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魯迅左派的胡風——獻給尊敬的王曉明先生
　　
　　檳郎
　　
　　魯迅左派之所以為“派”，當然是有許多學人構成的。魯迅作為以他的不朽名字命名的思想派別的當然的開山祖師和奠基者，享有至高無上的至尊地位。從20世紀30年代左翼魯迅，到21世紀初“左棍”檳郎開始“魯迅左派”譜系的整理和言說，正式打出這一派別的旗號，至今已有了七十年左右的歷史。在這之間，魯迅左派還有重要的學人，如胡風、瞿秋白、馮雪峰等。胡風，無疑是魯迅左派從魯迅到檳郎的最重要的橋梁，是魯迅的最重要的親傳弟子和第二代繼承人，為魯迅左派的延續和中國左翼思想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苦難人生也為魯迅左派增添了悲劇的意味。
　　
　　胡風，20年代在日本留學期間，接受了蘇聯和日本的左翼文化影響，成為日本文化界如小林多喜二等左翼文化戰士的朋友，開始了他的為左翼文化事業而奮斗的人生歷程。顯然的，在人類歷史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是作為左翼文化發展的最偉大成果，很難想象，在以后的一個非常相當長的階段，談左翼文化不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不是直線型單純的，由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為生命個體的歷史限制和社會發展變化的復雜性，在他們去世后，社會主義發生了嚴重的分裂。第二國際的中右派的社會黨人發展出社會民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良思潮，而其左翼由列寧過渡，發展出斯大林主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現實的蘇式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今天的檳郎來看，兩種社會主義是平等的，都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仍在發展著的歷史遺產，但無疑，對于中國和日本，對于魯迅和胡風，蘇式社會主義的影響是占絕對重要的地位。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還未走到一起的魯迅和胡風有著不一樣的情況。魯迅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接受從來都與他對中國現實的深刻洞識和對黑暗現實的戰斗結合在一起，因而一開始就超越了蘇式社會主義，而有魯迅左派自己的高度和特色。胡風則此時還深受蘇式社會主義的極左教條的影響，思想視野有著嚴重的不足，不過他已經在出國前聽過魯迅的講課，一直崇拜著魯迅。
　　
　　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對國內的左翼社會運動進行了瘋狂的鎮壓，介入日本左翼斗爭的胡風被捕入獄，1933年6月，被遣回祖國。此時，中國左翼大聯合組織“左聯”內部，從1928年關于革命文學爭論開始就存在的魯迅和青年才子們的思想差異和矛盾并沒有消除，魯迅從維護左翼統一戰線大局出發，忍辱負重，胡風的歸來并表現出對魯迅的趨近，無疑給魯迅帶來極大的安慰。盡管30年代的魯迅在與以周揚為代表的對蘇式社會主義食而不化的才子們的左翼內部矛盾斗爭中，還有瞿秋白和馮雪峰支持他，胡風無疑是魯迅的最得意的門生弟子和戰友。胡風回國后不幾天，魯迅就親自出門看望這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后來還在酒樓宴請祝賀胡風夫婦新生嬰兒的“滿月”，請茅盾、蕭軍蕭紅夫婦等人作陪，只是胡風因故臨時未到。在30年代胡風與魯迅的并肩戰斗中，胡風從導師那里受益良多，思想進步很快，清算了蘇式社會主義的極左教條，領會了魯迅左派開創者的超越性的思想精華。檳郎要是能像胡風那樣親伺精神導師足下，那該多好呀，真羨慕胡風，這是檳郎的永遠的遺憾了。魯迅去世不久，人們就將胡風看作魯迅的正宗嫡系傳人了。胡風在這一時期擔任過“左聯”行政書記，在魯迅指導下編印過刊物《文學生活》、《木屑文存》和《海燕》，還長時間擔任魯迅和中國左翼革命政黨中央特科的中間聯絡人。他寫出杰出的魯迅左派反對自由主義和左翼教條主義的文獻《林語堂論》和《張天翼論》，與中國的蘇式社會主義教條派代表周揚展開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論重要概念“典型”問題的論爭，與魯迅、馮雪峰共同提倡“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周揚派的“國防文學”展開論戰。1936年10月19日，偉大的魯迅在國民黨的大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的殘酷迫害下，在他嘔心瀝血地為中國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奮斗中身體嚴重損耗，因病不幸逝世，中國當時執政黨的左翼人士和反政府的左翼革命政黨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胡風為導師起草了訃告用的傳記，擔當治喪辦事處主任，與其他左翼戰友一道為魯迅守靈，為魯迅抬棺。那幅上海民眾代表敬獻的“民族魂”大旗覆蓋在魯迅的靈柩上下葬，這是對魯迅左派開創者的當時最清醒的評定，胡風悲傷永久失去自己的導師，他意識到他以后的神圣使命，那就是繼承魯迅左派傳統。
　　
　　魯迅去世以后，階級斗爭，特別是民族解放斗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成為左翼的重要時代任務。胡風團結魯迅生前身邊的其他弟子，創辦了取名紀念全面抗戰爆發的《七月》雜志，繼續為左翼文化的發展和參與時代的戰斗而奮斗。抗戰以后，中國左翼陣線發生著復雜而重大的變化。一方面，魯迅成為當時執政黨的反動政府直接控制區的左翼文化界的光輝的旗幟，魯迅的方向是他們追求進步的唯一方向。另一方面，左翼革命政黨反政府的地方割據政權在抗戰中發展壯大，經過42年整風運動，毛澤東在黨內獲得了無比鞏固的領導地位，創建了革命政黨的全面的意識形態。毛文化思想與魯迅一樣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但毛作為政黨政治的領導者更多地接受了蘇式社會主義政權建設而不是文化創造的部分，打上了濃厚的斯大林主義的烙印，雖然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帶來了勝利，但其弊端是明顯存在的，這在整風期間對王實味、蕭軍等受魯迅影響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錯誤批判，特別是在49年后一些列的錯誤直到“文革”為最高潮中顯示出來。在30年代上海就與魯迅、胡風有著思想差異和矛盾的周揚派進入延安之后，融合進毛的革命政黨意識形態之中。毛的延安派革命政黨意識形態在軍事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的文化旗幟卻不能不與左翼的已存在的魯迅的旗幟相沖突。40年代，隨著革命政黨的軍事上的不斷勝利直至解放全國，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相當多人隨著大勢所趨，紛紛地“延安化”并取得了主流地位。他們反過來給繼續高舉魯迅旗幟的知識分子很大的壓力，甚至要強迫后者“革新洗面”，擺出“唯我獨革”的架勢。繼續高舉魯迅旗幟的魯迅左派胡風的后來的悲劇命運就這樣不可避免地臨近了。
　　
　　40年代的胡風以繼承魯迅左派傳統為己任，高舉魯迅旗幟，發揚魯迅精神，在為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文化戰線上繼續前進。然而面臨著延安派的主流的左翼話語的壓力，他不能不困惑，但固執的胡風頑強地表現了對魯迅左派傳統的忠誠，在盡可能的范圍里捍衛魯迅，針鋒相對地還擊。顯然的一個難題是，左翼文化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一個遺留的弊病便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政黨的政治運動二位一體地緊密結合在一起，當中國的革命政黨還不夠壯大，中國左翼文化相對獨立地發展時，魯迅作為一個非黨知識分子能夠成為左翼文化的旗幟。但當左翼革命政黨強大到一定程度，建立了一定規模的地方乃至全國性的政權后，以蘇式社會主義為榜樣的中國左翼政黨領導人必然要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全面統治的地位，他只能將關于魯迅的言說進行改寫而納入自己的權威之下。左翼知識分子如周揚和香港才子們在“延安化”之后，自覺地維護這個權威。作為左翼學人的胡風在政治上也自然地接受了這個權威。在接受左翼革命政黨權威的政治領導上，胡風別無選擇地，也是當時的左翼文化邏輯使然，他對毛澤東的尊敬和信賴是真誠的，從來就未有意識地質疑過。這種情況下，他對魯迅左派傳統的堅守就以一種奇特的方式顯示出來。他不由自主地誤解著毛的魯迅言說，將毛的文化思想看成與魯迅一致的， 二位一體的，而將毛的本來的蘇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只看成是周揚和香港才子一幫宗派主義者的。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45年關于舒蕪《論主觀》的討論、48年香港才子們對胡風和路翎的批判和胡風派們的反擊，使延安派與胡風們的矛盾越來越大，而胡風卻仍認為自己與革命政黨的權威并不沖突。
　　
　　對于胡風1955年的悲劇事件，各種派別的學人探討得夠多的了，還是看看魯迅左派自己的后來者檳郎的結論吧。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在經典作家這里就存在著弊端，上文已經指出過。要看到第二國際后期社會黨的社會主義和蘇式社會主義的分化，我當然對這兩派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辯證地看待。蘇式社會主義在落后國家，包括毛時代的中國，建立了現實社會主義，功績大矣，卻是專制社會主義，有著致命的缺陷，終于要么走上像中國現在這樣改革的道路，要么像蘇聯在七十年后發生劇變解體。而社會黨的社會民主主義雖然至今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良形態，卻在發達和具有深厚民主基礎的西方從另一個方面修正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帶有突出的民主社會主義性質。魯迅和胡風超越了蘇式社會主義，結合中國的實際社會斗爭，從另一個落后國家發展出民主社會主義形態。因此，胡風的悲劇是主流的專制社會主義與處于弱勢的民主社會主義相沖突的悲劇。專制社會主義制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悲劇，自己也咽下了專制的苦果。60年代，毛反起了蘇式社會主義，發動了比蘇聯更“左”的“文革”，注定了中國毛式社會主義比蘇聯更糟。因此，毛逝世，鄧小平上臺后，全面否定了文革，開始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由于鄧氏的及早改革，中國社會主義也避免了蘇式社會主義的崩潰。胡風的悲劇是中國左翼社會主義運動曲折過程中的悲劇，胡風的方向正是魯迅左派的民主社會主義方向，這個方向最終由魯迅左派的第三代人檳郎明確地發展清晰出來。
　　
　　胡風作為魯迅左派開創者的親傳弟子和繼承人在第二代魯迅左派學人中享有第一等的地位。他對魯迅左派的堅守，對中國左翼文化的貢獻，為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民主化的努力，都具有思想和人格上的意義。他雖然遭到同一左翼陣營的專制社會主義勢力的迫害，但并未屈服，這種為真理殉難精神也是魯迅左派的寶貴精神財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魯迅為第一代開創者，胡風為代表包括瞿秋白和馮雪峰等人為第二代，現在，以檳郎為代表的第三代的魯迅左派繼續高舉別派旗幟，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走向民主社會主義正在繼續前進。魯迅左派大有后來人！
　　
　　最后談談此文為什么獻給王曉明先生。王曉明先生在中國當代學人中研究魯迅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當然，與王富仁、錢理群、汪暉等一樣，他們是在魯迅左派外研究魯迅的，其局限性可想而知。汪暉的《反抗絕望》幾乎是與魯迅左派對著干的，著作里竟然避而不談三十年代的左翼魯迅。王曉明呢，一本《魯迅傳》將魯迅的自覺的左翼選擇歪曲，在他的筆下，魯迅倒像盲人一般，被歷史的詭計糊涂地帶到左翼陣營，左支右絀，非常滑稽。這顯然不是此文獻給他的理由。
　　
　　此文獻給王曉明先生，是因為我的《年三十貧賤人生的隨想》一文，在網絡論壇得到他的熱忱回貼：“除夕盤點：橫站。照老例，年三十是商人結帳的日子。魯迅，則是每每在這時候編自己的文集。我想，這個論壇上的不少人，如果來盤點一下一年來的進出，大概都會和檳郎一樣，得到一個‘左右不是’的結果吧。這也是國情使然，完全的左和右，總令人難以茍同。所以，在除夕之夜論定自己的‘橫站’立場，正是一件合乎時宜、應該做的事情。”我當時便激動地回貼：“特別是非常尊敬仰慕的王曉明先生同行同專業前輩回貼，非常開心，給先生您鞠躬了！”。再者，王曉明先生的魯迅觀雖然與我不同，他對魯迅的理解有相當一部分我是贊賞的。
　　僅以此文紀念50周年的胡風先生和1955年那場悲劇的所有人。
　　魯迅125年（2005）02-11，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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