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和克己復禮

                                                                                                                                                 漢字999

戰國時代，經過多年兼并戰爭，中原和南方地域只剩下齊、楚、魏、趙、韓、燕、秦等國，史稱戰國七雄。公元前361年（距今2366年），遠在中原西邊的秦國（屬地在甘肅省天水縣一帶、陜西省一部分地方、山西省一小部分地區和當時稱作瓜州的敦煌縣）的國都附近的農田上走來一群衣冠綽綽的人，他們簇擁著一位目光智睿的人，他就是秦國新就任的國君秦孝公，看著眼前滾滾的金色麥浪，秦孝公一點也興奮不起來，因為自從晉地的新興國家魏國于30多年前掠去秦國河西五座城以后（河西，在陜西省華陰、白水、澄城一帶，因地處黃河西邊，故名為河西），秦國上下都被一種屈辱感壓抑著，秦孝公更是感到郁悶不已，不過，他所思考的不僅限于一洗魏國帶給秦國的恥辱，他想得更深，更遠，想著東方中原和南方土地上的六個富饒之國，盤算著用一種最徹底的方法讓土地比六國貧瘠、國家比六國貧弱的秦國超越它們，重奪霸主地位（公元前624年時，當時秦國國君秦穆公因打敗當時的中原霸主晉國而被周襄王賞12支銅鑼并被封為西方霸主稱號，那時秦孝公還沒有奪周朝天下而統一中國的念頭）。

那個時代，土地具有的價值效用就像現代的資本一樣。我們知道，現代的家用電器、移動電話、電腦、宇宙飛船和工廠都是用工業化這塊“土地”耕種、用資本之水澆灌出來的，在那個不知工業和工業化為何物的時代，土地就是可以讓國家和國民得到強盛富裕的唯一價值符號，土地的擁有量、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附生的產出比，是當時衡量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事業好與壞、強與弱的唯一尺度。那時，秦國雖然在兩百多年前作過霸主，東方幾個諸侯國還是將秦國視為戎族不和其往來，不就因為秦國地偏西陲且加貧瘠嘛！比如 136年前（公元前497年）春秋時期的孔子見到封建制開始被各諸侯國青睞，領主制岌岌可危的時候，認定封建制“名不正言不順”是違反周禮的無道之舉，必將使“天下無道”“禮崩樂壞”而大亂，便不顧年老體衰于55歲開始周游列國勸誡各國國君“克己復禮”（恢復周王朝的禮治），結果被冷落。可是他不辭辛勞游列國卻將秦國排除在外，滿懷躊躇之志的孔子也嫌秦國窮哪！可見當時秦國被人瞧不起的程度。秦孝公想到這里，又想到現在各國對秦國冷不冷、熱不熱的態度，一種憤慨和憋悶的情緒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可是這種沉重感并沒有使他心中早已孕育的強國志氣有絲毫松動，沒有使他的思考視野完全被東方六個富裕國家的經驗所遮蔽，他的目光穿透了土地，就好比現代一個較貧窮國家的政府首腦和官員的目光穿透了資本主義一樣，秦孝公以銳利的目光看透了隱在土地價值背后的更重要的價值，這就是社會成員“積極性價值”，而這個價值目前正被現行不合理的制度束縛著，因為土地歸領主貴族所有的私有制，難免養成領主貴族的惰性，又使社會其他成員心生不滿而消極怠工。

我們今天說，這種束縛來自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來自和這種制度要求相適應而建立起來的嚴格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級制度，來自國家為保證這種制度得以推行所建立的強制性的國家律法和國家專政機器。在這種制度下，整個社會權力框架上下嚴重脫節，結構比例嚴重不對稱，一方面，在集人類的物質本性、人格本性的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框架方面看，領主貴族體制并不是人們常說的金字塔形，而是失卻中間塔腰的、塔尖與塔基直接相對的畸形結構，塔尖充其量不過是個極小的塔尖狀，由天子、諸侯、士大夫等貴族階級構成，周禮講得很明確：最高等級者是天子，第二等級者是諸侯（諸侯又分為五等——公、侯、伯、子、男），第三等級為士大夫，塔尖之下的塔基卻是失去一切權力的大多數農民。天子、諸侯、士大夫貴族構成的小型塔尖體控制了全部社會的政治經濟資源，他們既是大片土地的所有者和土地派生的一切財富的享有者，也是國家政治生活的絕對主導者，而塔基部分的廣大農民不過是隸屬于領主貴族階級的會說話的“牲畜”，是被剝奪任何發言權的勞動工具；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社會，由領主貴族和農民構成的這種絕對有權和絕對無權的結構顯然無法使社會得到有效運轉，為了彌補這種嚴重失缺，自然而然需要一個替代物出來，中國農耕社會用與政治經濟利益不相關的宗族血緣關系來替代，周禮規定君、臣、父、子各有名分，臣對君、子對父要絕對服從，貴賤、上下、尊卑、親疏都有嚴格區別。說這種禮制和政治經濟利益不相關，是說在國家政治事務方面作為社會基礎的廣大農民階級并沒有任何發言權，經濟權利自不待說。那么，這種禮制對于農民來說就是去政治化和經濟化的一種制度安排。這當然是和當時社會情況相適應的、也是和農業社會性質相適應的、在實現領主貴族利益絕對化的前提下保障社會穩定的一種制度選擇。

在這種制度制約下，失去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農民就成了勞動并得到活命口糧的一個廣大的社會群體，可以想象，潛藏在他們內心的勞動激情和隨時可以對勞動對象（土地和生產工具）施與優化改造和創造發明的潛能和熱情，不可能自然而然噴發出來。我們說優化改造和創造發明的熱情雖然是無物質形態，卻可以極大改變物質形態，使勞動工具和土地轉化出貴族土地制下不可能產生的最大效能和最大價值。

秦孝公不可能看到我們說的全部，可是，他起碼看清了貴族土地制度對釋放整個社會活力的極大阻礙性。那次視察之后，秦孝公便下定決心用商鞅對這一制度實施變法：一，實行保甲制度。每五家人家編為“一伍”，十家編為“一什”。一五一十互相監督。一家有罪，其余九家有連帶責任。二，獎勵殺敵立功。官職大小和爵位高低按功升遷，殺一個敵人記功一份，升一級，功勞大地位就高。沒有軍事功勞的人，有錢也不準鋪張。貴族也得以軍功定爵位。三，獎勵農業生產。生產糧食和布匹多的人家免除官差；新法令頒發后，秦國上下發生了幾大變化。首先沒有軍功的貴族失去了特權，他們即使有錢，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以前那樣的高地位。

這一次變法邁出了從制度上進行解放生產力革命的第一步，也必然得到秦國絕大多數人的歡迎，使秦國的農業生產提高了，軍事力量也逐步增強。秦孝公看到變法初步成功，便決定進行更大規模的變法，最重要的有三項：一，開辟阡陌封疆。阡陌是供兵車行駛的田間大路。春秋時打仗多用兵車，時值戰國時代兵車已被步兵騎兵取代，因此，東方國家早已陸續將阡陌辟成了田地，可秦國的改造更徹底，是將田間留下必要走到以外，把阡陌也一律鏟平種上了莊稼。“封疆”是貴族天地間的土堆、荒地、樹林、溝渠都靠其出來作為購地，誰開辟誰享用。天地可以自由買賣。二，建立縣一級的統治機構。三，牽都咸陽。這兩次變法遭到了貴族階級的反對，秦孝公對此毫不妥協地進行了反擊。據史書記載一天之內就鎮壓了七百多名反對者。變法十幾年之后，一舉改變了國家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土地和農民的生命權被極少數貴族全部占有的政治制度，激活了全國臣民幾代君王和全國臣民勵精圖治，秦國迅速富強起來。為此后年輕的贏王政金戈鐵馬蕩平東方六個諸侯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總結這次變法經驗，聯系中西方歷史變遷，我們不難看到：1.人類歷史的過程，是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由極少數人受益向多數人受益轉變的一個過程，此可以歸結為正義的歷史變革。反之，就是不正義的。2.這種轉變一般不是由富強國家開始，往往是從貧窮落后和受欺最深國家開始的，這說明國家也存在著歷史惰性，唯有貧窮落后的國家受氣至深時才會起而進行向多數人受益的制度革命，這說明這些貧窮國家主張變革的人是具有歷史正義感的人。3.歷史隨處可見暴力，因為暴力每時每刻伴隨著人類，指責歷史正義過程的暴力，往往是為非正義歷史的暴力喝彩鼓掌的人。4.歷史的正義和非正義雖然表現為人之間的斗爭，可是從整個歷史的角度看，進行正義和非正義斗爭的人們，不過是歷史的物質象征符號，試如奔騰不息的江水，地球引力和地勢決定了江水須奔騰的絕對條件，可是江水的波浪卻是由向前水流的力量和逆流的力量簇擁而起。由此說，斗爭是絕對的，不斗爭是相對的，反對斗爭更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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