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史的主脈（中華天意史觀）

-善惡交鋒和大善假惡之用

中華文明史的主脈就是“善惡斗爭”，道德黑白的兩極斗爭和黑白斗爭中“假善為惡”與“假惡為善”的兩種現象“糾纏互生”，是幾千年中華歷史的真正抽象規律，這種歷史過程直到辛亥革命才開始轉化。

在中華文明的“國家史”構成中，秦朝和漢朝的兩極政治模式“無道和霸王道”（不從表面的制度內容來看，而是看待國家政治制度對民眾的管理方法），對其后兩千年的后世王朝影響很大。基于對短暫暴秦的反省和對暴秦酷法苛政的否定，劉邦政治集團建立了四百年文明的漢朝政治，具有代表性的“仁政”有休養生息，三十稅一，輕徭薄賦，都是起自漢朝。前后漢的有力延續以及對王莽的絕對否定，正是體現了劉家王統生根立足的頑強性和民眾對皇統的堅實信仰(兩漢之際的起義幾乎沒有推舉異姓皇帝的，其后中華歷代中華王朝基本未脫離漢朝政治模式)，其成敗得失的歷史運行規律基本上在秦朝和漢朝的兩極模式之間擺動，親民和害民/仁政和暴政，這種黑白的道德標準就進入了王朝政治模式中，一代一代地啟發著后來的中華君王學習如何締造新的百年王朝。

秦朝只有大一統國家的表象，三十年后二世而亡，帝國曇花一現的結果聊勝于無；而漢朝國家的大一統則是穩定而卓有成效的，從天下國家的政治局面到個人的倫理都形成了大一統狀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采用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論，將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有效地融合在一體。政治觀念的“忠義”取舍和倫理觀念的“仁孝”取舍，融合成為一體化的公共人格標準，所謂“忠臣出于孝子”，這就開始“顯像”地形成了中國歷史兩千年發展過程的主脈—善惡斗爭。善惡斗爭，這種黑白的道德界定，進入并主宰了國家政治的興衰，并且決定了很多政治制度的設置（比如舉孝廉、科舉等），這就完全不同于西方歷史中道德建立和國家建立都來源于基督教。

從漢初政治來看，劉邦入咸陽后響應天下民眾的要求廢除暴秦的苛政，只留下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現在難以考證在那個戰亂年代立法的確切依據，前提是劉邦以廢暴秦的繁瑣苛法來收攬民心從而走到了另一個“幾乎無法無天”的極端。這個歷史案例體現著人類社會構成的一個基本規律，這三條是減到不能再減了，因為再減其中的任何一條都無法維持一個正常的人類社會形態，再減一條就和獸性的肉食叢林沒有任何區別了，可以說“人性和文明就依此構成了”。因此從哲學上看“對殺與盜的理性（經過思辨之后的主動性和習慣性）否定”構成了人類善惡的基礎標準，中華文化的善惡價值觀也就由此確定了。在漢朝之后中華文明的發展和善惡道德觀念的確立二者之間關系重大，可以說人類的善惡觀不是由于有其“先驗性”（宗教特征的，如上帝）而成立，而是有其“合理性”而成立，這在西方文化看來是相反的。西方文化的善惡觀是通過基督教來確定的，西方人不相信人的理性可以確定善惡觀，這實在是低估了東方人的智慧，漢初的“約法三章”就是東方人高度理性建立的善惡觀，西方人貶低中國為沒有宗教（基督教）的野蠻社會，是因為西方人執著于認為沒有宗教(基督教)為依托就不能建立善惡觀,而中華文明能在漢朝自己確立善惡觀。

由于中國社會歷史上“個體基本人格”的善惡價值觀是在社會大范圍公共安全的基礎上確定合理性而建立的，這自然就演化為國家政治價值觀，孔子一生中數十年東奔西走勞形救世，就在于試圖用“復周禮”來解決人類公共安全的“規則問題”。政治的大善，就是要滿足大多數人的善，政治的大惡，就是造成對大多數人的惡，好的政體和壞的政體也就因人性的道德標準而建立了基本政治標準，對暴秦政治的否定就在于此，因為暴秦破壞了人類社會的公共安全和存在的基礎，儒家就有 “孔子西行不到秦”這種鄙視秦朝的話。中國政治歷史的“王道標準”就由此產生，“以力假仁的霸道標準”也由此產生，“商紂夏桀的無道標準”也由此產生，中華文明的政治標準沿用先秦的政治景觀作為參照系，比如大禹和夏桀、商湯和商紂、周公和幽王等，在滅秦興漢的興亡過程中得到了明確的詮釋，這個整體社會性和個體道德性一體化規律的詮釋人前為孔子、后為司馬遷。

善惡對立的基礎倫理標準，上升到了王道和霸道的相對標準，也出現了王道和無道的對立標準。漢朝因為建立了“代表善惡觀的王統”，在漢朝末年的三國，“挾天子令諸侯”的曹操和“興漢滅賊”的劉備、關羽、諸葛亮就成了中華文明其后兩千年歷史中善惡觀的兩極。曹操的成功也是“中華文明破壞者”的成功，曹操不僅行為上是“以力假仁”而且公開宣揚“以力假仁”，這就破壞了公共道德體系，曹操用私情收攬民心士心之后就大搖大擺地公開改變了王統，實際就是在道德上把“篡位”樹立為正確的理念，國之上下四百年的效忠君王被曹阿瞞誘導成了效忠霸王，而且這個霸王還是個不講倫理道德的霸王。三國以后魏晉時代，儒家的正統受到了玄學的挑戰，這與政治上的不講道德是有關的，儒家入世的士人們在魏晉時代看不見政治的希望了，到處都是“君不君、臣不臣”的亂象，不能“脫衣裸行，擊鼓罵曹”了，知識分子們就用放浪形骸來麻醉自己，“竹林七賢”的醉生夢死實際上是向當權者的變相道德示威。

曹操篡漢（雖未親自篡位實有篡位之行,曹丕之舉是曹操預定的），必然有司馬篡曹，因為政治標準否定了以德至上，就必然忽略對貪婪狡詐的野心家進行防范并為其篡位奪權提供市場，這就是用才不用德的后果,史載曹操曾做夢預知司馬懿有不臣之心；司馬以狡詐登基，司馬晉朝必然有八王之亂，八王之亂必然國力空虛則引發五胡亂華，史載司馬睿到東晉建康后聽大臣王導講司馬懿開國的骯臟歷史，感慨晉朝安得不亂！在曹操這個壞榜樣的教唆下，每一次政治斗爭都沒有了倫理道德上的約束，政治就完全成為了追求權勢的博弈和搏殺，權勢熏天者必然有大量的趨炎附勢的無道德追隨者，追隨者必然把爾虞我詐潛聚勢能的手段作為政治宗旨，政治中道德教化的一面被完全消除而骯臟卑鄙的一面被推舉到高峰，政治上完全骯臟再無寧日，社會再無長治久安。殘酷的無情的無規則的政治大搏殺一直就演化成了南北朝一個又一個的短命的小朝代和瞬間皇帝，弒君篡位成為家常便飯的隨時發生；當了皇帝就必然要時時擔心被別人謀殺，因此皇帝就必須對宗親兄弟大肆殺戮，也必須對功臣宿將大肆殺戮,歷史記載齊帝蕭鸞經常流著眼淚殺自己的皇親宗族。南北朝就是由道德崩潰而產生的人吃人歷史時期，在這個亂世中重建全民道德規范的重任由西來的佛教承擔起來，佛教廣泛地流傳于大江南北和中原各地，佛教宣揚的“五戒”、“十善”補充了儒家信仰崩潰后全面喪失善惡觀的無信仰局面。在歷史發展中，道德的建立往往是由下而上的，道德的崩潰往往是由上而下的。

漢朝以后再一次的王道政治（確切地說是“準王道政治”）是從唐朝開始恢復的，三百年的唐朝基本上恢復了類似漢朝的穩定王統。秦-漢和隋-唐的歷史局面有驚人的相似性，都是無道之君得位，都是二世而亡，都是暴政逼反了天下民眾，都是天下起義中后發的貴族領袖得到了最后的勝利果實—皇位。唐朝首先有個良好的“公共道德開端”—不是篡位登基，隋末帝楊廣是被自己的衛隊所殺，這里真有天道報應，殺楊廣的宇文化及是楊堅篡位的北朝陳朝的皇族后裔。不是篡位開國，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歷史上篡位開國的王朝幾乎都極為短暫，只有宋朝除外。唐朝初年的政治實行“與民仁慈”的輕徭薄賦，這樣的民政大計幾乎延續了百年，這是形成萬民擁戴的穩定王統的根本所在，正符合孟子所言的“民為本”，其實也是西方國家“社會契約論的東方版本”。李世民登基也有篡位殺兄的歷史惡跡，不過比起改朝換代的篡國而言在性質上還是輕多了，李世民的皇位還是得到了李淵的肯定，但也是“惡行”，但其日后廣施仁政，一個惡的開端卻有了“大善之用”，故能延國祚久長。從李世民開始，中國歷史政治中出現了“大善假惡”的特征，其后宋太祖趙匡胤、康熙皇帝都是如此，相對具有比較純粹的善惡觀的漢朝政治而言，唐朝以后的王道、霸道和無道，這幾種政治的特征混雜得難以識別。唐朝政治上支持社會文化方面佛道儒三教并舉，出現了文化的高度繁榮和文明的社會現象，因為三教的宗旨都可以建立“善惡觀的公共道德規則”。

安史之亂是唐朝的轉折點，在政治文化上也是轉折點。張巡許遠，苦守睢陽，殺親食軍，其感天動地的忠烈道義不是像日本武士道一樣盲目效忠皇帝，根本動力是效忠唐朝王道政治的思想理念和對天下大同的執著追求。安史之亂的平息，導致了藩鎮的興起，中央集權的衰落導致了王道政治的衰落，而政治的衰落就帶來了道德的衰落。唐朝的滅亡，是很明顯的道德衰落，柳粲鼓勵朱溫滅唐，根本而言就是王道政治的徹底瓦解。五代十國，善惡道德觀被嚴重削弱，軍人隨意發動政變，政治頻繁更替的背面是道德的淪喪。這個時期地區割據和短命朝廷都和南北朝時期很相似，都是集體道德大崩潰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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