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

陳寒鳴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3）

顧頡剛先生（1893—1980年）是我國現代學術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術大師。他的史研究，對我國近、現代史學有著深刻影響。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顧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蕩下，繼承并發揚我國歷代疑古辨偽的優良傳統，吸取當時考古學、社會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運用西方近現代資產階級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國古代歷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當是中國歷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很多歷史學家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系統考辨先秦至兩漢古書中有關古史的記載，先后發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們相互問難質疑，展開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討論，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個重要側面，對促進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顧頡剛先生疑古思想產生的時代原因是什么？其學術淵源為何？顧先生的這一思想及其史學研究實踐在學術上有何得失？本文試就這幾個問題略作探討。

一、“五四”時代精神的產物

中國的封建史學雖沒有象西歐中世紀史學那樣淪為寺院的編年體，但兩千年來它始終為儒學經學所支配，其中充斥了宗教迷妄。雖然曾有這一些進步的歷史學家，如司馬遷、劉知幾、鄭樵、顧炎武、崔述、章學誠等，對這籠罩著神學光環的正宗史學進行過斗爭，提出過一些具有“異端”色彩的史學觀點，但他們總是被正宗學者攻擊為“非圣無法”、“妄誣圣哲”，他們的進步史觀總是被封建統治者視若洪水猛獸而遭到無情壓抑。這樣，終二千數百年封建之世，以儒家經學為形式的正宗神學一直是支配中國史學的統治思想。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在倡導政治革命的同時，展開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他們高揚“史學革命”大旗，學習、運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提出自己的歷史理論，對封建史學進行批判，形成對傳統史學的沖擊。但中國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北方的不成熟性，同時也決定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資產階級思想家、史學家在同封建傳統史學進行斗爭時，不可能最終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他們往往以儒家經學為形式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比如編著《中國古代史》的夏曾佑，既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闡述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又不能不固守今文經學的傳統觀點。又如首倡資產階級“史學革命”的梁啟超，最終也向封建文化妥協。因此，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以儒家經學為形式的正宗神學支配中國史學的狀況，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思想文化革命。當時，許多進步思想家揭橥民主與科學旗幟，全面抨擊封建主義社會制度與封建傳統文化。他們“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1），在他們猛烈的進擊下，儒家思想及一切封建偶像的權威發生了動搖。對中國史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為歷史學家們掙脫儒家經學桎梏，運用近、現代科學方法整理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任何一種思想、任何一種思潮的產生，都必然有著其所以產生的深刻原因。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震動史壇的疑古思潮，也不例外。顧先生的學術活動開始于1920年，以疑經辨偽、考研古史為主要內容。他既不像十八世紀的漢學家那樣，為逃避現實而躲入故紙堆里做草木蟲魚的煩瑣考訂，更不像混跡于當時社會中的封建余孽那樣，為對抗日益高漲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叫賣國粹?！拔逅摹睍r期，顧先生身處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他深受時代潮流的激蕩，自覺地以摧毀封建偶像，打破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古史體系為己任。這是“五四”時代精神在史學上的反映。

顧頡剛先生在古史研究中發現：中國古史里裹藏著許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統所代表的是倫理的偶像，經學所代表的是學術的偶像。這些封建偶像支配著中國的古史。因此，為了建設真實的、科學的古史體系，必須徹底摧毀這些偶像。顧先生自述疑古辨偽的目的是：“要使古人只成為古人而不成為現代的領導者；要使古史只成為古史而不成為現代的倫理教條，要使古書只成為古書而不成為現代的煌煌法典?！保?）

從摧毀封建偶像這一根本目的出發，顧頡剛先生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他的這一古史觀，包含有三個意思：第一，在古史記載中，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雖不能知道某一件史事的真實狀況，但我們可以知道這件史事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3）在答復劉掞黎、胡堇人二氏的質難時，他又進一步提出：要探明中國古代歷史的真相，必須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他認為，只有這四個打破，才能使我們不上戰國以來封建文人的當，才能真正突破儒家經學的桎梏，建設起真實的、科學的中國古史體系。（4）顧頡剛先生關于中國古史的這些基本觀點，沖毀了二千多年來儒家精心營造的古史神廟，使歷代相傳的君統、道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這是對中國傳統的封建史學的一次深刻革命。許多歷史學家，在顧先生疑古思想的影響下，拋卻了傳統觀念，樹立起必須以理性尺度重新衡量一切史料的信念。他們不僅不盲目信古、從古，而且逐漸地由疑古而釋古，又由釋古而考古，逐漸地運用近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史料，研究中國古代歷史，這就使中國古史研究走入了一個新天地。
試論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

陳寒鳴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3）

顧頡剛先生（1893—1980年）是我國現代學術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術大師。他的史研究，對我國近、現代史學有著深刻影響。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顧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蕩下，繼承并發揚我國歷代疑古辨偽的優良傳統，吸取當時考古學、社會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運用西方近現代資產階級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國古代歷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當是中國歷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很多歷史學家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系統考辨先秦至兩漢古書中有關古史的記載，先后發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們相互問難質疑，展開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討論，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個重要側面，對促進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顧頡剛先生疑古思想產生的時代原因是什么？其學術淵源為何？顧先生的這一思想及其史學研究實踐在學術上有何得失？本文試就這幾個問題略作探討。

一、“五四”時代精神的產物

中國的封建史學雖沒有象西歐中世紀史學那樣淪為寺院的編年體，但兩千年來它始終為儒學經學所支配，其中充斥了宗教迷妄。雖然曾有這一些進步的歷史學家，如司馬遷、劉知幾、鄭樵、顧炎武、崔述、章學誠等，對這籠罩著神學光環的正宗史學進行過斗爭，提出過一些具有“異端”色彩的史學觀點，但他們總是被正宗學者攻擊為“非圣無法”、“妄誣圣哲”，他們的進步史觀總是被封建統治者視若洪水猛獸而遭到無情壓抑。這樣，終二千數百年封建之世，以儒家經學為形式的正宗神學一直是支配中國史學的統治思想。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在倡導政治革命的同時，展開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他們高揚“史學革命”大旗，學習、運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提出自己的歷史理論，對封建史學進行批判，形成對傳統史學的沖擊。但中國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北方的不成熟性，同時也決定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資產階級思想家、史學家在同封建傳統史學進行斗爭時，不可能最終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他們往往以儒家經學為形式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比如編著《中國古代史》的夏曾佑，既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闡述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又不能不固守今文經學的傳統觀點。又如首倡資產階級“史學革命”的梁啟超，最終也向封建文化妥協。因此，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以儒家經學為形式的正宗神學支配中國史學的狀況，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思想文化革命。當時，許多進步思想家揭橥民主與科學旗幟，全面抨擊封建主義社會制度與封建傳統文化。他們“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1），在他們猛烈的進擊下，儒家思想及一切封建偶像的權威發生了動搖。對中國史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為歷史學家們掙脫儒家經學桎梏，運用近、現代科學方法整理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任何一種思想、任何一種思潮的產生，都必然有著其所以產生的深刻原因。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震動史壇的疑古思潮，也不例外。顧先生的學術活動開始于1920年，以疑經辨偽、考研古史為主要內容。他既不像十八世紀的漢學家那樣，為逃避現實而躲入故紙堆里做草木蟲魚的煩瑣考訂，更不像混跡于當時社會中的封建余孽那樣，為對抗日益高漲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叫賣國粹?！拔逅摹睍r期，顧先生身處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他深受時代潮流的激蕩，自覺地以摧毀封建偶像，打破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古史體系為己任。這是“五四”時代精神在史學上的反映。

顧頡剛先生在古史研究中發現：中國古史里裹藏著許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統所代表的是倫理的偶像，經學所代表的是學術的偶像。這些封建偶像支配著中國的古史。因此，為了建設真實的、科學的古史體系，必須徹底摧毀這些偶像。顧先生自述疑古辨偽的目的是：“要使古人只成為古人而不成為現代的領導者；要使古史只成為古史而不成為現代的倫理教條，要使古書只成為古書而不成為現代的煌煌法典。”（2）

從摧毀封建偶像這一根本目的出發，顧頡剛先生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他的這一古史觀，包含有三個意思：第一，在古史記載中，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雖不能知道某一件史事的真實狀況，但我們可以知道這件史事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3）在答復劉掞黎、胡堇人二氏的質難時，他又進一步提出：要探明中國古代歷史的真相，必須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他認為，只有這四個打破，才能使我們不上戰國以來封建文人的當，才能真正突破儒家經學的桎梏，建設起真實的、科學的中國古史體系。（4）顧頡剛先生關于中國古史的這些基本觀點，沖毀了二千多年來儒家精心營造的古史神廟，使歷代相傳的君統、道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這是對中國傳統的封建史學的一次深刻革命。許多歷史學家，在顧先生疑古思想的影響下，拋卻了傳統觀念，樹立起必須以理性尺度重新衡量一切史料的信念。他們不僅不盲目信古、從古，而且逐漸地由疑古而釋古，又由釋古而考古，逐漸地運用近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史料，研究中國古代歷史，這就使中國古史研究走入了一個新天地。
二、疑古思想的淵源與特色

我國古代史學史上有著疑古辨偽的優良傳統，它是與封建正宗史學針鋒相對的。比如漢代司馬遷，在漢儒“天人之學”盛行的年代里，他不以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神學世界觀闡述歷史；而是“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力求從錯綜復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歷史發展的軌跡。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中，批評《春秋》“巨細不均、繁省失中”，“真偽莫分，是非相亂”，不過是一部“菁華久謝”的陳籍。批評《尚書》“略舉綱維，務存褒貶，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其史料價值連諸子百家之書都不如。清代姚際恒著《九經通論》，從師承關系、學術淵源、典章制度、文體句式等各方面考辨古書真偽，把儒家經籍區別為“別偽”、“存真”兩大類，說《易經》、《周禮》皆系后人偽造，絕非圣人之言。這些古代學者，由于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沒有能夠脫離儒家經學樊籬，但他們不盲目信古從古，堅持獨立思考，敢于懷疑，相對地動搖了儒家經學的權威，從而形成了史學史上疑古疑經、辨偽求真的優良傳統。顧頡剛先生正是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而形成了自己的疑古思想。

1920年，顧頡剛先生寫成最初的學術論文《鄭樵傳》和《鄭樵著述考》，并由研究鄭樵而開始接觸姚際恒、崔述的著作。他又通過標點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對古往今來作偽與辨偽的人物、事情獲得了清楚的認識。在《崔東壁遺書·序》中，顧先生寫道：“古人太沒

有歷史觀念了，所以中國號稱有五千年的歷史，但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史料?！闭驗槿狈φ鎸嵉氖妨希允窌斜恪爸坏檬杖菰S多傳說。這種傳說有真的，也有假的；會自由流行，也會自由改變。改變的緣故，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國的歷史，就結集于這樣的交互錯綜的狀態之中?！保?）所以，顧先生認為：我們研究歷史，第一步工作便應當是搜集史料，審定史料。我們不僅要繼續從事古代學者做過的辨偽工作，而且我們的辨偽工作一定要比他們更進一步。古代學者辨偽有一個根本缺點，就是“必要拿自己放在一個家派里才敢說話”（6），這就不可能真正擺脫人話、鬼話、神話兼而有之的儒家經學的束縛，其結果是沒能做到真正的辨偽，而且在辨舊偽的同時又造出了許多的新偽。我們生活在掃除了一切封建偶像的思想解放的時代里，沒有任何外在的異己力量可以禁錮我們的思想，我們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思盡量發出，別人的長處擇善而從，不受家派的節制?！保?）因此，顧頡剛先生提出想做三種書：《偽史源》、《偽史例》和《偽史對鞫》。他說：所謂“源”，就是偽史的“遞變之跡”；所謂“例”，就是造偽者的心理，即偽史所以能成立并流傳開來的原因；所謂“對鞫”，就是把造偽者相互“牴牾的話集錄下來，比較看著，教他們不能作遁辭”（8）。他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使封建史學全部失其之點，也才能使今日與未來的新史學成為建筑于真實基礎上的歷史科學。因此，同古代學者疑古惑經、辨偽求真思想相比較，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確是一種徹底的去偽存真的理論主張。

歷代具有疑古辨偽觀念的進步史家中，對顧頡剛先生影響較大的是鄭樵、姚際恒的崔述。顧頡剛先生曾自述：“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恒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信。鄭樵的書啟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并引起我對《詩經》的解釋?！痹卩?、姚、崔三人的啟迪下，“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于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于鄭、姚、崔三人的思想”（9）這里，特別值得我們論析的是崔述對顧頡剛先生的影響。崔述（1740—1816年），字東壁，是十八世紀一位默默無聞的學者。在乾嘉之世，在以煩瑣考據為最大特色的專門漢學盛行的年代里，崔述“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于胸中”，既不象漢儒固守家法師說，亦不似宋儒專以己意講求義理，而是遠承司馬遷治史之法，堅持“考而后信”的求實立場。他竭畢生之力著述而成《考信錄》，“不敢以載于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為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以為實言”（10）。他以“經”為信史，以經書里的記載駁斥諸子及后儒附會于古史中的種種神話傳說，相以地揭示了中國古代歷史的真相。崔述的研究方法及古史觀點，給予顧頡剛先生以重大啟示。他們疑古的方法、研究古史的方法，都是“剝皮主義”的方法（11），這種方法具有比較明顯的進化特色。他們因為深信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信有什么“三代盛世”那樣一個燦爛的上古時代；他們不僅懷疑上古時代、而且認為這傳說中的古史體系是隨著歷史的流變而逐漸造成的。崔述說：“世益古則取舍益慎，世益晚則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于黃帝。……近世以來……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開辟之初盤古氏者?！保?2）顧頡剛先生則說：古史記載中，“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只期愈長?！北热缰艽诵哪恐凶罟诺娜耸怯恚娇鬃訒r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代，到漢以后有盤古（13）。如果我們把崔、顧二氏的觀點作一比較，則不難看出他們不僅觀點相同，而且論述時所取例證都甚相似。

顧頡剛先生是我國史學史上疑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時，他的疑古思想又深受晚清今文經學家思想的影響。今文經學是晚清的一股學術思潮，它對近代中國的政治運動與思想文化均有很大影響。晚清今文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主要有三點：第一，晚清今文經學家打破儒家所謂孔子以前“道統”與“王統”合一，孔子以后“道統”與“王統”分離的傳統觀念，認為古文經學家謳歌的三代質文禮制并非真正存在于古史上的典章制度，而是周、秦諸子托古改制的理想。第二，晚清今文學家否定了古文經學家的退化史觀，指出歷史的發展只能是時愈久而治愈隆。第三，晚清今文經學家不相信古文經學家的經典和經說，認為古文家特有的經典（如《周禮》、《左傳》等）和經說（如費氏《易》、孔氏《尚書》、《詩毛傳》等）都是偽書?？傊砬褰裎膶W家以其進化史觀轉變了中國史學的風氣，以其大膽的懷疑精神誘發出人們要求對一切古史作重新估價的愿望，誘發出人們要求在嚴格審查史料的基礎上重新研究中國古史、探明古史真相的愿望。所以，可以說晚清今文經學為中國近代史學的興起與發展提供了“文化的動力”（14）。

從學術淵源上看，顧頡剛先生曾從康有為的思想中獲得直接啟示。他曾服膺于章太炎的學術，愿意隨從章氏學風，用看史書的眼光去認識“六經”，用看哲人和學者的眼光去認識孔子。但自從讀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他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他雖對康有為等今文經學家所說孔子作“六經”的話很不信服，但對他們敏銳的觀察力、大膽的懷疑精神懷有十分的敬意。顧先生認為，康有為的上古史事茫昧無稽之說是極懨饜理的，康有為關于“六經”中摻雜著許多儒家托古改制政治觀念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說：康有為等晚清今文經學家的思想，使人“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偽史的背景”，“實在比較從前的辨偽者進了一層”。他自己及整個古史辨派推翻古史的動機就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啟發?！保?5）

歷代疑古辨偽優良傳統與晚清今文經學家的思想，都對顧頡剛先生有過較大影響。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顧頡剛先生與那些古代初學者及晚清今文學者之間又存在著本質區別。古代學者大多脫不出儒家范圍，他們疑古、疑經、辨偽，都是極有限度的，其最終目的是捍衛儒家圣道。比如崔述，在古代可以說是一位懷疑精神最為強烈的學者了，但他的信仰和孔際的氣味仍很重，他的疑古思想中糅雜了許多先入為主的儒家成見，他著書的目的在于驅除妨礙圣道的東西，辨偽只是他的手段（16）。康有為等晚清今文學家的疑古辨偽，也只是一種手段，他們的真正目的乃是把自己塑造為現實社會中的改偽，是近代政治家的辨偽。顧頡剛先生做的是疑古疑經辨偽的工作，這從形式上看，與古代初學者及晚清今文經學家并無二樣，其實卻是有本質區別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宗教批判摘去了裝飾在鎖鏈上的那些虛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們依舊帶上這些沒有任何慰藉的鎖鏈，而是要人們扔掉它們，伸手摘取真實的花朵。”（17）顧先生致力于疑古辨偽工作，不是為了推倒封建偶像而樹立別一種權威，而是為了徹底驅除傳統史學中的宗教迷妄，考辨出中國古代歷史的真相，建立真實的、科學的中國古史體系。他在考辨古史過程中，毫無家派成見，堅持客觀主義立場，特別注重運用近現代的科學方法來分析研究歷史事實。這是顧頡剛先生疑古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方法論與學術成就

“五四”以后，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信古”、“疑古”、“考古”、“釋古”四大流派?！靶殴拧迸?，抱殘守缺，堅持封建主義史學立場，是“五四”后中國史學界的一股逆流。王國維先生創始的“考古”派，把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相參驗，以甲骨證商史，以金文證周史，“補證紙上之材料”，“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保?8）他們在中國古史研究上或者說在中國古代史料的訓詁考證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奠定真實、科學的中國古史體系的堅實基礎?！搬尮拧迸?，以近現代的科學方法將史料融會貫通，“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19），不僅要闡明歷史的真相，而且要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疑古”派，與“信古”派持反對立場，力圖掃蕩不科學、不真實的古史傳說；與“考古”派態度相近，力圖建設真實、科學的古史體系?！耙晒拧迸膳c“考古”派的工作，是“釋古”派史學研究的前提。所以，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及其學術實踐，是中國近代史學發展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

顧頡剛先生考辨、研究古史，運用的是近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方法。顧先生學習并運用這些方法，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師胡適。他曾說，二十年代初期，聽了胡適的講學，讀了胡適發表的文章，不僅知道最合自己性情的學問乃是史學，而且從中領悟并接受了史學方法。這方法就是考辨古史，“不但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逐漸演變的線索”。研究歷史，必須“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關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保?0）但是，顧先生與胡適又有著本質區別。第一，“五四”前后，胡適把反對封建主義作為“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21），但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作為實用主義的忠實信徒，胡適在政治上是始終反對中國人民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顧頡剛先生繼承胡適早期思想中反封建的積極因素，而對于胡適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政治立場是反對的。顧先生曾宣稱：“我自己決不反對唯史觀?！薄拔覀兊摹聦W’適以利唯物史觀者的‘上達’……我們正為他們準備著初步工作的堅實基礎。”（22）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顧先生以“下學”自居，而把具有唯物史觀的科學史家譽之為“上達”，愿把自己疑古辨偽工作當做科學史家研究歷史的初步準備工作。這不能不說是進步的見解。第二，胡適的方法化是建筑在唯心主義與不可知論的哲學思想基礎之上的。他研究歷史，雖有一點成績，但最終是絕不可能探究歷史真相、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的。他只是把史學作為自己應付環境的工具。所以，胡適雖然對顧頡剛先生有過影響，對疑古思潮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他自己卻墮入民族虛無主義的泥淖，喪失了早期的反封建精神。顧頡剛先生承受了胡適方法論中的積極因素，因而揚棄其民族虛無主義的消極思想。他堅信歷史是可以認識的，甚至認為偽史料也有其作用。他的疑古思想中，始終包含著一種“求信”的精神。在這一點上，顧頡剛先生的“疑古”與王國維先生的“考古”，實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都是把建設可信的、科學的古史體系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目的。

顧頡剛先生認為，傳統的古史體系“建筑在沙灘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23）。我們今天研究古史，首要工作便是摧毀這漏洞百出的古史體系。他認為，“歷史演進法”正是整理、研究古史傳說的鑰匙，正是解決古史中許多問題的方法，比如“我們只要用了看角色的眼光看古史上的人物，便可以知道堯舜們和桀紂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詆毀的層次。”（24）“歷史演進法”雖未必是指導歷史研究的科學方法，但運用這方法研究歷史，確可在某些方面揭示歷史傳說變遷的軌跡。比如：顧先生引《詩經》中《商頌》、《大雅》等資料，說明西周至春秋初年，人們對于古代歷史并沒有悠久的推測，他們只是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自己的始祖，而沒有很遠的始祖存在于意識之中，更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到作《論語》時，有了禹，并且禹之前有了堯、舜，但這時的堯、舜還是受人推崇的理想的古王，并無事實可稱道；而到作《堯典》、《皋陶謨》、《禹貢》諸篇時，堯、舜的名下已被人們記載了許多王功圣德，這人化的圣王似乎確實曾存在于遠古時代的了。自戰國以至西漢，人們出于種種需要，充分創造偽史，不僅進一步使堯、舜人化，而且在堯、舜之前又加上許多帝王名號，終于形成了盤古、天皇、地皇、泰皇、庖羲、神農、黃帝、堯、舜、禹的古史體系（25）。在這里，顧先生運用“歷史演進法”分析傳統的古史體系，雖然沒有能揭示中國古史的真相，但說明了傳統古史體系的不可信，并通過對傳統古史體系形成過程的剖析，說明了各時代的人偽造古史的原因，這對春秋至秦漢的政治史、學術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有破壞的一面，也有建設的一面。他研究古史，破壞了傳統的封建古史體系而建設起真實可信的戰國秦漢政治史、學術史體系，他的《漢代學術史略》（即《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戰國秦漢人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等名作，至今讀來仍給以不少科學的啟迪。他研究經，摧毀其神圣地位，而確立其在宗教史、哲學史、文學史上的應有地位。他的不少觀點，已成為學術界的定論。當然，顧先生的疑古思想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現在：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慮到考古實物。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對此，顧先生自己是有所認識的，他曾說：“我所研究的材料”，“不是古代的全部材料”，“不完全為真材料”；“我所用的方法（歷史演進的方法）必不足以解決全部的古史問題。”所以，我們如果結合現在考古學的材料來看顧頡剛先生當日的觀點，就必然會覺得其疑古太過，甚至會認為他只有破壞而無建設了。但這是不能苛求顧先生的。當時，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運動正日益高漲，顧頡剛先生以摧毀傳統的古史體系，破壞封建史學為職志而提出自己的疑古思想，這是有其時代必然性的。另方面，考古學在當時才開始顯露昌盛之勢，尚未被歷史學家充分認識。在此學術條件下產生的顧氏疑古思想，不能不說是卓識。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他的識見是有先見之明，在現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論辯自然未能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點破了?！保?6）

[注釋]

（1）《李大釗選集》第80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古史辨·第四冊顧序》。

（3）參閱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一冊。

（4）參閱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同上書。

（5）見《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顧頡剛：《論辨偽工作書》，見《古史辨》第一冊。

（7）同上。

（8）參閱顧頡剛：《自述整理中國歷史意見書》，同上書。

（9）《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古史辨》第一冊。

（10）崔述：《考信錄提要上》。

（11）參閱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后感》，見《古史辨》第一冊。

（12）《考信錄提要上》。

（13）參閱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

（14）參閱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16）同上文。

（17）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王國維：《古史新證》。

（19）陳寅?。骸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

（20）參閱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21）參閱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見《胡適文存》三集卷二。

（22）《古史辨·第四冊顧序》。

（23）《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24）同上。

（25）參閱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

（26）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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