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中國社會與中國無產階級(中)

（三）改制轉型時期（1979-2002）

    在完成早期的原始積累之后，資本形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須經過市場，而市場的前提就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這就是說，公有資本的發展不僅要取得完備的個別資本形態，而且要在有利于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容許部分私人經濟的存在。以前由于缺少這兩個條件，我國經濟形態只是單一的和不完備的。1979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圍繞著這兩個具體目標展開的：建立完備的公有資本形態，實行有限制的經濟多元化。新時期的社會經濟形態不僅要能夠適應在國內市場的發展，而且也適應于世界市場。有人把整個改革過程稱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化”，是很有道理的。

在所謂的計劃經濟時期，只是國家經濟整體上具有資本形態，企業不具有個別資本形態。國有企業對它所使用的生產資料不具有完全的支配權、處置權與收益權。生產計劃由國家統一安排，資金和主要原材料由國家計劃調配，固定資產折舊大部分上繳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不可能利用市場這個反應器，去組織生產社會真正需要的產品，國家也無法利用價值規律的杠桿作用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有效的調節。另一方面，由于沒有統一的市場尺度去衡量企業活動的優劣，因此也就不存在明確企業責任和承擔責任的問題，全部資本損益的責任只能事后由國家來承擔。“撥改貸”就是從資本來源上造就企業個別資本形態的第一個實際步驟。

改革以前公有制企業的利潤同私人企業的利潤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在私人企業中，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表現形式，它完全歸資本家。在公有經濟中，企業上交國家的利潤只是產品再分配的形式，其中包含剩余勞動產品，也包含一部分必要勞動產品，除了由國家在二次分配時統一用來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部分，以及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國家一般管理費用外，還包含向職工提供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等費用。所以，公有制企業職工的實際收入和私人企業的工人工資也是不同的。公有制企業職工除了從企業領取名義工資，還從企業和國家獲得再分配的各種福利。“利改稅”措施就是改變這種分配方式。名義上是讓利于企業，實際是把一部分再生產投入直接留給企業，把原來由二次分配給予職工的部分轉入初次分配。于是有了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養老制度改革。這樣對職工來說便產生兩種效果：一是名義工資與原來相比大幅度提高，一是使他們的工資收入與私人企業工人工資取得了形式上的一致。

國家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與工效掛鉤，是從企業和職工個人這兩個層次上調動積極性。逐步開放國內外市場限制，是在公有制經濟以外，調動私人創業和境外資本的積極性。結合價格、財稅、金融、外貿、投資等方面的改革，循序漸進，全面營造市場經濟環境。

改革在充滿風險的環境中進行。公有資本在市場化過程中會走向私有化嗎？在多大程度上容許私人經濟的發展？這兩個關系社會主義制度存亡的問題始終困擾著人們，各種觀點的沖撞始終存在，黨的高層在這兩個問題上也是非常慎重的。經濟生活中的矛盾變得復雜起來。除了原公有資本內部各種矛盾更加復雜而外，還增加了公有資本同私人資本之間、民族資本同外國資本之間、資本形態的經濟同非資本形態經濟之間的矛盾。正確地處理這些矛盾，使之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是黨在新時期面臨的大課題。

改革是財產與權力的再分配，它為個人提供了發財致富的機會，但這種機會不是人人均等的。階級分化的前景使人們惶恐起來，誰都擔心自己會墮入無產者的深淵。這時的公有財產就成為少數投機分子發財致富的首要獵取目標。他們開始了新私人資本的積累過程，對公有資本由動產到不動產，由經營權到所有權依次進行瘋狂的掠奪。

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社隊集體企業開始由私人承包，最后基本上轉到私人手中；

逐步放開國內流通限制，一部分政府官員、企業領導人和他們的親友與社會上的投機分子相勾結，利用價格雙軌制和銀行信貸審批制度，在國有企業的購銷活動中大發橫財；

開發區熱，二十世紀末的現代圈地運動，權貴及其幫閑們的一場肆無忌憚的饕餮大餐。在房地產炒作的高潮過后，新富豪們腰纏萬貫，政府與企業負債累累，國家銀行壞帳如山。巨額的國有資金一部分變為外國銀行的私人存款，一部分成了私人開發商和建筑商的原始資本。

開放對外貿易、外商投資和境外投資，也為官商勾結鯨吞國家資產提供了機會：走私，倒賣批文，引資留成，進口回傭，境外中資人員卷款潛逃、假托“外商”身份偷逃稅款，等等。

從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到“產權革命”，承包、租賃、兼并、改制，每一步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經理們利用手中擴大了而又未加監督的“經營自主權”，同社會上的“能人”相勾結，采取虛報業績、截留利潤、倒吃回扣、變賣資產等等方式，大肆侵吞公有財產。

在所有的掠奪過程中，來自官僚體制的權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規模較大的私人企業不同程度地帶有官場背景。一部分高干子女假托名義開辦公司（或持有股份），可以說是典型的官僚資本。在轉制企業中持大股的經營者，也是與政府部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改革過程存在官僚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有大量事實為證。然而，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存在“官僚資產階級”的觀點則是不對的。官僚資產階級曾經是中國幾十年民主革命的對象，建國以來黨、政府和人民對于官員的資產階級化趨勢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特別是在八九年以后，更是加強了這方面的防范，如政企分開，加大反腐敗力度，規定干部廉潔自律，實行財政收支兩條線，政府、軍警部門和領導干部直系親屬不準經商辦企業，等等。應當說，這多少要歸功于那一次“政治風波”：再次喚起中國人民對于官員特權的警覺，顯示了人民反對干部資產階級化的決心和力量，阻止了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前途。在那次運動中，新資產階級的右翼代表人物在國際勢力的支持下，也公開站出來，舉起了反社會主義的旗幟，但他們很快被識破、被鎮壓下去了。

然而，不管人們的意愿如何，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終究使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段歷史為社會學者提供了現場觀察私有制、階級以及私人資本形成過程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當前中國社會階級結構序列如下：

一、資產階級

按資本規模分：

1小資產階級：小企業主、小農（含林牧漁）場主

2中產階級

3大資產階級

二、經理階層

按經濟性質分：

國企經理

私（外）企經理

三、無產階級 

一、近代無產階級

1工業無產階級

2農業無產階級

3第三產業無產階級；

二、現代無產階級

1企業管理人員

2工程技術人員

3其它專業雇員

四、半無產階級

1持股職工

2職工兼個體經營

五、獨立勞動者階級

1個體工商戶

2手工業工匠

3自由職業者

六、農民階級

1承包地農民

2農工商兼營戶

3農村知識勞動者

4村干部

中國已存在一個發展中的新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在中國經濟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只是尚未占到絕對的統治地位。在產業覆蓋率方面，還有相當多的領域未讓其染指。特別是在農業方面資本經營方式的發展相當緩慢。在政治上，資產階級的某些代表人物已經提出了訴求。     

在現階段，中國資產階級仍具有兩重性。他們中的多數人有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但他們中另一部分人的反社會主義傾向也是嚴重的。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讓資產階級改造共產黨，還是領導無產階級去逐步地改造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仍然用得著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關于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

危險來自黨內一部分人的錯誤主張。這些人在共產主義事業的低潮中，被國際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氣焰所嚇倒，對共產黨的前途喪失信心；他們在理論上否認中國新資產階級的現實存在，實踐中則完全站在資產階級一邊，反對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必要的斗爭；他們夸大“私營企業主”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作用，視無產階級和普通勞動群眾為芻狗，要求無產階級絕對服從于資產階級；他們禁止人們討論社與資和公與私的問題，實際上積極推行全面的私有化；他們只“反左”，不反右，壓制一切對于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批判。其中有些人甚至公開主張改變黨的階級性質，讓資本家入黨當權，死心塌地要走西方社會民主黨的道路。

我們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既要講團結，又要有批評、限制和斗爭。要鼓勵他們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社會穩定的行為，同時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限制他們的資本主義傾向，對其侵占公有財產及危害社會公眾利益的行為進行堅決的斗爭。只有當他們放棄資本剝削，變成真正意義的勞動者，才有可能吸收其中的優秀分子入黨。總之，有斗爭則團結存，取消斗爭則自取滅亡。

在正確路線引導下，中國資產階級是有其社會主義前途的，這就是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將他們逐步改造成經理階層。

我們把經理定義為不擁有生產資料，而以從事社會資本經營管理為職業的人。經理擁有不完全的使用、支配和處置生產資料的權利；在生產中，員工是在經理的支配與管理之下、按照經理的意志從事體力或腦力勞動的；在產品的分配方面，經理與職員的不同的收入構成，將他們明顯地區別開來。經理的薪俸雖也包含勞動報酬部分，但他還能從所謂分享制中獲得少量的股息和紅利。經理逐漸成為一種社會職業，這件事說明“兩權分離”的資本運作模式和經理人的特殊作用開始得到社會公認。現代資本運作與管理所需要的專門技能，進一步強化了經理人的地位，使資本所有者更加依賴于經理，或者自己轉化為經理。    

以經理人所依附的不同性質的資本，可分為私人資本經理人和公有資本經理人。

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經理人扮演著資方代理人角色。一方面，他們在勞資矛盾沖突中要代表資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實際掌握著企業法人財產，與擁有資本最終所有權或股權的食利者相對立。這種矛盾只有隨著資本的社會化進程才能逐步地得到解決，其方向則是從資本家的附庸分離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級，在這個過程中，將有越來越多的資本家被轉化為職業經理人。

在公有制經濟中，經理人最初是無產階級內部分化出來的一個特殊的階層。這里實行的原則，是代理對象與管理對象的同一：管理者即作為代表的勞動者。但是，在還未擺脫資本形態的公有制經濟中，經理階層與員工階層的矛盾是相當復雜的。這里不僅有公有制原則同實踐的矛盾，還有資本形態所固有的勞動、資本和管理之間的矛盾。通過“內部人控制”方式，經理階層仍有可能使自己變為事實上的資產階級。

中國的經理階層是改革開放以來開始形成的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但目前還不構成一個社會階級。這是因為大多數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尚未完成分離過程，企業內部治理結構還停留在粗放階段，經理還不是社會生產中一種專業化的固定角色，他們的利益還不具有普遍的形式。今后，隨著公私資本的社會化整合與發展，這兩部分經理人將逐漸融合成為一個階級，并有可能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

中國經濟的工業化進程，造就了一個最龐大的無產階級群體，包括：私營企業打工者；國有企業職工；集體企業職工；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新聞出版界、以及衛生、公益機構等事業單位中的雇員。總人數已超過2億人，其中城鎮公有制職工1.17億人（據國家統計局1999年年鑒：5-1表，就業基本情況。因非農產業人口的快速增長和企業改制的推進，這兩個數字處于急劇變化中）。

改革開放以來無產階級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除了上面提到的經理階層的分化外，主要還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出現了私人資本（含外資）所雇傭的打工者階層，其人數不斷增大。這個階層被公認為處在社會的最底層，是今日無產階級中承受剝削與壓迫最沉重者，也是在法律上最無保障的人群，尤以不斷發生駭人聽聞的悲慘事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加入世貿組織和西部大開發，將使這個階層在無產階級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2勞動關系契約化。自1986年起，我國公有制企業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在用工與分配方面逐步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原先隱藏在政治背景后面的公有資本—雇傭勞動關系逐漸得到法律上的確認。而在私營企業中，一開始就是赤裸裸的雇傭關系，在相應的法制不完善和政策向私營業主傾斜的情況下，私企中勞動者的權利更少、更加沒有保障。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國企改革的深入，為適應“減員增效”和“退出競爭性行業”的需要，勞動契約普遍趨向短期化，失業成為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

3所有制界線逐漸淡化，無產階級共同利益開始形成。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身份與所有制界限，使無產階級各部分原有的身份、待遇和權利差異開始消失。在推行投資多元化和現代企業制度后，公有資本主要地以參股形式而不以獨資企業形式存在，勞動與資本關系也就變得更加單一和普遍，無產階級各部分的利益也將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更加趨于一致。

4現代無產階級成份的產生與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的應用，誕生出一個以高科技為代表的新生產部門，包括科研、設計、信息等新興產業，造就了一批劃時代的社會成員：技術工程人員和技術工人；同時，生產規模的擴大與管理技術的進步，過去那種依附于活勞動的、對生產要素實行技術管理的職能，同依附于資本的、對活勞動實行監督的職能相分離，成為現代生產勞動的一個特殊專業，由此產生了現代化的技術管理職員。這兩部分構成了無產階級中的現代知識勞動者即員工階層。這個階層的出現并發展成為無產階級的中堅力量，將從整體上大大提高無產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與社會管理能力，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新的希望。

（四）農民階級

過去，我們常把小資產階級同小生產者混為一團，甚至把知識分子也歸類于小資產階級，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小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中的一個階層，就其采用雇傭勞動這種生產方式而言，他們同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只是資本規模較小、因而其經濟地位與政治態度不同罷了。小生產者一般是指獨立從事小規模生產的勞動者，包括個體工商戶、手工業工匠、自由職業者和農民階級中的自耕農。小生產者不剝削他人，屬于社會中的勞動者群體。他們與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剝削與被剝削關系，而是剝奪與被剝奪的關系。

在中國，農民歷來是最龐大的小生產者群體。民主革命時代，“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來得及將農民中的上層和中層造成資本主義化，但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聯盟，卻在幾十年中將大多數農民造成了一支半無產階級的革命軍，就是說，替無產階級造成了一支最偉大最可靠最堅決的同盟軍。”（毛澤東《張魯傳評語》）

土改以后，農民獲得了土地，生產發展了，收入得到普遍提高。農村人口中的大部分達到當時的中農水平，而且很快出現了貧富分化的趨勢，有些地方還出現了雇工剝削現象。當時的情況似乎驗證了列寧早年的說法：“小生產是經常地、大量地、每日每時地產生著資本主義的”，而“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剝削”。恩格斯主張：“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按照這一理論，既要發展生產，又要消滅剝削和鞏固工農聯盟，唯一的選擇就是實行農業合作化。毛澤東更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要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絕資本主義的來源。”（《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

后來的實踐卻表明，單純地、強制性地推進所有制方面的合作化，其一般的效果不會使農村人口的生活水準超過中農，而更有可能從中農線向下退縮。這是什么原因呢？

在生產資料技術屬性還停留在中世紀水平的歷史時期，農業發展程度最高的無剝削形式便是中農或富裕中農（當時在合作化中強調依靠貧農和下中農，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土地公有（村社所有）并不能改變這一狀況，這是東方社會幾千年歷史所證明了的。對于小生產的農業，要從犁、耙、鐮、鋤為主的生產力基礎上發展到工業化（機械化、化學化、水利化等等），僅僅是所有制方面的合作化，而不是同時在經營方式上采用商品生產與資本形態，是完全不現實的。沒有商品生產與資本形態，公有制非但不能鞏固與發展，還會割斷農業和其它產業之間的經濟聯系，影響工農聯盟并嚴重地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馬克思在分析類似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曾經指出：這種社會形態進一步發展的前途，要“取決于農業范圍以外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發展”（《資本論》）。合作化的實踐完全證明了馬克思的這一判斷。在消滅了地主階級剝削制度之后，中國農業的前途只有兩種：一種是私人資本主義農業，一種是公有資本形態的農業。防止產生資本剝削的唯一正確途徑，就是發展公有資本經營。

理論界一直認為，當時在“農業范圍以外”已經是社會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因而中國的農業跨越所謂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沒有認識到：這種“農業以外的”社會主義經濟所采用的乃是公有資本形態。另一方面，農村產業要發展到商品生產和工業化水平，其經營方式也必然要適應資本形態，而無論其所有制形式如何，如社隊組織，村組合作組織、家庭承包、國有農場或者私人農場等等。

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漸進式的、經過小商品生產自然發育的發展道路。其最終目標也必然是資本形態的農業。選擇這條道路是由中國農村人多地少、以及其它產業資本化發展緩慢等國情決定的，也是社會平穩過渡的需要。毫無疑問，這種選擇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中國農民和其它社會群體的利益，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對于繼續改革的方向方面，在協調農業市場化過程中各種矛盾的政策方面，分歧仍是嚴重的。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階段，農業生產資料（包括長期的土地使用權）歸個體農戶所有，這樣，農業便很難通過公有資本形態走向集體化發展的道路。又由于未能從法律上明確農村土地私人經營權，同樣也阻礙著農業通過私人資本形態走向集約化發展的道路。農村的改革雖然伴之以有限的市場化政策和小范圍的科技應用，也能帶來一定程度的增產和產品結構的改善，但囿于小塊耕種的方式，便從根本上排斥了采用大規模現代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農業失去了同相關產業資本發生直接經濟聯系的基礎，就只能局限于小生產的半自然經濟。我們在農村看到的一種普遍情況便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范圍內，中農（或富裕中農）水平又成為農民不可逾越的極限。

合作化以后，公有資本形態的城市工業，以及國家行政管理體制也開始滲入農村。“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使這種滲透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從經濟的意義上說，這種滲透的過程就是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和義務勞動制等形式實行人民國家資本積累的過程。在后來的農村經濟改革中，我們沒有把“剪刀”交給農民自己的集體經濟組織，而是交給了那些活躍在城鄉之間的其它工商企業和個體商販。這樣，來自農業的積累多半變成了私人資本的積累，而不能反哺于農業。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助也就變成了凈補貼。農民自己沒有足以同市場需求相抗衡的經濟組織，在農產品的市場價格方面便沒有發言權，“增產不增收”，“種糧的不如賣糧的，養豬的不如賣豬的”等現象就不足為奇了。加之農村基層組織的亂收費與亂攤派，以致“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民的農業收入在繳納稅費之后的剩余，不足以維持農民勞動力再生產和農業簡單再生產”（李昌平：《“三農”問題會不會導致中國崩潰》。）

公社經濟組織的迅速瓦解，造成農村社會公共建設主體缺位，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銜接斷裂，因而不能不對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生活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耕地面積減少、土壤肥力退化，森林、草場遭到破壞，農田水利及電氣、道路等基礎建設及維護的能力降低，機械化進程放慢，農業科技的大規模推廣受到限制，供銷、金融系統萎縮，醫療條件惡化、教育事業發展遲緩， 抗拒自然災害的能力大為削弱。加之農業生產成本逐年上升，農民和農村集體負債累累，城鄉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大批農村青壯年紛紛離鄉背井，涌向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形成二十世紀末中國的一道波瀾洶涌的奇觀：民工潮。

在國家工業化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中國農村社會結構正在經歷有史以來最急劇和最深刻的變化。農民階級內部已經出現新的階層分化，他們主要是：承包地農民，農工商兼營戶，農村知識勞動者和村干部。

承包地農民在農村居民中占絕大多數。他們被束縛在小塊的承包土地上，主要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家屬來耕作。由于來自農業的收入很少，承包地農民必須利用農閑時外出打零工或做小買賣才能維持生計。其中多數家庭的經濟狀況類似于改革以前的中農和下中農。此外還有一部分極端貧困者，需要政府和社會的救濟。

土地使用權流轉政策的逐漸放開，承包地農民中也出現了承包大片土地、使用機械和雇工耕作的農業生產大戶。他們的經濟地位，類似于以前的富農。在那些還保留著較多集體經濟成分的地區，按照公有資本的專業化發展要求，實行農業同二、三產業分工，由此產生農、工、商各類工人。但目前這兩種情況在我國農村尚屬少數。

農工商兼營戶是改革以來農民中新出現的階層。這里所說的農工商兼營戶，并不包括農村中的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承包者、包工頭，因為嚴格地說這些階層已不再屬于農民階級。農民中的農工商兼營戶分為兩類，一類以從事個體工商業或在非農企業工作為其主要經濟來源，同時還承包著集體的土地，但主要由家人或親戚耕種。也有將部分承包地讓給他人耕種的，其讓渡的方式則一般是無償（有些還要倒貼應交稅費）的，即使有償，也以代繳稅費為限。另一類以從事經濟農業和牧副漁業為主，兼營加工或銷售。農工商兼營戶的經濟狀況一般地要優于承包地農民。

農村知識勞動者，即農村中的醫生、民辦教師以及農藝、機電技術人員。這些人雖然也承包土地，但他們的主要經濟收入不是來自耕作，而是來自為村民提供知識技能服務。他們是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信使，同農村中各個階層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其經濟狀況類于農工商兼營戶，但由于收入不穩定，一有合適的機會，便會率先流向城市。

村干部是農村居民的代表，又是村一級的行政代表。在宗族聚居的鄉村，他們一般也是村里大姓的代表。村干部也兼營農業，由于特殊的地位和權利，他們往往擁有較好的土地，或者兼任村辦企業的實際管理與經營，其經濟狀況一般優于普通的村民。特別是在城市郊區的農村，一批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在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過程中截取了巨大的增值收益，成為顯赫鄉里的富豪。

在資本形態的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中國的小農經濟已經開始進入分化瓦解的過程之中。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只會加快這個過程。資本不相信眼淚，也不理會人們的憤怒。它只按自己的方向前進。那種田園詩般的、建立在永久的小土地承包經營基礎之上的小康農業前景，只是一種幻想。農民中的大部分——不管他們依舊居住在農村還是遷入城市——將逐步地向無產階級轉化。這些農民也許會失掉他們祖祖輩輩耕種過的土地，但他們將和無產階級一道，擁有一個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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