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第一部分：階級的由來與近代無產階級

（一）所有關系與階級的形成

（二）階級、階層、等級

（三）社科院學者們的觀點

（四）近代無產階級

第二部分：中國社會與中國無產階級

（一）國民經濟恢復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7）

（二）公有經濟初步發展時期（1958-1978）

（三）改制轉型時期（1979-2002）

（四）農民階級

（五）關于“官僚資產階級”問題

第三部分：無產階級社會組織能力之發展

（一）階級的自我組織能力與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

（二）農民起義性質異化規律

（三）無產階級社會組織能力之發展

第四部分：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關于當代社會階級的觀點

（一）“新勞動價值論”

（二）所謂“工人階級有產化”

（三）“階級和諧”論

結束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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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發過一個貼子，題目叫《共產黨始終代表無產階級》。當時就有網友問道：“在今天的中國誰是無產階級？”還有的網友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后就是社會的主人，是有產階級了”。我原先以為，這些問題都屬于常識范圍，本無須作什么解釋的，但后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卻令我不得不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了。先是社科院的一伙人出版了那份《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接著各主流媒體哄然造勢，突然間冒出許多所謂“創新理論”來，什么“告別革命論”，“階級和諧論”、“新勞動價值論”……。有位黨校的先生，也跑到壇子上，把他“創新”的家伙抖了出來，說道：“工人階級有產化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有產者越來越多，無產者越來越少；有產者的富裕程度也會不斷提高，‘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對于這個歷史趨勢，必須擺脫‘有產就有剝削’的傳統觀念，才能正確了解。”

    我不知這位先生在這里所指的“傳統觀念”是什么，他對“傳統觀念”究竟了解多少，總之，他這幾個概念沒有說清楚，如什么是“有產”，什么是“無產”？“有產化”又是怎么回事？怎樣叫做“共同富裕”？等等。

   什么叫“無產”？ “無產”是相對于“有產”而言的，顧名思義，無產階級就是“沒有財產的人們”。

   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是“財產”？財產當然也是相對于非財產而言的。那么，財產同非財產的區別又在哪里？

——區別在于是否存在所有關系。

    因此，我的論說要從這里開始。

第一部分：階級的由來與近代無產階級

（一）所有關系與階級的形成

    馬克思在分析歷史上各社會形態的經濟關系時，“所有”同“私有”這兩個概念常常是通用的，而且他還認為，“私有制”與“分工”也是同一件事情（《費爾巴哈》）。這使有些同志感到費解。

    原來，財產、所有等等觀念并不是從來就有的。人類曾經有過不知財產為何物的時代，只是后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后，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 費爾巴哈》）。正是在這個范圍內，產生了人們之間對于生產工具的制造、使用、支配等等關系，這是“財產”及“所有”觀念最原始的基礎。

    對于集體勞動的任何一種組織都是分工（當然，分工的另一面就是協作）。最早的分工純粹是自然發生的，比如部落中男子與婦女的分工，男子打獵、捕魚，婦女種植、縫紉，他們分別是自己所制造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但另一方面，有些對象又是共有的：如共同制作共同使用的房屋、園圃、船只等等，都是“共有財產”。——“共有財產”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組,它的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本集體內部是“共有”而非財產（非個人所有）；對本集體以外的人來說，則是“財產”而非共有。

    ——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發：一，人們由分工形成特定的互相區別的生產活動范圍，使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逐漸變成“財產”。“所有”就是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范圍內分別支配和使用這些“財產”。不過在當時，這種“所有”還只是表現為人們的自然分工的習慣，尚未形成強制性的社會制度。二，“公有”與“私有”是同時形成的，反映著整體與局部之間的利益關系——這正與我們的哲學觀點一致：沒有公，就無所謂私；沒有私，也就無所謂公。財產與非財產，分工與協作等等，都是相對的概念。所謂“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乎未始有無也者。”我想，這話用于史前時期的所有關系，也是非常合適的。

    如果對這種最原始的“所有關系”深入分析，我們還可以了解到后來的財產所有關系的某些共同點：（1）所有關系為對象的技術屬性所規定，這種屬性是當時生產力狀況的標志；（2）所有關系為所有者的個人特征所規定，而這種特征是人的自然關系及社會關系的綜合；（3）所有關系還為實現這種所有的方式所規定，這種方式則取決于分工的程度與范圍。

    但上面說到的這種原始的自然分工，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分工。所有與財產在這里也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與財產。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發生在游牧部落與種植業部落之間。只有在這時，隨著交往的頻繁與擴大，才使財產及所有關系第一次具備了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含義：所有或財產只是對物的排他性占有。

    在這以后，在部落內部，“分工又是以家庭中自然產生的分工和社會分裂為單獨的、互相對立的家庭這一點為基礎的。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在質量上）；因而也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態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的奴隸制（誠然，它還是非常原始的和隱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適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的支配。” （《費爾巴哈-德意志意識形態》）

    ——“不平等的分配”之所以可能，當然是這時的生產已經具備不平等分配的條件，即維持人們生存需要之外還有剩余；并且，財富的增加主要地是依靠人的創造性勞動，而不再是從自然界簡地單索取。

    所有關系從單純對物的排他性占有發展到對他人勞動的支配，共同交換變為個人之間或家庭之間的交換，這是人類社會一大進步。在這個過程中，所有制確立了，而它的實質就是私有制。從這時起，“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于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這就是階級的由來及過程。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中，我們得到一個十分確定的結論：階級純然是由特定的生產方式形成的（除此之外的一切解釋都是神話）。離開對特定生產方式的分析，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階級觀。在生產過程中支配他人的勞動，進而實現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占有，這就是剝削。最早的剝削方式即奴隸制，是建立在對人的直接奴役的基礎之上的。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每個勞動者所能提供的剩余產品十分有限，只有采取這種人身奴役的方式，才能做到最“經濟”（即現代精英們所謂的“帕累托最優”）。一旦生產能力的提高使社會有了更多的剩余產品，同時由于被剝削者的反抗，奴役的方式也會隨之變得“文明”一些。但需要說明的是，即使最殘忍的奴隸制也和后來的其它剝削形式一樣，參與生產過程的雙方都是“自愿”的——在當時，不愿做奴隸，便要被殺戮——這是階級之間的“剝削”不同于強制“剝奪”的地方。

    當然，社會的分裂不是簡單的一分為二，在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外還有其它的階級存在。因此我們可以把歷史上的階級分成兩類，一類總是結成對子存在著，比如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佃農，資本家與雇工等等，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沒有其中一方，也就沒有另一方。在一個成熟的社會里，這類階級往往是社會中的主要階級。另一類是獨立存在的階級，比如自耕農，個體勞動者，這類階級往往是社會中的次要的階級。

    階級與階級斗爭的存在是歷史的事實。這個歷史至今并沒有完結。事實本身完全是客觀的，自然的，沒有什么正確與錯誤之分，必要或不必要之分，或者好的和壞的之分。人們如何看待它，承認還是否認，宣揚還是厭惡，參與還是回避，都只是對它的進一步的證明，而且是他們進行階級斗爭的手段和方式。

（二）階級、階層、等級

    社會的人固然都可以按不同的特征分別歸于某種集合，或分做三六九等，但不是所有的人的集合或分等都是階級。“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從本來的意義上講，凡階級，首先都是 “在產”的，即是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擔當某種固定角色的人們。不在產的人們，如從事非生產活動的社會科學界、文藝界、宗教界的人士，以及所謂“國家與社會的管理者”，是不能算作階級的。對于知識分子，除非是與生產過程有直接聯系的（如工程技術人員和生產管理人員），我們也不把他們看作是一個階級。

    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對于生產活動卻有著特殊的講究。一般概念上的生產可以解釋為：人們改變自然物屬性以滿足自己生活需要的活動。而資產階級社會則認為，只要是、而且僅當是能夠產生剩余價值的活動才是生產活動。比方說歌唱家演唱，如果單純為了娛樂，就不是生產活動；如果他是賣唱，收入僅供自己消費，這是勞動，但不是生產性的；如果他受雇于演藝公司，為股東們贏得利潤，那么這種演唱就是生產活動。單純的商品交換也不認為是生產活動，而當雇請了店員，店員的勞動能夠提供剩余價值，就可以被認為是生產性的。

    “在產”不等同于“在職”，生產領域以外也有職業。人們所從事的職業不是劃分階級的基礎。我們說“在生產過程中擔當某種固定角色”，也不是指他們的技術崗位或者專業角色，而是指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經濟關系。階級分析的基礎就是對人們在生產過程中財產關系的社會性分析。比方說，一個出租車司機，如果他開的出租車是屬于老板的，他就屬于打工族，無產階級；如果出租車屬于他自己，那么他是獨立的個體勞動者；而當他雇請別人來開，那么他就是一個資產者。

    人們占有財產的多寡，不是劃分階級的標志。如這樣一個例子：一個雕塑家雇一輛貨車，將自己的作品運到市場上去賣，車夫是受雇于車主的，車主的資產也僅只有這輛貨車。在這三個人中，盡管雕塑家要比車夫或者車主富裕一百倍，而且車夫所得可能要比車主得到的還要多，但他們所屬的階級分別是個體勞動者、無產者和資產者。

    不是一切財產都可以當作劃分階級的標志，只有能夠在生產全過程中發揮作用的財產，亦即具有再生產性質的財產，才是劃分階級的標志。這種財產即當作生產資料的財產。無產也好，有產也好，其所謂的“產”，也僅僅是就此種財產而言的。這也是階級分類不同于其它分類的地方。一個商品社會里的生產者，他的全部財產分為兩個部分：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他的收入也分別為兩種用途：補償、追加生產資料（折舊及補充原材料）和用于生活消費。只有前者才是他作為有產者的標志。資本家付給工人工資—— 一定量的貨幣或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對于工人來說，這是他用自己的勞動力換來的個人財產，不管這種財產多寡，我們都不能以擁有這種財產作為工人是“有產階級”的證明，因為這種所謂的財產對于工人及其家庭來說完全是消費性的。然而另一方面，站在資本家和資本社會的角度看，這一定量的貨幣或生活必需品是用于購買活勞動的，是再生產過程的一種必要的投入，屬于換取生產要素的一種付出。所以，工資，同樣的貨幣，在資本家那里，是資本；在工人手里，是血與汗。

    各階級的社會地位是等級式的，但等級不就是階級。等級是比階級要普遍得多的社會結構形式，它廣泛地存在于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從自然的原始部落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會存在等級。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各種劃分等級的方法有文野粗細或習慣與強制性等等區別，這說明等級這種概念具有極大的包容性與隨機性。例如，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所謂“第三等級”中，就包含了資產階級、手工業行東、小店主、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階級。再例如在日常工作中，我們需要評價人的知識與技能等級，可以按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學歷）劃分，也可以按他們的職稱序列劃分，或者直接地，看他們的專業成果。

    與財產和社會地位相關的等級還有所謂“階層”。階層同樣是一個包容性與隨機性較大的概念。比如我們以人們的收入量為標準，可以將他們分為高收入階層、低收入階層和中等收入階層，而不管他們的收入有任何質的差別，不管他是資本家、自由職業者還是地主；我們還可以按人們的社會職業將他們分為管理者階層、技術員階層或辦事員階層，而這些人完全可能屬于同一個階級、甚至受雇于同一個老板。在過去革命時期，我們曾把資產階級分成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階層；我們還把農民階級分為貧農、中農和富農，并把其中的中農分為上、中、下，新與舊等不同的階層。

    等級、階層的劃分，對于社會學研究和制定政策都是非常有用的。當社會發生性質轉變的時期，等級和階層的變化非常急劇與醒目，這一優點為我們做階級分析提供了方便。但等級和階層劃分不能取代階級分析，較之等級與階層，階級這個范疇要嚴格得多和穩定得多，階級分析更能觸及對象的本質，了解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與規律。

（三）社科院學者們的觀點

    今天社科院的先生們對“傳統”歷史唯物主義持根本否定的立場。他們完全撇開階級與階層這兩個概念各自不同的科學內涵及其相互聯系，認為它們的區別只是研究者對于同一社會等級現象持“沖突論”還是持“功能論”而產生的差異，或者是習慣用語上的差異。先生們宣布，為了“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在今日中國只能說“階層”，不能說階級。于是他們的大作也就叫做“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他們說：

    “在大多數英文文獻的有關論述中，并不存在‘階級’與‘階層’兩個概念的明顯區別，大多數理論家都采用同一個詞匯：‘class’，它既可以被譯成‘階級’，也可以被譯成‘階層’”。階級“這一詞匯讓人聯想到的是嚴重的社會沖突、動蕩或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有些學者和民眾對這一詞匯還帶有反感情緒和否定傾向。而‘階層’常常被認為是不那么具有沖突性并帶有等級性的群體概念。”

    ——英國人只說一個“class”，我們就不能說兩個“class”。因為“有些學者和民眾”反感其中的一個“class”，我們就只能說另一個“class”！這就是他們的“邏輯”，這就是他們的“科學精神”！這些先生們一向標榜自己是反對“教條主義”的，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卻是典型的教條主義者，并且是全世界最高“class”的教條主義者。

    我們不禁要問：親愛的先生們，你們不是主張“實事求是”嗎？你們不是主張“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嗎？為什么現在卻要跟著“有些學者和民眾”的屁股后頭，跟著英國人學舌呢？即便是英國人不區分階級與階層，我們中國人就不能從社會現實出發加以區分嗎？你們的“社會科學”是遵從社會現實呢，還是遵從“有些學者和民眾”的好惡？

    在近代中國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同志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階級分析的里手和模范。舊中國的社會階級、階級矛盾及其對抗性，是客觀的事實，毛澤東總是實事求是地加以闡述，并無刻意夸張之處。而《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卻說毛澤東“為了改造社會制度，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因此，他的分析特別強調階級關系之間的對抗性”。好象階級對抗與社會革命不是客觀之必然，而是由毛澤東們通過“特別強調”然后加以締造的。

    歷史事實恰恰和這班社會庸醫們的想象相反，最大量最慘烈的社會對抗多半發生在等級或階層之間，而階級之間的對抗常常是隱蔽的和深層的。階級對抗是實質性的社會對抗，往往需要借助等級或階層對抗的形式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就是透過各種社會矛盾的表面現象，揭露階級斗爭這個實質，揭示人類社會運動的規律。馬克思主義黨的政策與策略，就是從無產階級和整個運動的利益出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社會等級和階層，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去實現無產階級的戰略目標。

    社科院的先生們不同意馬克思和毛澤東“以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認為“在當代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產資料是由國家和集體占有的。同時，公司制近十年的發展也導致了許多不同于馬克思和毛澤東所研究的時代的私人生產資料占有形式。其次，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比較復雜，并且明顯具有多元化特征，這就決定了僅用生產資料占有這一指針來解釋社會階層分化是不充分的。”

    “這就決定了”？——真輕巧！馬克思主義是這么容易被推翻的嗎？

    按照社科院先生們的說法，由于公有制、同時由于公司制的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過時了，不僅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過時了！怪不得這十多年來，中國主流文獻對于西方社會的階級與階級斗爭也一概予以否認——莫非共產主義社會提前實現了？

    近十年的發展，的確引致中國社會結構出現了急劇分化，這完全是由一系列的財產與權力再分配引起的。那個原來已經被消滅了的剝削階級，帶著它固有的臭味又重新出現了。不管這個階級裝扮出怎樣的新面孔，不管他們在剝削形式上翻出怎樣的新招術，只要打開各種公司制的外殼，擦去涂抹在經濟表面的多元化色彩，分析他們所采用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那種腐朽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本質就會暴露出來。這正好說明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科學性與不可替代性。

    社科院的先生們以為最值得夸耀的“創新”，是所謂“以職業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

“以職業為基礎”這一條，我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職業特征不能作為劃分階級的基礎。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可能屬于同一個階級，不同階級的人可能從事著同一種的職業。在工業無產階級中，有所謂藍領與白領等不同的職業；在現代知識勞動者中，有應用技術人員和從事科研的人員，但在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一點上，兩者毫無二致，不同的僅僅在于勞動能力的類型：一種是以體力為主，一種是以腦力為主。企業管理是一種職業，但在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中，管理者是由兩部分人組成的：單純從事技術管理的職員和兼有資本剝削職能與技術管理領導職能的經理。他們分屬于兩個不同的階級：前者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后者從對個別資本家的依附中逐步分離出來，開始形成一個新的階級——經理階級。事實上，即便在劃分“階層”時，職業也是很難作為“基礎”的，同種職業中的等級差別通常都要大于不同職業之間的差別。

不僅職業不是劃分階級的基礎，不同產業也不是劃分階級的基礎。中國工運與工會理論界長期以來有一個誤區，以為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并且僅僅限于國有和城市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里的職工。其實，不管是從事第一產業還是第二、第三產業，不管是傳統的城市職工還是剛剛進城的農民工，也不管是教授、醫生還是演員，只要他們的謀生方式是建立在工資雇傭關系基礎之上的，他們就是無產階級。在社科院的先生們所列的“十大社會階層”中，所謂“產業工人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無疑都屬于無產階級。

    所謂“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又是怎么回事呢？資本主義生產在其發展過程中，力圖使一切有用的東西商品化，同時要使一切能夠支配他人勞動的東西資本化。基于這種意識，資產階級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的資本不限于物質的生產資料，政治與文化也是賺錢的工具，現代資產階級學者為此借用了一個新詞匯，叫做“資源”。社科院的先生們認為“組織資源”即國家權力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資源”，只能由“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人們掌握，其它階層人民不能分享；他們認為“文化資源”是指“社會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而“這種資源的重要性則在近十年來上升很快，它在決定人們的社會階層位置時的重要性并不亞于經濟資源”，因而擁有這種資源的人即所謂的“精英階層”也應當居于一般民眾之上。但先生們沒有忘記在“文化資源”后面用括號加上一個備注：“（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也就是說，知識和技能擁有者的“社會階層位置”，歸根結底還是要由掌握“組織資源”的人們說了算，由他們發給“上等奴隸”資格證書。

    社科院的先生們為其資產階級立場所決定，必然要拋棄所謂的“傳統觀念”即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他們故意混淆階級與階層這兩種概念的科學內涵，目的就是要配合中國新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勝利，從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把工人和農民徹底打下去，以建立一種“長治久安”的統治結構。這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現代社會結構”（對于這一點，社科院的先生們倒是直言不諱）。

（四）近代無產階級

    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不是任何別的階級，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它正是“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的奴隸制”下的一個特殊的被剝削階級。因而，我們也可以將無產階級歷史地分為古代無產階級、中世紀無產階級、近代無產階級和現代無產階級。

    古代無產階級，即奴隸階級。詩經有曰：“士刲羊，無血；女承筐，無食。”就是對當時無產者的寫照。中國古代的奴隸以家庭勞動為主，較少有大規模生產勞動的情況。中世紀的無產階級，是指封建社會里的破產農民。在正常年景下，這個階級所占的人口比例較小，其主要成份是傭工和佃農。如大名鼎鼎的陳勝，“嘗與人傭耕”，“傭，役力而受雇值也”。而一旦災荒戰亂，或封建豪強橫征暴斂，便有大批農民破產，使這個階級的人數迅速增大，形成沖擊整個社會的流民浪潮。

    近代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特有的階級。它同它的對頭資產階級，是在十八世紀下半葉、隨著工業革命而產生的。這個革命以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蒸汽機和其它機械裝備——為武器，通過商業競爭，在早期的工業中消滅了無數的小作坊和小工場，使大批手工業工匠破產，淪為無產者。另一方面，擁有這些機器的人組織了工廠，建立了工廠制度，雇傭無產者進行擴大規模的生產。與此同時，新的生產力也被當作破壞整個舊社會結構的武器，在廣大的鄉村造就了一個更大量的無產者群體，并迫使他們入城，受雇于主人資本家。

工業革命將人類帶入一個全新的、以生產資料技術屬性決定一切的時代。從此，各階級的狀況不僅取決于其對生產資料擁有與否或擁有多寡，更重要地取決于其所擁有或所使用的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高低，以及因此決定的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生產規模擴張的同時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推廣。每一步擴張都造成大批的破產者，進而把其中的一部分變為雇傭勞動者；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最旺盛的時期，產業的現役軍團和后備軍同時存在，亦是維持正常經濟秩序的必備條件；而一切技術上的進步也都意味著失業人口的絕對增加；一切經濟上的動蕩都會使更多的人失業，所以，近代無產階級總是由在業者和失業者兩部分組成。從近代無產階級的這個特點看，它幾乎不成其為一個階級，而是其它一切階級中破產分子的集合。

由機械化工業生產的特點，近代無產階級也稱為工人階級。

    近代無產階級具有和以往其它勞動階級截然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是：

    1不擁有可以用來獨立謀生的生產資料。他們唯一生存之道，是向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以換取菲薄的生活資料。

    2這時的生產資料因其技術屬性的規定，只能在共同勞動中使用，并且必須與組織起來的聯合勞動力相結合，當作社會的生產力來使用；但是，勞動力卻是以零星交易的方式由個別的資本企業購買，因此，對勞動力使用的任何組織與管理，必然是強制的，不容自擇的。

    3剩余價值最大化成為生產的一般規律，因而各種勞動力價值總是按照當時社會最低標準約定的。生產過程對于勞動者來說，只是必須履行的、為他人創造財富的一種負擔。所以，對于這樣的生產，他們始終是被迫的、消極的，甚至是抗拒的。

4生存的無保障性與競爭性。“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共產黨宣言》） 整個社會對他們來說，已經排除了其它一切可能的生存方式；而另一方面，勞動力的購買者卻擁有象購買其它商品一樣的選擇權——他沒有必須購買誰的勞動力的義務。因而，這樣的社會并不保障每個無產者的生存權利。或者反過來說，社會竟以這種方式，賦予了無產階級擁有奪取全部生產資料的權力。

5工業化生產是在世界范圍進行的。不同國家與民族的人們，在同樣的制度之下，以同樣的技術，同樣的工具，同樣的標準組織生產，進行協作與交換。這一點決定近代無產階級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階級。

早期的近代無產階級以城市產業無產者為主，還包括鄉村無產者和無業無產者。在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的革命取得勝利之后，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上世紀末的一百五十年間，無產階級舉行過兩次具有世界意義的、旨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大革命。第一次革命以1831年法國里昂工人起義開始，至1871年法國的巴黎公社起義。這次革命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初步嘗試。巴黎公社雖然只存在了短短七十二天，卻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使馬克思主義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戰斗旗幟；第二次革命從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蘇維埃起義開始，延續到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這次革命最顯著的特點是有了組織嚴密的無產階級政黨。革命高潮時期，曾在歐亞大陸和美洲的古巴建立起十多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開展了理想社會的建設。它的影響波及到包括非洲在內的一些前殖民地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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