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yuri R , Sep 13,2004,17:30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9周年，受KEEN之邀。我將以前的貼子重新整理一下發出，以餐網友。
公允的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勝利。國共兩黨都為這場戰爭的勝利，為中華民族的興亡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對在那場戰爭中犧牲的先輩，無論他屬于何黨何派，我們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詞。因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國復興的基礎。
我開此欄只想糾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無視、扭曲、甚至篡改的歷史。
這些集子的開篇語說：
不能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要真誠面對歷史。
此話說得很好，但卻沒有做到。
片中凡是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的地方，我將一一指正。
請給我一定時間來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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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集《最后的堅持》
1944年12月初，從越南北上的日軍和23軍在綏淥會師，日軍的[一號作戰]到此[任務]達成。
“中國的領土，沿著南北縱貫干道被切成了兩半。.....但我軍在短短9個月的時間內，竟然連失數十城的事實，則不禁令人要問：這到底是怎么了？根據統計，民國33年初，中國陸軍部隊應為320個步兵師，22個騎兵師，總數約在650萬人左右。但事實上，這些部隊多只是個番號而已。至于實際員額夠不夠4百萬？誰都沒有把握。”
“更遭的是由于連年征戰，傷亡太大，新兵體質已大不如前。根據何應欽民國32年的報告，當年征來的兵，10個人當中只有3個夠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標準。后來就把這3個送到遠征軍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國內。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我們是用什么兵來打仗了。”
這是1944年5月20—26日，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上作的報告。何應欽說：
“自上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遠征軍已補充六萬零四百三十二名，駐印軍二萬五千零一十四名。其他一般部隊缺額補充，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調撥補充團及壯丁，補充人數共計一、三三七、三八零名。”
這就是說征兵總數為133萬7千多人，其中遠征軍、駐印軍補充兵員為8萬5千余人，即遠征軍、駐印軍補充兵員人數是征兵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三（6.3%），而不是《一寸》中所說的30%。《一寸》公然篡改歷史文獻，在此又說了假話。
那么，這一期間國軍的戰損數是多少呢？何應欽說：
“自三十二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共計官兵負傷者四七、三八八人，陣亡者三二、四四八人。”
也就是說，傷亡79826人。傷亡不足8萬，補充133.7萬，還說兵員不足？
由于連年征戰，兵員的合格率確實不高。何應欽在報告中說：合格率為33.7%。這就是說合格的兵員中有4/5補充到國內戰場上，也就是36萬人，是傷亡人數的4倍以上。還能說“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我們是用什么兵來打仗了。”嗎？
何應欽在1944年4月五屆十二中全會軍事報告中說：
“自抗戰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合計傷亡失蹤總數二、七六二、七九九員名。”
在1945年5月六屆全國代表大會軍事報告中又說：
“總計自抗戰迄今，共征募壯丁一三、五五八、四九三名，...”
這就是說：從1937年7月至1944年4月，國軍傷亡276萬余名。從1937年7月至1945年5月，征募壯丁1355萬余名。考慮到1945年的兵員總額比1937年多200多萬人，這里面有800多萬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呢？是否全死在征兵的路上？
“滇西、緬北之戰，從表面上看，是一連串光榮的勝利。但此一[光榮]，是在我國對日作戰最艱苦的時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華的人力去堆砌起來的。我們看不出此一[光榮]，在此時此刻對整個中國戰場的意義何在？”
是真的看不出滇緬戰場的勝利對整個中國戰場的意義嗎？為了抹殺史迪威的功績，又在這兒胡說八道了。
滇緬戰場的勝利意義在于重新打通這條國際運輸線。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駝峰空運代價太高，飛行員的損耗也太多。中國戰區大反攻所需的戰略物資僅靠駝峰空運是不行的。輸送到中國的每五桶汽油，就有三桶消耗在飛航中；大戰之前，燃油不足，機械化部隊就無法作戰。況且，大量的重裝備難以空運。要迅速地將中國軍隊的裝備美械化，為大反攻準備作戰物資，必須打通滇緬公路。這是稍據常識的人都能理解的。
若沒有滇緬公路，雪峰山戰役的那些美式重裝備從何而來？那些整天在日軍頭上轉的飛機的汽油又重何而來？這叫著：擱下筷子罵娘。
羅斯福9月18日給蔣介石的電文：
“閣下應立刻補充怒江方面之部隊，并飭其加緊推進，同時，必須立即委任史迪威將軍，授以全權，指揮中國全部軍隊，此步驟之實現，將更增美國援華的決心...該一援華計劃如再延擱或猶豫，便將完全消失...”
“回想抗戰以來，我們千辛萬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撐到現在只落到了這么一句話，不禁令人唏噓。”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羅斯福要來這樣一份電報，全力支持與蔣鬧僵了的史迪威呢？
在《中國抗戰秘聞》——白修德回憶錄中有一段話，也許可以作為旁注：
我在1942年第一次會見史迪威之日，也正是他在尋找原因之時，他開始領悟到這是可怕的命中注定。他的最大職責是要把中國軍隊訓練成一支現代化的軍隊，使中國軍隊成為一支真正的作戰力量。其后，他的戰略職責便是：用這支現代化的軍隊去切斷日本軍隊占領的緬甸防線，從而打破對中國的封鎖；到最后，再組建—支更為強大的中國軍隊，加入太平洋聯盟，實施對日本的總體反攻。這是一個軍人的職責。一個世紀以來，許多傳教士、顧問、教師等西方人一直想改造這個中央王國，但充其量只是對它有點干擾而已，而史迪威則不過是這個長隊列里的最后一名隊員。在史迪威第一次同我見面時，他開始領悟到的就是全部戰爭的最高水準是受制于政治的，在中國，沒有政治的變革便不會出現有戰斗力的軍隊。
這個使命是單純的，但卻又是盤根錯節的，最明顯的，莫過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錯誤地引進到這種政治里，才是他倒霉的關鍵。如果中國士兵不能打仗，他要問個為什么。 “為什么”，答案很簡單：將軍們偷士兵的薪餉，士兵們吃不飽肚子；士兵們有病，士兵們營養不良，要使他們再進入臨戰狀態，那就意味著要揭發出：是誰偷了他們的薪餉，為什么不能撤換或槍斃那些不稱職的將軍？中國政府為什么不能在危急關頭使用共產黨的部隊？歸根到底，兩黨都是抗日的嘛。為什么蔣介石不讓他最精銳的20萬部隊去抗日而用來封鎖中國共產黨？這一切究競是為什么？史迪威對此冥想了兩年半的時間，依然對這些“為什么”不得其解。最終，問題總是出于政府。一支軍隊是一個社會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現，每支軍隊都在反映出派它出去打仗的那個政府的面貌，年復一年，漸漸使史迪威看明白了。中國那個得到美國承認的政府并沒有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為一個美國人；史迪威得出一個令人畏懼的結論：如果要使中國政府變得對美國有用的話，就必須更換，——即使不能這樣，它的國家首領也必須靠邊站。
我現在清楚，我那時轉向史迪威方面反對陳納德，根本沒有受到任何來自史迪威的壓力。那時候，我開始相信中國政府已完全喪失了統治能力。中國不僅是個供我們試驗武器的發射臺。它是一個實在的國家。它的本身和內部是遼闊的，神秘的，殘酷的，在我們使用它的領土作為消滅日本的發射臺的同時，同它的正在變化中的人民交朋友的目的是必要的。經過事后漫長的頓悟，我現在才算看清了史迪威的用心。他企圖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去處理一件使命，一件不是身穿軍服的將軍們所能完成的使命。
是河南的大災荒才使我從贊同陳納德的立場上轉變，轉而贊成史迪威的意見。甚至就在那時，它就使我知道史迪威的使命是多么無望，他將見到他怎樣的下場，然而災荒直接給我的教育還遠不止這些。它教我懂得了混亂和秩序，生存和死亡，在我心靈的烙印中，最深刻的莫過于河南的災荒，直到今天仍栩栩如生。
“蔣主席此時此地面臨著，國家生存與民族尊嚴之間的痛苦抉擇。9月24日蔣主席約見赫爾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態度：”
“一、決不能變更三民主義民主政治，坐看共產黨赤化中國。”
“二、凡屬損害中國主權之事決不容許。”
“三、兩國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義，在友好的空氣中進行，不容含有絲毫強制，或出以強迫之手段。”
很好！從蔣介石的這份談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蔣介石與史迪威的沖突結癥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的第一句，這是最關鍵的一條：“決不能變更三民主義民主政治，坐看共產黨赤化中國。”這就證明了許多美英記者所言非虛，而《一寸》對這個事情的說法全部都是謊言。
史迪威只是一個軍人，執行的是按美國利益作出的決策。正如羅斯福總統所說：中國最多的是人，應該讓中國人使勁的打日本，以減少美國士兵的傷亡。所以史迪威要獎勤罰懶，要把美國軍械發到最能打日本人的軍隊手里。在他看來，將美國軍械發給那些不能打日本的軍隊是浪費美國人的錢。
而蔣總統的想法是：讓盟軍替他打敗日本人，然后，再用美國的軍械消滅中國共產黨。這樣一來，兩人的戰略目標就完全沒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才有那樣激烈的沖突，所以才有五角大樓、羅斯福支持史迪威的舉動。但是，史迪威不是政治家，而羅斯福是政治家。羅斯福考慮到了戰后遏制共產主義的需要，因而只好犧牲史迪威。
“赫爾利聽過這番話，終夜不能成寐，天不亮就給羅斯福發出了電文...”
需要注意的是，赫爾利給羅斯福的電文是在10月13日發的，這是在10月3日，美軍參謀部降低了中國戰區的作用后發出的。這時軍事考慮已不重要了，它讓位于政治考慮。而蔣介石對赫爾利講這番話是9月24日，《一寸》中所謂“赫爾利夜不能寐”完全是鬼話，如果真的夜不能寐，為何要拖19天才給羅斯福復電？
同樣對于這件事情，石島紀之在《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第139頁寫道：
但是，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美國軍作出了進一步降低對日作戰中中國作戰的地位的決定。也就是說10月3日，美國綜合參謀本部放棄了預想將要作出很大犧牲的臺灣、廈門作戰，決定了攻克呂宋島戰略以及繞過臺灣向硫黃島和沖繩前進的路線。結果，被指定支援太平洋戰爭的中國戰場對于美國的作用，進一步下降。因此，美國政府得以優先考慮政治判斷而后考慮軍事判斷。
美軍為何改變作戰路線？顯然國軍的戰斗能力已經被看成一文不值，美軍只好自己干了。
1944年12月2號日本軍攻陷獨山，重慶震動。日軍入獨山如入無人之境。29軍孫元良帶900多人在那拼死打了一仗。沒有幾天，收復獨山。
“...獨有一座孤零零的紀念碑（獨山抗日紀念碑），在黃昏里矗立著。過路人當不會知道，這里正是本世紀中葉，中國人扭轉自己命運的轉折點。也是迎向21世紀的001號里程碑”
2000多日軍，作戰保障完全沒有，卻敢孤軍深入296公里。說“日軍入獨山如入無人之境”，這句話好聽嗎？
既然29軍孫元良帶900多人先期趕到，其主力部隊應在第2天也能趕到。不能全殲該敵，讓其退走。就能功勛卓著嗎？
把獨山抗日紀念碑說成是“中國人扭轉自己命運的轉折點。也是迎向21世紀的001號里程碑”，實在是太過譽了。因為直到第二年8月15日之前，國軍也沒有發動戰略反攻。獨山之戰只是一個防御戰，其后的雪峰山戰役也是一個成功的防御戰。若論第一個勝利的防御戰，則是第一次長沙戰役。第一個全殲日軍的戰斗，則是平型關之戰。第一個大規模的殲滅戰應屬臺兒莊。獨山之戰是哪個第一都沒撈上，就連最后一次也沒撈上。
把獨山之戰說成迎向21世紀的001號里程碑，實在是句笑話。
對于那段撲朔迷離的時期，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日本人又是如何看的呢？
石島紀之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寫道：
P127
對此中國戰場最高司令官蔣介石的參謀長并兼在華美軍司令官史迪威將軍，堅持奪回緬甸公路，并依靠由此而得到加強的中國陸軍，來反擊日本軍。這本是美國陸軍的構想，史迪威想實施這一計劃，他為了在中國保持空軍活動，認為“第一重要措施是擁有能夠占領并保持航空基地的陸軍”。史迪威的想法，引起了不愿意將國民政府軍投入戰場的蔣介石的反對，兩者之間的關系從1942年中期開始逐漸惡化。
北緬甸的反攻作戰，是中國軍第一次從正面進攻日本軍并取得勝利的戰役。參加這次戰役的中國土兵具有“我們也能夠打敗日本兵”的信心，史迪成親自向世界證明了他的信念“如果得到適當的指導，中國土兵可以與世界上任何軍隊匹敵。”
P129
所謂打通南北大陸交通線作戰是指打通平漢線(北平至漢口)、粵漢線(武昌至廣州)、湘桂線(衡陽至柳州)等各鐵路——貫穿中國南北大陸的戰役。日本軍發動作戰的目的，是殲滅中國西南部的空軍基地，挫敗美國空軍空襲日本本上的企圖；依靠打通中國南北的鐵路，確保與南洋方面的陸上交通；挫敗中國軍的抗戰意志這三點。日本軍為了這次作戰，動員了日中戰爭開始以來的最大兵力，即15個師團，兵力約50萬余人。
首先，日本軍華北方面軍的第十二軍，1944年4月17日，渡過黃河，5月19日打通平漢線。隨后，第十二軍的主力西進，5月25日占領路陽(以上行動叫京漢作戰，中國名叫豫中會戰)。當時，駐守河南省的中國軍是第一戰區(司令官是蔣鼎文)的十八軍，約30萬人，擁有兵力是日本軍的兩倍，其中中堅力量是湯恩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軍隊 是蔣介石嫡系的精銳部隊。但是中國軍除了守備洛陽的非嫡系部隊奮起抵抗以外，其余都在日本軍的進攻面前節節敗退。
隨后日本軍第十一軍，5月27日，從洞庭湖東北岸的岳陽附近向長沙開始進攻。在這以前日本軍進行過三次長沙作戰，都是從正面攻擊，因此遇到中國軍的反擊，不得不撤退。所以這次日本軍采取從三方面包圍長沙的戰術 6月18日占領了長沙。失去長沙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在長沙南邊的戰略據點衡陽，用堅固的陣地抵抗日本軍的進攻。衡陽是粵漢線與湘桂線的連結點，也是美國空軍的重要基地。衡陽的攻防戰從6月26日開始，激戰持續了一個月之久。8月8日守備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向日本軍投降，戰斗結束。
衡陽失陷后，中國軍的抵抗迅速衰退。日本軍第十一軍在廣東的第二十三軍幫助下，占領了桂林和柳州，24日又占領南寧，12月10日，打通了通向法屬印度的公路。另一方面，第十一軍的一部分，12月3日占領了貴州省的獨山．威脅著貴陽和重慶(以上稱湘桂作戰，中國名叫長衡會戰和桂柳會戰)。
這樣，可以說日本軍取得了絕對的勝利。打通南北大陸的作戰，對日本人來說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戰斗。由于精銳部隊被抽調到南方，在中國的日本軍的戰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內地和中國現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彌補。更嚴重的問題是制空權被美國空軍掌握著。因此，日本軍的補給受到攻擊，糧食甚至武器、彈藥、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軍。雖然日本軍的戰斗能力如此大幅度下降，但中國軍仍然慘敗，是原因何在？
第一個原因是：國民政府軍的戰斗意志顯著下降，軍隊內部腐敗。當時國民政府軍的兵員，在戰時狀況下，總數約為650萬人。正如前章所述，由于通貨膨脹的迅速發展，士兵的軍餉大幅度下降，這成為戰斗意志下降的一個原因。將校們的腐敗也是很顯著的，在河南會戰中，當時河南的中國軍所有的七八百臺軍用卡車中，只有100臺用于軍事物資的運輸，其余的都被將校們用于將自己的家屬和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后方西安。
第二個原因是：蔣介石優先考慮政治的戰略，影響了防衛戰的有效執行。蔣介石為了保存自己的軍事力量，把他的最好的軍隊撤出中國東部戰線，把他所不喜歡的、屬于軍閥或民族主義的軍隊配置到前線。例如在衡陽奮戰的薛岳是廣東系的、與蔣介石不投機的人物。蔣介石還采取反共優先于抗日的政策。日本軍向河南省進攻的時候，沒有將包圍陜甘寧邊區的蔣嫡系的最精銳部隊胡宗南(第八戰區副司令)軍派遣到河南去救援，只是在洛陽失陷后，出動了胡宗南部隊的一小部分到前線去反擊。
第三個原因是：變為戰場的地區，經常出現民眾背叛國民黨的現象。例如在7月，河南南部的農民7000多人，為反對國民政府軍的征收，奪取了駐守在信陽西部的軍隊的武器。國民黨派遣軍隊對此進行鎮壓，屠殺了5000多農民，國民黨這種殘酷行為成為導火線，農民暴動從河南省南部，擴延到湖北省北部，數萬農民提出“反對不抗日的軍隊”等口號，組織了農民救國軍，殲滅了屠殺農民的軍隊。這樣，不受民眾支持的軍隊其戰敗是必然的結果。
這次大戰敗，給中國帶來的損失是極大的。1944年4月到12月，國民政府軍兵力的損失達到六七十萬人；國民政府失去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各省的大部分和貴州省的一部分。新淪為日本統治地區的民眾有6000多萬人，有許多難民背井離鄉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地區。日本侵略的擴大和國民政府的戰敗，給中國民眾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對于這場大慘敗，當時在中國戰地的英美記者看到了真實的原因，他們發出了大量的報道。使得美國國務院開始考慮與在延安的中共接觸。美國記者西奧多．懷特（白修德）在《中國抗戰秘聞》中記錄了這個事情。
P183
1944年10月22日,我來到了延安。
時間，以其神奇的力量，使一切偉大的事件都獲得澄清，使一切久遠的事件去掉了繁文縟節，暴露了歷史和決策的本來軌跡。我是以一個戰地記者的身份到延安去的，去撰寫一部關于政治和勢力集團的報導。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那里正發生的事情是非同尋常的。一場革命正初具規模，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準備宣布它的出世，共產黨領導人經過全國的篩選，正從地下狀態云集延安，籌備其自1928年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事情還不僅如此。在那幾周里，由于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離異以及羅斯福和蔣介石的分歧而造成的直接災難性后果，中國的共產黨人正推備擬出一份完整的，也許是永久性的與美國結盟——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他們所希望，我們中的有些人也希望的方案，并準備把它堅持到未來的年月。如果這種延安氣氛繼續下來的話，或許就沒有朝鮮戰爭，也沒有越南戰爭了。
那幾周是美國的戰爭目的和中國革命共處的蜜月時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聯姻的牽線人，是美國一個年輕的外交宮：小約翰 巴頓·戴維斯。他在中國出生，父母都是傳教士，剛剛三十六歲，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一個輕巧自如，舉止瀟灑，善于詞令的外交界正在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單槍匹馬地進行歷史的探索。我希望對我親密的老朋友約翰·戴維斯沒有傷害地說，他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也象那時的我一樣對美國的政治天真爛漫；但他因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詩般的日子，飽受的羞辱和謫貶之苦遠遠超過了我。
戴維斯在抵達的那天深夜就和毛澤東、周思來還有紅軍總司令朱德進行了會晤。如果我們的軍隊在中國的沿海登陸，共產黨能否給我們諸如以斷鐵路，動員農民之類的支持？這是一個合理的探詢，但卻是在一個混亂的時刻進行的。共產黨對蔣介石和美國在史迪威問題上鬧翻的事一清二楚，對國民黨軍隊腐朽和潰敗的情形甚至比誰都清楚。他們正著手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他們所有的那些偉大的軍事領導人，有的從地下狀態，有的從游擊抵抗區，有的靠徒步行軍，紛紛回到延安，準備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16年以來的第一次！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劉少奇都長期居住延安，但林彪、彭德壞、陳毅、聶榮臻都是剛剛到達——他們是征服未來中國的著名元帥，建立一個一統天下的功臣。而戴維斯，來這里是要探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還有結盟的可能性！在那個大好時機里，戴維斯本來不應該出場。我也不應該。
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場革命，正歷經磨難，由胚胎進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聞工作者，受著老朋友周恩來和老相識葉劍英的庇護，也受到了我和戴維斯抵達的事件而引起的虛假重要性的掩飾。此行的偉大目標是探討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結盟，我是作為該目標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時機以及牽線人約翰·戴維斯的出現確定了當時的氣氛。
時機的掌握就是共產黨人對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們比誰都清楚蔣介石在華東戰場上的厄運。國民黨的軍隊正在解體，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無人之境，而共產黨人卻尾追著日本人，組織抵抗運動。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產黨就感到是他們采取行動，進行組織的機會——組織發展之快超過了共產黨的預想。六個月里，蔣喪失了25萬軍隊，而共產黨的兵員每個星期都在增長。眼下，他們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塊的政治——軍事基地，每塊都稱作“解放區”。其中有些解放區已控制了好幾塊長200英里寬100英里的地盤。不管是日本人還是國民黨都對這些解放區望而卻步。解放區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所考慮的頭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樣把這些“解放區”聯成一片，建立一個“人民的政府”，一個真正控制著9000萬人民并提供了保護的政府。正象他們所關注的，那個蔣介石的所謂“政府”己把它在華東的軍隊消耗完畢，而眼下只能在中國的西部，在美國的特別關照下茍延殘喘。瞧，為了這一點，美國人，戴維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來了，在探討共產黨分享美國友誼的誠意。所以，當這些當地政府的領導人在延安云集的時候，更為重要的軍事長官們也隨之而來，共商召開16年來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考慮成立一個共產黨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職的事件也促使他們考慮這個正在誕生中的新政府是否應當同美國進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歷史的時候，親身了解到的事實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識分子創造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識分子能把他們的理想和困擾普通百姓的東西結合起來，編織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誘或羅致到一起成為一種革命動力。如果他們再聰明一點，向工人們和家庭們講明道理，使這些樸實的人民認識到正束縛或正毀滅他們的東西是什么——那么，他們就能動員起人民去改變現實，去殺戮，去獵取，去犧牲，變得殘忍，同時知識分子又總能給予純樸的殺人者和恐怖主義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無上的。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產思想的工廠。也許只有羅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紀的法國和美國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許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如此有意識地察覺到，思想本身也象劇烈行動的發出者那樣具有強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個正處于實驗階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沒有人在美國的大學里接受過政治學的基礎教育，他們就自己學會怎樣去挑選合適的人選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臨時去學大量實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藝。在一個山村里，怎樣才能用紙印刷成書籍、傳單和貨幣呢？他們正在靠自己學習掌握。那時候，點燈用的油都是傳統地從果仁里榨出來的，一點燃，這些劣質油就在家庭自制的燈上噼噼啪啪響個不停。怎么辦呢？怎么使這些油純凈些呢？怎樣使鐵融化制造槍支呢？怎樣護理傷病員呢？總之，一句話，沒有知識，怎樣去進行革命，建立一個嶄新的政府呢？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這些人們在這抉根據地上循環往復地接受教育，教會他們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時的延安地區居住著4萬人．1萬2千人是當地的農民和商人，其余的就是黨的人了——積極分子，領導人，官員，占壓倒多數的還是學生．學生們的年齡都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有的是逃離敵占區的城市或國統區的學校剛到達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紀，頭發灰白的游擊隊指揮員。他們在接受文化課的補習，學習怎樣用書面下達戰斗命令。 、
延安是—個學校社會——醫生的，護士的，指揮員的，政治委員的，黨的積極分子的，各類學校應有盡有。政治局的成員人人都分工負責某個領域的思想訓練。
在那幾周里，以及在一年后的重慶我好幾次見得到毛，但都是公式化的會見。他給我不可磨滅的印象是第一流的——一個會用槍來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強迫歷史朝著他的理想邁進。
產生偉大歷史力量的對話，在一開始就因為談話自身的變化而被曲解是十分常見的事一一美國民主黨人和中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對話就是這樣一個在官方的首次接觸時就遭到曲解的實例。中國方面的發言人是毛澤東，美國方面的發言人是帕特里克·赫爾利少將。毛是個天才，赫爾利是個白癡。赫爾利于1944年11月的第一周抵達延安，開始了美國同中國共產黨的談判。這個談判是被偶然事件拖離歷史軌道的最明顯的實例。
赫爾利1944年11月7日抵達延安，抵達的第二天上午(陪同的中士速記員與會作記錄)就同毛人其他領導人開始了會談，出示了他和蔣介石以前共同擬定的條亂一個五點綱領。根據這個綱領，兩黨都矢志于團結，共產黨將得到合法承認，在將來的某一天，共同努力，建立一個矢志于進步的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要解散其軍隊．放棄他們的“解放區”政府(已經統治著8000萬人民)，他們的軍隊要聽從軍事委員會的改組。
那天下午，毛作出了反應——是爆炸性的。他對國民黨政權從上到下都作了譴責．指出，軍事委員會沒有什么權力，只是一個閹割軍閥和地方部隊將領的裝飾性機構，其中只有一個位置留給共產黨的部隊是不夠的，以此來讓他放棄他那在中國首屈一指的部隊及效率最高的政府顯然是不能接受的。赫爾利說，這個協定將使你的一只腳邁進門里。毛說，如果你的雙手被反綁在你背后，進去這個門里沒有什么好處。赫爾利明智地提出建議．讓共產黨擬出一項自己認為是適當的解決條款，他將樂意洗耳恭聽。那個下午，他們為這個談判建議暫時中止了會談。
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們又進行了會談。共產黨擬出了他們的書面提議，措詞之絕妙，使赫爾利一點也看不出他們的強硬企圖。赫爾利興高彩烈地說，共產黨的建議確實挺好．但就是邁的步子還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評論。
赫爾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識分子出身，只是一個美國民間的那種漫畫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間在迪克西使團的窯洞里，他竟以美國最優秀的傳統改寫了共產黨的建議——而對共產黨說來，當他們在10日的上午見到赫爾利的修改稿時，一定會被那修改過的提議弄得眼花繚亂。
在赫爾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團結：“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一致同意作為三種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這幾乎是一些辭不達意的話——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驚——意思是說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蔣的獨裁政府)將被更新組織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聯合政府”。在這個政府里，所有的黨派一律平等。在這個聯合政府之下，還將有一個“聯合的全國車事委員會”，負責全國的軍隊共同對日作戰；“從國外所得之供應將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同將同時武裝兩黨的軍隊。總之，經過赫爾利英國式的潤色加工后，全文的基調完全是美國憲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熱情洋溢又讓人翻譯不出來。這個新的全國聯合政府，赫爾利寫道，將使人民獲得“公正，信仰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請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權利，人身受到保護的權利和居住的權利。”赫爾利在使美國承擔起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義務，在使一個東方國家接受美國的人權法案。
當然，赫爾利的這個協議最終成了一片廢紙。國民黨認為被出賣，決不可接受。協議不得執行，使共產黨認為受了美國的欺騙。
第四十集《天亮前后》
“...接踵于經濟的崩潰，跟著來的便是道德社會的解體。這種環境正好是共產主義滋生蔓延的溫床。也為中共的擴張與壯大留下了寬廣的空間。但承擔此一惡果的，卻是苦撐八年，力卻強敵的國民政府。”
可見國民黨缺乏自省，只知怨天尤人。八年抗戰，對中國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然而中國不死，必然蘊涵著生機。中國象鳳凰一樣，要在浴火中重生。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必然滅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戰爭中發展健全起來的新的政治、經濟體制。這個新的政治、經濟體制便是中國新的生機，破殼而出的新生命力，將促使中國向世界強國邁進。
經濟的崩潰、道德社會的解體即是舊的政治、經濟體制不能適應中國應對災難的需要，行將滅亡的征兆。國民黨不知調整，不能有效的應對災難，不去變革以建立新的政治、經濟體制，而是固守于舊的、行將滅亡的政治、經濟體制。敗亡則是必然的事。
國民黨只是到了臺灣后，在幾乎滅頂之災時，才知變革，才得以生機再續。國民黨的災難還未消失，還將面臨生存危機，是就此滅亡，還是浴火重生，脫胎換骨，重回中國國家級大黨的地位，就要看國民黨諸君在危機面前是如何應對的了。其實在政治這個世界里，也應了達爾文的那句話：適者生存。
“在國際上，蘇聯不斷扯國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慫恿中共在國內戰場擴大對國軍的攻擊，也屬有形的叛亂。但更狠毒的則是滲透西方世界，進而左右美國政府高層的對華政策方向。像馬歇爾、史汀生、羅斯福都深受第三國際：‘國民黨并不積極抗日，他們爭取外援的目的在于對付中共。’的宣傳影響。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華物資，我們無法充分利用。兩億美元的黃金采購案，被耍了烏龍。以至抑制通貨膨脹的最后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國政府中這一股左傾的隱形力量，并利用史迪威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資，去裝備中共部隊...”
這些話好像不是經過腦子里說出來的。國民黨是否積極抗日，那些派在國軍各部隊、戰區的美軍觀察員看不到嗎？美國政府高層決策判斷的依據是來自蘇聯？還是來自他自己軍隊的觀察員？莫不成這些美軍觀察員統統被中共蒙住了雙眼？
至于說到“慫恿中共在國內戰場擴大對國軍的攻擊，也屬有形的叛亂。”，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平江慘案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２７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嘉義鎮的通訊處，并將新四軍高級參謀涂正坤等當場槍殺。晚上，又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縣的黃金洞。通訊處財物被洗劫一空。
這件事發生在皖南事變的半年前，新四軍的一個通訊處，且在大后方深處，有多少人馬？能進攻27集團軍的部隊？究竟是新四軍通訊處攻擊國軍？還是國軍攻擊通訊處？
究竟是誰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對于《一寸》，只能有一句話來評判，那就是：滿口胡言！
“盟軍終于民國33年，奪回了淪失已久的制空權。這對日軍來言，是極為不利的一項逆轉。根據統計，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軍利用中國大陸各機場，以長程重轟炸機轟炸日本本土的飛機高達一萬七千五百余架次，投擲各式炸彈共7萬噸。日本方面作過統計，單就東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彈藥噸數，約為當年日機轟炸重慶的23倍。”
湘西會戰日軍以失敗告終，為日軍在華的攻勢作戰畫上了句號。
1945年2月，雅爾塔密約。羅斯福與邱吉爾為了尋求戰爭快速結束，竟然答應斯大林的要求。背地里出賣了他們的盟友中華民國。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扔下第一顆原子彈。廣島死傷為20萬1千余人。
1945年8月9日，全縣被收復。第二顆原子彈又投向長崎。蘇軍出兵東北。
“雖然在戰爭中，日本人民同樣受盡了痛苦煎熬，但當他們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親耳聽到裕仁的[終戰詔書]的廣播時，仍然忍不住熱淚盈眶，匍匐跪倒在二重橋上。”
“8月15日這一天，無論是對中國人、對日本人都是終生難忘、驚愕不已的一天。”
第四十一集《激情過后》
“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日本東京灣內麇集了包括9艘航空母艦在內的美英大小艦只達380艘之多，誠有舳艫千里之氣概。中國受降代表徐永昌看在眼里，不禁興起[50年前甲午之役果能一勝，我國海軍今日不悉何似]的感慨。”
“在米蘇里艦上簽完受降書后，徐永昌和他的隨員轉往東京，當時，目睹日本警察守崗如常，老百姓循規蹈矩、沉默肅靜的景象。他對同行人員說：[吾人切不可有痛飲黃龍之想，因為一個戰敗國能有如此表現，其中興是計日可待的！]這是在風光的受降日子里，一個中國高級將領內心的感受。顯然徐永昌說對了。”
“事實上日本從這一天開始，在美國的支持之下，便開始了戰后重建的工作。而贏得勝利的中國，卻又落入了另一場天翻地覆的戰爭淵藪。”
“在激情過后，中國政府要面對的是比戰時更為嚴酷的現實。[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路是坎坷與漫長的。”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時的情形。1945，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同時，我們的國土所呈現的，是這樣一幅支離破碎的局面，此時日本在華的總兵力仍有128萬人左右，...總共210余萬人。遣送這些人出境，是戰后的一次繁重的工作。”
“由此可以證實，在當時，我們對這些戰敗者的照顧，遠比千里跋涉勝利還鄉的軍民們要好得多。”
“戰后，各交戰國對于這場戰爭所帶來的災禍，曾經作了部分數據調查，以傷亡而言，根據統計，從民國26年7月7日開始，我國在這場實力懸殊的戰爭中，傷亡將士的總數為340萬余人，老百姓則為860萬余人。但這些數據并不可靠，因為當時中國包裝總公司兵籍戶籍的制度未興，取得準確的數據十分困難。”
“但經過一場飛來橫禍的中國老百姓，這個時候所能做的，只有收拾行囊重返破碎家園。在短暫的勝利激情之后，去面對另一個茫然。”
“戰后的許多國際法庭中，都將首要戰犯繩之以法以儆效尤。”
“至于南京大屠殺的禍首谷壽夫，后來被引渡來華就地處決于雨花臺。還有日軍攻陷南京之前，從淞滬一帶一路殺過來的野田和向井，當年他們以殺人為樂，今天也要輪到自己，經歷面對被迫結束生命的恐懼了。但是這些人，就算被槍斃十次，對那么多枉死的冤魂又有何補呢？”
“1945年8月15日，蔣委員長的[為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中，對戰后日本的態度十分明確，他說：‘我中國同胞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懲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件，但是我們并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壓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自拔于錯誤與罪惡。’這幾句話，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忠恕為懷的傳統文化精神。”
“后來，不知怎的，有人竟將[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改成[不念舊惡]及[以德報怨]。從此，[以德報怨]竟成了我國戰后對日的[基本態度]。既然以德報怨，那就表示什么都可以不計較了。其實，這是很大的一個錯誤。”
“[論語]有關[以德報怨]的記載，在憲問35章，原文為：或曰：[以德報怨，如何？]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意思是：有人問孔子說：你認為[以德報怨]怎么樣？孔子說：那你拿什么去報德呢？我認為我們要以正直的態度去對待和我們有仇怨的人，而以恩德去報答對我們有恩德的人。”
“由此可見，所謂[以德報怨]事實上違反了我們中國人中庸行事的基本原則，也偏離了待人處世的正道。因此，任意將[與人為善]改成[以德報怨]，等于陷一個國家元首于不義了。更何況，當時蔣中正確實是主張[以直報怨]的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賠償已經開始，從1948年1月直到1945年9月，從日本運回中國22條船，招商局派去22條船運回中國3萬多噸物資。...所以這個賠償已經開始。后來因為我們中國國內的變動，內戰的關系，因為國際間美蘇的對立，冷戰的開始，這樣的話這賠償才停了。”
“1951年，開這個[舊金山和約]，那個時候的蘇聯呢，氣焰非常的囂張。所以呢，美國為著防止蘇聯，同時要利用日本的過去工業的潛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持日本。因此在[舊金山和約]里面，美國就放棄了對日本賠償的要求。[舊金山和約]呢，我們中國并沒有參加，因此到1952年，中華民國給日本簽定和約的時候，那我們也放棄了對日本的賠償。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榮這個日本首相到大陸去訪問，他跟周恩來總理聯合發表聲明的時候，中國也...大陸也放棄了對日本的賠償要求。這個可以說，當時對日賠償要求的放棄，完全是在美國這方面，他為著整個世界分裂成兩個集團，為對付蘇聯而引起來的。這個是主要的一個基本原因。”
黎東方說：“蔣介石也冤枉的，他派的代表在日本，跟日本人拍桌子大鬧要賠償。是美國人后來通知蔣介石，美國政府叫蔣介石，不許要日本賠償！以為我們需要把日本重新建設起來，抵抗蘇聯。你中國需要錢，將來我們美國給你。美國給了沒有啊？后來直到韓戰以后，美國才有美援。那些美援不是送給我們的，借的，照加利錢還的。總而言之，我們政府交到了美國政府，總算領教了不少。”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在大戰中另一個軸心國家——德國，戰后是如何對待猶太人的。”
游芳憫說：“現在德國人戰后，付給猶太人，大概據估計要超過600億美金。就是殘余的這些遺屬，或者是德國過去登記有案的猶太家庭，被殘害的，到目前為止，還要領德國政府每個月發給的津貼，大概是950塊美金。每個猶太家庭的每個人，大概人數有17萬人之多。所以這個錢呢，預計到了公元2000年的時候，大概要超過將近1000億美金。所以德國人他曉得自己有錯誤，應該付出這些戰爭的代價。而日本人呢？他不但是不承認他侵略的罪行，反而一再篡改這個歷史。”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啊，我們有責任，我們也應該要求回復那個賠償嘛。”
“...至少也有1000億美元，因此，有人算過，假如中國堅持要日本人賠，那么當時日本全國就算傾其歲入所有，100年也賠不完。這么一來，他們可真的是永無翻身之日了。但是，又有誰還記得這碼往事呢？今天，他們篡改教科書，否認侵略事實，他們有錢買下洛克菲勒廣場，卻不愿意償還臺籍軍伕那么一點點小錢。除了搖頭嘆息，我們還能說什么呢？”
“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中華這個民族是蠻可愛的，是可引以為榮的。...一千多年來，中國人深受儒家的影響。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視一個[人]的尊嚴。所以傳統中國人是不輕易向人借錢的，萬不得已借了，也必定會還，所謂言而有信。在戰時，我們確實是在十萬火急之下，才向盟國伸手的，但這些錢，不但每一分毫都還清了，而且還給過了頭。”
“有人認為中國人是靠老美的兩顆原子彈贏得全局勝利的。我們不否認西太平洋戰事逆轉，對日本形成的壓力和原子彈的致命一擊，提前結束了對日戰爭。但是1945，民國34年春，事實上，我們第一梯次30個師的新軍已經訓練完畢。只要美國公公道道把[租借法案]該給我們的物資，及早撥給我們，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有望收復失土。只是日本在往后戰役中的傷亡，可能要比喪生于原子彈之下的人數高出數倍。照這么說，大和民族應該感激促使戰爭提前結束的原子彈才是。因為這一切，本來是他們自己惹出來的禍。”
“抗戰八年，中國人因為貧窮，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凌辱，但我們卻未曾淪落到人窮志短、窮斯濫矣的地步。...有人說中日之戰，[日本慘敗，中國慘勝！] 其實不然，中國的勝利應是光榮的。因為，從表象上看，中國之[慘]，打戰爭一開始便已存在了，而最后，我們贏得的是尊嚴。這正是當代人可以流傳給世世代代子子孫孫的珍貴資產。”
“為了取得此一勝利，中國人和他的強敵在八年中進行了22次會戰，1117次中型戰役，以及像[盧溝橋]那種規模的戰斗達38931次。這不只是一個數字，而是真刀真槍要命的廝殺，在這些戰役中，后人很難想像先人那種慷慨悲歌視死如歸的情懷。甚至連他們的故事，都隨著歲月的流失而遠去了。今天留下來的，大概只剩下幾柱碑記，在荒僻的野地里孤獨的矗立著。好奇的觀光客，就算很仔細唸完銘文，恐怕也無法想象，當年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驚天動地的事跡。”
第四十二集《 永恒的禱念 》
“我們深知這一套影像記錄片，對整個歷史而言是相當寙陋的。但即使如此，它已是唯一比較完整的保存了，至少這里面也記錄了我們[把歷史還給歷史，讓真相長白千秋]的客觀與誠意。”
當不知歷史真相的人們，聽到這番話時，仿佛看到了一個誠實如斯的謙謙君子，對其所言深信不疑。
但在了解當時歷史真相的人而言，則如同看見了一幅厚顏無恥的騙子嘴臉。
《一寸》做到了“不能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要真誠面對歷史。把歷史還給歷史，讓真相長白千秋”嗎？
沒有！《一寸》打著“真誠面對歷史”的旗號，做著篡改歷史的勾當！
《一寸》說：他們走遍了大陸、臺灣，也到過日本、美國、俄羅斯。卻偏偏有意篡改了許多歷史事實。
1、明明抗日戰爭中有兩種不同性質的軍隊在對日作戰，卻偏偏抹去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功績。《一寸》秉承新四軍是“叛軍”的說法，剿滅即不存在。然而，歷史事實是，新四軍在敵后對日作戰中壯大起來，以至抗戰勝利時，國府還都南京都害怕。淮海戰役吃掉國軍50萬大軍就是新四軍干的。
2、以不實之詞污蔑史迪威將軍。不是公平地反映國民黨、美國兩方面的說法，執國民黨一面之詞，而偽稱‘[太平洋學會]為共產國際所滲透’，虛構‘馬歇爾、史汀生、羅斯福都深受第三國際的影響’。
3、毫無根據地指責蘇聯支持中共攻擊國軍。實際上有許多歷史文獻（國民黨的、中共的）都能證實國共摩擦是國民黨首先挑起的。我將在下一貼在列出證據。
4、有意掩蓋了蔣委員長的一項偉大的歷史功績——曲線救國論。從日軍的槍炮下保存了50多萬國軍，56名將軍，22名國民黨中央委員。蔣委員長派這些人替日軍抵擋了八路軍的進攻，讓日軍能騰出手來，有力地幫助日本人完成了‘一號作戰’計劃。
至于《一寸》中囿于錯誤的歷史觀和思維方法，所作出的非客觀敘述，也還情有可愿。況且，我在前面已一一指正，不必再說。
影片的后續部分是對當年各大戰場的巡禮。
“然而我們仍要強調，對日抗戰，確實是我華胄亙古以來，最龐大、最慘烈，也是最具決定性的一場民族戰爭。爾今爾后，無論中國人將要走向何方，都不影響此一關鍵之戰的貢獻與價值。”
“我們當不忍心去扭曲已成事實的歷史，更應讓所有在此一役中流血流汗、憂心勞力的每一個人都能得到應得的尊敬，與永恒的懷念。”
補正一：
從雙方當時的文獻來看，首先是國民黨確立了反共的戰略方針。因為，國民黨發現：在1937、1938年，一年多的合作抗戰中，雖然雙方相互配合很好，但有一個隱憂。那就是共產黨不肯如國民黨所期望的那樣打硬碰硬的陣地戰，一直強調獨立自主，敵后配合打運動戰。這樣打起來，國民黨明顯吃虧。
國民黨軍裝備不如日軍，士兵的軍事素質也差了一大截，各路軍閥又不能同心同德，各打小算盤。這樣打起來傷亡慘重，只得節節后退。
而共軍則不然，無固守一地的包袱，實施機動作戰。常常趁日軍無備之時，猛殺一刀，抽身就走。
這樣一來，蔣先生欲借日軍之手削弱共軍之力量的算盤也就落空了，相反，淪陷區愈大，共產黨的活動范圍也隨之擴大，共軍的軍事力量在得到淪陷區民眾的支持下也愈來愈強。
蔣先生自然不能“坐看共產黨赤化中國”。于是只好自己動手了。
對比雙方當時的文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國民黨基于一貫的防共、反共立場，鼓動地方軍閥首先向共產黨打了第一槍。
如鹿鐘麟（原西北軍）制造磨擦吃了虧以后，被老長官馮玉祥狠狠罵了一通，馮說：我讓你打日本，要與共產黨合作，你管那些反共的屁事干什么！鹿迫于蔣介石和馮玉祥兩方的壓力，左右都不是，只好辭去河北省主席一職了事。
有關國共摩擦的歷史文獻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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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部分：
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決定了三件事：
1、蔣介石在五中全會上，對于抗戰到底的“底”作了規定。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蔣介石的講話和日本政府的第三次《近衛聲明》很相近，《近衛聲明》中說：只要國民黨政府承認滿洲國，實行日滿華三國經濟合作。中日雙方便可停戰議和。蔣介石在這個時候，這個場合亮出他的“底牌”，無異于以官方的身價、公開的名義回答日本的誘降。
2、確定了依靠國際調停“和平”解決中日戰爭的方針。
3、確立了反共的方針。國民黨五中全會著重解決的問題是反共。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會議確立了“溶共”、“限共”、“防共”的反共方針，通過了《整理黨務決議案》；設立了防共委員會。
會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國民黨政府內政部、中央軍委辦公廳黨政軍機關。在蔣介石親自領導下，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主要的有《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草案》、《第八路軍在華北陜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等。
《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是國民黨反共活動的總綱，該件共四節、三十一款、六十項。其中
在“目前極待解決之問題”中，講到陜甘寧邊區，“絕對不能令其存在”；講到晉察冀邊區 “應遵令撤消”。
在“一般取締辦法”中規定，軍事方面“其軍令、軍政，應統一于中央”。
在“黨政方面”，“共黨外圍組織，如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工人救國會、農人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全國學生聯合會，應即嚴令取消，由中央指導機關接受訓練”。
在行政方面，“‘陜北公學’與‘抗大’應令停辦”。
在軍事方面，“加派有力部隊，或忠實精干之游擊干部前往冀、魯，俾加強本黨在華北之武力，以限制共黨之發展。” ；“加派有力部隊開入陜北，或陜北就地編組軍隊，以樹立本黨在該區內之武力，保障黨政工作之推進。”
“黨政軍各機關對付共黨之態度，中央可示寬大，地方務須謹嚴，下級積極斗爭。”
“制裁共黨活動，應盡量運用民眾力量，黨改機關避免直接出面，尤須避免黨派斗爭之痕跡。”
看見了沒有，國民黨在1939年1月后，就作出了“加派有力部隊開入陜北，或陜北就地編組軍隊，以樹立本黨在該區內之武力，保障黨政工作之推進。”的決定。若共軍不接受編組，那就怎么樣呢？那就是共軍攻擊國軍。
按照國民黨的邏輯：若強盜進了你家，你絕對不許反抗。你一旦反抗，那就是“以武力威脅他人的生命安全”，必須繩之以法。
《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草案》是國民黨對敵后根據地的反共政策。
其引言中說：“查共產黨在淪陷區之活動幾較普通區為重視，為積極，以目前情勢而論，大有失地愈多該黨發展愈迅速之趨勢。究其原因，一半由于日偽與本黨之勢力均多所不逮，一半即由于該黨黨政軍在該區域內均能協同一致切實合作，故每至一地即如入無人之境，致令其組織活動日益坐大。”
處置辦法：
(1)策動淪陷區本黨忠實黨員，打入共產黨各級組織，從事內線工作，刺探其內情，并分化其力量。
(2)策動本黨黨員及優秀青年，打入共產黨所操縱之各種民眾團體及游擊部隊起黨團作用，分化其組織，并奪取其領導權。
(3)策動全體黨員，從事共產黨活動防范之調查監視等工作，打破過去一般黨員對共產黨之放任態度。
《第八路軍在華北陜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在第一節“問題性質之認識”中說：
“目前共產黨勢力，雖以華北陜北為根據，然其活動范圍，則普及各地，而尤以華中各游擊區為甚，故對第八路軍在華北陜北自由活動之處置問題，實即對整個中國共產黨活動之處置問題，如處置得當則共黨活動之范圍，或僅及于華北陜北，其他區域則無發展之余地；如處置失當，則第八路軍將利用淪陷地方中央統治力量鞭長莫及之情勢，擴大其自由活動之范圍。結果中國抗戰形成國民黨失地，日本與共產黨分地之局面，日本與共產黨相反相成，本黨統治之土地，將一失而不易復得。”
在此，國民黨將中國之土地視為黨之私產。故有“中國抗戰形成國民黨失地，日本與共產黨分地之局面，日本與共產黨相反相成，本黨統治之土地，將一失而不易復得。”之憂。而無‘無論國民黨、共產黨所控土地全是中國所控之土地’的念頭。所以向中共收復國民黨所失的土地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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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時期，中共的文獻如何呢？
《目前八路軍在華北華中的方針》 (一九四○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及軍委發給所屬部隊的電文
朱彭，楊，劉鄧，徐朱，陳羅，雪楓，胡服，項英陳毅:
目前我在華北、華中之方針:
(一)某方現在黃河以北及呂梁山脈集中大軍，我之任務在于極力緩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論行動。我軍則謹守防線，深溝高壘，以備不虞，對其軍事挑釁極力忍耐，不還一槍，多寫誠懇堅定而無刺激性的函件、傳單、標語，達到緩和其情緒，穩定我防線，使山西、河北兩省歸于平靜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發生軍事沖突。
(二)某方現在鄂中、皖東、淮北三區大舉進攻新四軍，我新四軍應堅決而有計劃地進行自衛戰爭，其皖東、淮北兩地，務須獨力堅持三個月，以待援軍到達，然后大舉反攻。
(三)我八路軍有抽調足夠力量南下華中增援新四軍，打退反動進攻，消滅投降反共勢力，建設新的偉大抗日根據地之任務。此根據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鐵路以東、長江以北、大海以西為范圍。其指揮人員與兵力配備由朱、彭統籌之。其到達時間，分為三期:第一期須有一個主力團，以急行軍于一個月內外到達皖東；第二期為三四四旅，須于兩個月內到達淮河附近；第三期須有相當大的兵力(不少于一萬五千人)，于三個月內外到達蘇北揚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總數，共須四萬至五萬人，方能完成此緊急偉大任務。
(四)我魯南、膠東部隊，須積極行動，消滅一切最反動的投降反共勢力，擴大抗日根據地。惟須極力爭取中間勢力，對一切尚能與我合作抗日之部隊及雖然不好但尚未向我進攻之部隊，均須極力聯絡，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槍。
(五)無論華北、華中，一律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勢，號召一切友軍反對內戰，擁蔣討汪，團結抗戰。
(六)總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動進攻，擴大抗日勢力，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
(七)具體布置，各地依此總方針計劃之。
中央及軍委
四月一日
《對中間派應采取的方針》 (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及軍委發給所屬部隊的電文
陳羅，雪楓，胡服，并告朱彭(轉左黃)，徐朱，劉鄧，項英:
某方政策是推動各中間派向我們斗爭，使其兩敗俱傷，并使我們得罪各中間派，陷我們于孤立。因此，我們對于陳、羅附近之于學忠，雪楓附近之何柱國、孫桐萱，先念附近之川軍、桂軍、西北軍，胡服附近之桂軍，必須采取如下方針:
(一)直接派人或間接托人或公開寄信發傳單，表示我們完全不愿意同他們磨擦，請他們顧全大局，保存友誼，以免兩敗俱傷，漁人得利，這種表示要繼續不斷。
(二)當他們迫于某方命令向我進攻時，我應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條件下，先讓一步，表示仁至義盡，并求得中途妥協，言歸于好。
(三)當他們不顧一切向我進攻妨礙我之根本利益時，我應對其一部分給以堅決打擊作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協。
(四)只有中間派轉變成了堅決的不可變化的頑固派，如同鹿鐘麟、石友三之類，才采取完全決裂政策，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這種政策的性質亦是對于其他中間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間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
以上方針的具體執行由你們依情況決定之，中央軍對我進攻時亦須同樣采取此方針。因為中央軍各級官長中只有一部分軍官及政訓系統是頑固派，其他多是中間派，也有一部分進步派，決不能把中央軍看成都是頑固派。
中央書記處及軍委
四月十二日
《利用一切機會對黃埔系軍人進行統戰工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這次蘇北事件中，稅警團未參加反共戰爭，而該團干部大半都是黃埔生。過去華北與朱懷冰沖突時，其中一個師也未參加反共戰爭，而該師干部同樣也有些黃埔生。我駐閻辦事處主任王世英同志，能與該地中央軍(胡宗南)的黃埔生高級干部進行了很好的統一戰線工作。這一切證明，我黨我軍中過去把黃埔生看作一個籠統的反共集團的傳統觀念是錯誤的、有害的。在目前嚴重時局，急須改正此觀念，利用一切機會與黃埔生軍人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不要刺激他們，而應以民族至上的觀念來打動他們，使他們不肯投降日寇，使他們對反共戰爭取中立或消極態度，這對挽回危局有重大意義。
毛、朱、王
銑
《目前的國共關系和我們的策略》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文
恩來同志:
各電均悉。
(一)估計是一致的。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頓(只說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頓，將來再發動高潮，再舉行“剿共”就困難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時局轉變關頭。
(三)敵必向蔣進攻，某君估計是對的，利用日蔣矛盾仍是我們政策中心。
(四)但對蔣讓步則危險(如你所說)，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熬過目前一關，就好辦了。
(五)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
(六)蔣不會對敵舉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實力。但日本向蔣進攻的可能甚大，蔣亦不得不被迫應戰，實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國共是僵局，但時間不會久，敵大舉進攻之日，即僵局變化之時(但如敵不進攻則僵局會繼續)。
(八)只有那時，蔣表示對我和緩，我才可以表示和緩，但目前非其時。目前讓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蔣不利。
(九)目前的僵僅政治上僵(國共關系上僵)，軍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蔣再令湯集團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將來敵軍再一擊，他失敗更大。如蔣不再打淮北則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軍事僵局，僅剩一個政治僵局，蔣如聰明，應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勢(十二條)壓倒了蔣之攻勢(皓電、齊電、皖南事變、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紀律命令、華中進攻等等)，我之攻勢已收成效，還會有成效的。
(十二)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當然對黨內外群眾都不應如此說，仍是要求蔣承認)，而在于以攻勢打退攻勢。
(十三)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過來了，他已處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
(十四)只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才是極錯誤政策。政治攻勢反是，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故軍事守勢政治攻勢八個字是完全正確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對于國共關系，軍事守勢政治攻勢也只會拉攏國共，不會破裂國共，對于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進攻了，國共暫時緩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蔣介石的手破了一條缺口的國共關系，只有用我們的手才能縫好，我們的手即政治攻勢，即十二條，除此再無別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點請向某君解釋，并問他的意見如何。
(十八)華北、華中敵我兵力及配備弄好即告。
毛澤東
寒辰
以上這些中共中央及毛澤東的電文，清晰的說明了，國民黨所持的是進攻戰略，中共打的是防守反擊。
在日本防衛廳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下冊 第23頁中有國軍匯同日軍聯手清剿共軍的記載，請看以下：
第二期作戰（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師團從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隊，以一部兵力轉向沁水，主力則一面掃蕩，一面南下，對馬壁村（沁水東北10公里）附近之敵進行了剿滅戰。在21日夜間，從沁水、浮山、府城鎮一線，縮小包圍圈，隨后進行掃蕩，取得了很大戰果。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了戰斗，此點值得注意。
這是出現在日本文獻中記載的：日、國軍隊攜手剿滅共軍的記述。
謝維思在1944年10月9日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寫道：“獲得廣大人民支持的共產黨，在未來的中國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如果國民黨不進行共產黨那樣的政治、經濟改革，共產黨在較短時間內，將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
=========================================== 重貼完畢.
標題：如何看《一寸河山一寸血》中篡改的歷史，還原其真像？
當我們看待抗日戰爭的那段歷史時，應站在我是普通中國人的角度來看。
在那段歷史中，最為紛亂密霧重重的是國共兩黨之間既有協作又有爭斗的活動，其核心就是希望壯大自己的力量，削弱對手的力量。首先我們觀察的基本立場是：
我們必須承認，任何一個政黨必有其私利。任何一個政黨必有擴大自己力量或者說擴大自己勢力范圍的本能，任何一個政黨必有獲取政治領導權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該黨最大的私利。
在這個政黨擴大自己勢力范圍時，獲取政治領導權的過程中，必然與其他政黨發生沖突。
如果沖突的各方都承認對方的目的是合法的，都能在法律范圍內，雙方共同遵守的規則下進行約束，那么這種沖突就表現為競爭。注意，競爭的前提是：承認對方的目的合法！
如果任一方不認為對方的目的合法，因而對沖突的另一方使用武力。那么，有兩種結局：1、對方被掐死；2、爆發戰爭。總之，一旦動用武力，其結果只有一個：某一方被滅掉。
且不論對方的私利是否合理，首先動用武力的一方無疑是將本黨的私利凌駕于國家、民族利益之上。因而，不惜促使內戰爆發。
在政黨沖突中，只要他們口中所喊，心中所想，手中所行，所謀求的私利不損害國家、民族這個最高利益，他們的政策、方針、措施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我們就應該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人民以各自的利益匯集成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他們將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他們各自支持那一方，也就是承認那一方的私利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因此，站在某一政治派別的立場上，指責另一方謀求私利，只是一種無聊的言論。難道他們那一政治派別就沒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沒有私利？他們真的就做到了“無私無欲”？
其實，任何一個指責對方政黨的言論，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就包含了本黨的私利。問題不在于有無黨派私利，而在于其私利是否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
從已經公開的歷史文獻來看，可以肯定的說：國共兩黨之間武裝沖突是國民黨方面挑起的，有《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1940年11月14日的《黃河以南剿滅共軍作戰計劃》等文件作證。觀察兩黨在那一時期的文獻，可以看出國民黨是主動進攻方，共產黨是積極防守方。
國民黨的《第八路軍在華北陜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文件中。在第一節“問題性質之認識”中說：
“目前共產黨勢力，雖以華北陜北為根據，然其活動范圍，則普及各地，而尤以華中各游擊區為甚，故對第八路軍在華北陜北自由活動之處置問題，實即對整個中國共產黨活動之處置問題，如處置得當則共黨活動之范圍，或僅及于華北陜北，其他區域則無發展之余地；如處置失當，則第八路軍將利用淪陷地方中央統治力量鞭長莫及之情勢，擴大其自由活動之范圍。結果中國抗戰形成國民黨失地，日本與共產黨分地之局面，日本與共產黨相反相成，本黨統治之土地，將一失而不易復得。”
在此，國民黨將中國之土地視為黨之私產。故有“中國抗戰形成國民黨失地，日本與共產黨分地之局面，日本與共產黨相反相成，本黨統治之土地，將一失而不易復得。”之憂。
另外，有些網友舉出《中條山戰役》指責共產黨見死不救。但是他們卻割斷的歷史的前因后果。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共產黨提出13條要求。包括撤消“新四軍是叛軍”的決定，釋放被俘的新四軍官兵，懲辦肇事者等要求，國民黨一條也沒答應。
1941年5月7日，日軍進攻中條山。
我想問的是：
假如你與某個“盟友”并肩作戰，但都心里盤算：打贏了以后，我倆誰是老大？
你的“盟友”突然對你猛砍一刀，使你一條胳膊重傷。你向他要醫藥費，他都不給你。
這時你的那個“盟友”陷入了危險，但你看得出還要不了他的命。
你會用你尚能動的一支胳膊去救他嗎？
我敢說：世界上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都不會出手救對自己下刀子的“盟友”。
所以，用《中條山戰役》指責共產黨見死不救是掩蓋了歷史真相的污蔑。
[江海寄余生]的轉貼中也提到：
蔣介石急令周恩來轉告延安，要求太行山、太岳山根據地的八路軍從背后襲擊日軍，以解中條山之急。8日毛致電周/恩來：“（一）對于敵軍進攻，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二）/對于國民黨要求我們配合作戰，須告以當然如此，不成問題。（三）我們要求事項：（甲）迅速解決新四軍問題；（乙）速發餉彈；（丙）停止反共；（丁）派機送周回延安開會。”然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關于我黨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中的教訓》。
這里，毛澤東顯然利用蔣介石的危急，提出共產黨的要價：（甲）迅速解決新四軍問題；（乙）速發餉彈；（丙）停止反共。
這個要價合不合理？顯然是合理的。
蔣介石答應了嗎？沒有。
如果你說：把我身上的刀子拔出來，我就幫你。
但你的“盟友”不肯拔，你還會出手幫他嗎？
我們看待這段歷史，不是站在那個黨派的一方，而是站在中國老百姓的立場上才能不受偏見所影響。
那個開口就說：“武裝叛國分子就是殺的太少了，沒有殺絕，中國才被貽害成這樣的。”顯然不能在公正的立場上看待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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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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