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無產階級社會組織能力之發展

（一）階級的自我組織能力與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

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被剝削階級所舉行的革命，從未有過真正屬于自己的勝利。那每一次革命的結局，不是死于失敗，就是死于勝利。對于被剝削階級來說，最大的幸運莫過于對立的雙方同歸于盡，由代表新生產方式的矛盾群體取而代之。奴隸——農民——工人，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分別代表著不同時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只要生產方式內部對立沒有消除，只要這種內部的對立面由不同的社會角色來擔任，歷史就會沿著這種怪圈繼續演義下去。

把這些革命的最終失敗統統歸咎于領導者的策略錯誤，或者一言以敝之曰“歷史的局限性”，那都是非常膚淺的說法。這里面應當包含著某些規律性的東西。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應當作為一個重點來考察。

歷史上的勞動階級，即當作生產力要素的人們，在一般情況下不具有自己的組織。他們總是被動地由統治階級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組織的。只有在社會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勞動階級為了斗爭的需要才自我組織起來。歷史上的奴隸和農民，都組織過自己階級的會社、軍隊，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還出現過短期的農民割據政權。

不同時代的生產方式，決定各階級自我組織的特點。比如封建宗法社會，生產組織是以家族為單位的，所以那個時代的一切階級的組織——各個封建王朝和各支農民起義軍，都帶著家族的標徽。只有當工業革命打破了家族的藩籬，階級斗爭便具有了更廣闊的領域，階級的組織才具有了政黨這樣高級的形式。

不同階級具有強弱不等的自我組織能力。一般地，剝削階級比被剝削階級具有更強的自我組織能力。這是因為他們在生產中始終居于組織者的地位，建立有廣泛的社會聯系，積累了豐富的組織經驗，儲備和培養著大批具有組織活動能力的精英人才。為著維系其剝削階級地位，這種能力又上升為其階級的行政的、法制的和各種文化的組織、理念與精英隊伍。

階級的這種對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組織能力，即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是隨著階級的實踐不斷發展的。各階級之間的較量，實際是各階級自我組織能力的較量。而最終決定成敗的，是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的較量。因此，敵對的階級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限制、破壞、摧毀對方的自我組織能力與社會組織能力。

（二）農民起義性質異化規律

在中國歷史上，由農民起義而成功地建立起全國性政權，僅有過兩次。一次是劉邦建立西漢王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毫無疑問，這兩個政權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從農民這一方說，他們曾經勝利了，但同時又失敗了。

過去的歷史教科書，把這種現象解釋為“農民起義最終成為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原因則是“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種解釋當然是十分牽強的。

研究革命怎樣在勝利中死去，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在勝利后轉向失敗具有必然性，即所謂“農民起義性質異化規律”。

農民起義軍在勝利之后有種種舉措，大致包含四種情況：

一，“左”的方面。農民對于地主階級的報復行為，濫殺、搒掠、“剝奪剝奪者”。

二，“右”的方面。領導層的腐化行為。如劉宗敏，牛金星的例子。

三，所謂正統方面。繼承封建禮制，恢復封建秩序。在總結前朝覆滅教訓的基礎上，推行改良主義新政。

第四種情況屬于所謂“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生活在封建社會底層的農民階級，為實現其理想國的各種舉措，例如三國時的張魯政權。

這四種情況中的前兩種，是歷代統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藉以咒罵革命的主要口實。后兩種，一種是復舊，一種算是“創新”。對于被剝削階級的任何創新，統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都是惡意譏諷與嘲笑的。當然，農民是一個不能創造出新的現實的生產方式的階級。這是由他們所處的時代的社會生產資料技術屬性決定的。否則他們就不成其為農民階級。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永遠不可能發展為科學。

惟有第三種所謂的“正統方面”，即“農民起義性質異化規律”的體現，則得到歷代統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狂熱吹捧。

農民階級在一般情況下不具有自我組織能力。即便是因斗爭的需要而組織起來，其籍以組織的形式，最常見的則是原始的宗教形式。而要取得勝利，就必須采用那個時代最高的組織形式，即地主階級的組織形式。沒有這種組織形式，起義隊伍就不能鞏固。這種組織形式就是封建國家，其在政治上最明顯的標志，就是稱王稱帝。

陳勝在為人傭耕時，憤憤地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劉邦看到嬴政出巡時的風光場面，悻悻地說：“大丈夫當如此也！”一個裝神弄鬼假稱“陳勝王”，一個編造硭碭山冒“天子氣”的鬼話。一介村夫要當皇帝，我們當然不能說這種想法如何“先進”，但據此否定他們當初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階級性質，卻是非常之片面的。首先是這種思想并不來自于他們自己階級的生活，而是受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文化觀念的影響(否則他們為什么不想當總統或者議會主席？);其次是當時參加起義隊伍的農民，都是不堪忍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鋌而走險的東門之徒，不管是為了搏得日后“封妻蔭子”，還是象阿Q那樣“不過想搶點東西而已”，他們的矛頭畢竟都指向了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客觀上體現著整個農民階級對于地主階級的反抗。

農民不具有社會組織能力。想當皇帝不一定當得了皇帝，當了皇帝不見得會當皇帝，這些都要向地主階級學習。當起義農民一旦取得初步的勝利、并且企圖鞏固自己的勝利的時候，他們的領導集團就必須向地主階級“學習”關于社會組織的各種本領，包括軍事策略，政治體制，統治藝術，經濟政策，文化理論。而儒家的政治理論學說便是最基本的教材。通過這種“學習”，固然能夠使起義農民的精英集團“上升流動”到統治地位，但他們始終不可能突破當時的生產方式的限制，而只是改變了這一部分人在生產方式中的位置。

當農民起義軍日益壯大的時候，便有一些社會下層的文化人、乃至朝廷的士大夫加盟入伙。這些“飽學之士”在起義軍中一般充當 “軍師”或“謀士”的角色，也就是傳授地主階級社會組織能力的“老師”。如蕭何、陸賈、叔孫通，李善長、陶安、朱升一類人物。

劉邦的軍隊一占領咸陽，蕭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獨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隨后又“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陸賈勸劉邦學習歷代封建王朝統治之術，撰寫了十二篇“稱詩書，法先圣，述存亡之征”的所謂“新語”，灌輸封建地主階級政治思想。

叔孫通，一個三背其主的亡命書生，后來竟成為一代“漢家儒宗”，靠的就是“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和善于阿諛奉承的本事。他率領一個地主階級的文人集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起朝儀，復禮樂，終于完成了劉邦政權由農民起義到地主階級專政的異化過程。這時的劉邦也不禁感嘆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后來的史學家對這一段歷史的論述是：“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觀摹弘遠矣。”

同樣的規律也體現在元末以朱元璋為代表的農民起義中。李善長投靠朱元璋時，就極力宣揚儒家治國理念，慫恿朱元璋以劉邦為榜樣，向封建地主階級政權轉變。朱元璋后來發表了討伐張士誠的檄文和宣諭徐州吏民的公告，正式宣布起義軍綱領的改變。陶安、李習、唐仲實、朱升、孫炎、宋濂、劉基、葉琛、章溢等人更是向朱元璋灌輸一套儒法雜揉的治國安邦之術，并幫助他成就了明王朝的建立。

（三）無產階級社會組織能力之發展

我之所以用相當篇幅來描述農民起義的諸種舉措以及起義性質異化規律，是因為這些舉措和這個規律，在早期無產階級的運動中也有類似的出現。我們甚至從后來的“文革”中那些造反派的身上，都可以觀察到這一類痕跡。但是，無產階級畢竟是生活在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具有和以往一切時代不同的特點。

無產階級是直接與工業時代的生產資料相結合的階級。這個時代生產資料的技術屬性，在人類社會生產發展史上具有質的飛躍的特點。它標志著人類勞動從有限的協作到全社會協作的飛躍，生產從有限的社會化向完全的社會化的飛躍。科學技術的大規模生產應用，一方面使社會剩余產品的豐度達到可能消滅任何強制勞動的水平，另一方面，人類勞動的主要形式，也開始從簡單而粗笨的體力逐步轉向腦力。

這些特點反映在社會關系方面，就如馬克思指出的：“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系的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共產黨宣言》）

資產階級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教育、訓練無產階級，從生產資料的知識到生產組織的知識，從適應新的生產秩序到適應新的社會生活秩序。這樣，無產階級便可能擁有以前一切被剝削階級所不具有的、與時俱進的社會組織能力。從而使他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但是，這決不是說無產階級天然地擁有了自己的社會組織能力。無產階級的自我組織能力與社會組織能力，都是在斗爭中獲取、并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從個別的或某一工廠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資產者作斗爭，到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聯合斗爭；從搗毀機器到集體罷工；從開始成立工聯到組織成為政黨；從經濟斗爭到武裝奪取政權；從組織簡單的工人政府到學會資產階級國家形式；從管理計劃經濟到駕馭資本形態的市場經濟——其中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學習、探索、創新的過程。

在這個奮斗過程中，無產階級產生了自己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他們以歷史上其它一切階級的領袖所不具備的氣魄、睿智與膽識，學習和繼承了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人類全部文化歷史遺產，及時地總結無產階級斗爭的經驗與教訓，為無產階級的自我組織能力與社會組織能力的提高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產黨斗爭經驗時闡釋的“三大法寶”，它是中國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過程中自我組織能力與社會組織能力成熟的標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于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論人民民主專政〉）

在奪取政權之后，無產階級社會組織能力體現為：政治上領導其它一切革命階級的能力，組織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能力，引領社會發展文化事業的能力。在經過無數的艱難與挫折之后，中國共產黨通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終于使無產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在新的環境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繼鄧小平理論之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這一發展的生動體現。

在現今社會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真正實踐“三個代表”。任何否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理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無產階級始終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無產階級始終伴隨著現代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發展而發展，在無產階級專政與公有制經濟的主導下，一方面為統一的社會化大生產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又造就了大量的社會主義現代知識勞動者，從而為人類共產主義社會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實現條件。而資產階級和其它非無產階級是做不到的。

無產階級始終代表著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無產階級是民族的主體，大眾的主體，是現代科學的創造者與實踐者。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狹隘的民族歧視與狹隘國家觀念，她本身就是一個世界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擁有未來。所以，只有無產階級所歡迎所接受的文化，才是最先進的文化。而資產階級和其它非無產階級的文化決不是最先進的。

無產階級始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無產階級一無所有，他們不為任何私有財產所負累，因而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他們的任何舉動，不僅代表著本階級的意志與利益，同時代表著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意志與利益。而資產階級和其它非無產階級沒有這種資格。

在今天，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必須嚴懲貪官污吏，而不是放縱貪官污吏；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必須打擊不法奸商，而不是袒護不法奸商；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必須節制私人資本，而不是無限制地擴張私人資本；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必須發展公有經濟，而不是削弱公有經濟。這樣的政策就是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政策。而要實行這樣的政策，就不能不堅持無產階級在國家與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仍然帶有鮮明的階級性。這種階級性體現為以一定的國家形式來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維護無產階級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對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來說，不掩蓋社會矛盾，不用強制的因而是人為的辦法從表面上制止社會矛盾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能使這些矛盾進行公開斗爭，從而獲得解決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馬克思：《六月革命》）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治體制與法律制度，應當充分保障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力，而不是相反。

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但這個國家的領導權只能屬于無產階級領導的全體人民，而不專屬于資產階級；我們一定要發展經濟，但這種經濟只能造福于全體人民，而不是僅供少數人窮奢極欲地享受；我們主張繁榮社會文化，但同時堅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