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中國社會與中國無產階級(上)

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即發達國家大資產階級的擴張政策，在全世界范圍內迅速地造就了大批堅決革命的無產階級人口；同樣是這種政策，造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經濟的落后性與依賴性，也就剝奪了除無產階級以外其它一切階級領導革命勝利的資格。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先后經歷過舊式的農民起義和民族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但“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無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屬于近代無產階級。關于這個階級在1949年以前的狀況，毛澤東有過非常準確的描述。建國以后，這個階級成為整個社會的領導階級，并隨著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不斷壯大。其發展歷程大體上分為前后三個階段：

（一）國民經濟恢復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7）

解放前夕，中國工業產值僅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而買辦性質的官僚資本在工業中的比重則達到70%-80%。官僚資本打著“國營”的招牌，不僅壟斷了重工業，而且壟斷著輕工業，壟斷著金融與國內外貿易。民營工商業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瀕臨死亡的境地。這種格局，使我黨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很容易地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并使之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毛澤東早年的計劃是：“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份，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全國剛解放時城市失業者有三、四百萬，同當時公私企業職工總數大體相當。我們采取兩條辦法：一是“生產自救”，要他們自找門路，國家幫助他們解決生產中的困難；二是“以工代賑”，國家用低工資舉辦一些公共事業，在兩三年內，把這個問題基本解決了。”（薛暮橋：《廣開就業門路必須改變勞動管理制度》1979年7月18日新華社）從1949年到1957年，全國職工人數由800萬人增加到2450萬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從農村招收的新工人。他們先是分布在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公私合營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私人資本經濟中，而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進程，轉入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中。他們由私人企業轉入公有制企業，從戰場，從農村，從遙遠的海外匯集到社會主義的集體中。這里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政治上平等，經濟上有保障，他們普遍感到這是時代潮流所帶來的最大幸運。

絕大多數人是第一次接觸到社會主義公有經濟這個新事物。大家都認為企業是屬于人民自己的，工人是為自己及全體人民做工。以孟泰、趙夢桃、時傳祥、李順達、張秉貴、焦裕祿、彭加木等無產階級優秀分子為代表的共和國第一代建設者們，在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頂住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與經濟封鎖，成就了中國歷史上最有朝氣、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時代。

無產階級（這時在更多的場合叫“工人階級”）的隊伍壯大了，但它的成份開始變得復雜起來。血統工人只占其中較少一部分，他們是本階級的主心骨；大量的新成員來自農村，他們逐漸成為階級的主體；從部隊下來的人和黨的原地下工作者自然成為早期的領導干部，他們帶來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教育；知識分子的加入和掃盲運動，改變著整個階級的文化素質；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原資方管理人員、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也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

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無產階級有三個特出的優點，一是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因而革命最堅決和最徹底；二是一開始革命就有共產黨的領導，因而最有覺悟；三是與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有利于建立緊密的工農聯盟。（參見《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但到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群眾也漸漸顯露出他們的另外一些特點：一、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同民族資產階級長期合作，沒有或很少有單獨同資產階級斗爭的經驗與意識；二、農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數，因而帶有較多的小農意識；三、落后的生產業態，使部分工人有行會意識與小團體意識。加之階級年齡較輕，文化水準較低等因素，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對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社會組織能力與管理能力，是非常嚴重的考驗。

在城鎮人口的無產階級化的同時，農村人口卻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有產化”過程。新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法廢除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廣大農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很快地，從土地私有基礎上的農業生產互助組到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實行集體所有制的高級社，短短幾年功夫，全體中國農民也就基本上半無產階級化了。

（二）公有制經濟初步發展時期（1958-1978）

大躍進期間，我國職工人數大幅度上升。1958年職工總數為4531萬人， 1960年達到一個高峰，為5100萬人。但從1961年1月開始至1963年7月，中央決定精簡城鎮人口，兩年半中全國職工共減少了 1887萬人。 此后一個時期，國家基本上停止了從農村招收工人。只是在1970—1972年經濟短期躍進階段，才間接地從農村吸收一部分工人。而到1978年底，我國職工總數已經達到9499萬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達到7451萬人；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2048萬人。

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大陸幾乎消滅了一切私人經濟成分，建立起一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龐大的公有制經濟體系。一切依附于私有經濟的階級，都隨著舊的生產關系的消滅而迅速消失了，剩下的“兩個階級和一個階層”之間的差別也在逐步消除，人民公社、上山下鄉、五七道路，毛澤東以只爭朝夕的速度推進他的社會主義計劃。(“1956年黨的八大一次會議上陳云同志有個發言，建議公私合營商店和合作社不要合并太多了，保存產品的多樣性和經營的靈活性。但是，1958年以后把公私合營商店和手工業合作社幾乎一掃而光，許多土特產品長期缺貨，無人生產，無人經營，服務性行業大大減少。”)

正是從這時起，中國共產黨人遇到了一個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同樣面臨的問題：新的經濟依然是資本形態的，被改變的只是它的所有制關系，即由私人所有制變為國家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而且從社會對生產組織形式的需要看，這時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個別形態還不能不具有“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特征。

生產關系的組織形式必須適應生產力要素的組合形式，而生產力要素的組合形式又是由生產資料的技術屬性決定的。工業時代的生產資料技術屬性有兩個基本特征：一、它是有限的社會化生產的產物，只能被有限的社會所占有，并在有限的協作勞動中使用。由此決定強制性的分工、相互獨立的生產者、生產條件在他們中間的分割、以及他們之間的協作與交換關系；二、這種生產資料的使用仍然大量地依靠體力，生產效率相對低下。擴大再生產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剩余產品的分配仍從屬于生產條件的分配，對于多數人來說，勞動仍然是謀生的手段。由于這一切，社會生產的普遍形式只能是商品生產，從而生產力要素具有價值，并依賴于對活勞動的強制性積累而不斷增值就成為必然的事情。這就是資本形態，工業時代社會經濟的一般形態，或者說，商品經濟的最高形態。只要現時代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這些特征沒有改變，以勞動力商品形態和剩余勞動的價值形態為特征的資本經濟形態就不會消亡。在中國，由落后的產業業態和參差不齊的生產技術所決定，整個社會生產力更加是分割的，遠遠不具備“由社會統一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歷史條件。

公有資本最早的原始積累手段是“剝奪剝奪者”，用我們的話講就是“沒收官僚資本”，對民間私人資本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隨后就是向工商業以外的其它產業擴張，主要就是“農業與手工業的合作化運動”，使之從屬于公有資本。

馬克思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經濟形態一定要適應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發展。資本形態的消亡，或者說被一種更高級的經濟形態所取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公有資本形態是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只有采用這種形態，才能有效地組織生產和發展生產，才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正常發育和自我完善。對于從資本統治之下獲得解放的無產階級來說，這是他們反過來統制資本進而消滅資本的必經之路。堅持公有資本的主體地位，使之臻于完善并不斷發展壯大，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資本形態是人類社會生產發展所必經的、不可逾越的經濟形態。在這種由生產資料技術屬性所規定的歷史階段內，不管是由什么政黨或集團執政，不管他們帶著怎樣的社會意識的色彩，都不能拒絕這種經濟形態，否則只會導致他們自己的失敗。“四人幫”的垮臺和鄧小平的成功，只是這一規律的戲劇化的演示。

公有資本與私人資本不同的地方是：一、資本屬于聯合起來的勞動者；二、管理者即作為代表的勞動者；三、資本形態下的按勞分配。它的前提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這不同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而它的歷史條件仍是資本形態，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新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這一基本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計劃與市場的矛盾；勞動與管理的矛盾；公有制與等級制的矛盾（包括中央財政、條條塊塊和基層生產組織之間的權責矛盾）。

生產資料雖然已經歸勞動者所有，但不是直接歸勞動者個人所有，而是由組織起來的勞動者聯合體——人民國家或集體占有。每一個勞動者所擁有的，是由政治權利和勞動權利所體現的一種抽象的普遍所有權。這一點正如我在本文第一節中所指出的，對于聯合體內部而言，共同所有即等于非所有。另一方面，在具體的和個別的形態上，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關系依然是分離的——除了勞動力以外，他們仍然“一無所有”。從這種意義上說，無產階級依然是無產階級。

商品生產在社會經濟中仍然占統治地位。公有制是社會成員平等富裕的基礎，而資本形態必然伴隨著個人財富的相對差異和相互競爭。生產過程是有計劃的，但最終實現還是離不開市場。勞動者已經是按社會計劃分工，他們的勞動不再具有私人勞動的性質，但還必須借助等價交換的方式實現其社會性質。而當這種交換發生在國家或集體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個人形式的勞動力所有者之間時，就是雇傭關系，或者說，“自己雇傭自己”的關系——其中前一個“自己”是指作為勞動者聯合體的國家或集體，后一個“自己”指勞動者個人。此外，在產品分配方面，還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權利和物質利益差異。

與“沒有資本家的資本經濟形態”相適應的，是“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以及帶有舊社會痕跡的意識形態。整個國家經濟是按照典型的等級制原則組建的。在傳統的政治國家旁邊，形成了一個與之并行的經濟國家，一套龐雜的國家經濟管理機構。經濟管理干部——從廠長經理到中央各部官員，他們作為國家資本的代表而擁有巨大的權力——同無產階級的其它部分區別開來，并且與他們所領導的下層群眾發生矛盾甚至對抗。

所有這些矛盾，構成這一時期各次政治運動的主要動因。官僚體制與資本形態，是一直籠罩在毛澤東心頭的兩重陰影。從蘇聯社會的演變中，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只要稍不注意，資本主義制度就會復辟，而且必然是壟斷資本主義。毛澤東認定那些能夠從官僚體制和資本形態中獲取既得利益的人們，就是新的資產階級，而這些人多數都在執政的共產黨內當權。因此，他斷然發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次運動的鋒芒所向，就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他們所維系的官僚體制與資本形態。

無論從哪一種角度觀察，我們都不能說當時的社會存在一個現實的資產階級，甚至可以說，當時不存在任何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分子。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確實具備了產生新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就象一個正在孵化的雞蛋，只要條件成熟，雞子就會破殼而出。資本形態和商品生產都是現成的，只要恢復私有制，資本主義復辟將水到渠成。60年代初期，黨內多數干部沒有意識到這種威脅，特別是某些高層領導仍盲目地支持著這種趨勢。說他們蓄意與無產階級為敵未免偏頗，但說他們是不自覺地走“資本主義”道路卻也名副其實。

文化大革命是黨內路線斗爭的延續與發展。無產階級代表人物企圖以先發制人的方式鏟除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土壤，將新資產階級的胚胎消滅在萌發狀態（所謂“反修防修”）。路線斗爭由黨內擴大到社會，釀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當時群眾斗爭的組織形式，便自然地成了“黨與非黨的路線斗爭聯盟”。但顯然，運動的大方向始終具有階級斗爭的性質，兩大聯盟之間的斗爭不可能采取象西方社會的兩黨制那樣溫文爾雅的“民主”方式。因為這種階級斗爭乃是早產的和未成熟的，運動中又摻雜著大量非階級性的社會矛盾，所以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派迷霧籠罩著的紛亂景象。

毛澤東認為真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只是一小撮，對大多數人來說重要的是思想意識問題。他想通過多次的文化大革命來刷新社會的意識形態，逐步地改造官僚體制，并限制資本形態的發展。這就是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

一旦執政便反對革命，這是歷史上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的邏輯。正如一位先生在網上所說：“革命勝利了，隨著新的政治經濟關系的建立，階級矛盾既得到了緩解，也改變了形式。及時將工作重點由政治革命、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來，建立穩定繁榮的社會，是任何一個新政權的當然選擇。”（段擁軍：《階級斗爭的迷霧》）的確，打江山，坐天下，務農桑，享太平，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新政權”無不如此，但是，唯獨無產階級的新政權是個例外（不例外的絕不是真正無產階級的政權）。毛澤東以他的繼續革命思想，向全世界揭示了一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它執政黨的本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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