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兒期
我是共和國同齡人。解放后，廣大的貧下中農翻了身，但都沒有文化是個現實。在我入學以前，我實際已經認了不少字。母親就是我的老師，她在夜校學幾個字回來就教我幾個字。那時到處是掃盲班，白天勞動，晚上母親他們一人一個小石板和很細的石筆到地方大點的鄰居家學識字，有時也帶我去。那時凡是有文化的幾乎都成了各掃盲班的教師，在煤油燈下十來個人在一間屋子里的學習情景非常溫馨。那時人們沒有時間閑著和無聊，勞動、上夜課，再就是天天夜里各家輪流在多個點上站哨。我記得那時“紅毛”鬧得很厲害，即鬧鬼。后來就是通過站哨慢慢全部抓獲的，全是妄圖變天的四類分子干的。
不久我們這里來了一位南方來的女青年茅老師，她為了解決我們這些白天家人無法照料的孩子，在鄉政府的支持下辦起了幼兒園。她挨門動員，我是第一批學生，桌凳及玩具是各家帶去的。三個月后添了一個壓壓板，我們有了第一件室外的大型玩具，聽說是一個老人捐獻的壽材做的，接著滑梯也有了。半年后我們一人又發了一件漂亮的天藍色帶花邊的大圍兜。要知道以上全部是免費入學的。這時大躍進開始，我們演出隊的孩子天天晚上站在汽車的車板上到各工地和工廠演出，我是扮演“拔蘿卜”中的蘿卜。頭上的立著的小辮到小學2年級才去掉。該幼兒園幾十年來是我市的第一幼兒園，1974年第一次探家時我還專門去看了我的第一位老師茅老師，她還記得我的小名，敘了很長時間。我所說的這個鄉就是現在我們邳州市政府的所在地——運河鎮。
只一年，有了第一座小學，也是老師挨門動員，我又成為第一批學生。幾十年來這所小學一直是我市的第一小學，可當時只是3間蘆葦臨時扎起來的教室。開始還是繁體字，簡體字和拼音是后來改過來的。那時都窮，夏天我們男同學全是光膀子，赤腳，只一件短褲，晚上一個組的在一個同學家里圍著小油燈寫作業。老師幾乎天天晚上家訪。學費差不多都免費一半。我小學期間一共交學費十來元。那時父母親是幾輩子沒文化，經常教育我們要珍惜，我們也是努力學習，生怕留級。冬天衣服很單薄，學校到處漏風，但誰也沒叫過苦，因為在家里也是這樣的。學校的活動比現在是豐富多彩，歌詠、普通話比賽，部隊校外輔導員組織活動，勞動、植樹，到農村抗旱、收割、撿麥穗。整天和大人一樣沒有閑空，最大的奢華就是看一場電影和“六一”節集會時一人發兩塊小糖。與現在的孩子沒法比，可就覺得無比幸福。我父母親經常提出，共產黨就是好，解放前的多少年整天跑反要飯，沒個家，解放后一次沒有！那時所有人生活的很充實，勁頭蹦蹦叫，有意義，無憂無慮很幸福！
困難期
三年自然災害時，我們這里連續三年發大水，大運河水暴滿。那時運河大堰比現在小得多，茫茫大水漫到18里遠南邊的巨山腳下，大木船在其間飄蕩，一個個的村子成了一個個的獨島。泥槳一樣的洪水流速特別快，暴雨連下8、9天，見不到太陽。一放學我們就關切地到大堰上看水勢，一些大堰的地段漫水，情況非常危急，保護縣城和運河以北是重中之重。那時黨員、干群白夜搶險，同心合力，我現在的水利局當年的老局長就是犧牲在搶險工地的。擱在現在不知能否那樣，情況同《焦裕祿》電影一樣。黨員、干部總是沖在最前面，群眾一個個不甘落后。其實不管縣委書記還是老百姓都是餓著肚子。因為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兒女和我是一個班級，他們也是好樣的，其中縣委書記的兒子很出色，德智體樣樣第一，還是我們班長呢。我那時是學習委員，我們的關系一直很好。那時都不顧一切地拼命搶險，也沒人號召督促，可誰也沒有什么加班費或獎金啊。
那時蘇聯變卦逼債，毛主席有骨氣堅決還，雖然都窮的沒飯吃，可也得照吹畝產萬斤，氣老修, 這叫志氣！老百姓也都明白, 就得這么說。我們農村話說, 無事膽小，有事膽大, 不象現在誰會吹誰當官, 沒這事, 說說而已。邳縣壁畫就是那個時候起來的，受到周總理的夸獎并給了“壁畫縣”的榮譽。那時到處墻上畫滿了大肥豬大玉米，城鄉全是一樣。這些年光說那時放衛星、浮夸風，可它的危害后果誰能找出具體事例嗎？可以說吆喝了20多年，一個事例、哪怕是假的，我也沒見到、聽到！
當然并不是說偌大中國沒人要飯、沒人餓死。憑現在要飯的還那么多，街頭巷尾不隨處可見？餓死的事也無須絕對。比如我家1989年住的宿舍樓，至今被要飯的偷走自行車達9輛；一幢樓各家門口的鞋子一清早幾十雙全部不見，比起當年挨餓要飯的聰明到了天上。就是再過50年，要飯的也不會沒有！部隊上有個特點，東西南北的人都有，我聽許多戰友說，當時四川、新疆……是大豐收，生活好著呢！可一些人老是把他地方的事說成全國都和他一樣。
尤其值得說明的是，再窮沒有造反或搶劫的社會治安混亂現像。社會很平靜，無須提心吊膽，外出無須鎖門。我入伍前由于都沒有電扇，夏天男女老少都是拉條席子在路邊或運河大堰上睡覺，誰家也沒鎖過門，誰家也沒被盜過！那時也沒有現在近2000部的法律和條例，可是呢？“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壞人壞事不敢抬頭。偶爾在街里的個別時候也有小偷叫被偷者當場抓住的現像，那這個小偷倒大霉了，立即上來許多人把他能打得遍體鱗傷。其實那時我們的派出所只有一個民警。那時不管誰欺負了你，或你的冤屈很大，根本不要花錢請律師、經法院，單位、生產隊、街道，最多派出所就給你完全解決了，哪的上訪啊？
中學期
王杰是在我們這兒犧牲的，1965年7月14日我在去學校的路上經過縣醫院的南門，見從運河大堰上下來不少人用板車、擔架送傷員。其中還有武裝部的，是我們班同學的父親，也受了傷。
暑假過后不長，我們就在學校報欄看到了《一心為革命——兩報一刊社論》及王杰事跡的長篇報道。那些天下課時圍在欄下看的同學很多。
當《王杰日記》正在印制時，出版社到我校照顧預購，1毛9一冊，當時全校師生一人一冊全部交錢。書到我們手中半月后新華書店才有賣。
很快我們學校全部參與宣傳，每天在街上都有2支宣傳隊演出，一個班一支，只有音樂老師的一個手風琴伴奏，再無其他。我記得表演唱“背起背包過山河，過呀過山河”，還有王杰教埋雷“前一锨后一锨，左一锨右一锨，中間土往外翻”的節目。
再后來焦裕祿的宣傳。我的口琴和笛子就是那時候學的。
在宣傳王杰的同時，王杰的戰友到我們學校作報告，在學校禮堂整整一上午，幾個小時沒休息。那時我對軍人的氣質感受深刻：王杰的戰友一直戴著帽子，軍容正規，坐姿端正，沒有念稿，一氣講了幾小時，大家非常安靜。
我們還全校沿大堰9里路步行去王杰墓，那時僅是土墳，無碑，撲地雷的炸坑用不到10塊磚圍著。當時由王杰民兵地雷班班長李彥青講解。該班后來譽滿全國，每年7月14日都有大規模的各種地雷實戰表演，多次去北京。1975年左右，李彥青一次為掩護別人被炸瞎雙眼，但同保爾一樣繼續奉獻，成為知名的農民作家。那次回校后的作文是《瞻仰王杰墓》，我的作文還被校廣播室采用。
還記得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出版，當時學習的氣氛也很濃厚。一位先看的教師在學習禮堂整整講了一上午。
我的學校，雖然是全縣的第一中學，當時百萬人口大縣的完中也不過3、2個，學校很是簡單。18個班，每個班一學期在學校磚廠勞動一周，磚廠田間直線5里路，磚全部是我們同學抱回學校的，院墻和下水道等建筑物除幾個技工跟著，全是我們自己干的。我在校2年，學校的大圍墻、地下道，新添的房子、綠化等等全是用我們的一雙手干起來的。
那時我每月助學金2.5元，還有補助細糧14斤，學費用不了，不僅滿足了每學期8－10元學費[主要是書本費，學雜費極少] ，還有節余買白饃饃和白菜頓肉給家里改善伙食。因為農村只有粗糧。記得一角八買三個很大的白饃饃，菜特別便宜。因為是成本價，學校一點利潤沒有，還得另外給員工發工資。住校5角錢一學期，開水不計，從家里帶去米或紅薯在食堂大籠里蒸，一分錢一次。我鄰居的干姐姐后來考上大學在南京，家里是一分錢沒供過，甚至衣服也沒管過，整個被國家包了。要不“春苗”電影說那時大學生是國家用金子培起來的么？我非常懷念中學生活。
至文革大串聯開始，由于是農村，為減輕家庭負擔我就下田勞動了。冬天大修水利，我均參加了，光腳在冰碴里撈大泥，身體剛算長成就在港口當了搬運工。扛200斤大包爬大堰裝列車、用大鍬把小木船的煤炭向高高的大鐵駁上扔、板車拉煤炭、轉木材，一天到晚像黑人一樣。回家飯沒做好，累的躺在床上就睡著了，但不管怎么累，早上一起來事事沒有。不像現在，累厲害了，兩天歇不過來。那時我的同學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孩子也一樣。沒學上，年齡尚小，我們可以種地，他[她]們主要是在建筑工地干小工。再小的就是賣冰糕，縣長女兒就是。至1968－1969年革委會后成立，城市戶口的同學全部下了鄉，我記得是楊樹大開花的時候，我在車站送的他們。到年底，我就參軍到新疆了。
★ 1976年——同偉人的情結
一
1976年元旦的早7時，烏魯木齊只是5時，天尚黑，又是個部隊節假的一天，我正在睡覺，隊長“嘭嘭”地砸了我的門，說有重要的事。
起來后我忙到對門隊長的宿舍，隊長說他6時聽的廣播，毛主席新發表二首詞“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他用筆記錄下來的，要我立即用大版報書寫出去。
因為我本來就是個毛主席詩詞迷，他老人家的詩詞我基本都會背，一接觸記錄稿的喜悅自不用說，我立即行動。
其實頭一天繪有兩只大燈籠和小孩子點鞭炮的歡度元旦的喜慶版報才出過，我也不等它度不度元旦了，甚至用水洗去原來的粉筆跡，抹干后用各色廣告水全部用美術字、隸書、魏書的形式寫出。
8—9時以后，許多戰友起床，立即拿起各自的小本子蹲在下面跟著抄寫，同時還引來了其他隊的戰友。直到12時我才全部結束。報紙是第二天見到的，在看到報紙刊載的詩詞時，可以說我們有許多人已經會背了。
１、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２、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年秋]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二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們正在訓練，冒不丁地部隊的大喇叭進行了廣播，一聽全都傻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去世了。悲哀流露在每個人的臉上，訓練立即停止，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間。
訃告和哀樂是輪換著一遍又一遍。想起林彪垮臺后的1972年，記錄片里周總理陪同西哈奴克和賓努親王的到地訪問的情景，總理穿著半截袖非常活躍，胳膊和身體都很粗壯，僅3年時間怎么說沒有就沒有了呢？不少人都流了淚。
很快部隊通知，做花圈、帶黑紗和胸佩白花。而在這以前我們都不會，好在能人也不少。部隊里測旗用的竹竿多的是，皺紋紙、彩光紙等我們軍人商店都有。那是沒有一個閑著的，各班、中隊、隊，各扎各的，一個比一個大、復雜；個人的胸前白花自然不在話下。
下午，部隊靈堂布置好，我們抬著花圈進入部隊禮堂。花圈真多，把臺上臺下堆的滿滿的。內業隊趕印的2米高的總理遺像相紙還沒完全干，放在舞臺中間。會場肅穆隆重。
經過部隊首長的簡短講話后，我們按順序排著單人隊緩緩走上舞臺，大家眼睛和臉色紅紅的，流著淚，向總理一個一個的鞠三個躬。我們部隊女軍人比較多，內業隊的，那兩個隊是哭的特別厲害，不少是相互依靠著哭。其中我隊的上面帖的“昆侖之鷹”，身高1.85米，很魁梧個兒最高，他是紅軍后代，哭的嗚嗚的，鼻涕眼淚一把一把的，到總理遺像前跪在地上規規矩矩地給總理磕了三個響頭，然后就趴在了地上，是后面戰友把他拉起來的。可以說哭聲不次哀樂聲。
整整一個星期，一天到晚是哀樂聲繞在耳邊，直到15日D**致悼詞的第二天才恢復正常。
作為上層，我印象很深的是兩件事：
一、在電視上收看北京追悼會時，國家領導人一個個和鄧穎超握手，獨一個張春橋是和鄧穎超擁抱，后來才知道，是他和鄧穎超握手，鄧穎超不理他，他狡滑地用擁抱來作了掩蓋。
二、參考消息刊登：周恩來逝世的當天，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
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么要為他下半旗呢？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臺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周總理沒有一個自己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
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后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瓦爾德海姆機敏而鋒利的談吐，不僅表現了他機智無比的外交才能，同時也反映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高尚品格是舉世無雙！[未完后補]
★ 1976年——同偉人的情結
三
1月11日，周總理的遺體火化時，記錄片“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感人情景永遠難忘！
1976這一年，老百姓說：“天塌地崩，走了三位偉人，抓住四條害人蟲。”意思是說，吉林隕石雨，唐山大地震，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理逝世，最后勝利粉碎了王張江姚“四人幫”。
“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前，上敘要我寫“詞二首”的隊長探家返回來就說，經過北京轉車時看天安門廣場上，群眾懷念周總理，到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前進行獻花圈、張貼詩歌等活動，人山人海，估計要出事，沒敢停留立即回烏。果然如此，載入史冊的天安門事件終于爆發。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總逝世。在這個7月里，又發生了傷亡數十萬人的唐山大地震。沒多久，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長逝。神州大地承受著空前的震動。
9月9日下午4點多，是萬分悲痛的時刻。同周總理逝世一樣，當從大喇叭里聽到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時，大家心里難過得像刀割一樣，許多人痛哭起來，淚水止不往地流出。我的心是沉甸甸的，同樣當之無愧的周總理，生前把“偉大”兩個字都是用給毛主席的，如今毛主席和他的親密的左膀右臂都不在了，中國將向何處去？每個人的心里含著最大的憂慮。
這一天的天氣是陰沉的，周圍被濃霧籠罩著，哀樂和訃告又同周總理逝世時一樣更加輪番交替地廣播著；這一天，悲傷在中國大地上空回旋，一向歡樂的人們再也不說笑了。人們知道，最疼他們的人去了，最無私無畏的英雄去了，最被世人愛戴和推崇的人永遠地離開了他為之奮斗了一生的事業。但他的英名會永垂青史！
然后，我們部隊和元月份一樣，人們的胸口都戴著白花、臂帶黑紗，扎花圈、赴靈堂。大家神情肅穆哀傷，沉入在前所未有的低沉之中。
開追悼會那天，我們駐烏魯木齊的部隊全部集中到軍區大院的北門廣場，先是全國統一時間的車輛拉笛達3—5分鐘，接著是聽北京追悼會的現場實況廣播。
王洪文“向毛主席三鞠躬”后拖的時間太長，結果我們鞠躬二次后他“一鞠躬”才開始。我們算是鞠躬5次。完后是華國鋒致悼詞，結束后是軍區司令員楊勇致的悼詞，楊勇當時可能很激動，長長的悼詞有幾處念的嗑嗑巴巴，當時我還感覺到底是中央的華國鋒有水平，念的過程沒有一處卡殼，而楊勇就有距離了。
我當時是站在第一排，從一進入會場就立正、頭低著，大家非常規矩。當時在臺上主席大幅遺像的兩側是各4名全副武裝的軍區儀仗隊持槍站立，紋絲不動，半小時一換。我們，尤其是站在前面的站了幾個小時，大家的手全部空成紫色、發腫。等到結束朝后面一看，后面有許多是坐在地上或躺在地上，其中還有救護車正在裝人。一種是時間太長身體受不了的，一種是悲痛欲絕的，多數是女軍人。
主席逝世后社會還是安靜的，只是上層處于極激烈狀態，至10月6日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群眾慶祝集會，華國鋒宣布了“四人幫”垮臺。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從此結束。
是毛主席讓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
好幾年前在一次偶然的聚會上我認識了一對美國老夫妻，老頭兒30年代曾在中國住過很長時間，后來到了80年代中期才重訪中國。問他有什么印象，他說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人站起來了”(the Chinese stand straight up)。開始以為他用的是一種比喻，但他解釋說中國人確確實實是站起來了。他說30年代在中國時，印象中所有的中國人都彎著腰：拉車的彎著腰，要飯的彎著腰，飯館里的招待彎著腰，當官的(對洋人說話)彎著腰。重訪中國時，發現人人都站得很直，說話辦事從來沒見彎著腰的。他說這一點給他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讓中國人真正像人一樣的活著。
周恩來鄧穎超的收支
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們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余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兩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占兩人總收入的1／4。
這說明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同志都給予補助，他們把同志們的困難看成自己的困難，對親屬、對同志體現了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鐘步云，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總理、鄧大姐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大姐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鄧大姐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404.80元和鄧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來是747.50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總理和大姐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余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余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在我到西花廳工作的期間，他倆曾三次交黨費共計14000元。總理去世后，兩人合計積蓄5709.80元。這以后，鄧大姐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706.50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大姐去世后，我們遵照她的囑托，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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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雛哥(2005-01-03 14:16:27.0) 贊成:0票, 反對:0票
浪淘沙／北戴河
一九五四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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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戍我一方(2005-01-03 14:38:15.0) 贊成:0票, 反對:0票
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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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ycat1963(2005-01-03 15:18:46.0) 贊成:0票, 反對:0票
頂!！！！！！！！！！
正面反映前三十年美好生活的文章太少了! 凈是些無聊的'傷痕'文學!★ 毛澤東時代——我溫馨的回憶
少兒期
我是共和國同齡人。解放后，廣大的貧下中農翻了身，但都沒有文化是個現實。在我入學以前，我實際已經認了不少字。母親就是我的老師，她在夜校學幾個字回來就教我幾個字。那時到處是掃盲班，白天勞動，晚上母親他們一人一個小石板和很細的石筆到地方大點的鄰居家學識字，有時也帶我去。那時凡是有文化的幾乎都成了各掃盲班的教師，在煤油燈下十來個人在一間屋子里的學習情景非常溫馨。那時人們沒有時間閑著和無聊，勞動、上夜課，再就是天天夜里各家輪流在多個點上站哨。我記得那時“紅毛”鬧得很厲害，即鬧鬼。后來就是通過站哨慢慢全部抓獲的，全是妄圖變天的四類分子干的。
不久我們這里來了一位南方來的女青年茅老師，她為了解決我們這些白天家人無法照料的孩子，在鄉政府的支持下辦起了幼兒園。她挨門動員，我是第一批學生，桌凳及玩具是各家帶去的。三個月后添了一個壓壓板，我們有了第一件室外的大型玩具，聽說是一個老人捐獻的壽材做的，接著滑梯也有了。半年后我們一人又發了一件漂亮的天藍色帶花邊的大圍兜。要知道以上全部是免費入學的。這時大躍進開始，我們演出隊的孩子天天晚上站在汽車的車板上到各工地和工廠演出，我是扮演“拔蘿卜”中的蘿卜。頭上的立著的小辮到小學2年級才去掉。該幼兒園幾十年來是我市的第一幼兒園，1974年第一次探家時我還專門去看了我的第一位老師茅老師，她還記得我的小名，敘了很長時間。我所說的這個鄉就是現在我們邳州市政府的所在地——運河鎮。
只一年，有了第一座小學，也是老師挨門動員，我又成為第一批學生。幾十年來這所小學一直是我市的第一小學，可當時只是3間蘆葦臨時扎起來的教室。開始還是繁體字，簡體字和拼音是后來改過來的。那時都窮，夏天我們男同學全是光膀子，赤腳，只一件短褲，晚上一個組的在一個同學家里圍著小油燈寫作業。老師幾乎天天晚上家訪。學費差不多都免費一半。我小學期間一共交學費十來元。那時父母親是幾輩子沒文化，經常教育我們要珍惜，我們也是努力學習，生怕留級。冬天衣服很單薄，學校到處漏風，但誰也沒叫過苦，因為在家里也是這樣的。學校的活動比現在是豐富多彩，歌詠、普通話比賽，部隊校外輔導員組織活動，勞動、植樹，到農村抗旱、收割、撿麥穗。整天和大人一樣沒有閑空，最大的奢華就是看一場電影和“六一”節集會時一人發兩塊小糖。與現在的孩子沒法比，可就覺得無比幸福。我父母親經常提出，共產黨就是好，解放前的多少年整天跑反要飯，沒個家，解放后一次沒有！那時所有人生活的很充實，勁頭蹦蹦叫，有意義，無憂無慮很幸福！
困難期
三年自然災害時，我們這里連續三年發大水，大運河水暴滿。那時運河大堰比現在小得多，茫茫大水漫到18里遠南邊的巨山腳下，大木船在其間飄蕩，一個個的村子成了一個個的獨島。泥槳一樣的洪水流速特別快，暴雨連下8、9天，見不到太陽。一放學我們就關切地到大堰上看水勢，一些大堰的地段漫水，情況非常危急，保護縣城和運河以北是重中之重。那時黨員、干群白夜搶險，同心合力，我現在的水利局當年的老局長就是犧牲在搶險工地的。擱在現在不知能否那樣，情況同《焦裕祿》電影一樣。黨員、干部總是沖在最前面，群眾一個個不甘落后。其實不管縣委書記還是老百姓都是餓著肚子。因為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兒女和我是一個班級，他們也是好樣的，其中縣委書記的兒子很出色，德智體樣樣第一，還是我們班長呢。我那時是學習委員，我們的關系一直很好。那時都不顧一切地拼命搶險，也沒人號召督促，可誰也沒有什么加班費或獎金啊。
那時蘇聯變卦逼債，毛主席有骨氣堅決還，雖然都窮的沒飯吃，可也得照吹畝產萬斤，氣老修, 這叫志氣！老百姓也都明白, 就得這么說。我們農村話說, 無事膽小，有事膽大, 不象現在誰會吹誰當官, 沒這事, 說說而已。邳縣壁畫就是那個時候起來的，受到周總理的夸獎并給了“壁畫縣”的榮譽。那時到處墻上畫滿了大肥豬大玉米，城鄉全是一樣。這些年光說那時放衛星、浮夸風，可它的危害后果誰能找出具體事例嗎？可以說吆喝了20多年，一個事例、哪怕是假的，我也沒見到、聽到！
當然并不是說偌大中國沒人要飯、沒人餓死。憑現在要飯的還那么多，街頭巷尾不隨處可見？餓死的事也無須絕對。比如我家1989年住的宿舍樓，至今被要飯的偷走自行車達9輛；一幢樓各家門口的鞋子一清早幾十雙全部不見，比起當年挨餓要飯的聰明到了天上。就是再過50年，要飯的也不會沒有！部隊上有個特點，東西南北的人都有，我聽許多戰友說，當時四川、新疆……是大豐收，生活好著呢！可一些人老是把他地方的事說成全國都和他一樣。
尤其值得說明的是，再窮沒有造反或搶劫的社會治安混亂現像。社會很平靜，無須提心吊膽，外出無須鎖門。我入伍前由于都沒有電扇，夏天男女老少都是拉條席子在路邊或運河大堰上睡覺，誰家也沒鎖過門，誰家也沒被盜過！那時也沒有現在近2000部的法律和條例，可是呢？“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壞人壞事不敢抬頭。偶爾在街里的個別時候也有小偷叫被偷者當場抓住的現像，那這個小偷倒大霉了，立即上來許多人把他能打得遍體鱗傷。其實那時我們的派出所只有一個民警。那時不管誰欺負了你，或你的冤屈很大，根本不要花錢請律師、經法院，單位、生產隊、街道，最多派出所就給你完全解決了，哪的上訪啊？
中學期
王杰是在我們這兒犧牲的，1965年7月14日我在去學校的路上經過縣醫院的南門，見從運河大堰上下來不少人用板車、擔架送傷員。其中還有武裝部的，是我們班同學的父親，也受了傷。
暑假過后不長，我們就在學校報欄看到了《一心為革命——兩報一刊社論》及王杰事跡的長篇報道。那些天下課時圍在欄下看的同學很多。
當《王杰日記》正在印制時，出版社到我校照顧預購，1毛9一冊，當時全校師生一人一冊全部交錢。書到我們手中半月后新華書店才有賣。
很快我們學校全部參與宣傳，每天在街上都有2支宣傳隊演出，一個班一支，只有音樂老師的一個手風琴伴奏，再無其他。我記得表演唱“背起背包過山河，過呀過山河”，還有王杰教埋雷“前一锨后一锨，左一锨右一锨，中間土往外翻”的節目。
再后來焦裕祿的宣傳。我的口琴和笛子就是那時候學的。
在宣傳王杰的同時，王杰的戰友到我們學校作報告，在學校禮堂整整一上午，幾個小時沒休息。那時我對軍人的氣質感受深刻：王杰的戰友一直戴著帽子，軍容正規，坐姿端正，沒有念稿，一氣講了幾小時，大家非常安靜。
我們還全校沿大堰9里路步行去王杰墓，那時僅是土墳，無碑，撲地雷的炸坑用不到10塊磚圍著。當時由王杰民兵地雷班班長李彥青講解。該班后來譽滿全國，每年7月14日都有大規模的各種地雷實戰表演，多次去北京。1975年左右，李彥青一次為掩護別人被炸瞎雙眼，但同保爾一樣繼續奉獻，成為知名的農民作家。那次回校后的作文是《瞻仰王杰墓》，我的作文還被校廣播室采用。
還記得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出版，當時學習的氣氛也很濃厚。一位先看的教師在學習禮堂整整講了一上午。
我的學校，雖然是全縣的第一中學，當時百萬人口大縣的完中也不過3、2個，學校很是簡單。18個班，每個班一學期在學校磚廠勞動一周，磚廠田間直線5里路，磚全部是我們同學抱回學校的，院墻和下水道等建筑物除幾個技工跟著，全是我們自己干的。我在校2年，學校的大圍墻、地下道，新添的房子、綠化等等全是用我們的一雙手干起來的。
那時我每月助學金2.5元，還有補助細糧14斤，學費用不了，不僅滿足了每學期8－10元學費[主要是書本費，學雜費極少] ，還有節余買白饃饃和白菜頓肉給家里改善伙食。因為農村只有粗糧。記得一角八買三個很大的白饃饃，菜特別便宜。因為是成本價，學校一點利潤沒有，還得另外給員工發工資。住校5角錢一學期，開水不計，從家里帶去米或紅薯在食堂大籠里蒸，一分錢一次。我鄰居的干姐姐后來考上大學在南京，家里是一分錢沒供過，甚至衣服也沒管過，整個被國家包了。要不“春苗”電影說那時大學生是國家用金子培起來的么？我非常懷念中學生活。
至文革大串聯開始，由于是農村，為減輕家庭負擔我就下田勞動了。冬天大修水利，我均參加了，光腳在冰碴里撈大泥，身體剛算長成就在港口當了搬運工。扛200斤大包爬大堰裝列車、用大鍬把小木船的煤炭向高高的大鐵駁上扔、板車拉煤炭、轉木材，一天到晚像黑人一樣。回家飯沒做好，累的躺在床上就睡著了，但不管怎么累，早上一起來事事沒有。不像現在，累厲害了，兩天歇不過來。那時我的同學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孩子也一樣。沒學上，年齡尚小，我們可以種地，他[她]們主要是在建筑工地干小工。再小的就是賣冰糕，縣長女兒就是。至1968－1969年革委會后成立，城市戶口的同學全部下了鄉，我記得是楊樹大開花的時候，我在車站送的他們。到年底，我就參軍到新疆了。
★ 1976年——同偉人的情結
一
1976年元旦的早7時，烏魯木齊只是5時，天尚黑，又是個部隊節假的一天，我正在睡覺，隊長“嘭嘭”地砸了我的門，說有重要的事。
起來后我忙到對門隊長的宿舍，隊長說他6時聽的廣播，毛主席新發表二首詞“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他用筆記錄下來的，要我立即用大版報書寫出去。
因為我本來就是個毛主席詩詞迷，他老人家的詩詞我基本都會背，一接觸記錄稿的喜悅自不用說，我立即行動。
其實頭一天繪有兩只大燈籠和小孩子點鞭炮的歡度元旦的喜慶版報才出過，我也不等它度不度元旦了，甚至用水洗去原來的粉筆跡，抹干后用各色廣告水全部用美術字、隸書、魏書的形式寫出。
8—9時以后，許多戰友起床，立即拿起各自的小本子蹲在下面跟著抄寫，同時還引來了其他隊的戰友。直到12時我才全部結束。報紙是第二天見到的，在看到報紙刊載的詩詞時，可以說我們有許多人已經會背了。
１、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２、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年秋]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二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們正在訓練，冒不丁地部隊的大喇叭進行了廣播，一聽全都傻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去世了。悲哀流露在每個人的臉上，訓練立即停止，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間。
訃告和哀樂是輪換著一遍又一遍。想起林彪垮臺后的1972年，記錄片里周總理陪同西哈奴克和賓努親王的到地訪問的情景，總理穿著半截袖非常活躍，胳膊和身體都很粗壯，僅3年時間怎么說沒有就沒有了呢？不少人都流了淚。
很快部隊通知，做花圈、帶黑紗和胸佩白花。而在這以前我們都不會，好在能人也不少。部隊里測旗用的竹竿多的是，皺紋紙、彩光紙等我們軍人商店都有。那是沒有一個閑著的，各班、中隊、隊，各扎各的，一個比一個大、復雜；個人的胸前白花自然不在話下。
下午，部隊靈堂布置好，我們抬著花圈進入部隊禮堂。花圈真多，把臺上臺下堆的滿滿的。內業隊趕印的2米高的總理遺像相紙還沒完全干，放在舞臺中間。會場肅穆隆重。
經過部隊首長的簡短講話后，我們按順序排著單人隊緩緩走上舞臺，大家眼睛和臉色紅紅的，流著淚，向總理一個一個的鞠三個躬。我們部隊女軍人比較多，內業隊的，那兩個隊是哭的特別厲害，不少是相互依靠著哭。其中我隊的上面帖的“昆侖之鷹”，身高1.85米，很魁梧個兒最高，他是紅軍后代，哭的嗚嗚的，鼻涕眼淚一把一把的，到總理遺像前跪在地上規規矩矩地給總理磕了三個響頭，然后就趴在了地上，是后面戰友把他拉起來的。可以說哭聲不次哀樂聲。
整整一個星期，一天到晚是哀樂聲繞在耳邊，直到15日D**致悼詞的第二天才恢復正常。
作為上層，我印象很深的是兩件事：
一、在電視上收看北京追悼會時，國家領導人一個個和鄧穎超握手，獨一個張春橋是和鄧穎超擁抱，后來才知道，是他和鄧穎超握手，鄧穎超不理他，他狡滑地用擁抱來作了掩蓋。
二、參考消息刊登：周恩來逝世的當天，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
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么要為他下半旗呢？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臺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周總理沒有一個自己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
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后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瓦爾德海姆機敏而鋒利的談吐，不僅表現了他機智無比的外交才能，同時也反映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高尚品格是舉世無雙！[未完后補]
★ 1976年——同偉人的情結
三
1月11日，周總理的遺體火化時，記錄片“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感人情景永遠難忘！
1976這一年，老百姓說：“天塌地崩，走了三位偉人，抓住四條害人蟲。”意思是說，吉林隕石雨，唐山大地震，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理逝世，最后勝利粉碎了王張江姚“四人幫”。
“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前，上敘要我寫“詞二首”的隊長探家返回來就說，經過北京轉車時看天安門廣場上，群眾懷念周總理，到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前進行獻花圈、張貼詩歌等活動，人山人海，估計要出事，沒敢停留立即回烏。果然如此，載入史冊的天安門事件終于爆發。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總逝世。在這個7月里，又發生了傷亡數十萬人的唐山大地震。沒多久，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長逝。神州大地承受著空前的震動。
9月9日下午4點多，是萬分悲痛的時刻。同周總理逝世一樣，當從大喇叭里聽到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時，大家心里難過得像刀割一樣，許多人痛哭起來，淚水止不往地流出。我的心是沉甸甸的，同樣當之無愧的周總理，生前把“偉大”兩個字都是用給毛主席的，如今毛主席和他的親密的左膀右臂都不在了，中國將向何處去？每個人的心里含著最大的憂慮。
這一天的天氣是陰沉的，周圍被濃霧籠罩著，哀樂和訃告又同周總理逝世時一樣更加輪番交替地廣播著；這一天，悲傷在中國大地上空回旋，一向歡樂的人們再也不說笑了。人們知道，最疼他們的人去了，最無私無畏的英雄去了，最被世人愛戴和推崇的人永遠地離開了他為之奮斗了一生的事業。但他的英名會永垂青史！
然后，我們部隊和元月份一樣，人們的胸口都戴著白花、臂帶黑紗，扎花圈、赴靈堂。大家神情肅穆哀傷，沉入在前所未有的低沉之中。
開追悼會那天，我們駐烏魯木齊的部隊全部集中到軍區大院的北門廣場，先是全國統一時間的車輛拉笛達3—5分鐘，接著是聽北京追悼會的現場實況廣播。
王洪文“向毛主席三鞠躬”后拖的時間太長，結果我們鞠躬二次后他“一鞠躬”才開始。我們算是鞠躬5次。完后是華國鋒致悼詞，結束后是軍區司令員楊勇致的悼詞，楊勇當時可能很激動，長長的悼詞有幾處念的嗑嗑巴巴，當時我還感覺到底是中央的華國鋒有水平，念的過程沒有一處卡殼，而楊勇就有距離了。
我當時是站在第一排，從一進入會場就立正、頭低著，大家非常規矩。當時在臺上主席大幅遺像的兩側是各4名全副武裝的軍區儀仗隊持槍站立，紋絲不動，半小時一換。我們，尤其是站在前面的站了幾個小時，大家的手全部空成紫色、發腫。等到結束朝后面一看，后面有許多是坐在地上或躺在地上，其中還有救護車正在裝人。一種是時間太長身體受不了的，一種是悲痛欲絕的，多數是女軍人。
主席逝世后社會還是安靜的，只是上層處于極激烈狀態，至10月6日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群眾慶祝集會，華國鋒宣布了“四人幫”垮臺。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從此結束。
是毛主席讓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
好幾年前在一次偶然的聚會上我認識了一對美國老夫妻，老頭兒30年代曾在中國住過很長時間，后來到了80年代中期才重訪中國。問他有什么印象，他說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人站起來了”(the Chinese stand straight up)。開始以為他用的是一種比喻，但他解釋說中國人確確實實是站起來了。他說30年代在中國時，印象中所有的中國人都彎著腰：拉車的彎著腰，要飯的彎著腰，飯館里的招待彎著腰，當官的(對洋人說話)彎著腰。重訪中國時，發現人人都站得很直，說話辦事從來沒見彎著腰的。他說這一點給他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讓中國人真正像人一樣的活著。
周恩來鄧穎超的收支
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們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余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兩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占兩人總收入的1／4。
這說明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同志都給予補助，他們把同志們的困難看成自己的困難，對親屬、對同志體現了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鐘步云，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總理、鄧大姐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大姐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鄧大姐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404.80元和鄧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來是747.50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總理和大姐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余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余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在我到西花廳工作的期間，他倆曾三次交黨費共計14000元。總理去世后，兩人合計積蓄5709.80元。這以后，鄧大姐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706.50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大姐去世后，我們遵照她的囑托，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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