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中國社會與中國無產階級(下)
（五）關于“官僚資產階級”問題
我們說中國目前還不存在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但存在官員資產階級化的傾向。這兩種情況的區別在哪里？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明確所謂官僚資本的含義。官僚資本就是大官僚們所組成的集團，以國家的名義，通過法定權力直接掠奪、掌握和經營社會資本，并獨占這種資本利益。因此，判斷我國目前是否存在官僚資產階級的標志就在于：
1生產性與非生產性 我們前面說過，凡階級都是“在產”的，即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擔當某種固定角色。貪官污吏在什么朝代都有，關鍵要看他們攫取的社會財產是否用來從事資本經營。目前我國的官員腐敗行為大多數不具有這種性質。
2合法性與非法性 不管是由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轉化為官僚資產階級（如舊中國四大家族），還是由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轉化為官僚資產階級（如前蘇聯社會），一個基本特征就是以國家的名義、通過合乎法律規定的權力來經營資本并獨占資本利益。在八九年以后，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不允許各級官員及其親屬經商辦企業，不允許由官員家族近親繁殖操控國家權力機關，獨占國家部門資本利益。
3集團性與非集團性 一個臨駕于社會其它階級和階層之上的全國性壟斷集團，是官僚資產階級的組織特征。從全國來看，目前官員腐敗仍是分散的個別的現象，集團腐敗也只是在部分企業、個別部門或地區中存在。在反腐敗斗爭中，“康華”一類全國性的官倒集團一經發現，即予以查處和取締。反壟斷法的出臺，將更有力地防止官僚壟斷集團在中國經濟中出現。
但是，在我國，官員資產階級化的傾向、產生官僚資產階級的條件是存在的，這也是事實。所謂的斯大林模式，即官僚體制與資本形態相結合，其自然的發展趨勢就是官僚資本主義。毛澤東最早認識到這一點，從一九五六年起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同這種體制這種趨勢作頑強的斗爭，努力探索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并因此同蘇共、同中共其它領導人發生嚴重的意見分歧。毛澤東一生批判過許多政敵，但從未用過象批判官僚體制那樣的憤怒言論，我們也從來未發現有哪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象毛澤東那樣，同官僚體制勢不兩立，為了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他甚至不惜粉碎自己親手建立的黨。
目前的確有一部分人仍在頑固地引導中國走向官僚資本主義道路。這一點在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有充分的體現。
這份報告把中層以上實權干部稱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這個“階層”包括“黨政、事業和社會團體機關中行使實際的行政管理職權的領導干部，具體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轄市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處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干部；各省、市、地區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鄉科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干部。”（10）《報告》就以這種“獨立階層”的表達方式，宣布這些干部不再從屬于工人階級；
《報告》認為，中國社會最大量資源由這個階層所壟斷：“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一個最重要的社會主導階層，在社會、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因為他們掌握著最為重要的資源，即政治權力。”（116）《報告》還指出，這個階層“中的黨團員比例高達95~100%。這表明，首先是這一階層與黨和政府幾乎是三位一體的，它的政治地位最高。”（35）
《報告》主張，黨的干部無須保持艱苦奮斗的無產階級本色，不應再奉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產主義信條，作為一個新的“階層”，他們應當享有最高的經濟利益：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改革的推動者，但卻處于政治與社會經濟地位不一致的狀態，他們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在改革的后十年，他們仍是改革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并且是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較大獲益者之一。”（10）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一個最重要的社會主導階層，……因此，相關的制度安排與政策選擇的重點，是切實保證這個階層的合法經濟利益，使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聲望等方面獲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116）
——“應當保證他們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和財富，使他們的付出與收獲形成合理的比例，從而使他們在此基礎上獲得相對的滿意感。”“韓國和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鑒……據1992年的資料，新加坡國家官員的工資（包括獎金和其它獎勵）超過私有部門同級領導人的工資。在韓國，國家官員的工資為私有部門同級工資的80-100%”。（117）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主張擯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提法，代之以官僚資產階級主導的，官僚資產階級與其它資產階級、經理階級的聯盟為基礎。《報告》說：
——“關于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誰是主導階層的問題。在現有的十大階層中，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是現代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階層，在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著主導力量的作用，其中的精英分子尤其如此，所以，應當在政治上賦予他們以較高的地位，讓他們擔當起與他們的主導階層 地位相適應的角色和使命。”（105）
——“對于‘工農聯盟’這個概念，應當根據新時代的社會階層結構特征加以擴展或發展。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來說，現在和將來所需要的，已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工農聯盟’，而是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合作和‘聯盟’。”（107）
——“私人業主階層的出現，意味著中國社會生產關系的深刻變化。……一些人則進一步看到這個新生階層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系，并出于社會公正的考慮，對這兩種社會力量結盟的可能性感到憂心忡忡。”（98）
是啊，“憂心忡忡”。尤其令人憂慮的，是如此反動的政治宣言竟出自共產黨的最高理論研究機構！
但是，這些人的企圖在中國是很難得逞的。首先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堅決反對。中國人民有著同官僚資產階級長期斗爭的經歷，有在毛澤東領導下反對官員資產階級化的獨特實踐和理論遺產，而且一直進行著不懈的斗爭；其次是中、小資產階級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前途對于他們來說就意味著專橫的壓迫與掠奪；第三是國際資本勢力反對。在新的經濟規模之上形成的官僚壟斷資本，同西方帝國主義的全球戰略及其在中國的利益是相沖突的。這三種勢力的基本態度及其差別，都通過十三年前的“反官倒”口號得到充分表達。「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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