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想象和“下降”史觀

——“新文學”的終結問題的思考

張頤武

一、

今天中國所發生的劇烈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可以看到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歷史的轉變，中國中國歷史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紀文化”的時期。這種歷史轉變的強度和速度異常地超越了一般的想象和歸納，中國在八十年代以來的變化是一個具有相當連續性的過程，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許多清晰的脈絡和軌跡。從最初的開放直到今天的歷史進程都有一種環環相扣的歷史的必然性的呈現。這種歷史必然性又和五四以來的中國的文化和思想的歷史有異常深刻的關聯。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一個連續體的當下的歷史。這歷史的起承轉合其實清晰可見。但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斷裂的歷史，一個缺少連續性的歷史，一個充滿了褶皺、間隙和片斷性的歷史。許許多多我們 覺得不可思議的事件難以化為整體的描述。在那首《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流行的時代，人們不會想到二十年后中國的歷史會轉變到今天的格局。在當時“新時期”的歷史框架之下，歷史的可能性其實還是相當多樣的，今天的狀況當然不是歷史的意外，但歷史的必然性卻又難以被我們充分地感受。在那個激情浪漫地幻想未來的“新時期”，我們似乎難以想象今天的未來。當時我們還曾經以南斯拉夫作為改革的榜樣，但那個國家而今安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化的歷史在我們的回溯中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在當時的歷史過程中的我們卻面對著不可思議的未來。這當然可以說是黑格爾式的“理性的詭計”的一種戲劇化的展現，但其實也是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和空間的轉化的結果。我們設定了一個歷史的方向，賦予了歷史一個藍圖，給予歷史一個對于過程的規劃。但歷史卻總是有自己另外的方向，另外的實現自身的方式和對于理想規劃的背棄。但歷史卻意外地在新的時空之中展示了自身的合法性，展示了一種另外的可能性。

這里有一個現象是異常有趣的，我們可以發現整個“新時期”直到“后新時期”的歷史，經常表現為一個對于過去的輝煌的“回歸”的企圖，一種不斷試圖回到過去的美好起點的期望。這種“回歸”的基本的欲望是在兩個方向方向上展開的。首先，這種“回歸”的企圖確立了一個美好的起點，一個正確無誤的開端。“開始”是純潔的、未被扭曲和玷污的，又是美好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這個開始的時刻是我們的感性中的自我實現的原初的美好的時刻。正是由于這個時刻的“失落”，才造成了我們的困局和悲劇。而正是因為對這一時刻的“回歸”，當下我們的理想才獲得了必然的展開。其次，“起點”和“開始”乃是歷史的正確方向的展示和呈現，它是歷史的正確的選擇，是展開了它的必然性的前景的和唯一的選擇。這個從當時回望是理想化的“開始”的時刻不幸被歷史的過程的迷誤、挫敗和背叛所扭曲。歷史必然的方向被邪惡、欲望和短視所遮蔽和掩蓋，歷史走向了謬誤的方向。于是“回歸”也是唯一的拯救之所在，也是歷史的航向的校正。在整個中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新時期”和“后新時期”中，“回歸”的想象都是文學和文化的中心。通過“回歸”，“新時期”獲得了自己的話語和由話語確定的一套文學制度的合法性的基礎。而“后新時期”知識分子則通過向“人文精神”的回歸，尋找自身的合法性的基礎。這些發展也建構了一種難以擺脫的“新文學”的“下降”史觀。

二、

我們可以簡略地回顧一下這種“回歸”的文化想象和“下降”史觀形成的歷史。在“新時期”開始的最初的歲月，我們曾經希望“回歸”是由兩個方向展開的，這兩個方向恰好是當時的“撥亂反正”的話語的要求的結果。

第一，當時展開了對于一個沒有經歷“文革”的沖擊，充滿了人與人關系的和諧性的烏托邦式的“十七年”的“回歸”的想象。無論是劉心武的《班主任》、王蒙的《布禮》還是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都凸現了一種“回歸”“十七年”的純真和美好的強烈愿望。在許多作品中十七年的單純和可愛的生活正對立于文革的無限斗爭的人性喪失。同時。在文藝觀上，一種對于當時的‘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否定和對于“十七年”在文革中失掉美好時光和正確選擇的追溯，對于“十七年”所具有的歷史潛力的回歸。（1）當然，這種“回歸”僅僅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存在之后，就被“反思文學”的浪潮所淹沒。“十七年”和整個計劃經濟時代由于“反右”“三年困難時期”等狀況而受到反思，僅僅保留了五十年代初期作為一個浪漫的革命情懷的 有效記憶被存留下來。但這一“回歸”潮流無疑打開了“新時期”的“回歸”想象的基礎。這種“回歸”十七年的傾向無疑是為了徹底摧毀“文革”的合法性，建構新的歷史意識。“文革”在此正是被闡釋為對于“十七年”的逆反的結果。但伴隨著“新時期”歷史的演進，這一歷史意識的價值逐漸降低。

第二，在“新時期”初期開始強烈地肯定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將“新時期’的文學的合法性追溯到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的傳統，將“文革”時代對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激烈的否定進行再否定。重建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輝煌，由此反照“文革”時期的萬馬齊喑的狀況。通過重建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合法性將“新時期”置于一個歷史的秩序和連續性之中，如關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內部關鍵的“兩個口號”之爭的再評價和對于“左聯”歷史的再評價的展開都是其中最為關鍵的部分。（2）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被視為一個理想的歷史起點，而“文革”正是對于它的反撥和背叛。“回歸”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成為了“新時期”初期的文化想象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新時期”文學被理解為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合理的“回歸”。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成就被視為“新時期”文學必須重返的 起點。

這兩個方向都是為了徹底否定“文革”而進行的，在這里，“十七年”和“三十年代”被視為“新時期”文學合法性的基礎。這是“新時期”最初的歷史觀所進行的歷史想象。“新時期”的文學在當時的發展中被視為否定文革，但回到“十七年”和“三十年代”的起點上的發展。“撥亂反正”的表述就是一個“回歸”史觀的最佳的表述。撥“文革”之亂，反“十七年”和“三十年代”之正，正是當時的歷史觀的合法性的基礎。它的想象顯然是僅僅在原有的計劃經濟的文化中產生的，是一種線性的歷史的合法性的建構。但這一歷史想象很快就被新的想象所淹沒。但這可以說是“下降”史觀的雛形已經出現。“文革”當然是“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歷史連續性中的最低點。

伴隨著“新時期”歷史的發展，這一“回歸”想象受到了沖擊。一方面是“新時期”開始發現“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并不是中國“新文學”歷史的最初的起點，它所產生的文學其實也仍然有偏離其自己歷史起點“五四”的狀況。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新時期”的社會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十七年”社會的框架。一個面對西方開放的社會開始出現。伴隨著“新時期”的開端的，是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中中國和西方的全面的合作，共同對抗蘇聯的“稱霸”的格局的進一步演化。這一“文革”后期伴隨中美關系解凍所出現的歷史轉折，到“新時期”就已經不再僅僅是單純的外交政策的發展，而且是一個新的“改革開放”的歷史的能量的獲得。中國向西方的開放成為“新時期”的歷史的最為關鍵的空間的因素。空間的介入其實不得不沖擊以“十七年”和“三十年代‘為合法性基礎建構“新時期”文學話語和文學制度的可能。

這里的發展有三個關鍵性的因素對于未來的中國文化是決定性的，一是開放帶來了對于“落后”的前所未有的焦慮，西方經濟的發達的具體的日常生活形態的表征伴隨著第一波的“開放”而被中國人所了解。許多來自西方的經驗性的闡述通過介紹情況的報告、游記和城市中剛剛出現在家庭中的稀少卻影響力巨大的電視機傳播的西方生活的片斷得到了感性的展示。這產生了“新時期”文化中最為關鍵的對于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落后”，必須加速發展的判斷，引發了對于經濟成長的極度的關切。于是一個向“西方”學習的話語改變了對于“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回歸”的可能性。二是一個新的大眾文化意外地伴隨著開放的進程而悄然出現。它盡管只是萌芽狀態，卻仍然產生了重大的沖擊力。隨著來自港臺的大眾文化如鄧麗君的歌曲和《霍元甲》的電視劇的流行，大眾文化的影響力已經顯示出來了。中國本土的大眾文化也開始興起，如李谷一和蘇小明的歌曲的流行等形態已經出現。而象日本電影和電視連續劇《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初上映所引發的爭議，也是大眾文化的影響力的征兆，它明顯沖擊了。巴金的《隨想錄》的第一篇就是討論日本電影《望鄉》所引發的有關倫理的討論的。與此同時，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和文革時期處于地下的先鋒派開始產生影響。有趣的是，在“新時期”開始時，大眾文化和這種精英文化并沒有清晰的劃分，而是共同的新的文化形態。直到八十年代中葉兩者的劃分才清晰化。三是消費社會開始了自己最初的展示，許多新的消費品開始成為人們追逐的目標，人們追逐時髦的生活的期望開始合法化。這些深刻的現實的轉化都超出了“回歸”“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構建的文化想象。空間的共時的變化要求一個新的歷史框架的闡釋。

于是，我們可以發現主導“新時期”的文化的歷史想象的關鍵是“回歸”五四的期望。“五四”無疑是中國“新文學”歷史的起點，而它的意義也遠比“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豐富得多。在有關“新時期”文化的所有討論中，“五四”的意義被幾乎無限地強調了。一般認為，“新時期”就是對于五四的直接的“回歸”。這種“回歸”論就是“新時期’歷史合法性的基礎。正如中國八十年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李澤厚所描述的：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 。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著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人，啊人’的吶喊遍及了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這是什么意思呢？相當朦朧；但有一點又異常清楚明白：一個造神造英雄來統治自己的時代過去了，回到了五四時期的感傷、憧憬、迷茫、嘆惜和歡樂。”（3）

李澤厚的表述最明確地提供了新時期“回歸”五四的歷史闡釋。“新時期”文化的歷史所展現的“回歸”五四的欲望是異常清晰的，有論者在1989年指出：“將五四新文化運動同80年代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化熱’作比，是當前的熱門話題，尤其人們都將后者視為五四精神的延續。確實，從某種抽象的意義上說，歷史發展表現出一種驚人的相似之處。”（4）“回歸”五四其實提供了超越歷史的全部可能。一方面這種“回歸”提供了對于“西方”開放的合法性。因為“五四”是勇于向西方開放的時代，為今天的開放提供了前提，如魯迅的“拿來主義”的表述就成為新時期對于西方文化的興趣的經典的表述。另一方面，這種“回歸”表現了一種“新時期”話語對于“個人”的解放和優雅生活的強烈的追求。人們以一種浪漫地面對“西方”的方式追逐“現代性”。李澤厚當時對于“新時期”后期的現代主義的文學潮流表達不滿的時候所透露的歷史觀其實道出了“新時期”文化的關鍵內涵：

“就社會的客觀行程說，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還整整差一個歷史階段。中國要走進現代化，歐美要走出現代化。……中國至（原文如此——張注）五四起，卻主要以十八、十九世紀的啟蒙主義、理性主義為模仿和追趕目標。。盡管有現代非理性主義的哲學——文藝思潮的傳入，但始終沒占主要位置；包括在魯迅那里，亦然。這一點似乎表示著，中國還沒有到‘吃飽了怎么辦’那種人生意義的追求階段，中國現在還是為吃飽穿暖住好，為國家的富強繁榮、生活的安康幸福、個體的自由發展而奮斗。”（5）

這里提出了一個有關“現代化”的“時間上滯后”的追趕的敘述，這正是回到五四的起點的最為重要的想象。這種想象乃是“現代性”歷史觀的核心的觀念。我們也由此建立了一種直到今天仍然有相當影響的中國“現代性”文學和文化的基本的闡釋模式，也就是一個“下降’的歷史觀。這種“下降”史觀認為，五四是中國“現代性”的歷史起點，也是中國現代性的 文學和文化的發展的頂點。五四的文化巨人提供的歷史高度和輝煌成就是后世不可企及的。而后的文化其實一直處于一種“下降”的過程之中。從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的論述，到八十年代后期興起的“重寫文學史”都提供了這種“下降”史觀的最佳例證。五四是“新文學”的最高的成就和自我實現的最突出的展現，而此后的“新文學”的展開 其實是從這一頂點的不間斷的“下降”的過程。

但是，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并不可能提供這種“回歸”理想充分展開和實現的可能。這里的空間的現實的變化將歷史的設計改變了。此時冷戰已經進入最后歲月，七十年代以來由于信息革命帶來的資本的已經開始對中國內部發生的市場化變革發生了強烈的興趣。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改變其實也和全球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興趣和中國內部的深刻的市場化進程的開始有緊密的關聯。“資本”對于中國的發現其實就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量的廉價而勤勞的勞動力和低廉的土地價格都開始吸引了西方的關注。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全球政治的因素，而且是全球經濟的一個因素。只是這個因素尚未完全展開。但無疑中國已經變成了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一面對于冷戰的最后結果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另一面也開始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轉變產生深刻的影響。這里，一是消費主義在中國的合法化速度加快，沿海城市的開放帶來的消費革命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性。二是大眾文化已經有了最近的初步的完整的形態并對“純文學”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王蒙以陽雨筆名發表的《失去了轟動效應以后》就是這種以文學為中心的回歸五四的話語和制度難以運作的表征。三是中國開始受到西方的對于“現代性’反思的各種思潮的沖擊。“現代性”的歷史合法性開始受到的沖擊。而各種新思潮的涌入為反思和追問五四提供了條件。于是，“回歸’五四的理想的文化模式成了八十年代的一種強烈的夢幻。

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社會進入了“后新時期”。這個已經逝去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后新時期’對于中國的文學和文化來說具有高度的意義，從今天的角度觀察九十年代的“后新時期”的文學和文化史，我們可以重新發現其歷史的關鍵的價值。從九十年代直到今天，對于九十年代文學和文化的評價一直是較低的。許多人認為九十年代的“后新時期”消費主義的大眾文化沖擊了高雅的文學。文學的衰落和高雅文化的衰落導致了文化的危機。人們普遍認為九十年代的文學的“高端”部分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沖擊之下導致了危機，就是始終對于九十年代有較為積極評價的人也難免在這些問題上充滿困惑。九十年代的“后新時期”在知識分子內部出現的原有的“新時期共識”的破裂，出現的 有關“人文精神”和“后現代”“后殖民”“現代性”等等問題的激烈的討論其實是對于九十年代的“后新時期”出現的兩個文化關鍵要素的困惑和焦慮的結果，也是“新時期”文化并未沿著“五四”的理想“回歸”的嚴重癥候的表現。這兩個文化要素，一個是消費主義的 發展帶來的日常生活價值的改變，已經和新時期時代沒有充分展開的情況完全不同。消費主義的合法化和冷戰后全球資本主義的新的發展正相合拍。另一個是大眾文化的崛起帶來的“純文學”的危機。從《渴望》開始的“后新時期”大眾文化已經展開了自己的強勢的發展。（6）

這兩者都對與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一直信仰的“新文學”的話語和文化制度造成了威脅。 于是，對于九十年代文化的激烈的抨擊變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難以回避的激情選擇。“人文精神的失落”的呼喊其實正是這一激情選擇的標志。當時其實進行了一場高雅的“文學”對似乎“低俗”的“文化”的沖突或戰爭。“文學”一反它在整個五四以來“新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和支配的角色，不再能夠指導整個文化，而是似乎要從整個文化中分離出來，成為它的對立面。于是，所謂“抵抗投降”的話語無疑是文化沖突的表征。在這里，王朔當時成了“文學”與“文化”的沖突的焦點。王朔曾經是一個文學人物，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創作已經引發關注。九十年代以后，他對于“新文學”話語的蔑視和以大眾文化的“英雄”角色出現，更使得他的“頑主”形象遭到了異常嚴厲的抨擊。“文學”在向大眾文化宣戰的同時，它自己的內部也迅速的分裂。一面是一批和市場與消費文化相關聯的作家的崛起，另一面是“文學”內部對于消費和大眾文化的徹底“否定”的派別和表明“理解”的派別（當時在“文學”內部并沒有支持和肯定大眾文化的潮流，而“理解”是當時論戰的一種聲音）的 爭議愈演愈烈。對于王蒙的《躲避崇高》的批評就是“文學”內部的分裂的標志。作為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文學”的主要的發言人的王蒙當時受到的批評顯示了“文學”內部分裂的力度。當時爭論的焦點在于是否市場化帶來了人的墮落和民族的墮落。“否定”派認為這種墮落已經發展得異常嚴重，而另一派則對于大眾文化和消費有更多的理解。一部分知識分子強調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消費”時代給中國帶來了異常巨大的危機。他們要進行一場“抵抗投降”的崇高的圣戰以捍衛“新文學”話語的神圣性。他們決心對抗性地面對全球化和市場化帶來的社會后果，認為這種消費的浪潮和中國加入全球化的浪潮會導致危險。他們試圖在中國語境中彰現自身的對抗性的形象。他們對于消費文化和中國的日常生活的改變抱有極度悲觀的態度。認為經濟的發展的負面效果會導致人的“墮落”。這并不是五四“新文學”的思路，而是一種在捍衛“新文學”的旗幟下的一種背離和偏移。他們對于“個人”的激情肯定其實也導向了一種對于“個人”的理解的偏執。而對于五四的“回歸”更展現為一種更為抽象難解的“人文精神”的回歸。當時的“人文精神”討論的歷史正是試圖面對“新時期”“回歸”五四的話語的困境，，從一個更加抽象和玄虛的“人文精神”的角度超越“回歸‘五四的文化方案的困難。以一種更加抽象的精神覆蓋五四的歷史起點的不可“回歸”。但這一“回歸”“人文精神”的想象在當時就受到了強烈的質疑，而并沒有象“新時期”回歸五四的話語那樣形成文化的無可置疑的主導潮流。但“人文精神”的話語將當時的文化歸結為一個“曠野上的廢墟”的描述，當然是將”后新時期“視為五四以來“新文學’下降歷史的一個新的最低點。根據當時的描述，中國的狀況是“今天的文化差不多是一片廢墟。或許還有若干依然聳立的斷垣，在遍地碎瓦中顯示出孤傲的寂寞。”“這是一個審美想象力全面喪失的時代”。（7）

從上述概括中看，我們經歷了不間斷的對于“回歸”的 追尋，在“新時期”和“后新時期”建構了一種“下降”的歷史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就是一個從一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下降”的歷史。我們在“下降”低點上仰望新文學的歷史的起點和頂點的“五四”，而“新時期’則是這一“下降”趨勢的短暫的停止。于是，我們只有依賴對于“回歸”的期望才可以建構自身的文化 想象。

三、

從今天的“新世紀文化”的角度考察這種才“新文學”“下降的歷史觀，我們可以發現今天中國的歷史情勢的意外的變化是對于這一史觀的最強烈的沖擊。經過了九十年代的 經濟的高速成長，二十一世紀的“新新中國”的“和平崛起”已經成為歷史的景觀。這些變化都體現在文化的轉變之中。這種轉變可以用《新周刊》2003年10月1日那一期的表述來形容。這一期《新周刊》的主題是“新新中國”。編輯有這樣一個表述讓我有所觸動：“對于‘中國’來說，‘新中國’這個詞語一直表明著政治上的新，政體的更新；如今在生活方式、文化時尚形態上有著全新的方向與發展可能，‘新新中國’冒升而出。”這個“新新中國”描述的確抓住了問題的核心。中國的歷史發生的改變可以說在日常生活層面和全球層面上都前所未有。九十年代以來全球和中國的一系列變化到新世紀已經由朦朧而日漸清晰。中國作為全球生產和資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是和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幾乎是同步的過程。中國開始告別現代以來的“弱者”形象，逐漸成為強者的一員。新的秩序目前并沒有使中國面臨災難和痛苦，而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的機遇。這里中國內部當然還有許多問題，但伴隨著新世紀的來臨，中國的兩個進程已經完全進入了實現的階段：首先，中國的告別貧困，以高速的成長“脫貧困化”正是今天中國的全球形象的焦點。其次，中國開始在全球發揮的歷史作用已經能夠和全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劃開界限，中國的“脫第三世界化”也日見明顯。這兩個進程正在改變整個世界。而這種改變強烈地需要新的文化想象。這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和消費與大眾文化一起在中國崛起的還有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當中國的人民大膽地追求消費的滿足和大眾文化提供的新的想象和生活方式的表征之后，他們爭取更好的生活的世俗的夢想居然為中國人一百年的民族夢想的實現準備了條件。五四先驅者通過“新文學”提出的“強國”的夢想，并沒有在“新文學”作為文化的中心的時代中實現，竟然是以一種“后新時期”的和“新文學’的話語相分離的形態中實現的，五四新文學提供的宏偉的、烏托邦的“中國夢”卻是在九十年代以來的具體而世俗的“中國夢想”的追求中實現的。五四的先驅者并不象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于自己民族的承諾乃是最關鍵的承諾。所以，對于中國的“和平崛起”的肯定當然應該是中國的“現代性”的理想的核心，而這個核心的實現卻是在一種消費和大眾文化的獨特語境中實現的。這似乎是一個先驅者的目標和具體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之間的分離的結果。

于是，新的現實對于“回歸”的想象和“下降”的沖擊是構成新的歷史的前提和條件。我們既需要再度審視“新時期”，也需要再度審視“后新時期”。通過這樣的審視，我們可以 發現新的歷史和空間感可以跨出“新文學”的歷史。我覺得關鍵在于對于“后新時期”歷史轉折的再評價的必要性。

九十年代后新時期不僅僅是市場和消費追求爆發的時期,而且是中國的和平崛起的最關鍵的“前期”,其歷史意義是非常巨大的。消費和大眾文化在人們都可以認知的消極面之外，起碼有一些積極的價值和意義值得了解。這種意義集中在三個方面:

首先,大眾文化具有強烈的個體性的意識,它將個人改變命運的努力首先視為個人選擇的結果,而不是社會結構的限定,個人有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能力,也有自我爭取的可能。這就將五四以來將個人的命運放置于社會結構中的限定性的選擇完全不同,顯示了脫離新文學話語的強烈的逆反性的傾向。這種傾向提出了對于個人自我發展的可能。這和新時期文化中的“個性解放思潮”也有極大的差異。新時期的個性解放是強烈要求社會結構的改變,而后新時期的大眾文化則只是為個人的選擇提供想象。這恰恰將個人從結構中超離出來,將他們轉化為新的全球化和市場化中的勞動力,成功地參與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到消費的整個鏈條，為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準備了歷史的具體的可能性。這實際上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實現了五四時代新文學提供的夢想,只是這里的方式是五四先驅者們不可想象的。

其次,后新時期大眾文化提供了一個以消費為中心的對于未來的想象。這種想象一方面延續了新文學對于物質生活的承諾,另一方面,卻揚棄了新文學有關“理想社會”的宏偉構想。將社會目標降低到日常生活滿足的具體而微的選擇中,對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趨于世俗化和平凡化,這當然放棄了新文學理想的烏托邦色彩,提出了不同的選擇。在世俗生活中發現一種具體而微的對于未來的承諾和期待。這種理想的變化的前提是對五四共識的超越。但這卻最終構成了對于五四理想的“中國”崛起的期望的實現。

第三,后新時期大眾文化以娛樂和消閑為美學的原則。這直接承繼了鴛鴦蝴蝶派的傳統,將新文學感時憂國的傳統加以擱置。大眾文化充分展示了消費文化的合法性。消費文化的意義和價值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卻使得個人在追求日常生活滿足的同時改變了歷史和全球結構。

從這三個方面看，大眾文化的合法性和消費的合法性已經體現了出來，它們也參與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進程。它們當然還存在嚴重的問題和缺陷。對于這些問題和缺陷的批判和否定仍然是具有高度價值的，但它的積極意義也是難以否定的。于是，“下降”史觀凸現了自身的困境和局限。它顯然無法解釋“新世紀”中國的歷史狀況，也難以對于“新時期”以來的歷史作出闡釋。

這種“下降”歷史觀思考和追問之處已經異常明顯，它顯然無法說明歷史，也無法表達現實了。

首先，這是一種時間支配空間的歷史觀的展現，一種真正的“現代性”的宏偉敘事。時間的敘事給予我們一種必然的決定性，歷史在“回歸”中實現自己的目標。實際上，這里試圖確定的是一個黑格爾式的“大歷史”觀念的展現。中國歷史想象在此再造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國的“世界史”的想象被充分地建構起來。一種將在“世界史’的連續性中實現的宿命被確定了，這個夢想其實就是中國“現代性”的自身的話語的核心。這也就是五四的“話語”的基本的構造的實現。這種線性的歷史觀將中國的新文學史想象成為一個環環相扣的整體，卻沒有將它的受到的空間方面的沖擊和支配進行思考。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沖擊造成的變化變成了“下降”的理由，而并沒有考慮空間方面的變化帶來的復雜的后果。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變成了屢敗屢戰，卻不斷遠離目標的歷史。這套“下降”史觀正好和五四的進化論的歷史觀形成了有趣的對照。但它們卻都難以擺脫線性歷史的結論。中國是一個時間上滯后的社會，而且接近“世界史”的目標卻被一種難以達到的焦慮所覆蓋。

其次，這是一個對于“新時期”以來的自身的歷史缺少思考的歷史觀。其實“新時期”到“后新時期”的歷史我們從今天看來其實是走向脫離“現代性’和“新文學”的歷史，是一個中國加入全球化和顯示新的“后現代性”的歷史。在整個中國“現代性”的歷史中，五四理想的實現都是一個我們內在的強烈要求，但在現代歷史的每一個時期，它的實現都沒有“真正”來臨。我們總是將這一理想的實現化作我們的最重要的目標，但我們實際上并沒有想到理想實現時和最初的藍圖之間的不可避免的變易和距離。我們好像在追尋一個“原初”的理想的完美的實現。這其實是一種根本性的誤識。實際上，根本不可能有一種絕對地在現實中無限展開的理想。“現實”與“理想”的真正的差異在于理想在其實現的時候和它的原初的形態是不可能完全同一的。今天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在全球化時代中歷史地位的轉變當然是“五四”的啟蒙和救亡理想的實現。只是這種實現的歷史維度和發生方式有了和五四先驅者的構想有了根本性的差異。對于這一根本性問題的難以理解造成了中國文學的內在的困局。我們似乎感到難以理解，何以宏大的歷史變化和中國的“強國”夢想的實現不是以反抗世界秩序，反而是參與世界秩序中得以實現的。我們似乎更加難以理解，何以中國的新世紀的“強國”形象不是通過集體性的奮斗和“主體”的超越性的“解放”獲得的，而是通過中國人改善生活和追求消費的欲望獲得的。這些困惑其實造成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新文學”的終結問題的出現。

       于是，當我們不得不超越“回歸”想象和“下降”史觀的時刻，新文學的終結問題也就提出來了。我們必須從此開始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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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這一時期對于“十七年”的“回歸”的一些情況可參閱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海天出版社 1998年

（2）有關情況可參閱徐慶全《文壇撥亂反正實錄》106－184頁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

（3）《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東方出版社1987年  255頁

（4）李以建《文化選擇與選擇文化》《文學評論》1989年第4期  56頁

  (5)同（3）262頁

（6）對于后新時期文化的比較具現場感的表述可參閱謝冕、張頤武《大轉型——后新時期文化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

（7）《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1996年 16頁、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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