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化勞動和一元論唯物史觀
歷史之維中的“異化勞動”
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一部引起頗多爭議的著作。后世對“手稿”態度基本可以分為“褒”和“貶”兩派。尊崇“手稿”的一派認為“手稿”中發現了人性,“手稿”發揚了人道主義。貶低“手稿”的一派認為“手稿”并沒有擺脫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是馬克思思想不成熟時的產物,言下之意是不認同馬克思在“手稿”中關于人性的觀點。總之,兩派都把“手稿”中的核心“異化勞動”歸結于人性論或人道主義,只不過是對人性論的態度不同罷了。筆者在這里希望超越人性論,用一種不同的視角審視異化勞動。
(一)、人性論色彩的“異化勞動”
馬克思在“手稿”中雖然沒有明確的使用“異化勞動是……”或“異化是……”之類的標準的定義式的語句來解釋異化勞動和異化,但是仍可以在“手稿”中明確的發現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描述:
馬克思在從工資、利潤、地租三方面分析過資本主義經濟之后,如此概括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勞動:“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品就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物化為對象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這種現實化表現為工人的非現實化,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1]這是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提到“異化”這一概念。接著,馬克思又具體的解釋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特殊的勞動的后果:“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的關系就是同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系。……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異己的東西不依賴于他而在他之外而存在,并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作為敵對的和異己的東西同他相對立。”[2]可見,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同他生產的產品之間就是一種異化的關系,工人生產這種與自己相異化的產品的勞動就是異化勞動,這種異化勞動本質上是一種“異化了的勞動”。而所謂的“異化”就是某事物與產生它的來源之間的一種相對抗、相敵視的一種關系。
黑格爾也曾經使用過“異化”概念,他的“異化”指的是絕對精神在自我運動中從一種形態變化為另一種形態,因為絕對精神自我否定的辨證法方式運動,所以絕對精神異化后的形態與它異化前的形態也是處于一種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中。當然,黑格爾的“異化”和馬克思的“異化”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些區別馬克思在“手稿”的“對黑格爾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部分有著清晰的論述。但是在表面文字上看來,馬克思的“異化”和黑格爾的“異化”最顯著的區別是黑格爾的“異化”是對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一種無價值判斷的描述;而馬克思的“異化”是對現實的不合理性的批判和譴責。前者是一個中性詞;而后者基本是個貶義詞,是一種應該避免的狀態。
馬克思在“手稿”中的“異化”既有描述的內容又有譴責的態度,而且“手稿”本身又是為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實經濟生活和其經濟理論而寫作的,加之寫作“手稿”時的馬克思深受費爾巴哈人本學的影響,所以很容易給讀者這樣一種印象:“異化”就是指對某些合理的、本來的、正常的狀態的不正當改變。在被異化的狀態之前(時間之前)或其背后(現象之后)必然存在一個理想的狀態。現在對“異化”一詞的應用已經遠遠超出了哲學的范圍,筆者在新浪網上搜索了一下“異化”一詞,就出現了以下一些標題:“警惕教育改革的異化”、“月餅異化折射腐化新動向”、“別把教師異化成‘道德苦行僧’”等。從題目就不難看出這些文章是要否定、譴責那些“異化”了的內容,希望恢復事物本來面目。
回到“手稿”的內容上來說,這種對“異化”的理解無疑就是認為人本來存在一個原初的本性或生存狀態,即有一個原初的、自然的“人”。只是某些非正常的因素阻礙了人的自然本性的發揮或使其無法正常發揮,打亂了人原本所應有的正常的生活,使人不再成為“人”。這樣就能得出現實的非正當性和對現實進行批判的正當性和標準,而批判的目的就是恢復或達到那種正常的生存狀態,恢復“人”的本來面目。這無疑是一種人性論的觀點。崇尚人類之愛的費爾巴哈是最典型的代表,而“手稿”時期的馬克思也不能免俗。在“手稿”多處出現“人的類本質”、“人的本質力量”“人的自然主義”等費爾巴哈式的詞匯,馬克思對“異化”的描述中也有這樣的論述:“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同樣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3]而且馬克思把作為批判的奮斗目標的共產主義也描述成“對人的類本質的重新占有”。
人性論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相信人有一個確定的、普遍的本質,即把人等同于某種性質。如人是善的、人是惡的或者說現在市場化社會的流行看法:人是自私的。費爾巴哈認為愛是人的本質:“一個人愛得越多,則越是存在;越是存在,則愛得越多。”[4]“手稿”時期的馬克思則是接受了-費爾巴哈關于人的類意識的無限性的觀點,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由:“人是類存在物,不僅是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是都把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是因為……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5]
筆者認為,對“異化”乃至整個“手稿”的理解應該避免人性論的傾向。首先,人性論是一種獨斷論的形而上學,把人當作了現成之物。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批判的過程中采用人性論雖然回答了批判何以正當的問題,看似擁有了一種邏輯上的完整性,但是會隨之產生更多問題,而且是人性論所不能化解問題。比如:人是具有一定本質的,那么對人的本質的否定、異化——這種人的自我異化又是如何產生的?異化肯定也是源于人性的,那么已經被異化了的人又為什么能夠發現自己所處在被異化的處境中?在本質之中的人又何以可能擺脫這種因自己的本質而帶來的異化?如果說人的本質是包含有自我否定成分的辨證結構,那么本質對立統一的兩極又是為什么會有一方壓倒另一方造成異化,又是為何會出現否定之否定的情況,使得人能夠發現自己的異化并擺脫異化?……類似這樣通過對本質進行分析而產生的問題是永無窮盡。
所以無論“手稿”時期的馬克思(以及一切人性論者)通過“異化”對現實的批判多么深刻、對人的理想生存狀態的描繪多么具有吸引力,在哲學討論中,我們都不得不遺憾地把這些都放入括號中“懸擱”起來,因為這些思想背后的邏輯和它們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都有問題,禁不起推敲。而企圖從馬克思的這種基于應然邏輯的批判行為中得出任何思想都是徒勞的。
(二)、在歷史中超越人性論看“異化勞動”
那么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在哲學上真的就沒有什么可取之處了嗎?真的如阿爾都塞所言: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嗎?
那就必須思考“手稿”時期的馬克思和費爾巴哈的關系。雖然馬克思在“手稿”中對費爾巴哈頗多贊美之詞,甚至說:“費爾巴哈的偉大功績在于:“……(2)創立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和現實的科學。”[6]可后來馬、恩的觀點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不過是半截的唯物主義。但是,“手稿”時期的馬克思卻是一個“不安分”的費爾巴哈主義者。同樣還是在上面所引的馬克思贊揚費爾巴哈的那句話的后一半中,馬克思說:“因為費爾巴哈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成了理論的基本原則;”[7]費爾巴哈是從個人的感性直觀“單刀直入”地得出了人的“本質”,而馬克思則是從作為社會一分子的人們之間的關系去考察人的“本質”。可見,馬克思并沒有按照費爾巴哈本人的意思去理解他,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對費爾巴哈有一個“誤讀”。
回到“異化勞動”的問題上,如果把異化包含的關于對人的本質的背離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現實的批判的內容“懸擱”的話,我們只能得到的是這樣一種關系:它不是所謂人的現實與人的本質之間或背離或相符的虛幻的形而上學關系,而是現實生活中工人與產品的關系以及從中衍生而來的各種人與物、個人與個人的確實存在的關系。總之是我與非我的關系。
接下來,同樣在懸擱了批判的價值判斷后,從宏觀的角度審視整個手稿,我們會發現:
1、其實馬克思在用自己的方法敘述了資本主義從產生到滅亡的一個過程,異化勞動的運動是資本主義從生到滅這一過程的動力和根本原因:
首先,異化勞動產生私有財產。“從外化勞動這一概念,即從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一概念得出私有財產這一概念。……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8]接著,以不同的物的形態表現的私有財產根據它的根源——異化勞動的性質,也必然表現為無差別的但又統治人的符號——資本。“作為資本的人的活動的對象的生產,在這里對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規定性都消失了,在這里私有財產喪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會的性質,在這里同一個資本在各種不同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存在中始終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現實如何了。”[9]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資本其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是真正的國王。所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演化過程:異化勞動——私有財產——資本——資本主義。無疑,資本主義來自異化勞動的自我運動,即人的異化,而私有財產、資本又反過來保證異化。所以是人的異化產生了資本主義,而不是人性論者所言的:是資本主義異化了人。
在關于對資本主義滅亡即共產主義產生滅亡的預言中,馬克思認為是“勞動的資本的對立達到極限導致私有財產關系的頂點、最高階段和滅亡。”[10]其實私有財產、資本都是異化勞動的產物,所謂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就是來源于異化勞動自身不斷外化的特點,這種對立歸根結底是異化勞動概念內部的對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制度的私有財產制度本身就有著否定自身的因素。對“手稿”加以審視就會發現私有財產的自我否定是因為它處于異勞動和資本的中介的地位上,一端的勞動是一切能動性的根源,另一端是始終自我同一、消解所有差別的資本,而私有財產的這種自我否定肯定向著勞動的那一端回歸,所以,私有財產的這種自我否定肯定是來源于勞動,正如它產生于勞動,最終也回歸于勞動。所以這種私有財產的自我否定其實也就是根源于異化勞動的自我運動。如果把貶義的感情色彩注入“異化勞動”概念中,那也可以說這種異化勞動的自我運動是從“異化”了的勞動變為“真正”的勞動。但是馬克思的這個“資本主義危機理論”在后世遭到了理論上的和現實上的諸多挑戰:在現實中,資本主義經過了2次世界大戰后非但沒有衰落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隨經過幾次重大經濟危機但并沒有出現自我否定的趨勢[11],而且隨著反而通過經濟全球化達到了一統天下的盛世;僅是把資本主義的這種穩定解釋為其還能容納生產力而不做任何具體說明,其實就是把革命推向了永不可及的黑暗的未來,共產主義就成了在彼岸世界的虛無縹緲的天堂。在理論中:也不斷有人對馬克思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提出置疑,根據對現實的批判,提出了多種“危機理論”:性沖動危機(賴希)、潛抑過剩危機(馬爾庫塞)、合法性危機(哈貝馬斯)、生態危機和全面危機(曼德爾)等。馬克思的這種危機理論也確有缺陷: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到什么程度才能達到極限?到底有沒有這種極限?這種極限在哪里?到這個極限后私有財產為什么會向勞動回歸而不是徹底地走向資本?
其實關于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實現問題,不僅應從“手稿”的文本內容上看,而且還應該從馬克思寫作“手稿”這個行為本身來看,從“手稿”中所確實蘊涵的不在場的內容上來看,也許這比“手稿”中的“經濟危機理論”更有價值。馬克思之所以寫作無非是宣傳自己的觀點,希望讀者能掌握革命的理論,進而進行革命的活動,從而把在理論上的批判變成對現實的批判和改造。而這種活動的主體只能是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恰是異化勞動的主體,是被異化得最深的人。異化勞動只能是被異化的人的勞動,那么人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其實也是來自于異化勞動自身運動的結果,即異化走向了反異化。當然,被異化最深的人為何能知自己被異化、為何能反異化這個問題馬克思并沒有明確地回答。在“手稿”濃烈的形而上學人性論色彩中,這個隱含的問題被“人本質的復歸”的結論所掩蓋了。如果把這個人性論的表面論述“懸擱”,直視作為共產主義動力源的異化勞動,會發現馬克思隱約地提出了異化勞動會有一個斷裂性的轉變,從無限肯定自身到揚棄自身,這是一個發展邏輯的轉變,是一個徹底的質變。
2、馬克思不僅講述了資本主義運動的全過程,而且還超越了資本主義的范圍,總結了迄今為止的一切人類歷史,指出異化勞動也是迄今為止的一切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和根本原因,它的自我運動決定了人類歷史的演進:
首先,馬克思在提出異化勞動概念的時候就隱含著指出了勞動成為異化勞動是一個合理的、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過程:“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創造。……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提供工人本身本身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因此,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兩個方面失去生活資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為屬于他的勞動對象,不成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這個外部世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即勞動者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12]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之所以發展的重要動力是人可以利用工具作為自己身體的拓展,即人有生產資料的生產。這種生產的發展必然造成人在自己所創造的一個新的物的環境中勞動,人與自然的越加不會直接發生關系,越加以生產資料為中介,越加受到物——人造物的制約。現代社會的人類如果沒有了汽車、電腦等等工具、產品,我們的生活可能一天也無法正常進行下去;在使用同樣的簡單工具的條件下,叢林中的原主民肯定比來自現代化城市的人生活得好得多。正如盧梭的觀點:人的自我完善能力使他喪失了許多的自然的能力。所以所謂的異化勞動就是勞動必然的產物。因為物質生產是人生存的首要條件,是人成為人的基礎,甚至可以這么說,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就是異化勞動的歷史,所謂沒有被異化的勞動,即“真正的”勞動就從來沒有存在過。因為馬克思是從人類生存的最一般條件出發而提出異化勞動的,這樣就使異化勞動對整個人類歷史有了普遍的解釋力。
其次,馬克思在討論異化勞動的產生的時候說:“我們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異化勞動同人類發展進程的關系問題,也就為解決這一任務得到了許多東西。……問題的這種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13]可見馬克思已經明確指出異化勞動和整個人類歷史有著內在的、密切的關系,進而我們可以引申出:以異化勞動為線索可以得出整個人類歷史的全貌。
上面已經談到馬克思論及異化勞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源時指出異化勞動是私有制的根源,私有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但是現實的歷史告訴我們私有制是比資本主義歷史要長得多的一種制度,馬克思也談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如何最終必然敗于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私有制并不是資本主義自己的特點,而資本主義反而是私有制發展的產物,那么前資本主義的一切私有制社會都是私有制在自己的邏輯上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那么作為私有制根源的異化勞動就對一切私有制的時代都有解釋力。前面已經提到,迄今為止的一切人類歷史都是異化勞動的歷史,雖然私有制并不是同異化勞動同時產生,但也是異化勞動直接的產物,所以異化勞動就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最終根源,它在不同時期的特點決定了不同歷史時期人類社會的總特點。
(三)、歷史中的“異化勞動”是什么?
通過把“異化勞動”放在歷史之維中去考慮,我們已經得出了異化勞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和根本原因的結論。那么我們下一步要再次審視“異化勞動”本身,看看它到底是什么,進而檢驗一下我們的結論是否是個不可理解的怪論。
馬克思本人對異化勞動的討論是在經濟學的范圍內進行的,是在物質資料生產的背景下討論的。但是,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定義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一般物質生產的范圍。所謂物質生產,就是人按自然規律,利用一定工具,通過對自然物進行一定的加工,改變它的自然屬性使其達到人所設想的狀態,以滿足人的需要的具體活動;是一種技術性的活動,技術是聯系人與勞動對象的中介。但是,馬克思在對異化勞動的論述中卻跳過了現實中物質生產勞動的目的性和技術性,直接談人與物誰制約誰、誰對抗誰的抽象的關系,甚至明確提出勞動不應成為手段[14]。這樣,異化勞動講的就只能是人與物之間最直接、最一般的關系了。物質生產是這種人與物的一般關系的表現,是最初的、最重要、最基礎的表現,但也只是一種表現而已。其實人與物的關系還有認知、審美、玩耍甚至自然崇拜等許多關系。而“手稿”中的馬克思因為處于人性論的背景之下,所以把現實的勞動和這種人與物的一般關系混為一談,進而把勞動等同于人的自由的本質,最終得出了“勞動不應是手段”的怪論。任何物質生產的勞動一定都是以一定產品為目的的技術性活動,不會有任何的勞動者不是為產品而勞動,即使到了共產主義也一樣。以活動自身為目的不是勞動,而是游戲。誰又會把小孩子玩的過家家等同于家務勞動呢?
另外,馬克思指出的異化勞動的四個規定性: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人與勞動的異化、人與自己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實際上說的是人與物、人與自身、人與他人的關系,這也遠遠跳出了物質生產的范圍,而是現實的人所處的各種關系,是一個人與因其自身的對象性活動而產生的對象間的關系,是我與非我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就是以物質生產為基礎的人與物的關系,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之間的關系。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所說的能夠作為歷史發展根源和線索的異化勞動實際上并不是人的某個具體的活動,而是隱藏在現實中人的各種具體活動之后的人與外界最一般的關系,是人的各種具體活動的抽象和共性。這最一般關系包括人與物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是人與人的關系的基礎并對其有重大影響,是人與人關系的重要參照;而人與物的關系中最首要的是物質生產活動。人與人的關系則包括同時代的人與人的關系,即社會關系;還有不同時代人之間的關系,即人與歷史的關系。前面已經提到,所謂“異化”就是物既產生于人而又制約人的關系。所以人與外界的互動關系,尤其是人與物的關系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根源。而這種最一般關系就是實踐。
從這個角度看歷史,一方面符合歷史總歸是人的活動的歷史這樣的常識,把人擺在了歷史發展的中心;另一方面它又克服了傳統的人性論,它武斷地把人等同與某種本質,而歷史則成為了這種本質不斷累加、不斷實現過程的“輝格黨史觀;而是把歷史看成一個不斷過程的總體,是一個客觀的、自然的發展過程。而在歷史中的人一方面是歷史的承擔者和主體,但他之所以能有如此地位是因為他是一切關系集中的交匯處,是關系網中的一個結點。如果套用羅素關于邏輯的論述,前者的歷史觀是主謂邏輯,而后者是關系邏輯,前者因為歸結于某些屬性,所以是靜態的,非歷史的;而后者恰恰是著眼于總體的。[15]
這樣看歷史還可以有效地回答前面所提的那些人性論所無法化解的問題:異化是人與物間關系所必經的一個階段,馬克思也承認異化在出現時的合理性;對異化的揚棄是人與物關系經過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也只有發展到了這個階段人才有揚棄異化的可能與需要;因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人與物的關系,關系中的人是歷史發展的主體,所以對異化的揚棄需要人們主動的革命行動,而不是在人之外的歷史會必然送給人的禮物。
[1]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8頁。
[2]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頁。
[3]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頁。
[4] 轉引自《西方哲學簡史》,趙敦華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22頁。
[5]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頁。
[6]、《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頁。
[7]、《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頁。
[8]、《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頁。
[9]、《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頁。
11 所謂的羅斯福新政和資本主義國有化運動不過是資本主義通過否定的形式更徹底的肯定了自身,實行了國有化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改變過他們在改革前的做法。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更加顯示出它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在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鼓吹之下,資本主義各國都紛紛把本國經濟中已經國有化的部分重新私有化。
[12]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頁。
[13]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頁
[14] 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頁
[15] 見《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批評性解釋》 [英]羅素 著,段德智 張傳有 陳家琪 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9-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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