主義社會顯然屬于商品經濟社會。但在很長的時間內，社會主義國家對自由流通的商品經濟懷有戒心，認為是“資本主義尾巴”，無一例外地實行計劃經濟，嚴格控制商品流動。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在1978年以前實行的算不上計劃經濟，而是命令經濟，很不科學。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是：強調物質基礎、技術水平，現實地制訂經濟發展指標，依靠官僚階層和技術人員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完成經濟計劃，以及有限的經濟改革，承認個人物質利益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等等。在生產規模不大，社會化生產不發達的情況下，這種計劃體制對于國民經濟協調、有序、快速發展是有效的，但經濟活動是復雜多變的，再科學精致的計劃也往往跟不上供需關系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看到了這一點，但采取了不同的解決辦法。東歐和蘇聯仍堅持計劃體制，但手段較為靈活起來，允許部分的商品自由流通；而中國和古巴卻采用了激進的全民動員，否定個人的物質利益，試圖靠“共產主義精神”來“抓革命，促生產”，例如中國的“大煉鋼鐵”、“大躍進”，古巴的“革命攻勢”和“一千噸糖計劃”。
    事實證明這兩種辦法都失敗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但這種公有不意味著不能買賣，因為公有制本質上是個人所有制的自愿聯合而已，必須充分尊重個人和小集體的經濟利益。資本不流通就不是資本，就不能優化配置，實行效益的最大化。而在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效率方面，沒有什么做得比市場更好。市場的無序和混亂可以通過宏觀調控和經濟杠桿加以引導。公有制基礎上的國家調控將比凱恩斯理論指導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樣措施更為根本和有效。中國和越南的經濟體制變革已經初步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兩國的改革都出現了貧富分化加劇的嚴重問題，這是經濟轉型期中效率和公正沒有處理好必然的陣痛。由于缺乏監督和透明度，所有權轉換黑箱操作導致國有資產大量被侵吞。龐大的失業人群已經成了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建立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刻不容緩。
    在政治上，必須堅定不移地推行民主化，還政于民。積極自由基礎上的消極自由意味著“民主為體，自由為用”，意味著實行共和體制下的憲政。共和的根本原則是天下為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物，國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共和理想由來已久，如希臘各個城邦共和國，羅馬共和國，中國周朝周公、召公共同執政的“共和之治”（《史記?周本紀》）。與現代共和政體不同，古典共和主義建立在至善論的美德觀基礎之上，如盧梭設想的“道德共和國”；自由的共和傳統則更強調制度與制衡的作用，用憲政與民主來混合共和，靠用選舉方式產生統治。共和與民主具有天然的聯系。共和是所有人的公權，關心全部公民的福利；民主是多數人的私權，表達多數人的意見。但是純粹的共和理想在現代國家實行起來很不容易，因為缺乏有效的制度規范，容易淪為文革式的“大鳴大放”，“全民自由”，導致個人的悲劇。無怪漢密爾頓（Hamilton）斷言，即使每個公民都是蘇格拉底（Socrate），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純粹的民主也是可怕的，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人民有可能施行多數派的暴政。因此，現代共和必須是共和與民主的混和體，其制度化的體現就是憲政。
    任何符合憲政精神的憲法都包含了對于公域和私域的界定和保護內容：一部分是對于公民權力的保護，一部分是公共權力如何行使的程序。憲政體制在倫理上持善惡二元論，在公共事務上對人性尤其是政治家的本性悲觀，在私人領域對人性表現樂觀，鼓勵公民通過各種權利進行自我完善。憲政的前提是國家和社會的分離，即“小政府”和“大市場”的相對獨立。憲政意味著法治，法律是最高的準繩，是人民意志的體現，也約束著人民意志。在中國，“以法治國”已經寫入了黨綱，憲政的建設將把中國帶入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新時期。近期央視的《走向共和》就被視為為憲政鳴鑼開道，凝聚共識。
    社會主義必須批判地繼承人類有全部優秀成果，尤其是資本主義豐富的精神文明和思想成果。具體而言，社會主義必須開放所有的思想禁區，把思想、輿論和法律、政治行為嚴格區分開。思想無罪，爭鳴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對謊言的恐懼將扼殺真理；不是向全體人民灌輸“正確的理論”和“實踐證明的真理”，而是要教會人民思考、分析、選擇；在現階段，應該有一種指導思想，即馬克思主義，否則很可能在內憂外患中否定社會主義本身；不斷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
    作為思想自由的根本，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必須盡快落實，尤其是要放松對傳統媒體的控制，解除對新媒體的封鎖。資本主義不害怕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為什么社會主義就如此害怕“精神污染”，必須要“統一思想”？要知道思想是無法統一的，否則就是僵化，就是愚民。既然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一小撮頑固分子”再怎么興風作浪也注定要失敗，“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社會主義就應該有全面的思想自由。也只有思想自由，才能避免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毛澤東式的文革悲劇再次上演，蘇聯和東歐也決不至于迅速垮臺。
（2）實踐篇
    馬克思晚年把注意力轉向東方國家，尤其是俄國農村公社和中國為代表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構想，即“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4]。后來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里給出進一步的論述，強調“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及與之俱來的以公共管理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俄國公社上升到同樣的發展階段所必需的先決條件”，“這不僅適用于俄國，而且適用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也就是說，跨越卡夫丁峽谷有兩個條件：一是要以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作為先決條件，而是要充分吸取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對第一個條件所作的回答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并不是先決條件，但作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最寶貴的成果——馬克思主義的正確運用才是先決條件。
    那么，當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是不是已經跨越了卡夫丁峽谷？十月革命后面對嚴峻的形勢，列寧實行“戰時共產主義”體制，采用產品分配代替貿易甚至取消商品貨幣等措施，試圖從商品經濟形態走向產品經濟形態。但他很快就對“戰時共產主義”體制進行了徹底的反思，意識到跨越卡夫丁峽谷不等于就走到了社會主義，當前的社會主義還是不成熟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接著列寧進行了“新經濟政策”的探索，強調必須考慮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重視商品貨幣關系的作用。同時作為對恩格斯提出的跨越峽谷第二個條件的回答，列寧提出了文章開頭提到的“蘇維埃+電氣化”的著名公式。可不久后，斯大林拋棄了新經濟政策，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大搞工業化，以對農民的壓榨獲取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蘇聯由落后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相比之下，資本主義陷入深刻的世界性危機中，于是勝利沖昏了蘇聯領導們的頭腦，斯大林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成”，并在百廢待興的1946年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一國建成共產主義，赫魯曉夫也不含糊，提出要在1980年建成共產主義——后來被嘲笑為“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后來的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宣布蘇聯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在中國，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目的也是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種現在看來非常可笑的“現代空想社會主義”在當時卻被無數人信仰，釀成了無數悲劇。
    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套用了斯大林模式，建立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排斥商品經濟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斯大林時期曾經盛極一時，也創造了輝煌，雖然斯大林的暴政被被赫魯曉夫清算，但斯大林體制卻基本原封不動地一代代傳承下去。南斯拉夫的鐵托在全盤接受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在私營經濟，商品流通和與資本主義國家交往方面作了一些修整，南斯拉夫就被打成了“修正主義”，并被從社會主義陣營中除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蘇大論戰爆發，蘇聯很快也被中國送了頂“修正主義”的帽子，從此兩國交惡。這促使中國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不過卻是一條比蘇聯更激進的道路，開始了“意識形態掛帥”，“階級斗爭為綱”的動蕩不堪的六七十年代。文革結束后，中國痛定思痛，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來。歷史總是螺旋形地上升，不斷地否定自身，又不斷地進行否定之否定。就像自由主義者必須不斷地返回到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命題一樣，社會主義也必須不斷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起點來，通過再意識形態化實行價值的回歸。二十多年前，對社會主義的探討產生了鄧小平理論；二十多年后，中國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對“社會主義何去何從”的回答又造就了“三個代表”思想。可見理論的創新和實踐的批判是同等重要的。
    中國的改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大致上以90年代為界。前一階段的改革重點在農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逐步發展商品經濟，政治體制上主要是對原有高度集權體系的恢復和改良，思想上對文革進行深刻的反思，總結建國以來成百得失。思想的解放造就了相當繁榮的文藝和理論豐收，國外各種思潮在國內廣泛傳播，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獲得廣泛認同。后一階段改革重點轉向城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的改革則遲遲到最近（十六大）才發軔，這顯然是八九年政治風波的后遺癥。政治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造成了經濟轉型期的很多社會問題。由于缺乏權力制衡與監督，貪污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公民權利受到制度的壓制和官僚的摧殘。在思想自由上，無庸諱言受到很多限制，有很多思想禁區，總體氣氛沉悶。學者們埋頭書案，學術重于思想，有點像乾嘉時期的學者。直到十六大后，“憲政”和“法治”給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帶來了希望的曙光，基層民主初露端倪，思想界又活躍起來，有可能興起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與中國謹慎卻持久、富于創新的改革相比，蘇聯就顯得死氣沉沉，改革很是草率。蘇聯高度集權的模式在斯大林晚期開始僵化，赫魯曉夫不得不進行改革，實行集體領導，加大對農業的重視，蘇聯開始“解凍”時期。這一段時期的改革雖然粗糙，卻是難能可貴的，中國“三年困難時期”中劉少奇的經濟政策有不少是仿效赫魯曉夫的。勃列日涅夫坐享赫魯曉夫的改革成果，幾十年里“蕭規曹隨”，有過幾次短暫的改革，但成效不大。耽于石油出口帶來的暫時經濟繁榮，歌舞升平，官僚主義盛行，營私舞弊、貪污腐敗現象橫行無忌，政治體系越發僵化。安德羅波夫很有改革思想，從整頓紀律和社會秩序入手，提高勞動生產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蘇聯還處在社會主義的起點，這對于社會主義是個重大的突破。可惜只執政了15個月就因病去世。接替他的契爾年科也是老弱多病，僅掌權11個月就死了，根本無法推動改革。到了戈爾巴喬夫，已經積重難返。3年的經濟改革不見起色，于是拋在一邊，進行暴風驟雨式的政治改革，不惜把蘇共的執政黨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賭注，結果亡黨亡國，終結了一個時代，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無可估量的破壞。
    中東歐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也走上了一條風雨不歸路。在蘇聯的強力控制下，東歐各國都發展了高度集權、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體系，數學和最優化科學支撐起來的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只有鐵托1948年挑戰斯大林的權威，“以略有不同的形式發展社會主義”。隨著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匈牙利“波茲南”事件發生，東歐國家的改革浪潮才開始了。50年代波蘭哥穆爾卡開始探索“波蘭式社會主義道路”拉開了改革的序幕，到了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達到高潮，但隨即被蘇聯伙同波、匈、保、東德用槍炮鎮壓了，但是杜布切克領導捷克人民寫下的光輝一頁卻永遠載入了社會主義的史冊。這個時期東歐國家的改革有許多共同點，內容也大致相同：各國一方面加緊調整經濟結構，把農業和輕工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并強調發展能源和原料等基礎工業；另一方面，各國先后對經濟體制進行更深入地改革，更多地采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以便提高經濟效益，解決面臨的經濟問題和困難。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格之春提出了政治自由的口號，要建設“具有人道主義面孔的社會主義”，積極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沖擊了蘇聯高度集權的政體，這正是被坦克扼殺的主要原因，而蘇聯短暫的改革努力也因此同歸于盡。這對于社會主義是一種真正的悲劇，偽社會主義扼殺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萌芽。此后東歐和蘇聯的改革一起歸于沉默，直到八十年代初，雖然有匈牙利的改革在1968～1972年間形成高潮，但之后陷入了困境。從1981～1989年，各國陸續實行了一些經濟體制改革，改變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改革使得經濟有了明顯的增長，但長期以來實行高度集權的蘇聯模式導致的政治危機卻在各種因素下開始暴露并激化。波蘭在1970年和1980年發生了第二、三次危機，經濟動蕩導致政治危機。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乘機迅速崛起，最后迫使波蘭統一工人黨實行多黨制和自由選舉，奪取波蘭政權，蘇聯卻袖手旁觀。波蘭易幟后，東歐很快發生了多米諾骨牌般的劇變，各國共產黨改組成社會黨，柏林墻倒塌，緊接著就是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半壁江山從此淪陷。
    回顧社會主義走過的風風雨雨，我們可以簡要地總結幾條經驗和教訓：
    （1）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社會主義原則
    （2）必須處理好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的關系，不同時期不同國家應有不同的側重
    （3）必須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更高地舉起思想自由的旗幟。生產力水平和國情不是剝奪公民自由的借口。思想的自由才是對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強有力的保證。
    （4）改革必須有原則、有計劃，不能冒進，也反對保守。

                    四、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社會主義往何處去
（一）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命運
    在當下，全球化已經成了一種時代潮流，雖然反全球化運動同樣轟轟烈烈，但不足以阻止資本向全世界的擴散。跨國公司、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性分工等等都是其表現形式。全球化無疑是雙刃劍，對發達國家而言，資本主義獲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巨額利潤通過跨國公司源源不斷流入本國形成新一輪的資本，但是也把先進的生產力、生產關系輸送到發展中國家，客觀上為自己造就了競爭對手，有可能使本國經濟空心化，失業率上升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對發展中國家，不請自來或是受了邀請的狼必定會叼走幾只自家產的小羊，但根據達爾文進化論，也會使剩下的羊更為強壯善跑。所以對于每個國家，都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但從長遠來看，全球化將是資本主義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拯救它的稻草，而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預見了全球化的到來，只是還沒有使用這一詞匯而已。在《共產黨宣言》里面，他們寫道：“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5]資本的全球化意味著一國資本主義體系已經無法容納發達的生產力，只能聯合起來，把矛盾轉嫁給第三世界，必然激發南北矛盾、國際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的矛盾、國內的階級矛盾，在資本主義全球鏈的薄弱環節有可能導致某種形式的革命。事實上，當今相當多的第三世界國家選擇了非資本主義道路，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社會主義成分，例如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
    而且，伴隨著全球化到來的是社會化的加深。在美國，2.75億人口中的60％均為持股股民。這實際上的含意是：除去非成年人口外，幾乎所有社會成員都人人持股。怎么看待這種資本的社會化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26]。但是這種揚棄并不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是資本主義正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表現。雖然，“在股份制度內，已經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27]。“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28]。
    股份制誠然沒有突破資本主義的框架，沒有改變私有制的基礎，但是它把私人資本變成社會資本，把私人企業變成社會企業，這種資本主義本身范圍內的揚棄，說明了建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的時機更為成熟，條件更有利了。可以這么說，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擴張，這種社會化的消極揚棄方式終將達到自己的極限，從而使突破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的積極的揚棄成為歷史的必然選擇。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張，不過是在為社會主義最終取代資本主義進一步準備客觀物質條件。現在西方國家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傾向于不把社會主義看作一種替代的社會經濟制度，而把它視為通過改造現存社會使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基本價值逐步得到實現的運動。他們不再提“消滅”資本主義，而主張“超越”資本主義，即通過各個領域的持續不斷的變革來達到一個新社會。
    “北歐社會主義”在這個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在民主社會主義長期統治下，瑞典建立了獨特的高福利、平等、公正的社會模式。瑞典首相的年薪與一般工人相比，納稅后為2 ：1。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80年代，瑞典的貧富差距只有平均收入的15%，富人扣除收入所得稅，窮人加上福利補助，生活水平相差無幾。瑞典還力圖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公平問題，如他們搞“基金社會主義”，試圖將企業的利潤從資本家手中轉移到工人集體手中，進行生產投資；讓職工集體逐步控制企業的利潤和股份，控制資本所有權，以達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目的。資本家感受到了失業的威脅，居然于1983年10月4 日組織了一次7.5 萬人的游行，開創了西方資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然而該法案還是被強制通過了。這盡管只是一個小插曲，但充分說明社會主義在西方國家不僅扎下了思想根基，而且正被積極實踐。總有一天社會主義的萌芽將以某種方式突破資本主義的外殼，徹底改變資本主義本身。
（二）全球化與社會主義的命運
    碩果僅存的5個社會主義國家依舊任重而道遠。越南很大程度上借鑒甚至套用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也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前所處的階段大致于中國的90年代，兩國國情很多類似之處，面臨的腐敗、國企改革、經濟轉型、政府職能轉變等等問題也和中國一樣，只要中國紅旗不倒，越南必將緊隨其后。老撾深受越南影響，雖然經濟落后，但有兩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鄰國相助，大可安心跟隨鞍前馬后。朝鮮情況十分危險，仍舊死守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只是封建、專制的漂亮外衣而已。以不堪一擊的武力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為基礎的對美日韓的外交經常劍走偏鋒，在國際社會中空前孤立。國民經濟軍事化很可能導致蘇聯式悲劇的重演。作為朝鮮的鄰國，中國是不走運的；而作為中國的鄰國，朝鮮是幸運的。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必須通過援助和交流對朝鮮施加壓力，迫使朝鮮改變觀念，跟上時代的腳步，以維系“朝鮮式社會主義”脆弱的命運。古巴比起朝鮮不幸多了，它必須時時刻刻面對眼前“北方大鱷”的血盆大口。但是這個小小的島國具有無可比擬的道義優勢，在極富人格魅力的卡斯特羅領導下，它的人民對社會主義的熱情不亞于中國的“五十年代人”。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領導人著手建設一個更受歡迎，更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古巴式社會主義。它的成功將有助于社會主義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贏得更多的追隨者。
    作為社會主義的堡壘和排頭兵，中國擔負著特殊的歷史使命。一方面，社會主義離不開中國，中國改革的成敗決定了社會主義在很長時期內的命運；另一方面，中國也離不開社會主義，這是一條不歸路，一回頭就可能掉入萬丈深淵。中國正處于近百年來最為強盛和昌明的黃金時期，有可能在幾十年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我們在有生之年有望見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經濟上，公有制向社會所有制的轉變是不可逆轉的改革方向。長期以來對馬克思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誤讀將被實踐所糾正。個人所有制的重建不是意味著恢復私人占有制，而是在社會化生產基礎上實行個人資本的自愿聯合，以股份制等社會化形式實現對個人生產條件下私人占有制的積極揚棄，即否定之否定。民營企業（以前被叫做私有制企業）將進一步發展，國有資產將通過各種方式各種渠道與其它成分經濟相互滲透，實行資產重組和優化配置。在改革向縱深發展的同時，社會福利和勞動保障體系將成為緩解社會矛盾的防波堤。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將引發深層次矛盾，矛頭直指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改革派和保守派將在此展開激烈的拉鋸戰。三農問題已經成了改革的瓶頸，千百年來農民對土地和官僚的依附關系將被逐漸打破，“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29]
    加入WTO不僅標志著中國經濟納入了世界市場，而且也表明了政治上融入民主主流的決心。目前中國的政治已經從蘇聯式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轉向新加坡式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即放松社會經濟領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領域的威權主義政治。這意味著一黨制將成為既成事實，除非共產黨內部出現分裂或是腐敗嚴重敗壞黨群關系，否則很難有哪個政黨有足夠的勇氣和人民信任來挑戰其執政地位。但是這種一黨制將被賦予更豐富的內涵，如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執政黨將被定義為一個權力中介，國家的政治雇傭，獲得人民的授權才能行使有限的權力，受人民委托提出施政綱領并提交人民審查、討論。民意而不是革命或是社會主義，才是執政黨的合法性來源，從蘇聯的解體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到這點。為此，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啟蒙運動理論家提出的“三權分立”將被重建，憲法和法律將從制度上保證現代民主體制。而人民代表大會將不再是“橡皮圖章”，將擁有實至名歸甚至更為廣泛的權力，能表達各個階層各方面利益團體的政治訴求。直接民主只能局限在基層，但這不削弱代議制民主的價值。“第三條道路”的設計者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提倡一種“對話民主”，即“民主不是定義為是否所有的人都參與它，而是定義為對政策問題的公共商議”。同樣，政治協商會議將成為一黨制的補充和超越，各個民主黨派擁有更大的獨立的活動空間，更大的參政權和監督權，并獲得部分的行政權，不排除全國執政的可能性。在消滅了剝削階級后，專政的對象只能局限于法律的破壞者而不是以“人民”名義逮捕的“一小撮某某分子”。只有當人民的政治主張都能得到合法體現和實施，社會主義民主才算建成。
    思想自由的曙光將首先從新聞自由開始。黨報將不能再自詡為“喉舌”壟斷人民的聲音，民營報紙的方興未艾將對其產生巨大的沖擊，促使其改變高高在上的姿態。近期特別是SARS事件之后，中國將迎來一個更為寬松和自由的新聞環境，盡管中間伴隨著各種媒體和中宣部之間的斗爭。超越意識形態將成為社會的主流，中國的下一代人有可能不再需要被灌輸蹩腳的“政治正確”的教條，而培養起獨立思考、積極思考的寶貴品質。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只要我們在建設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只要讀懂江澤民的這句話：“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30]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人類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千百年來人類的夢想，而馬克思只是指出了必經的道路那就是通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塵世的天國。但是，這一條道路是曲折而布滿荊棘的，而且只能在歷史的黑暗中摸索著前進。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不能悲觀地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也不能樂觀地慢慢等待社會主義自動到來，這種歷史決定論將使把我們引向歧途。
    困難和倒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迷失了方向，喪失了交流。在《舊約?創世紀》中記敘了這么一個故事：大洪水之后，天下只有一種言語，人類使用一種話，他們商議著要建一座高聳入云的巴別塔，企圖以此接近上帝和天國。上帝害怕了，擾亂了人類的語言，使他們無法交流，導致工程無法繼續，從而挫敗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野心。
    所以，全文的內容，人類的使命就歸結為一句話——重建巴別塔！

                                                2003年5月26日于清華園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04頁
②《列寧全集》第34卷第520頁
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9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4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8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頁
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70頁
⑿出自《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頁
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6卷第84頁
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頁
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41頁
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12頁
⒅《列寧選集》第3版第2卷第554頁
⒆《列寧選集》第4卷第777頁
⒇《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講話》第170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179頁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510頁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521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9卷第438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76、277頁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頁
[2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3卷第755頁
[30]江澤民. 論黨的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版.523頁

參考文獻：
1.馬嘯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
2.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
3. 王振華、陳志瑞主編：《挑戰與選擇——中外學者論“第三條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3月
4.許紀霖：《兩種自由和民主——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反思》，“思想評論”網站，http://www.sinoliberal.com/china/xujilin01.htm
5.童世駿：《社會主義今天意味著什么——1989年以后西方左翼人士的社會主義觀》，
http://www.nousland.net/data/1.2.htm
6.秦暉：《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人民書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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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秦暉：《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人民書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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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費德里科?馬約爾(Federico Mayor)著，王枚譯：《卡斯特羅就社會主義前途等問題答馬約爾問》，關天茶社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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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房寧：《社會主義新論》，關天茶社論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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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東歐改革的繼續和發展》，“為中華之崛起”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專題網站，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d/yd_b/yd_b_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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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程映虹：《“革命攻勢”——古巴的“文革”和“大躍進”》，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980901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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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怡：《百年憲政的迷誤與前途》，關天茶社論壇，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53748&strItem=n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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